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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男足输完日本输越南，中国女足赢完越南赢日本，最终，春节长假最后一天，女足让全国球迷和全国人民的精神抖擞达到了高点：当晚9点，在2022女足亚洲杯决赛中上演大逆转，3比2击败韩国女足勇夺冠军。在CCTV5的直播中，肖裕仪攻入绝杀进球的一瞬，收视率高达2.2%，为全国最高。
短短几个月，女足经历了贾秀全领导下在东京奥运会的惨败，也经历了在水庆霞带领下，组建新队伍，摒弃省际、派系关系的束缚，征召真正有实力的球员为国出征，重回亚洲之巅。水庆霞了解队员，在核心球员因伤受困时，及时换人，神奇奏效。在她的激励下，全队上下奋勇拼搏，给观众留下了全然不同于男足的深刻印象。
女足夺冠后，赞助商蒙牛率先表示给女足1000万元奖金，随后，在2019年即宣布“10年10亿”公益支持女足发展的支付宝也表示，将提供1000万元奖励球员，300万奖励教练团队。
女足队员的收入远远低于男足，而成绩远远好于男足。所以很多评论都为女足打抱不平，认为要多多奖励。但客观来说，根据国际足联2020年发布的数据显示，中国与英格兰的女足俱乐部的运营支出居全球领先地位，均为200万美元左右，韩国、日本和德国的俱乐部在150万美元左右。《足球报》记者贾岩峰说，“2018年以后，中国女足的收入水平就是世界上最高的了。女足姑娘们在国家队训练、比赛，既是收入巅峰，又是名誉巅峰。”
虽然和男足收入还不能比，但在多元化资金的支持下，女足国家队人均训练费比2018年增长了四五倍；女足青训球员增加到近3000人，比2018年翻了一番；中国目前已有14所女足青训中心，均与各地有女足传统的中小学、梯队系统建立了人才输送联系；国内知名男足俱乐部创办的足校、梯队也开始为女足输送人才，如张琳艳就出自恒大足校；包括王霜、吴海燕、赵丽娜、王珊珊等在内的女足主力球员，已多次受到时尚、运动产品等广告代言的青睐。
所以，中国女足的成功，和这些年“基础建设”的改善是分不开的，打好基础、让更多孩子走上球场，至关重要。核心球员王霜曾在微博上写道：“什么时候你们支持女足的角度，不再是为了讽刺男足，什么时候你们的支持是能看到不仅在国家队中的我们，还有俱乐部其他踢球的女足球员们，给她们带来踢下去的意义。那么我们中国女足在未来才会真正强大。”
女足绽放，也不能以这一次胜利论英雄，未来还有很长路要走，但是，女足在此次亚洲杯打出的精气神值得大力弘扬。精神的力量永远不可或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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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以来都有一种说法，中国是足球的故乡，足球最早起源于中国古代的球类游戏“蹴鞠”，后经阿拉伯人传到欧洲，发展成现代足球。曾任国际足联主席的阿维兰热和布拉特也都说过“足球发源于中国”。
但对于中国女性来说，还有一种充满束缚的传统，就是缠足。
著名历史学家费正清（1994）曾说：“中国人普遍都避开缠足的话题，以致相关的现代著述极少。”一部女性缠足史，也是一部在封建专制社会，女性极端性别不平等与男性极致性变态的历史，长达上千年之久。到宋代，把缠足确立为妇女生活的基本规范，明清时期缠足进入鼎盛期。
20世纪初，大坂、圣路易博览会将妇女缠足列为野蛮之俗，反缠足运动缓缓拉开序幕，三寸金莲逐渐成为野蛮、落后、国耻的体现（杨兴梅，2012）。
1912年，孙中山先生正式提出禁止缠足。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最后一家莲花鞋厂关闭，中国的缠足史至此彻底划上句点。
在这1000多年里，上起皇亲国戚，下至贩夫走卒，围绕着女人的“三寸金莲”，意乱心迷，丑态百出。
通常四五岁的女童就开始缠足了，这是一个慢长的人工致残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除大趾以外的脚趾全部跪折，让脚趾失去功能，使裹脚者断骨折筋，终身致残。
通过缠足刻意强化性别差异，对女性生理和心理都造成了巨大伤害。通过裹足，让女性成为父权秩序和其他家庭压迫形式的奴隶，是奴化女性的酷刑。
缠足是中国古代男性固化男尊女卑社会结构的“最伟大发明”，其实际效果远远超过了汗牛充栋的女诫论著（梁宁森，2004）。
缠足女性家庭地位低下
缠足后，女性无法出外劳作，只能做闺阁中人，被牢牢地限制在狭窄的空间内，被迫降低至男性的附属品，须依靠男性生存。
女性靠给男性提供生育价值和性娱乐价值为自己的存世价值。缠足成为女子贤良淑德的重要标准之一，在家庭中须仰仗丈夫生存，除了放弃自我意识，无条件服务男性外，别无选择。
班昭的《女诫》中把“卑弱”列为女性的第一要素。第三章“敬慎”中提出“男以强为贵，女以弱为美。”事实上，女性不是柔弱，而是卑弱。
缠足女性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低下
缠足女性无法通过劳作获得收入，在社会中很难独立生存，女性角色单一而灰暗。由于行走困难，对女性的心理封闭保守性的塑造起到重要作用。
女性严重依附于家中男人，甚至始终不曾拥有社会角色。在绝对的等级社会里，以男性为主导，男性是权力核心。
梁启超先生在《戒缠足会叙》中就有这样的论述，“尽普天下之女子而不以同类相待，一曰充服役，二曰供玩好，由前之说，则豢之若犬马，由后之说，贝饰之若花鸟”。缠足女性沦为男性的私有物和玩物。
更重要的是在封建专制社会，男性垄断了受教育权和话语权，在长达上千年的时间里，女性没有抗争的能力和机会。
缠足女性无做人的基本尊严
缠足不仅从表面上损害了女性的双足，也毁掉了女子做人的尊严。缠足女性纤细、柔弱、卑贱、顺从甚至是奴性，她们是封闭性、保守性、落后性、依附性、从属性的集体代名词。
缠足女性在生活中没有主体性和能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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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传千年的缠足，从变态心理学的视角看，是极致的性变态。
胡也频在《小县城的两个妇人》里有女子说：“男子喜欢小脚，我们就把脚缠得又窄又小，窄小得可怜，至于不能走路。”清代，男人择偶的标准已经逐渐演变成对女子小脚的追求，瘦小、尖弯、香软成为了理想中妻子小脚的重要标准。成语“品头论足”本意就是指男性在谈论女性时，以脚为美。
可见，女性的小脚在择偶市场上具有竞争力，这一畸形的审美观曾长期占据男性的头脑。
缠足就是人为地在女性身上再造“孔穴”，是用女性的血泪铸就的淫具。女足是重要的性器官，与女阴、乳房并列。女鞋则成为与现代内裤、乳罩一样的私密物品。缠足女性深居闺阁，不得见外人，脚不得露外。
女子引诱男子，卖弄莲（小足的隐喻）钩三寸。女人小脚被男人摸了，几乎等于被奸（李建德等，2012）。更夸张的是小说《飞燕外传》的描写：汉成帝因晨猎感风寒而阳痿，居然手握赵飞燕的妹妹合德的小脚便可勃起。
明代唐寅在其作品《排歌》中写到：“新荷脱瓣月生芽，尖痩帮柔满面花。从别后不见她，双凫何日再交加？腰边搂，肩上架，背儿擎住手儿拿。”男性在性交中把小脚视为玩物，“金莲”充满情欲色彩，使男人意乱心迷，玩莲成为重要的“前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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缠脚是男性对女性人权的严重侵犯，也是男性变态的极致体现。随着新中国成立，即便是最落后地区的妇女也不再缠足，由缠足带来的性变态问题随之也不复存在。
“小脚”文化浸透着中国女性上千年的血泪，今日对此“传统”仍缺乏深刻的反思。
在这个寒冬，中国女足这朵铿锵玫瑰用不屈的斗志、良好的技术给国人带来了振奋和温暖，在某种意义上也说明，中国女性有力量，无论是思想的解放，身体的解放，知识的解放，中国女性的解放能够创造出惊人的能量。
但在我们身边，也还有女性被摧残、被禁足而失去自由的个案。
最近，关于江苏徐州丰县欢口镇一位八个孩子的母亲被其“老公”用铁链拴脖子的新闻，激起了社会的极大关注。涉事村民董某的行为是否涉及强迫结婚，限制他人自由，强奸、虐待等罪行，是否涉及收买妇女的罪行？
按照《刑法》第241条规定，收买妇女、儿童罪的最高刑只有三年的有期徒刑。我国帮穷山村老光棍购买女性解决婚配问题历史悠久，是对性别偏见和性别不平待陋俗的袒护，是迁就陈腐陋习、漠视妇女儿童的基本权利的体现，是男权社会践踏女性权利的佐证。在这个问题上，《刑法》显然需要修订。
这次曝光出来的事件位于徐州丰县，这位被铁链锁住的女性是否被拐卖至此，有待警方认真负责并尽快给出侦破结论。
丰县在苏北地区，是历年来打拐的重点区域，拐卖人口的现象非常突出。1989年出版的《古老的罪恶——全国妇女大拐卖纪实》一书中指出，从1986年到1989年，人贩子从全国各地拐卖到徐州市所属6个县的妇女共48100名。她们大多来自湖南、云南、贵州、四川、山西等省。
买卖妇女是封建陋习，由来已久。拐卖妇女是人贩子采取欺骗、利诱、胁迫等手段，千方百计强迫妇女就范的犯罪行为。
今时今日，对女性有形的缠脚陋习确实没有了，但思想上的裹脚布并未消失，裹脚思想的代际传承，如“男尊女卑”“重男轻女”“男强女弱”等思想糟粕依然存在。它们仍如魔鬼般隐蔽在社会的角角落落，对女性有意无意地进行PUA。
缠足的时代早已结束，但赋予女性真正的平等、自由，社会还需要不断反思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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