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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人苟且偷生的姿势

时间:2022-05-25 14:12:02  来源: 艺术与思想  作者: Hei zi  浏览: 分享:

 文人苟且偷生的姿势

《魔暴美学》第一卷《艺术之批判》

连载 11

第二章 

中国艺术之批判

 

佛道碰撞与文人苟且偷生的姿势

 

春秋战国时期,战争频繁,礼乐崩坏,却激发并产生了许多思想家,他们的思想如漫漫长夜里的烛光,而今,依然是华夏民族的希望之光。此时的绘画主要表现在文字的完善和图案设计的丰富精微上,绘画作为一种独立的艺术形态和技术开始萌生。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其政权虽只仅仅维持了十五年就土崩瓦解,是个短命王朝,但文字的统一和大一统观严重地抑制了思想和文化艺术多样性的发展。从此,华夏大地再没出现过推动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思想和大思想家,文化艺术也形成了线性发展的现象。

 

汉代继承了秦制,与秦不同之处在于外儒内法的上层建筑,但仙道思想却一直在民间流行。汉代社会虽有相当一段和平繁荣的时期,由于董仲舒的独尊儒术,文化的多样性和创造性依然被压抑。尽管有贾谊的《过秦论》等反思文学,但空泛的诗、赋是主流。绘画上没有大的发展,主要成就表现在图案式样(如画像石等)的深化上。了

 

佛教的传入,经过缓慢的发展,才给华夏文化注入了新的血液。东汉末年,在佛教的刺激和启发之下,道教、玄学开始流行。

 

 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历史上的一段长达三百六十多年的纷乱时期,教科书大讲只存在了十五年的秦朝,回避这段漫长的历史。这个时期不断的朝代更迭,社会动荡,杀戮与自残是常态,有约三百年的时段史称“五胡乱华”,汉人从大约一千五百万人口降为四百万左右,几尽灭绝。此文也不讲这些,今天要讲的是这一时期的文化艺术。

 

 魏晋南北朝是中华文化艺术之精神、形态的塑形期。书法、诗词歌赋、绘画和文人的风貌,其后只是在此时成型的架构内刑天舞干戚,舞姿曼妙,喊声震天,却没有实质性的大成就。

 

 就文化而言,这段时间是继春秋战国之后的又一个里程碑阶段。

 

由于周边国家和少数民族对中原侵犯时,同时也带来了他们的文化艺术,佛教在这一时期也得以快速发展。佛学与老庄思想在对人生与生命的认知方面某种程度上有着同构性。但对先秦诸子尤其是儒家的核心观念是解构性的。

 

 魏晋南北朝是儒、释、道不断冲突互动融合的过程,加之其它异国异族文化和血液的攻略,此后的“中国人”和“中华文化”在精神上已经逐渐脱离了先秦轨迹。

 

 儒家倡导的“齐家、治国、平天下”变成了天下兴亡,管我屁事。人人互不信任以及底层的互害现象成为普遍存在。

 

 秦帝国在公元前221年征服六国,其极权制度改变了西周以来的封建制度;儒、法的演化,改变了华夏民族的价值观;佛教进入中国,改变了中国人的人生观;诡道与道学改变了中国人的文化取向和文化性格。

 

 魏晋南北朝,诡道的尔虞我诈,道家的无为无不为思想,儒家的出世出仕态度,秦之暴政和佛教的慈悲在这一时期相伴而行,中华政治与社会结构框架以及文化和文人精神世界,即:德性,从此得以完善、定格。

 

 终南山里的隐士,除装逼假隐者外,大部分是穷途末路又自我感觉良好的书生。无论竹林七贤伺机而动、各怀鬼胎的隐逸,还是陶渊明官场失意后的农耕,或者柳宗元的孤舟垂钓,都是主动选择而非被迫逃逸。但客观上就是一种逃避,与现实社会决绝以实现自我存在。这是犬儒主义的行为体现。

 

 佛、道抛弃一切物质享受和感官快乐,追求清心寡欲自我修养的共识,使得二者在自觉与自绝,他觉与他绝上互通有无,相互交融,无论祭拜形式还是成佛成仙的修行终极,都在这一时期形成了一套完整的体系。玉皇大帝等各路神仙的形象逐渐清晰,炼丹术也日渐成熟,寺庙的雕塑和壁画中众佛众菩萨像以及法事活动日趋中国化。从而,佛、道思想相互交融,深刻地影响了知识分子,也广受普罗大众的欢迎。

 

 商周战国、秦汉时期的三观在这一时期被颠覆,“达则兼济天下”的士人理想遭受到挑战,“穷则独善其身”成了穷途末路的文人士大夫的理想追求。

 

 曹植、嵇康、陶渊明是这一时期文人士大夫的代表人物,顾恺之、陆探和张僧繇是画家的代表。顾恺之的《洛神赋图》是曹植《洛神赋》的插图,《女史箴图》是西晋张华《女史箴》一文的插图。从作品看,其艺术精神来源于神话传说与道家思想,艺术形式上吸收了很多印度佛画的表现手法。就《洛神赋图》而言,深受印度绘画影响,汉及之前,中国绘画不设背景,且连环画这种形式是佛画典型的特征,中国的长卷和山水画由此演变而来。内容上,这时期画家的绘画除了众佛就是众仙,不怎么表现现实的真实生活。

 

 画家谢赫提出绘画的“六法”虽至今仍影响着传统中国画画家,标志着中国绘画技法已趋于成熟,但其理论仍很稚嫩。“气韵生动,骨法用笔,传移模写”等等,含糊而概括。而“气韵生动”所传递的美学概念,却成为了后来文人画的审美标准。

 

 梁武帝萧衍下令禁止僧人吃肉喝酒、行周公之礼,对中国佛教进行了大动作改革;六祖慧能大师借道教思路对禅宗的改革,深刻地影响了中国文化发展取向。

 

 自禅宗第二十八代传人达摩经广东一路北上,在嵩山西麓五乳峰面壁九年之后,坐禅、冥想又成了闲云野鹤、焦虑官僚、失意文人的心理安慰,追求觉悟的一种解脱方式。中国禅宗六祖慧能的崛起,不必念经,不必打坐,动善念,行善为的理念,其行为方式上融合了道家与玄学的概念,又接纳了不少儒家的世俗思想,形成了彻底中国化的人间佛教。

 

 宋、明儒家的“理学”“心学”,便是穿着儒家外套的道学、禅学。尤其是王守仁阳明先生“知行合一”的学说,其实就是地地道道的佛学禅语,故,后人可随意解读。唐宋之后,尤其是明、清的文人绘画,写意画就是禅画。文人画外在形式上虽独成一体,极富诗性;内在精神上却是禅语;画家绘画的过程与动机往往是道家的逍遥,传播与解读则多是忽悠。

 

 中国的工笔绘画中的线条运用继承了汉字和图腾图案的书写方式,色彩则借鉴并发展于印度佛教绘画的平涂填色。这种绘画形式,在魏晋南北朝佛寺壁画和道观壁画上得以充分发挥。此时文人画虽尚未出现,但其艺术形式和思想基础是这一时期奠定的。

 

 “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经过先秦诸子、竹林七贤及各朝代隐士们的实践,证明是不切实际的扯蛋,只有“立言”虽华而不实却具有一定的可操作性。纵观历史,苟且偷生、独善其身、时有不平却只能把酒对月。无能为力的叹息与空谷中幽兰的低吟,是佛、道思想冲击下中国文人、士大夫失意时的永叹调。

 

 孔子说“天下无道久矣”,并歌曰:“太山坏乎!梁柱摧乎!哲人萎乎!”。两千多年来,每天,有良知有仁爱之心的知识分子都在重复孔子这样的叹息和高歌。竹林七贤的文化心理,陶渊明“归去来兮,田园将芜胡不归”的“桃花源”般的生活方式,以及柳宗元“钓雪”的人生态度,成为了失势官僚和落魄文人士大夫的理想归宿。

 

 中国知识分子的病态美学和病梅瘦竹、穷山恶水的审美情趣在此时开始萌芽,完全展现那是宋代的事儿了。

———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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