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映崇祯十五年瘟疫的历史灾难题材电影《大明劫》剧照 （图源网络）
明朝疫灾救助怎样弊端丛生
——古代防疫抗疫（明朝篇）
明朝瘟疫的发生次数，在中国历史上是空前的，人口死亡数量也达到十分惊人的地步。如永乐六年（1408）正月，“江西建昌、抚州，福建建宁、邵武自去年至是月，疫死者七万八千四百余人”。永乐十七年（1419）五月，“建宁、邵武、延平三府自永乐五年以来屡大疫，民死亡十七万四千六百余口”。此外，还有很多瘟疫并未明确记载具体死亡人数，但仍可以史料中看出当时疫情的惨烈。如嘉靖十三年（1534）春，“痘毒流行，死者十有八九”。泰昌元年（1620）十月，“南京淮安疫，十人九病”。
人口的大量死亡，造成的后果是十分严重的。中国古代社会经济以农业为主，人口作为劳动力在农业中的作用是无法替代的，人口大量死亡必然会造成大量土地的荒芜和闲置。如永乐九年（1411）六月，河南磁州、武安等县“民疫死者三千五十余户，荒芜田土千三十八顷有奇”。疫灾造成的对社会经济的严重破坏，必然会阻碍当时的社会进步和发展。然而，明朝在疫灾救助过程中弊端丛生，严重制约了疫灾救助的实效。
一、地方在救灾中没有一点行政自主权
中国古代的封建主义中央集权制，至明代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在封建主义中央集权制下，一切权利都被收归中央，各地方在行政上没有一点自主权。这种体制在疫灾救助中体现的尤为明显。明朝救灾程序复杂、繁琐。明朝报灾与勘灾的程序有严格的制度，但过于繁杂的手续却大大降低了救灾的效率。报灾是先由地方官上报中央户部。勘灾分两级，疫灾发生时，当地地方官员先行勘灾，将灾情上报户部，然后再由户部派遣官员前往疫灾发生地进行核实。
据史书记载，洪武二十六年（1393），皇帝诏定，凡发生灾情：“所在官司踏勘明白，具实奏闻。仍申合干上司，转达户部立案，具奏。差官前往灾所覆勘是实，将被灾人户姓名、田地顷亩、该征税粮，数目造册缴报本部立案，开写凡发生灾情，灾伤缘由具奏”。这一过程往往需要耽误很多时间，但是疫灾好似洪水猛兽，来势汹汹，“而彼文书往复，动经数月半年，岂其所堪哉？”
报灾与勘灾如此繁琐，往往会错过救助疫灾的最佳时机。如果遇到皇帝懈怠，那么问题更为严重。万历二十八年（1600），山东发生“风雹瘟疫之灾”，到处都是“饥馑流离之状”。工科左给事中张问达为此奏疏，请求蠲免矿税以恤民生，但是却被明神宗“留中”不视。这种由最高统治者的荒怠行为，必然影响疫情的及时救治。
二、救灾官员的懈怠和腐败
疫灾救助是一项涉及面广、卷入人员多、持续时间长的系统工作，不仅需要有足够的物资作为保障，更为重要的是需要各级官吏的尽心竭力。有责任心的官员对救灾自然是竭尽全力，公正廉明，但是也不乏消极懈怠、贪污腐败之徒，这就给救灾工作设置了极大的障碍。在勘灾的过程中，一些不负责任的官员往往消极怠慢、拖延时日。一些官员在疫情发生时，经常是救治不及时或坐视不治。地方上猝遇灾情，应该立即赈济。但是某些官员们在办赈过程中却多有玩忽职守，不悉心办事，坐视迁延，从而贻误赈灾时机。
明代救灾的各种规章颇为详尽，按规定，勘灾官员既要对整个受灾情况和收成情况作详细了解和预测，还要将受灾人户姓名、受灾顷亩及该征税粮造表入册，在明后期的勘灾报告中甚至细致到几分几厘。然而，这些规章是要依靠各级官员落实的，如果所有工作按照规定来办，必定是既耗时又耗力，所以一些官员希望将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拖过一天是一天。自洪武、永乐朝之后，吏治日渐败坏，详尽的制度反而成为官员推卸责任的借口。各级官吏，“惟以簿书为急，不以生灵为念”，遇有疫情，“非甚不得已不肯申达”。上报又是“县上之郡，郡上之藩府，动经旬月，始达朝廷”。
崇祯十四年（1641），山东东明县苦于战争之乱，军饷苛繁，加之瘟疫大作，“有一家而死数口者，有一家而全殁者，白骨山积，遗骸遍野，蝻崇复作，二麦俱尽，居民死亡参半，四境荒凉，蓬蒿满目”。面对此情此景，时任地方官不仅不能积极赈灾，反而草菅百姓，造成百姓积怨。另外，蠲免和缓征钱粮本来是政府减轻灾民负担的一项利民措施，但一些地方官员因担心蠲免或缓征钱粮导致地方财政拖欠，不利于自己升迁，经常是一面行蠲缓之政，一面催征如故，“利民”之策往往化为“害民”之政。地方官员的不作为严重影响了抗疫救灾大计，使得百姓受到巨大的伤害。
明代乡村和军队遭遇瘟疫灾害的图画和剧照
更有甚者，在救助疫灾过程中，无论是防疫措施，还是具体的报灾、勘灾、救灾过程中都暴露出许多腐败问题。
首先，在报灾过程中，一些地方官员匿灾不报、坐视民患的事件屡屡发生。这种行为带来的结果必定是延误放赈时间，加重灾情的危害。地方官员虚报疫情有两种情况，第一，大灾报小，以轻就重，讳饰灾情。第二，无灾报有灾、小灾报大灾，希图蠲免。有些地方官员在境内没有灾伤时，却趁着各地奏报灾伤也“附下罔上，诬稔为荒以图苟免”。一些贪官污吏打着让百姓免交或少交赋税的幌子，在国家减免赋税之后，他们却仍然催征如故，把应上缴国库的赋税窃为己有。
再次，在救灾过程中往往要接触到钱粮和其他物资，因此这一环节更容易滋生一些官员的贪污腐败问题。一些办赈官员经常利用职务之便侵吞赈灾钱粮。天顺三年（1459），巡按山东监察御史田景旸等上奏辽东仓储为官吏侵盗者“二万三千余石”。成化二十二年（1486），“陕西宁州知州臧世清侵盗赈济官粮三千余石，银三百余两，判官武钦斗库李宗等也乘机盗用”。
另外，各地仓储管理官员经常私行将储粮变卖，任意侵挪。宣德三年（1428），“有司官吏与守仓之民，或假为己有，或私借与人，俱不还官，仓廒颓废”。对此，大学士杨士奇痛心疾首指出：“洪武年间所置预备仓粮，多由州县不得其人，视为泛常，全不留意，以致土豪奸民盗用谷粟，捏作死绝逃亡人户，借用虚写簿籍为照。是以仓无颗粒之储，甚至拆毁仓屋，间遇饥荒，民无所赖；间遇饥荒，民无所赖，深负祖宗仁民之心”。
由此可见，明朝在救助疫灾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是相当之多的。这些问题在明初还表露的不太明显，到了明朝中后期，各项制度不断废弛、吏治也不断腐败，救助疫灾中的这些问题也越来越严重，最终成为导致明朝灭亡的重要因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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