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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政才到文才——魏晋南北朝“才子”义涵的确立

时间:2022-07-04 18:25:16  来源:光明网-《光明日报》  作者:徐俪成  浏览: 分享:

  

  作者:徐俪成(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讲师) 

在传统语境中,“才子”一般用于称赞富有文学才华之人,又为文学批评家所常用,已经成为中国文学批评的一个重要范畴。在多数情况下,“才子”之“才”均作“文才”理解,鲁迅将明代人情小说分出“才子佳人”一类,并指出其中“所谓才者,惟在能诗”(《中国小说史略》),就是典型的例子。

 

但是“才子”一词最早出现时,“才”却并非专指“文才”。《左传·文公十八年》载高阳氏和高辛氏各有“才子八人”,合称“八元八恺”,是传世文献中“才子”概念的最早用例。《左传》中“八元八恺”的“才”并非在文学方面,而是表现为“齐圣广渊,明允笃诚”“忠肃共懿,宣慈惠和”的德行与政才。此外,按照杜预注,这里的“子”也不是男子的通称,而是“苗裔”之意。结合上下文,《左传》中“才子”之义可以理解为“某家族中具有政治德行之才的苗裔”,与后世“才子”的义涵有较大差别。

 

在汉代,人物品鉴中多见“才子”的称呼,其含义基本与《左传》相同,如《后汉书·荀淑传》载东汉末年苑康“以为昔高阳氏有才子八人,今荀氏亦有八子,故改其里曰高阳里”,其中“才子”即语出《左传》,指荀氏家族中有突出品德与政才的子弟。

 

那么,从何时开始,“才子”与《左传》中的原义脱离了关系呢?这最早可追溯到西晋潘岳的《西征赋》。潘岳作《西征赋》述行怀古,历数西汉名臣,其中特别举出“终童山东之英妙,贾生洛阳之才子。”贾谊出身甚微,家世无闻,不符合“世家子弟”的条件,此处将贾谊称为“才子”,显然与《左传》中的意思有所区别。那么潘岳称贾谊为“才子”究竟何意?《西征赋》原文将贾谊与“终童山东之英妙”并称,“终童”出自《汉书·终军传》“(终)军死时年二十余,故世谓之‘终童’”,是针对终军之年少而言,正与《史记·屈原贾生列传》所载贾谊为博士时“年二十余,最为少”形成呼应。东汉文章常将终军、贾谊并称,喻指少年英才,如曹植《求自试表》中“昔贾谊弱冠求试属国……终军以妙年使越”,即将终、贾并举,强调年轻有为。《晋书·潘岳传》载:“岳少以才颖见称,乡邑号为奇童,谓终、贾之俦也。”可见潘岳自己也曾因年少有才被比作终、贾,他对终、贾并称背后的文化意义自然再熟悉不过。因此,《西征赋》中的“才子”之“子”不再是《左传》中的“苗裔”之义,而是与“英妙”相对,取“妙”与“子”共同含有的“幼小”义,重点在强调两人年少成名。

 

《西征赋》是潘岳的代表作,在梁代被收入《文选》,对六朝文坛影响不小。如《梁书·傅昭传》中虞通之写诗称赞傅昭年轻有为,有“英妙擅山东,才子倾洛阳”之句,就用了《西征赋》中的语典。不过,《西征赋》中“才子”的用法并未完全脱离政才的范畴,更非偏指文才,真正使“才子”义涵转向“文才”的关键,是《西征赋》将“才子”与“贾谊”绑定的做法。在汉代,贾谊的形象以“贤臣”为主,除了扬雄曾强调其辞赋成就之外,人们主要关注他的学问和政治能力,如刘向认为贾谊“通达国体,虽古之伊、管未能远过也”(《汉书·贾谊传赞》),曹丕也认为贾谊“持贤臣之器,管、晏之姿”(《三国志·魏书·文帝纪》裴松之注)。到了南朝以后,贾谊则越来越多地被当作知名文人来看待,他的“才”也越来越多地被指向文才。《文心雕龙·才略》说:“贾谊才颖,陵轶飞兔,议惬而赋清,岂虚至哉”,任昉《齐司空曲江公行状》夸赞萧遥欣“藻斫赡逸,蔚为词宗,延贾谊而升堂,携相如而入室”,提到贾谊时,均将他当作西汉辞赋之士的代表人物,强调其“文才”。

 

在这样的语境下,用以形容贾谊的“才子”之“才”,也开始指向“文才”。《梁书·刘孺传》载刘孺侍宴梁武帝,因酒醉赋诗未成,武帝赠诗曰:“张率东南美,刘孺洛阳才。揽笔便应就,何事久迟回?”梁武帝以“洛阳才”评价刘孺的诗才,显然是用了“贾生洛阳之才子”的典故。又如萧子显《自序》说自己在梁武帝重九宴会上赋诗,“诗既成,又降帝旨曰:‘可谓才子。’余退谓人曰:‘……遂方贾谊何如哉?未易当也。’”(《梁书·萧子显传》)梁武帝在阅读萧子显诗作后将之誉为“才子”,萧子显立刻理解到这是将自己比作擅长文学的贾谊,而非以道德政治见长的“八元八恺”,尤其显示出“才子”之“才”由政才向文才的转变,在梁朝已经深入人心。钟嵘《诗品序》称入选《诗品》者“便称才子”,亦将“才子”定位为诗才优秀者,这些均与晋朝之前文献中对“才子”的用法完全不同。

 

南朝以“才子”表示“文才之士”的例子中,最令人瞩目的是梁武帝对“才子”评语的频繁使用。除上述刘孺、萧子显的例子之外,可举出的还有三例:一是《梁书·张率传》载张率侍宴赋诗后,梁武帝“别赐率诗曰:‘东南有才子,故能服官政。余虽惭古昔,得人今为盛。’”二是《梁书·到洽传》载梁武帝命到洽等侍宴赋诗后,“以洽辞为工,……谓(任)昉曰:‘诸到可谓才子。’”三是《梁书·到溉传》载到荩随梁武帝在京口北固楼赋诗,受诏便就,“上览以示溉曰:‘荩定是才子。’”这几则史料中,梁武帝均是在大臣展现文才之后,将之评为“才子”,且均偏指文才而言。

 

梁武帝对“才子”评语的大量使用,并非心血来潮,而是与他的用人政策息息相关。南朝取士标准,无非才能、门第两项。齐梁以后,取士“多由文史”(《梁书·江淹任昉传论》),即使世族子弟,也必须“终朝点缀,分夜呻吟”(钟嵘《诗品序》),展现出众的文才,方能获得美职。在这种风气下,出身较低的士人想要得到拔擢,最好的办法就是在文学上取得佳名。周一良先生指出,梁武帝为打破高门士族对仕宦的垄断,曾大力改革选官政策,其主要宗旨是在不破坏原有选官标准的前提下,尽量提拔次门、寒门和吴地士人(《论梁武帝及其时代》)。上文中被梁武帝冠以“才子”头衔者,除萧子显出身南齐皇室外,到洽、到荩出身武人世家彭城到氏,张率出身吴人集团,都非高门,但均是武帝想要重用的对象。梁武帝利用自己在文学和政治方面的权威,为寒门子弟冠以“才子”称号,正是为紧随其后的拔擢做铺垫。比如梁武帝将张率评为“才子”之后,一年内便将他升为秘书丞,并特地提醒他“秘书丞天下清官,东南胄望未有为之者,今以相处,足为卿誉。”(《梁书·张率传》)可以看出,武帝有意利用“才子”名号提拔吴人张率,一个重要目的就是打破高门对“天下清官”的垄断。“才子”中的“才”既有《左传》中“政才”的传统义涵,又包括《西征赋》和南朝以来“年轻有为”和“文才”的新兴义涵,恰好符合梁武帝提拔年轻文才之士出任要职的目的。梁武帝赠张率诗中“东南有才子,故能服官政”的表述,暗示张率这样一位后进吴人,可以凭借文学才能在政治上发挥作用,正是对“才子”义涵丰富性的充分利用。

 

在“才子”偏指“文才之士”的用法流行之后,又出现了“辞人才子”的搭配。沈约《宋书·谢灵运传论》说“自汉至魏,四百余年,辞人才子,文体三变。”明确将“才子”与“辞人”并列,定位为诗赋创作者。后来的《文选序》《北齐书·文苑传序》等文献中,便均延用“辞人才子”或“词人才子”代指文才之士。唐代以后,“词人才子”或“才子辞人”的说法更是在各类史书、笔记、诗文中屡见不鲜,成为固定搭配,“才子”偏指文才的义涵由此进一步固定了下来。

 

综上所述,“才子”一词的义涵由《左传》中仅指“某家族中具有政治德行之才的后裔”转变为“富有文学才华之人”,其中经历了一个复杂的过程。《西征赋》中“贾生洛阳之才子”使“才子”产生新的意义方向,贾谊形象的变化带来了“才”向“文才”转变的契机。梁武帝出于政治考量对“才子”名号频繁使用,使其“文才之士”的义项被普遍接受。而沈约将“才子”与“辞人”搭配,则进一步固化其指向“文才”的意义。这些因素看似复杂,但都与魏晋以后文学逐渐受到重视、文才在政治与社会中影响力的大幅提升密切相关。

 

  《光明日报》( 20220523 1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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