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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门护佛记

时间:2022-09-26 16:31:45  来源:新华社客户端  作者:  浏览: 分享:

 

龙门护佛记

 

从17岁参与龙门石窟奉先寺抢险加固工程开始,刘建设在龙门“修大佛”已经长达50年。“我这半辈子,都留在了龙门!”

 

《瞭望东方周刊》特约撰稿吴净净 编辑金明大

 

龙门护佛记 

9月11日,游客在河南省洛阳市龙门石窟景区参观游览

 

洛阳南郊,伊河两岸的峭壁上,2300多个洞窟像龛静静矗立,近11万尊佛像沿河次第铺开,这就是世界文化遗产龙门石窟。

 

龙门石窟,与敦煌莫高窟、天水麦积山石窟、云冈石窟并称中国四大石窟。作为龙门石窟的“名片”,奉先寺是龙门石窟开凿规模最大的摩崖像龛,九尊造像各具形态、形神兼备,主佛卢舍那高17.14米,是龙门石窟中最大的佛像,代表了中国唐代雕塑艺术的最高成就,也是东方佛教艺术的典范。

 

2022年7月21日,历时228天的龙门石窟奉先寺大型渗漏水治理和危岩体加固保护工程完工,卢舍那大佛再次以新的面貌回归人们视野。

 

尽管本次大修已经完工,但石匠刘建设与工友们的活儿没停,莲花洞南壁已“蒙上了绿纱”,脚手架快要搭建好。“你看这些就是裂隙。”站在数米高的脚手架上,刘建设指着像龛外石壁上一道细小的缝介绍,“现在我们还在搭脚手架,等搭好后,材料拉过来就开始封缝灌浆。”

 

在本次大修中,67岁的刘建设是一线施工队伍中工龄最长的人。从17岁参与龙门石窟奉先寺抢险加固工程开始,刘建设在龙门“修大佛”已经长达50年。“我这半辈子,都留在了龙门!”

 

“刘师傅现在可是我们的宝贝”

 

刘建设出生在洛阳市伊滨区诸葛镇刘井村,以前这是当地有名的“石匠村”,坐落于伊河南畔,距离龙门石窟大约5公里。凭借丰富的石料资源,刘井村人世代在此采石、雕刻,与石结缘。

 

“从我记事起,从村这头走到那头,都能听到做石头的叮叮咣咣的声音。”刘建设回忆,那时村里家家户户都有石匠,他爷爷和父亲也是石匠。小时候他跟着伙伴去龙门玩,第一次见了卢舍那大佛,“那时才六七岁,也不懂什么是‘文物’,只觉得很稀罕”。仰着脖子看,觉得大佛像山一样高,“从没想到过,将来有一天能给它做‘修复’”。

 

1972年,刘建设首次到龙门“修大佛”,当时龙门石窟奉先寺实施保护修复工程,那是新中国成立后龙门石窟奉先寺的第一次“大修”。他们这个石匠村的石匠们几乎都去了,刘建设跟着父亲还有老一辈的石匠,加入了龙门石窟那次大修工程。

 

他到现在都清晰记得当时奉先寺佛像的样子:“大佛的脸部有一道很深的裂纹,右臂肩膀到腿部也有裂缝,整尊大佛和背后的山体也有些分离了,还有南壁天王胸部的两块石头,大概有四吨左右也掉了下来……”从小在龙门附近长大的村民们,看着心疼不已。在专家的指导下,他们填补了造像本体上的空洞残缺,再通过化学灌浆、砌石加固、钢筋铆杆支撑等方式,对佛像加固维修。

 

刘建设当时主要干的活儿是配料、钻孔、封缝、灌浆。配料这个活儿不好干,“当时用的材料有环氧树脂、二乙烯三胺、糠醛、丙酮,像糠醛和二乙烯三胺有一定腐蚀性和毒性,俺村好几个工匠对它过敏,闻了脸就肿,胳膊上也有溃烂”。刘建设过敏虽没有那么严重,但手上脱皮也是常有。操作时要戴上手套,但灌浆时如果渗漏,封堵时戴着手套操作“不得劲儿”,他就会把手套摘掉,接触多了手上就会脱皮,露着红肉,发痒。

 

“刘师傅现在可是我们的宝贝。”提起刘建设,龙门石窟研究院石窟保护研究中心副主任范子龙说,除了工程性保护,他们也会对石窟进行日常维护,“在日常维护过程中上,就很需要像刘师傅这样的技术工人,特别是他作为石匠发挥的作用就比较明显”。

 

范子龙举例,当修复用到一块石头时,如果让刘师傅去选,那么不管从外观、颜色,还是大小、材质,都会更契合、更自然。

 

干了50年

 

龙门石窟奉先寺第一次“大修”工程到1974年结束,经过这一阶段的加固维修,有效防止了石窟围岩和造像的倒塌崩落,奉先寺群雕的稳定性得到了保证。

 

刘建设也从“小工”干到了“大工”,那几年里,天不亮就起床,带着干粮走路到龙门,干完活晚上再走着回到5公里之外的家。“工程结束后,单位觉得我们这几个人做活儿比较实在,干活儿卖力,就决定让我们一直在这儿干”。这之后,他和另外七八名石匠就成了维修队的固定队员。

 

1975年到1985年,他们参加了对面临崩塌的洞窟、雕刻品及危岩进行的一系列抢险加固工程。到了1987年,经国家文物局批准开始实施“龙门石窟综合治理工程”,刘建设他们又开始忙碌起来。

 

这些年,除了对龙门石窟的文物进行日常维护,空闲时刘建设也跟着一线保护队伍去外地修护石窟、石碑或石牌坊。“像四川乐山大佛、辽宁万佛堂石窟、宁夏须弥山石窟、云南石钟山石窟、鹤壁浚县大伾山石窟……都去过。”谈起到外地修大佛的经历,刘建设如数家珍,神情自豪:“不同地方石窟石质不一样,像咱龙门石窟是石灰岩,坚硬容易雕刻,不容易风化,像乐山大佛是红砂岩,石质更软,下手时要轻一些。”

 

说起这些,他忍不住叹息,修复文物很考验手艺和耐性,灌浆封缝的活儿可以让给其他工人来干,但断石补石,还是需要专业的石匠。

 

石匠干的都是出力的活儿。游客们脚下的青石板少有人留意,但锻造起来并不易,“如果纯手工锻,这50×60公分的青石板,最长这一条錾道需要170锤”。虽然太出力,但出来效果好,是均匀的一点一坑,不像机器出来的錾道,平直没有花纹,失去拙朴的美感。好多手艺,现在的年轻匠人都不会了。

 

从17岁来龙门石窟参与奉先寺抢险加固工程算起,刘建设在龙门“修大佛”已经50年了。

 

在龙门石窟工作了一辈子,除了文物维修,刘建设也参与修建了龙门石窟景区的栈道、台阶等基础设施,亲眼看着景区环境越来越好,游客参观的道路越来越方便——他能清晰地认出哪些石板哪些台阶是他锻造的。

 

从龙门东山到西山,每一处都有他的足迹;从卢舍那大佛到脚下的台阶,一砖一石都有他的感情。“在我心里,一直觉得龙门石窟的佛像是世界上最漂亮的佛像,这里2000多个洞窟像龛,每一处我都去过,大大小小都参与维修过,太熟悉了。”

 

干活累了,他会坐在石板路边,望向流淌的伊水。眼前是来往的游人,背后是温和慈祥垂目微笑的大佛,会有一种莫名的安心。

 龙门护佛记

8月12日,龙门石窟莲花洞南壁脚手架上,刘建设(前)和范子龙查看裂隙情况(吴仲舒/摄)

 

“最后一个石匠”

 

刘建设说,虽然工友很多,但他感到“孤独”,因为“现在工程队里只有我一个石匠了”。

 

刘建设回忆,上世纪80年代大家的活儿很多,那时候刻碑、盖房子做门墩、过门石等都需要石匠,一直到90年代,村里的石匠还有很多,“现在都用不到这些东西,需要石匠的地方少了,慢慢就没人做了,一个一个都转了行”。

 

收工回家时,小区门口跟刘建设打招呼的刘五堂,当年就曾与刘建设“一起在龙门干过活”,如今他在村里的安置小区当门卫,看着刘建设骑车远去,他感叹:“我们村现在也就他还在坚持着。”

 

年轻时,一二百斤的石头抗着就走,现在不行了,“你看我头发全白了,腰也有伤”,脚步也不复年轻时矫健。刘建设说,人变老很快,但石头似乎变老很慢,“它刻的时候啥样,现在还是啥样”,看着大佛在大家的“照料”下一直那么“年轻”,他心里既欣慰又自豪。

 

唯一遗憾的就是,攒了一辈子的经验,没能寻个徒弟来传授。

 

“要是有年轻石匠愿意学,我可以手把手教他们干。”但工程队里年纪最小的50多岁了,其他的也都有60多岁。洞窟外面的峭壁上没有植物遮挡,冬天的风呼呼吹过,冻手冻脚;夏天的太阳热辣辣晒在山石上,摸着烧手,还要在数十米高的脚手架上爬高走低——这活儿不是人人都能干的,“出力难干,工资也不高,很多年轻人都不愿意干这一行了”。

 

孩子们也劝他“这么大岁数了,不去吧”。初中毕业的他,说不出什么大道理,但他是石匠,知道这些佛像开凿起来有多难。“古代的工具不像现在这样方便,都是手工锻凿,他们都是一锤一錾凿出来的,凿一尊佛像很不容易,老一辈儿都开凿出来了,你要不好好保护,愧对老祖宗。”

 

刘建设说,只要身体允许,他会在这儿一直干下去,他想一直守护着龙门的文物。

 

数字化保护

 

除了刘建设他们,守护龙门石窟的还有默默无闻的专家们和文物保护人员。

 

上世纪70年代,龙门石窟奉先寺就经历过大型抢险加固工程,之后用刘建设的话说“大修小修不断”。进入21世纪之后,龙门石窟研究院工作人员,也针对奉先寺区域陆续开展了保养维护和勘察工作,而前不久针对奉先寺的大型保护工程,则是50年来的第一次。

 

作为皇家工程,龙门石窟有着顶级的设计、顶尖的团队以及最适合精雕细刻的石灰岩,但因为石材特质,也容易受流水的溶解和侵蚀,包括龙门西山山体的形成与构造,也容易导致危岩体及渗漏水,这次就是针对“大型渗漏水治理和危岩体加固”的保护工程。

 

“上世纪70年代的‘大修’是针对文物本体的一个加固修复,这一次实际上是对它所附存的山体,就是大佛后面的山体环境进行了一个加固治理。”范子龙也提到,在“治水”的过程中想要把裂隙的走向以及内部的岩溶情况搞清楚,就必须借助物探技术手段。

 

事实上,随着时代的发展,文物保护工作也在不断引进先进的保护理念和科学技术,现代科技在石窟寺保护利用中发挥着显著的支撑作用。

 

刚完工的奉先寺“大修”工程中,从勘察设计到资料收集,再到施工阶段,龙门石窟研究院组织了多家科研院所多学科专家学者参与其中,研究人员还利用探地雷达探测、红外成像技术、3D扫描测绘数字化技术等,进行工程前期勘察设计和方案编制。

 

“我们现在也在用最新的数字技术,对龙门石窟进行着保护、考古、研究和展示等各方面的工作。”龙门石窟研究院信息资料中心主任高俊苹介绍,数字化工作为文物建立了高精度的数字档案,真正实现了我国著名考古学家宿白先生所要求的“一旦石窟坍损,可根据这些资料进行复原”。

 

高俊苹介绍,不同时期的数据对监测文物本体的形体变化、病害演变分析提供了科学依据,“在石窟三维模型上标注病害、3D打印坍塌窟檐这些创新手段的应用,可以说是开辟了文物科技保护的新路径”。

 

希望石窟永远屹立

 

“大修”的同时,龙门石窟研究院信息资料中心的工作人员通过三维重建测绘,获取高精度、高分辨率、真实、完整的洞窟数据,为龙门石窟的保护、研究、展示和管理工作提供基础数据。

 

高俊苹说,数字化保护如今也是文物保护最有效的手段之一。他们也在利用数字技术对龙门石窟进行全息记录,使石窟文物资源由物质形态向数字形态转化,来实现龙门石窟的永久保存、永续利用。“我们现在最首要的、最根本的,也是最为急迫的,就是高精度、永久性、科学、系统、全面地记录和保存龙门石窟信息资源,建立数字档案。”

 

同时,他们也在借助虚拟修复、增强现实、人工智能等技术手段,多方式再现龛窟造像的宏伟与精美,让龙门石窟携带的丰富多元文化信息,走出去、活起来,“用现代科技讲好‘龙门故事’”。

 

不仅如此,近年来他们针对残损文物、流散文物的不同类型、不同情况,在学术研究的基础上,运用数字技术进行了不同方式的虚拟修复研究展示工作。“比如龙门最美观音像脸部遭到了破坏,我们就是用数字技术进行了造型的虚拟修复。”

 

高俊苹还提到难度最大的《帝后礼佛图》虚拟修复工作,也是运用数字技术把流散在海外的陈列、院藏的残块以及宾阳中洞内的残壁三个方面数据,进行虚拟修复拼合,再现了未被破坏前的样貌。

 

“无论是文物还是人,都有个自然衰老的过程”。范子龙说,特别是像龙门石窟这样的大型露天石窟遗址,还要经受风吹雨淋这些自然因素的影响。年深月久,它们终将慢慢老去,“虽然石窟的衰老不可阻挡,但我们想通过保护工作,让它保存的时间更长一点”。

 

范子龙说,随着时代的进步,科技的发展,保护水平与技术会越来越好,“我们希望龙门石窟永远屹立伊河两岸,继续传承中华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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