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0年，八国联军大摇大摆地进入紫禁城，光绪与慈禧携皇亲国戚仓皇出逃西安。都城北京继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再度被异国攻破。一路上慈禧意识到，两年前她叫停的百日维新其实是很有必要的，只有变法改革，才能保大清永固。由此，一场由清政府在灭亡前亲自主导的新政运动就此拉开序幕。(图文网络/江淳编辑)
清末新政这段历史是非常值得研究的，它揭示了这样一个道理：相比于英国等没有悠久专制历史的国家而言，对于大清这样靠暴力夺取和统治国家的政权，搞立宪等政治改革的窗口期其实是非常短暂的，而清廷统治者或是处于对世界大势的无知，或是出于维护小集团的私利，不断拖延政治改革的步伐，篡改政治改革的实质，最终引发革命其实是一个大概率事件。
常有人说慈禧太后搞清末新政的动机是真诚的，应该予以承认和肯定，慈禧太后当然想搞新政，但重点是搞新政是为了什么。其实新政的目的和洋务运动一致，并非为了维护人民应得的权利，而是为了延续政权，挽救大清于生死存亡的关头。清末新政可以追溯到1901年慈禧太后的变法诏，当时慈禧太后为了躲避联军的追击，到西安避难。清政府的权威在庚子事件中一落千丈，形势确实到了一个不得不进行政改的地步。不过在变法诏中，慈禧太后仍然强调了1898年维新派的反革命罪行，表示此变法非彼变法，变法的终极目的是为了富强。也就是说，新政仍然要在坚持大清统治不动摇、坚持三纲五常基本原则的框架下进行，并未提到立宪问题。
立宪问题真正被提上日程是日俄战争时期。在这场战争中，立宪国日本战胜了专制国俄国，立宪派宣称这是立宪的体制优势，一些官员也上书慈禧太后，立宪的优势可以保证皇权永固，还能预防革命。于是慈禧太后于1905年派大臣出国考察，1906年颁布预备立宪的谕旨，强调了”大权统于朝廷“，还强调”目前规制未备，民智未开“，所以不能宣布什么时候搞立宪。之后清廷的动作也是将汉族官僚的权力重新收归到满人手中，即加强中央集权，从这里你就能看出来慈禧太后等人所理解的立宪，与constitutionalism限制君权的内在精神完全是背道而驰的。
清朝官制改革后重新任命的各部大臣中，满汉的比例是6比4，甚至不如满汉尚书各一员的旧制度(虽然汉人尚书的权力不能与满人相比)，重要职位比如财政、军事都由满人以及皇族掌握。又拖延了几年，直到1908年清廷才宣布预备立宪期为9年。在这个过程中，清政府投入在镇压反抗运动、控制人民上面的资源，远比立宪要多。真正压垮民众对立宪信心的是1911年的“皇族内阁”，在13个大臣中有8个是满族人，5个是皇族，这让包括立宪派在内的社会各阶层都看穿了清廷拖延改革，篡改改革，以改革之名行倒退之实的本质。
为什么大清的改革成了革命的催化剂?这固然有清末统治者对世界大势，对宪政无知的原因，也要看到在清朝这样的国家，搞宪政改革有着更为复杂的困难。成功的君主立宪国，比如英国、荷兰，挪威，瑞典等国，本身没有悠久的专制传统，所以君主可以做不掌握大权的虚君，而清朝这样的国家，君主的权威是建立在谎言和暴力上，一旦放权，就会面临着被清算的担忧和恐惧，所以君主只能牢牢地抓住权力，而民众对改革的耐心不断被耗尽，仇恨越积越多，君主便会更加恐惧，更要攫取权力，当矛盾激化到一定程度，最后往往不可避免地要流血，而和平转型则遥遥无期。这其实是一个双输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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