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自西汉晚期到东汉，气候由温暖湿润转为干燥寒冷。气候变迁导致草原民族内附而汉王朝北边居民南下，大量移民转徙江南。这一历史演变对丝绸之路史的动态进程也发生了影响。由于关东地区经济地位的提升，洛阳成为行政中心和文化中心，丝绸之路长安—洛阳路段交通具有了影响世界史的作用。河洛地区基础雄厚的文明积累对远国异族产生了影响，而中原社会生活也因此显现出积极接受由丝绸之路西来的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的诸多迹象。丝绸之路史、河洛地方史与生态环境史研究，都应当就此有所关注。
作者：王子今，西北大学历史学院教授、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摘自：《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年第3期
本文载《社会科学文摘》
2023年第8期
生态条件是文明发育和发展的重要基础。自西汉晚期到东汉，气候由温暖湿润转为干燥寒冷。气候变迁导致草原民族内附而汉王朝北边居民南下，大量移民转徙江南。这一历史演变对丝绸之路史的动态进程也发生了影响。由于关东地区经济地位的提升，洛阳成为行政中心和文化中心，丝绸之路长安—洛阳路段交通具有了影响世界史的作用。河洛地区基础雄厚的文明积累对远国异族产生了影响，而中原社会生活也因此显现出积极接受由丝绸之路西来的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的诸多迹象。丝绸之路史、河洛地方史与生态环境史研究，都应当就此有所关注。
“天人之应”：
两汉气候变迁及其历史影响
探究、理解和说明“天人”关系，是汉代重要的文化命题。司马迁以“究天人之际”为学术理想。“天人之应”的说法，见于汉武帝策问文字及班固对“刘氏《洪范论》 ”的评价，是汉代正统儒学使用的语言。匡衡关于“天人之际”的论说还谈到“阴变”“阳蔽”以及“水旱之灾”“连年饥馑，百姓乏困，或至相食”。以为灾变即“天人之际”平常秩序与合理关系的错乱。
气候变迁作为基本生态条件的变化影响社会生产与社会生活，也在一定意义上影响了历史走向。如汉元帝永光元年（公元前43年）三月发生过一次暮春霜害，导致了夏秋农田收获的严重损失：“雨雪，陨霜伤麦稼，秋罢。”随后的气候异常仍然持续。大致在公元前50年至公元70年这120年之间，有关气候异常寒冷所致灾异的历史记录多达20余起。元成统治期间较为集中的23年中计6起。王莽专政时最为集中的10年中，大约7年都曾发生严寒导致的灾害。汉章帝建初八年（83年）至元和元年（84年）前后，又发生史称“盛夏多寒”“当暑而寒”情形。此后类似的以“大寒”“恒寒”为主体形式的“天之降异”现象更加多见。除此之外，在西汉时期的气象史记录中，可以看到曾经发生称作“冬温”或说“恒燠”的情形。而西汉末至东汉时最为突出的气候异象，是所谓“庶征之恒寒”。
许多资料可以表明，大致在两汉之际，可以看到明显的由暖而寒的气候变化。比较两汉时期几种作物种植农时，可以发现东汉晚于西汉。例如，对总结西汉关中农业生产经验的《氾胜之书》与记录东汉洛阳地区农时秩序的《四民月令》进行比较，枲与牡麻、黍、芋、瓜等作物的种植农时均相差多日。《氾胜之书》所反映的西汉时期关中地区冬小麦早播而“忍寒”的情形，到东汉时也有所转变。《四民月令》记录洛阳地区冬小麦播种农时：“凡种大、小麦，得白露节，可种薄田；秋分，种中田；后十日，种美田。”其时在9月7日至10月3日前后，已逐渐与现今农时接近。据1962—1982年河南洛阳地区自然历，小麦播种平均日期为10月15日，最早日期为1978年的10月8日，最晚日期则为1965年的11月2日。这些农史信息体现的气候变迁必然对生产与生活影响深远，同时作用于社会历史进程中。
王莽的“东都”规划及
“五都立五均官”
与气候变迁有关，自西汉中晚期以来，东部地方以及长江流域经济的发展速度明显优胜于北方。特别是两汉之际的急变，使得全国经济格局发生演化。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的：“从这时起，经济重心开始南移，江南经济区的重要性亦即从这时开始以日益加快的步伐迅速增长起来，而关中和华北平原两个古老的经济区则在相反地日益走向衰退和没落。这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影响深远的巨大变化，尽管表面上看起来并不怎样显著。”
王莽在始建国四年（12年）于明堂授诸侯茅土，正式宣布要“以洛阳为新室东都”，应当是在认识到西汉晚期以来经济史形势变化的基础上，看到关东实力显著上升所进行的经济地理与行政地理规划的调整。洛阳于是具有了与常安（长安）相并列的地位。第二年，王莽又策划迁都于洛阳，也就是正式以洛阳取代长安，使其成为唯一的国都。王莽以符命为根据，预定在三年之后，即始建国八年，正式迁都洛阳。又颁下明确的政令，要求在此之前，常安（长安）的城市建设，不能因迁都计划受到影响。不过，历史上没有出现所谓“始建国八年”。次年，王莽就决定改元为“天凤”。天凤元年（14年）正月，王莽宣示天下，正式将王朝行政中心确定在“雒阳之都”了。也就是说，原定迁都于洛阳的时间表又将大大地予以提前。后因仿效先古圣王“一岁四巡”的计划，被大臣们反对。王莽于是又宣布：“更以天凤七年，岁在大梁，仓龙庚辰，行巡狩之礼。厥明年，岁在实沈，仓龙辛巳，即土之中雒阳之都。”迁都的时间预定在公元20年。
与“东都”经营同时，王莽对政治地理与经济地理新的认识的表现，还见于在长安及“五都”立“五均官”及“五均司市师”的设定。所置“五均司市师”中，除“成都”外，“洛阳、邯郸、临甾、宛”均在关东，而“洛阳称中”。这一举措，体现出对关东经济格局与关东经济水准予以特别重视的理念，意义是非常重大的。在统一王朝管理之下，“长安”“洛阳”之外又有“四都”得到中央政府的正式确认，这在历史上是第一次出现的情形。
王莽时代长安“东市称京，西市称畿”而“洛阳称中”，长安到洛阳之间的交通，于是具有空前重要的地位。可以说，丝绸之路的重心路段，由长安向东延伸到洛阳，丝绸之路的东方起点，在某种意义上也由洛阳代替了长安。洛阳成为东方世界的贸易中心。
河洛地区灾异记录与
“崤、黾驿道”交通
河洛地区史称“天下之中”。这里与长安之间的联系，因漕运的重要，是秦汉帝国的生命线。而经过两汉之际的历史转折之后，这一路段的重要性更为突出，且其重心发生了由西而东的变化。
洛阳交通地理地位提高的显著标志之一，是“八关”的设置。其中位列第一的“函谷”，是东西通道上的重要关隘。正史所见唯一的“崤、黾驿道”史例，则出《后汉书》卷七九上《儒林传上·刘昆》：“（刘昆）征拜议郎，稍迁侍中、弘农太守。先是崤、黾驿道多虎灾，行旅不通。”“崤、黾驿道多虎灾，行旅不通”，告知我们这条通道对于长安—洛阳间“行旅”的重要性。另有《续汉书·五行志一》刘昭注补引《袁山松书》曰：“光和三年正月，虎见平乐观，又见宪陵上，啮卫士。蔡邕封事曰：‘政有苛暴，则虎狼食人。’”这是洛阳城郊政治中枢地方“虎狼食人”的实例。东汉“虎患”与“狼灾”的频繁发生，是引人注目的历史现象。长安—洛阳道路接近洛阳的地方竟然有“虎见”记录，可以理解为生态史与交通史相交结的重要事件。
就人与自然的关系而言，中原地方野生动物的超常活跃，也与气候变迁有一定关系，其异常变化，亦多由于气候的恶性变迁所致，而“虎灾”“狼灾”现象见于史籍记录，当然是因为灾异发生地方的重要。大致从两汉之际起，因生态环境的变迁，曾经出现社会生产因灾异受到损害的情形。至东汉晚期，甚至“荥阳左右，周数百里，岁略不收”。而所谓“禁地广轮且千余里”，也必然会影响洛阳附近地区的生态环境。“虎”“狼”为害，正是自然与人文条件恶化的“应”“验”。
洛阳的“胡商”
由于气候条件由湿暖向干冷的转变，北边屯垦基地逐步放弃，匈奴内附，边民南迁，全国经济重心开始向东南方向转移。在这样的情势下，大量胡商进入中原，洛阳成为他们经济活动的基地。丝绸之路长安—洛阳路段于是空前繁忙。文献所见胡商活跃的历史记录，洛阳远远超过长安。洛阳因此成为国际化都市。
大致在西汉中晚期，长安胡人逐渐增多。有学者指出：“在中西交通开通之后，西域贾胡迅即登场。”东汉时期的长安，“西域贾胡”亦曾经相当活跃。《太平御览》卷二六四引《东观汉记》记述了汉光武帝刘秀去世后长安“西域贾胡”的活动：“杨正为京兆功曹，光武崩，京兆尹出，西域贾胡共起帷帐设祭。尹车过帐，胡牵车令拜，尹疑，止车。正在前导，曰：‘礼：天子不食支庶，况夷狄乎。’敕坏祭遂去。”杨正故事，反映东汉初年长安地方“西域贾胡”数量相当集中，甚至形成事实上的群体性活动。在“尹车过帐”时，强行“牵车令拜”，体现出这一特殊社会群体已经在长安积聚了相当强势的力量。
东汉洛阳的“西域贾胡”也有比较显著的历史文化影响。马援远征，其进军速度受到朝廷权臣“伏波类西域贾胡，到一处辄止”的批评。而刘秀因此“大怒”，“追收援新息侯印绶”，说明朝廷君臣对于“西域贾胡”的行为方式是熟悉的。
强势外戚豪族的代表人物梁冀“多拓林苑”，其中有“兔苑”。《后汉书》卷三四《梁冀传》记载：“又起菟苑于河南城西，经亘数十里，发属县卒徒，缮修楼观，数年乃成。移檄所在，调发生菟，刻其毛以为识，人有犯者，罪至刑死。尝有西域贾胡，不知禁忌，误杀一兔，转相告言，坐死者十余人。”误杀梁冀“兔”的“西域贾胡”故事，有“转相告言，坐死者十余人”的情节，说明他们在洛阳地方形成了一定的社交网络。这正与所谓“利之所聚”相关。我们还注意到，有所谓“商贾胡貊，天下四会”，体现了当时洛阳作为世界都市的市场规模和文化气象。显然，以经商逐利为生业的“胡客”，由洛阳向“天下”“四方”辐射式扩张其经营空间的商贸实践，已经成了经济生活的新气象。
汉代画像资料中颇多胡人形象。有在行商途中骑驼、牵驼者。河南密县出土的汉画像砖驼车画面中，乘御者皆为胡人。制作画像石与画像砖的工匠借取“驼”这一丝路西来畜种在中原交通生活中的使用，表现了胡商在这种经济交往活动中的作用。我们还看到可能在以汉人为主的中原经济结构中有从事底层劳作的“胡奴”，由此可知西北外来民族在中原社会环境中谋生者，其生产与生活形式是多样的。南阳汉代画像资料中多见的从事营商、兽医、守卫等工作的诸“胡”，应当都是经行丝绸之路长安—洛阳路段来到中原地区的。
北匈奴使团和罗马帝国代表来访及
“海西幻人”的宫廷表演
汉光武帝建武二十八年（52年）北匈奴使团“诣阙”，并请求与“西域诸国胡客”一同前来中原，这是贸易史及民族文化交往交流交融史上的重要信号。《后汉书》卷八九《南匈奴传》记载：“（建武）二十八年，北匈奴复遣使诣阙，贡马及裘，更乞和亲，并请音乐，又求率西域诸国胡客与俱献见。”
虽然“北匈奴”“遣使诣阙”提出的请求被拒绝，但是“遣遗单于”的礼品均应送达，而所谓“遣驿以闻”者，说明了双方往来是通过“驿”的系统实现了联系。驿传所经路径，当然是包括长安—洛阳的道路。“崤、黾驿道”是必经路段。
《后汉书》卷七《桓帝纪》记载，汉桓帝延熹九年（166年），“大秦国王遣使奉献”。李贤注：“时国王安敦献象牙、犀角、玳瑁等。”这一年，大秦王安敦，即罗马皇帝马可·奥勒留（Marcus Aurelius Antoninus，161—180年在位）派使者来到洛阳，实现了中国和罗马帝国的第一次正式接触。如果其入华线路经行“云南”至“洛阳”，则应当由蜀道北上，通过长安—洛阳道路。即使“安敦遣使”确实“自日南徼外来献”，由正南方向而来，那么“大秦国王遣使奉献”的记载，也明确提升了洛阳在丝绸之路交通格局中的地位。
而另一可能来自罗马的人群，被称作“海西幻人”，则应该自南转东而来。《汉书》卷六一《张骞传》颜师古注引应劭曰：“尚书陈忠案《汉旧书》，乃知世宗时犛靬献见幻人，天子大悦，与俱巡狩，乃知古有此事。”可知早先“犛靬献见幻人”到达长安地区。这些表演艺术家“与俱巡狩”，应当到达不少地方。《后汉书》卷五一《陈禅传》记载：“永宁元年，西南夷掸国王献乐及幻人，能吐火，自支解，易牛马头。明年元会，作之于庭，安帝与群臣共观，大奇之。”“幻人”自“西南夷掸国”至洛阳，应当经行昆明、成都、长安，通过长安—洛阳驿路而来。
史籍记载和文物实证：丝绸之路西来文化对洛阳社会生活的影响
就世俗社会生活而言，东汉时期，因丝绸之路开通的影响，洛阳上层社会普遍喜好来自西北的外族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灵帝好胡服、胡帐、胡床、胡坐、胡饭、胡空侯、胡舞，京都贵戚皆竞为之”，就是典型的史例。且西汉以来西域民族的“乐汉衣服制度”包括“旗鼓、鼓吹”等，东汉依然继承。
汉末军阀刘表的墓葬，在西晋时遭遇盗掘，据说“芬香闻数里”。《水经注》卷二八《沔水》记载了“墓中香气远闻三四里中，经月不歇”的情状。《艺文类聚》卷四○引《从征记》则说“香闻数十里”，远远超越《水经注》所谓“三四里”，并且明确写道，“（刘）表之子（刘）琮，捣四方珍香数十斛，著棺中。苏合消疾之香，莫不毕备”。包括“苏合消疾之香”的“四方珍香”的搜求与大量随葬，显现上层社会对远国来“香”的特殊珍爱。
由西域方向传入的西北远族的风习多层次、大幅度影响了洛阳社会的礼俗生活，这一点可以从曹操集团成员墓葬发掘资料看到比较生动具体的文物证明。而洛阳高官贵族“市月氏”物产以及“西域胡来献”珍异特产的道路，均应经行丝绸之路长安—洛阳路段。有关这些文化往来的历史遗存，为丝绸之路史的认识提供了具有重要意义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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