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魏起居注制度新探
曹刚华
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刘欣宇
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研究生
【提要】北魏初期没有起居注官，太和十五年孝文帝始设起居注令史，又仿效刘宋置集书省，兼掌起居注事，改变了两晋、南朝著作郎掌起居注的惯例。这既是孝文帝去除胡化，加强皇权控制在史官制度上的反映，也是北魏与南朝争夺华夏正统在史学上的需求。北魏后期，逐渐形成监、典、修分工合作的起居注制度，但政局动荡导致皇权涣散和集书省地位下降，起居注制度名存实亡。
起居注是中国古代官方按照年月日期编次，记录帝王言行及朝廷大事的重要史书。刘知幾《史通》载：“至汉武帝时有《禁中起居注》，明德马皇后撰《明帝起居注》。凡斯著述，似出宫中。求其职司，未闻位号。”两晋南北朝时，起居注成为记录帝王言行及国家大事的重要史书。北魏起居注制度上承汉晋、刘宋，下启东魏、北齐，所撰起居注数量有336卷之多，为两晋南北朝之最。北魏起居注制度既是中古起居注制度发展的集大成者，亦是孝文帝改革学习南朝文化在史学制度上的一个反映，影响深远。目前，学界虽然对中古起居注的研究成果颇丰，但这些研究或为探讨起居注发展的线性概述，或仅在讨论北魏国史、史官制度时有所涉及，北魏起居注制度仍有较多的探讨空间。
一、孝文帝太和十四年之前的记注官
北魏建国之初没有起居注官，但有他官兼任的记注官负责记录皇帝言行与朝政大事。如，许谦“建国时，将家归附，昭成嘉之，擢为代王郎中令，兼掌文记”；尚书吏部郎邓渊受诏撰《国记》“惟次年月起居行事而已，未有体例”；太宗时“朝廷礼仪、优文策诏、军国书记”，尽关于崔浩。邓渊《国记》只简单地按年月编次起居行事，故称“未有体例”。有鉴于此，神二年（429年），世祖“诏集诸文人撰录国书，浩及弟览、高谠……等共参著作，叙成《国书》三十卷”，同时又以“中书侍郎高允、散骑侍郎张伟参著作，续成前纪。至于损益褒贬，折中润色，浩所总焉”。该书名为《国书》，实则是成于众手的注记。相较邓渊的《国记》，崔浩、高允一方面编撰了《太宗记》《世祖记》，另一方面补充了更多的注疏。正如世祖问高允：“‘《国书》皆崔浩作不？’允对曰：‘《太祖记》，前著作郎邓渊所撰。《先帝记》及《今记》，臣与浩同作。然浩综务处多，总裁而已。至于注疏，臣多于浩。’”高谠等人辅助，最后由崔浩“综理史务，述成此书，务从实录”。故世祖诏曰：“逮于神，始命史职注集前功，以成一代之典。”所谓“务从实录”“注集前功”，意即崔浩《国书》是在《太祖记》《太宗记》《世祖记》基础上注集而成；虽名为《国书》，但编年纪事犹如注记、实录，只是相较初期的《国记》，修撰者以注疏形式补充了更多北魏早期的史事。在此次修撰中，崔浩、高允等人或以中书郎、监秘书事，或以散骑侍郎等他官兼领记注之职。
崔浩《国书》补充了大量拓跋先世的史事，暴露了什翼犍的混乱婚姻和血缘关系等北魏统治者祖先的羞耻和屈辱，崔浩“坐此夷三族，同作死者百二十八人。自是遂废史官”。史官虽废，记注撰事仍在。高祖即位之初，高允以中书监“久典史事，然而不能专勤属述，时与校书郎刘模有所缉缀，大较续崔浩故事，准《春秋》之体……军国书檄，多允文也”，高允与校书郎刘模以崔浩《国书》为基础，按照原有编年体例，补充高宗到显祖的注记。可见，高允、刘模仍以他官兼领记注修史之责。
此外，北魏初期的内秘书由于贴身侍奉皇帝、掌禁中文事的便利，亦有内秘书中散官负责记录皇帝禁中的起居言行。内秘书约始置于太武帝拓跋焘时，因地处禁中，又称中秘，负责禁中文事、图书秘藏、代表皇帝外出慰问、审定典籍颁行等职能。内秘书长官是内秘书令，下属有秘书中散、主文中散、侍御中散等。如许宗之“初入为中散，领内秘书”；李冲“高祖初，以例迁秘书中散，典禁中文事……迁内秘书令”；崔衡“天安元年，擢为内秘书中散，班下诏命及御所览书，多其迹也”；游肇“幼为中书学生……高祖初，为内秘书侍御中散”。可见，无论是秘书中散、主文中散，还是侍御中散，都有掌禁中文事之责，尤其侍御中散随时贴身侍奉皇帝，记录皇帝禁中的起居言行更为便利。如于忠“弱冠拜侍御中散。文明太后临朝，刑政颇峻，侍臣左右，多以微谴得罪。忠朴直少言，终无过误”；杨津“除侍御中散。于时高祖冲幼，文明太后临朝，津曾久侍左右”；韦缵“除秘书中散，迁侍御中散。高祖每与名德沙门谈论往复，缵掌缀录，无所遗漏，颇见知赏”；张宗之因忠厚谨慎以宦官身份“擢为侍御中散，赐爵巩县侯，遂历右将军，中常侍，仪曹、库部二曹尚书，领中秘书”。
从上可见，北魏初期未设起居注官，但有记录、编撰皇帝言行与朝政大事的记注官，其或由他官兼任，或由掌管禁中文事的内秘书中散官兼负记注之责。但随着太和十五年（491年）起居注令史、集书省的设置，北魏记注官或被消解，或是转为集书省官员记录起居。
二、孝文帝时的起居注制度与《太和起居注》编修
（一）起居令史的设置及缘由
北魏起居注制度始于孝文帝太和十四年（490年），“初诏定起居注制”。这次诏定起居注制的具体内容未见记载。此时冯太后尚在，孝文帝“事无巨细，一禀于太后”，设置起居令史的可能性不大。故《魏书》言“初诏定起居注制”，只是准备实行，尚未具体设置。同年九月冯太后崩，葬于永固陵，十月孝文帝忙于服丧，往来于平城与永固陵。十一月，群臣以朝政事多，请求听政。孝文帝命“近侍先掌机衡者，皆谋猷所寄，且可任之，如有疑事，当时与论决”。可以说，从太和十四年九月至十二月，孝文帝没有时间，也没有精力处理朝政，临时疑事多授权近侍臣处理，设置起居令史的可能性也不大。
起居令史应该是太和十五年春正月孝文帝听政时初置的左右史官。太和“十五年春正月丁卯，帝始听政于皇信东室。初分置左右史官”，随侍左右，专职记载皇帝的言行起居。太和十七年（493年）颁布的《职员令》中有从七品上的起居注令史，此即太和十五年春正月设置的起居令史。刘知幾曰：“元魏置起居令史，每行幸宴会，则在御左右，记录帝言及宾客酬对。后别置修起居注二人，多以余官兼掌。”可见，北魏先设置了起居令史，后别置修起居注二人，并多以他官兼掌史职。可以说，起居令史是孝文帝根据北魏前期中央机构令史制，结合“（天子）动则左史书之，言则右史书之”之意，专门创建的一种记载皇帝起居言行、编撰起居注的史官。
孝文帝亲政伊始就创设起居令史、编撰起居注的原因可以从以下三方面分析。
其一，这是孝文帝与南朝争夺华夏正统，树立北魏正统地位在史学上的需求。
起居注是古代记载帝王言行起居的文献，不仅是撰述国史、帝记的主要史料，亦是王朝延绵不绝在历史记录上的证明，编修起居注成为一种皇权正统合法化的象征。两晋帝王通过编修《泰始起居注》《咸宁起居注》《太康起居注》等大量起居注建立皇权正统，南朝亦将起居注编撰当作一种正统合法化的表现，甚至尚未称帝的石勒、自立败逃的桓玄也都急于编修起居注。石勒命人编修《大将军起居注》，放言“帝王之起，复何常邪！赵王、赵帝，孤自取之，名号大小，岂其所节邪！”桓玄则在败亡途中“自作《起居注》，叙其拒刘裕事”。他们采用天子礼仪、编修起居注，以正统自居，皆与皇权正统思想有关。可以说从两晋开始，起居注作为官修编年体史书的代表和王朝正统延续的标志，成为皇权正统合法化和塑造君主形象的重要手段。
华夏正统一直是南北朝争夺的焦点。尽管北魏初期统一北方，制定汉制，但在南朝士人看来，北魏仍是“蛮夷五胡”，南朝才是汉家正统，所谓“魏朝甚盛，犹曰五胡，正朔相承，当在江左”。孝文帝塑造华夏正统的意识尤为突出，如在正统继承上，“皇魏建号，事接秦末，晋既灭亡，天命在我，故因中原有寄”，承晋为水德，并称北魏直接继承西晋的法统，树立华夏正统的地位。在礼仪、职官、刑律、建筑等制度上也以继承汉魏、两晋至南朝前期为多。所谓“高祖稽古，率由旧则，斟酌前王，择其令典，朝章国范，焕乎复振”，显现了孝文帝塑造北魏为华夏正统的强烈意识。编撰起居注历来是王朝塑造正统地位在史学撰述上的一个重要内容。北魏初期没有起居注，缺少了华夏皇权正统合法化在史学上的塑造，故孝文帝欲争华夏正统，维护并表明自己的正统地位，起居注不可或缺。
其二，通过设置起居令史，编撰起居注，从史学层面上减少冯太后的影响。
冯太后控制献文帝及孝文帝太和十四年之前的政治，对孝文帝心存猜忌，多设监视。孝文帝无所依凭，只能隐忍不发，大小事情均由太后定夺。《魏书》载：“冯太后将危少主者数矣，帝春秋方富，而承事孝敬，动无违礼，故竟得无咎。”可以说孝文帝对冯氏既有倚仗之心，也有长久压抑的反抗之意，这成为其亲政后迅速迁都洛阳的催化剂和重新组建政权的感情因素。孝文帝设置起居令史，是为了编撰《太和起居注》。起居注通常从皇帝即位时写起，止于其死亡或逊位。《太和起居注》顾名思义当从太和元年开始记录，但从“世宗时命邢峦追撰《高祖起居注》，书至太和十四年”的记载来看，《太和起居注》是以孝文帝正式亲政的太和十五年为起点，否则不会有邢峦追撰《高祖起居注》到太和十四年之说。
其三，是孝文帝去除胡化、加强汉化，增强皇权的需要。
内侍制是北魏初期“稍僭华典，胡风国俗，杂相揉乱”的产物。在昭成帝称代王时，除建置右长史、郎中令等汉官，还根据旧制建置不少内侍官，“皆取诸部大人及豪族良家子弟仪貌端严，机辩才干者应选”。这些诸部大人及豪族子弟进入禁中，便于北魏统治者控制其部落。内秘书中散官亦是胡汉杂糅，陆龙成、陆顺宗、慕容羽等少数民族权贵子弟担任此职者不在少数。孝文帝仰慕中原汉文化，一意改革北魏胡俗。在他看来，编撰起居注就是一种中原帝王的皇权象征。“古之王者世有史官，君举必书，所以慎言行，昭法式也。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事为《春秋》，言为《尚书》，帝王靡不同之。”再者，太和十四年之前的侍御中散多为冯太后亲信，孝文帝很多场合闭口不言，以免惹出祸端。故其亲政伊始即设置起居注令史，专职负责记录其起居言行，展现了他增强皇权、加强王言的决心，也为编撰《太和起居注》、彰显帝王盛事做准备。
（二）集书省的设置与《太和起居注》的编撰
太和十五年十二月，孝文帝借鉴刘宋制度组建集书省，“置侍中、黄门各四人，又置散骑常侍、侍郎，员各四人；通直散骑常侍、侍郎，员外散骑常侍、侍郎，各六人”。集书省以散骑常侍为主官，掌规谏、评议、驳正违失等事，起居令史亦归入其中，与集书令史并列从七品上。故《唐六典》载：“后魏及北齐集书省领起居注令史之职，从第七品上。”
但从实践来看，起居令史的设置效果并不理想。起居令史是孝文帝根据令史制，结合“左史记言，右史记事”独创的一种起居史官，主要职能是随侍君主左右、记录起居言行并编修起居注。但孝文帝亲政后“躬总大政，一日万机，十许年间，曾不暇给”，又频繁南征，起居令史只是集书省一个具体办事的从七品史官，无法做到随侍左右，记录重要的军国政务，只能记载一些宫内宴会起居，效率大打折扣。因此，太和十八年（494年），李伯尚以集书省通直散骑侍郎身份编撰北魏第一部起居注《太和起居注》，亦为刘知幾言以余官兼掌修起居注的开始，故刘知幾所言的“后别置修起居注二人”为太和十八年之后。李伯尚“弱冠除秘书郎。高祖每云：‘此李氏之千里驹。’稍迁通直散骑侍郎，敕撰《太和起居注》”。世宗初，李伯尚又兼给事黄门侍郎，景明二年（501年），因与咸阳王元禧谋反被世宗诛杀，时年29岁。由此逆推，他弱冠（20岁左右）任秘书郎时约为太和十六年（492年），后被高祖赏识迁为集书省通直散骑侍郎，受敕撰《太和起居注》，故他开始编撰《太和起居注》时间为太和十七年至十八年之间。
孝文帝以集书省官员兼掌修起居注的原因，除了与起居令史效率低下有关外，更与受南朝文化影响有关。按照晋制，“著作郎掌起居集注，撰录诸言行勋伐旧载史籍者”。南朝宋、齐亦以著作郎、著作佐郎“掌国史，集注起居”；梁、陈也设“著作郎一人，佐郎八人，掌国史，集注起居”。孝文帝当以继承两晋、南朝著作郎兼领起居注制度为准。但实际上，这一制度并没有严格执行，以博士官、礼官等撰修起居注亦常见。如东晋李轨并未担任过著作郎、佐郎，却以礼官身份撰修《晋泰始起居注》等；刘宋裴松之以通直散骑常侍撰《元嘉起居注》，领军将军沈演之领侍中，受诏撰起居注。晋制虽然规定著作郎、著作佐郎集注起居，但东晋、刘宋以礼官、通直散骑常侍、领军将军等近臣编撰起居注亦成为常态。故在孝文帝改革受南朝文化影响的大背景下，北魏起居注制度并未完全照搬南朝，而是将著作郎修起居注的职能剥离，先是独创起居令史，后又以集书省通直散骑常侍等近臣兼修起居注。正如太和十八年孝文帝批评散骑常侍元景“自任集书，合省逋墮，致使王言遗滞，起居不修，如此之咎，责在于卿。今降为中大夫、守常侍，夺禄一周”；批评卢渊“在集书，虽非高功，为一省文学之士，尝不以左史在意，如此之咎，罪无所归。今降卿长兼王师，守常侍、尚书如故，夺常侍禄一周”。可见，太和十八年之后，集书省成为负责起居注的唯一机构，所属散骑常侍、散骑侍郎、通直散骑常侍、通直散骑侍郎等皆有兼修起居职能。《通典》所载“后魏、北齐皆为集书省，掌讽议左右，从容献纳，领诸散骑常侍、侍郎及谏议大夫、给事中等官，兼以出入王命，位在中书之右”，实则缺少兼修起居注的职能。
此外，在孝文帝的设计中，兼修起居注的散骑常侍、散骑侍郎、通直散骑常侍、通直散骑侍郎等集书省官员也成为他安排以往随侍左右、记录宫禁言行的侍御中散的主要去处。如，陆凯“为中书学生，拜侍御中散，转通直散骑侍郎”；乙海“少历侍御中散、散骑侍郎”；李邃“起家拜侍御中散、东宫门大夫。迁散骑常侍，加平东将军”。这样，负责记录禁中言行的内秘书侍御中散亦被转为集书省官员，仍记录、编修起居注，二者进行了有效对接。
三、孝文帝之后的起居注制度及编修
宣武帝十分重视起居注的编撰，组织编撰《太和起居注》《高祖起居注》，亦敕令编撰内起居注。参与修撰者多以散骑常侍、员外散骑侍郎等集书省官员为主，基本秉持孝文帝时的起居注制度。宣武帝即位后，李伯尚以通直散骑侍郎继续编修《太和起居注》。景明二年（501年），李伯尚因叛逆被杀，起居注中断。景明三年（502年），敕命崔鸿“迁员外郎，兼尚书虞曹郎中。敕撰起居注”。延昌三年（514年）崔鸿解任，《太和起居注》编修基本结束。除了续编《太和起居注》，宣武帝命散骑常侍邢峦撰《高祖起居注》。延昌三年，邢峦暴疾而亡。延昌四年（515年），宣武帝又命崔鸿员外散骑常侍继续修撰《高祖起居注》。此外，《魏书·释老志》还记载：“世宗笃好佛理，每年常于禁中，亲讲经论，广集名僧，标明义旨，沙门条录，为内起居焉。”此内起居颇似内秘书侍御中散记注的延续，只不过宣武帝颇好佛理，所记多为他与佛教高僧间的言行。
孝明帝时，起居注监、典、修的分工基本形成。监起居注者多由集书省官员担任，代表皇帝监督起居注修纂。如裴延俊“肃宗初，迁散骑常侍，监起居注”；裴询“以主婿（尚太原长公主），特除散骑常侍……寻监起居事，迁秘书监”；祖莹“孝昌中……累迁国子祭酒，领给事黄门侍郎，幽州大中正，监起居事”。典起居注则负责整体的纂修，如崔鸿以员外散骑常侍编修《高祖起居注》《世宗起居注》，亦即《魏书》所言的“后典起居”；正光末年，裴伯茂“再迁散骑常侍，典起居注”；郑伯猷“迁尚书外兵郎中，典《起居注》”。再下是负责采集史料和分工编纂的修起居注，如王遵业“位著作佐郎，与司徒左长史崔鸿同撰《起居注》。迁右军将军，兼散骑常侍……以补《起居》所阙”；封肃“位太学博士，修《起居注》”；房景先“兼著作佐郎，修国史。寻除司徒祭酒、员外郎……撰《世宗起居注》”。
孝庄帝以后，起居注监、典、修的分工仍然存在。监起居注者有散骑常侍、殿中尚书李神儁。节闵帝普泰初，羊深“迁散骑常侍、卫将军、右光禄大夫，监起居注”；孝静帝时，山伟“除卫大将军、中书令，监起居”；孝静帝天平中，卢元明“拜尚书右丞，转散骑常侍，监起居”。
典起居注者较少，仅见永安三年（530年）之后魏收“迁散骑侍郎，寻敕典起居注”。修起居注的人则较多，如阳斐“历侍御史，兼都官郎中、广平王开府中郎，修起居注”；阴道方“孝庄初，迁尚书左民郎中，修起居注”；孝庄帝时，“李神儁监起居注，启（阳）休之与河东裴伯茂、范阳卢元明、河间邢子明等俱入撰次”。此外，辛贲“建义初，修起居注”；温子升“建义初，为南主客郎中，修起居注”；代人之后山伟，六镇之乱后被领军将军元叉看重，“兼尚书二千石郎，后正名士郎。修起居注”；邢昕“累迁太尉记室参军。吏部尚书李神儁奏昕修起居注”；许绚“自侍御史累迁尚书左民郎、司徒谘议参军，修起居注”；李希礼“起家著作佐郎，修起居注”；李彦“孝昌中，解褐奉朝请，加轻车将军。从魏孝武入关，兼著作佐郎，修起居注”。
从上可见，自宣武帝至孝武帝，担任监起居注的有来自门阀氏族的裴延俊、裴询、李神儁、卢元明四人，有出自普通家族，但父、祖为中高级官员的祖莹（南燕慕容垂旧臣、北魏初尚书左丞祖敏之后）、羊深（父梁州刺史平阳羊祉）、山伟（代人之后，祖父山强曾任奏事中散，父亲山稚之位至金明太守）三人。七人中以散骑常侍、给事黄门侍郎等集书省官监起居注的有裴延俊、裴询、祖莹、李神儁、羊深、卢元明，以中书令监起居者仅有山伟，可见监修起居注职责还掌握在散骑常侍、给事黄门侍郎等集书省官员手中。除裴询因“以主婿，特除散骑常侍”，其余六人多为皇帝近臣，通晓文史，饱学之士，裴延俊“涉猎坟史，颇有才笔。举秀才，射策高第”；卢元明“涉历群书，兼有文义，风彩闲润，进退可观”。
典起居注有崔鸿、裴伯茂、郑伯猷、魏收四人，前三人来自门阀士族，仅魏收一人来自寒族。四人中以散骑侍郎、员外散骑侍郎等集书省官典起居注的是崔鸿、魏收、裴伯茂，以尚书外兵郎中典起居注的是郑伯猷。可见，典起居注者仍以集书省官员为主，但亦有以尚书曹官员典起居的特例。四人皆通晓文史，盛负文才，裴伯茂“学涉群书，文藻富赡”；郑伯猷“博学有文才，早知名。举司州秀才，以射策高第”。
修起居注人数较多，有崔鸿等16人，其中代人之后一人，凉人旧臣之后一人，来自门阀大族六人，来自其他普通家族但父、祖身居中高级职位有八人。因负责具体修撰，16人全部通晓文史，文采横溢，著作佐郎有王遵业、房景先、李希礼、李彦四人；太尉记室参军、太学博士、名士郎、广平王开府中郎等有邢昕、封肃、山伟、阳斐四人；尚书曹官员有阴道方、温子升、许绚三人；员外散骑侍郎等集书省官员有崔鸿、辛贲二人，另有三人未知。
整体来看，宣武帝之后编修起居注已经形成监、典、修三位一体化。散骑常侍代表皇帝监察起居注的修撰；员外散骑常侍、员外散骑侍郎典起居，负责掌管编修；著作佐郎、太尉记室参军、太学博士、尚书曹郎等他官及员外散骑侍郎为具体编修人员，这亦成为北魏后期编修起居注的一种常态。但这种监、典、修三位一体的起居注制度看似严格，实则等同虚设——监者起不到有效的监督作用，典、修者亦不上心，或夹带私货，或旷班，没有认真负责地编修。如崔鸿借典修起居注“妄载其表”；温子升“曾一日不直，上党王天穆时录尚书事，将加捶挞，子升遂逃遁。天穆甚怒，奏人代之”。故自山伟监修起居注后，“二十许载，时事荡然，万不记一，后人执笔，无所凭据。史之遗阙，伟之由也”，以致出现“（崔）为常侍，求人修起居注”的尴尬局面，这种监、典、修起居注制度的弊端可见一斑。有学者认为设置监、典起居注反映出北魏进一步加强了对撰修起居的控制，但实际上这种起居注制度造成了监者不监、典者不典，该修不修、不该修者修的尴尬，其原因既与集书省地位变低、职能分散有关，又与北魏后期政局动荡、皇权涣散有一定关联。
宣武帝时集书省地位下降，职能被中书、门下及六曹等机构分散。集书省源自两晋散骑省，“晋置四人，典章表、韶命、优文、策文等，虽隶门下，别为一省……（刘宋时）置散骑常侍四人，亦以加官，久次者为祭酒，领六散骑焉；又置集书省领之”。北魏太和十五年，孝文帝仿效刘宋，置集书省，提高其地位和职能，“掌讽议左右，从容献纳，领诸散骑常侍、侍郎及谏议大夫、给事中等官，兼以出入王命，位在中书之右”。相对南朝而言，孝文帝时的集书省拥有讽议监察权、献纳谋划权及出入王命的诏令权，同时还有修撰国史、起居注权，地位高于中书省、门下省。但之后随着门下省议政权力扩大，重大政治事件多经门下省。门下省影响力增强，超过了中书省、集书省。“先是中书专主纶言，魏宣武已来，事移门下。至是发诏依旧，任遇甚显。”集书省地位一落千丈，六散骑从三品官的皇帝近臣变成了将相大臣的兼职、门阀士族权贵子弟的任职和荣誉之衔。如裴询尚太原长公主，除散骑常侍，监起居事；裴伯茂以平薛凤贤，赏平阳伯，迁散骑常侍。原有的监察、献纳、出入王命之权多被门下省、中书省、尚书省分散，这也是尚书左民郎中、南主客郎中、尚书左民郎等尚书省官员修起居注的原因。并且，从南主客郎中温子升修起居注，被录尚书事上党王天穆捶挞来看，温子升本职是南主客郎中，掌对外交往夷狄之事，在尚书曹修起居注为其兼职，且日需当值，直接听命于录尚书事，而非监起居的散骑常侍。太学博士修起居注的缘由相同，即北魏选用博学之士担任，教授中书学生，为太学博士，任职者升迁较易，多升为中书、门下省要职。以太学博士修起居注在一定程度上代表门下、中书分散了集书省的修史权力。具有修史职能的著作佐郎一定程度上也分散了集书省的修史职能。这些都与北魏后期集书省地位下降有关。
北魏后期政局动荡、皇权涣散，导致监、典、修三位一体修起居注制度的进一步衰弱。北魏后期胡太后专权擅政，元叉、刘腾等发动兵变，把持朝政，幽胡太后于北宫，“无所畏忌，恣诸侵求，任所与夺”。此后，文武官员集团互相争斗、胡汉之争迭起，纲纪无存，汉人门阀离心离德、代人武将心怀怨怼，最终胡汉矛盾激化，六镇烽烟四起。“魏自宣武已后，政纲不张。肃宗冲龄统业，灵后妇人专制，委用非人，赏罚乖舛。于是釁起四方，祸延畿甸，卒于享国不长。”孝庄帝时，尔朱荣大杀四方，政局混乱不堪，“天下淆然，外侮内乱，神器固将无主”。尽管其后“猾逆既翦，权强擅命”，但最终皇权衰落，自绝宗庙，遂为灭亡。故阳斐以广平王开府中郎修起居注；封肃因太傅崔光欣赏，以太学博士修《起居注》；房景先因受到太常刘芳、侍中崔光、侍中穆绍的赏识而修起居注；山伟因代人之后被元叉赏识，以名士郎修起居注。时元叉总勒禁旅，杀清河王元怿等大臣，风头正盛，特地启用山伟这样的代人进入中枢，负责起草诏令、修撰起居等工作，以便更好控制皇权。“时天下无事，进仕路难，代迁之人，多不沾预。及六镇、陇西二方起逆，领军元叉欲用代来寒人为传诏以慰悦之。”孝静帝时山伟依附尔朱世隆，除卫大将军、中书令，监起居，全凭尔朱世隆所定。祖莹与孝庄帝的权臣北海王元颢交好，遂领给事黄门侍郎、幽州大中正，监起居事。节闵帝普泰初，羊深迁散骑常侍、卫将军、右光禄大夫，监起居注，此时节闵帝已是尔朱兆的傀儡，被其掌控。可见，北魏后期元叉、尔朱世隆、尔朱兆等权臣已经凌驾于皇权之上，可随意差遣他官修撰起居注，不再通过集书省调配监修，集书省代表的皇权衰落已然可见。
综上而言，北魏起居注制度是孝文帝改革在史官制度上的一个反映。北魏初期没有起居注官，或为他官兼任，或是内秘书侍御中散的记注官。太和十四年孝文帝创置起居注制度。太和十五年设置起居注令史，又仿效刘宋设置集书省兼掌起居注，改变了两晋、南朝著作郎掌起居注的惯例。它既展现了孝文帝去除胡化、加强皇权控制的一种决心，也是北魏与南朝争夺华夏正统在史学上的需求。北魏后期起居注制度出现监、典、修分工合作，但由于政局动荡、皇权涣散及集书省地位的下降，起居注制度名存实亡。但不管如何，北魏修撰起居注有336卷之多，形成了一套行之有效的起居注制度，为魏收编撰《魏书》奠定了深厚的基础，亦对东魏、北齐乃至隋唐史官制度有深远的影响。
来源：《史学理论研究》2023年第4期，注释从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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