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为李景濂先生
在古城邯郸串城步行街的南门里东侧，有一处新翻建的名人故居，上书“李景濂故居”五个大字，很多游客不知道故居的主人是谁，总有人问道他是谁？作为邯郸人，我们应该知道，他就是清末从邯郸古城走出去的最后一位进士，也是民国时期的著名爱国人士——李景濂先生。
了解中国历史的人知道，实行了一千三百年的科举制度在光绪三十一年（公元1905年）九月宣告结束，有的还知道光绪三十年（1904年）甲辰恩科的殿试头名状元是直隶肃宁人刘春霖，若问最后一名进士是谁恐怕就很少有人知道了，其实，这最后一次殿试的最后一名进士也是直隶人，就是直隶邯郸人——李景濂。
孜孜探究李景濂先生功名和生平的是邯郸民间文化学者、文史专家李发勇先生，他是一名土生土长的文史专家，通过数年的研究探索，加之现居住在北京的李景濂的曾孙李健雄先生和夫人张红的追寻，中国最后一名进士的生平和形象才逐渐丰满清晰起来。李健雄先生是李景濂的曾孙，获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和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硕士学位，曾任新华社国际部英文编辑室副主任、新华社常驻联合国记者、环球时报英文版高级顾问；其夫人张红获美国新墨西哥州立大学工商管理硕士学位，曾任北京某企业高管。他们在退休后，一心致力于探寻曾祖父的生平履历和学术从政业绩，行程数万里，花费数十万元，查寻借阅资料，走访专家学者。奔波于国家档案馆的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和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国国家图书馆、北京大学档案馆、天津大学档案馆等处查阅史料，他们还四次到台北故宫博物院查阅史料。在他们的不懈探究下，李景濂先生的完整概貌和一生的功名业绩得以完整地展示在世人面前。
李景濂（1869—1939），字佑周，元祖世居甘肃陇西堂，家谱记载李氏“盖本唐宗”后裔，始祖曾授曹州太守，初迁徙正定府，后徙宁晋和隆平县枣驼村，清嘉庆二年（1707年）迁邯郸城。李景濂先生1869年出生于邯郸城南门里一个书香家庭里，1889年入县学为诸生，1894年为甲午科第一名优贡，是邯郸县明清两代的唯一优贡。他早年就读于直隶保定莲池书院，师从桐城派大师吴汝纶先生。李景濂1903年为癸卯恩科举人，1904年为甲辰恩科进士，排名是二甲第五十八名。由于殿试时恰逢大雨，保和殿内光线不足，李景濂答卷时多翻了一页，以致卷子出现空白纸。只是出现了这一瑕疵，大总裁将其殿试卷子判为三甲第150名，也是赐同进士出身的最后一名，由此成为科举史上的最后一名进士。实际上，若不是这一粗心大意，也不会位列最后一名，因为李景濂在乡试考试名列第17名，会试位列第46名。
殿试结束后，李景濂即任光绪朝内阁中书，后任清学部总务司牍科主事，北洋大学堂帮办、直隶高等学堂教务长、直隶文学馆副馆长、京师大学堂教员。民国时期任北京大学教授，1912年当选中华民国第一届国会众议院议员，曾任清史馆协修、总统府政治咨议。
李景濂先生在政治、教育、文学、史学、慈善等方面都有建树。一生著述颇丰，桃李满天下，著有《学部条议存稿》《左传讲义》《左传管窥》《宋学讲义》《吴汝纶传》《诗文集》以及《清史本传》数十篇。我国著名的哲学家冯友兰、史学家顾颉刚、文学家朱自清等都是他的学生。由于为人为学为政显著，曾获得过清帝光绪的恩赏银牌，以及民国政府颁发的文虎勋章。
虽然李景濂一生大部分岁月生活在清末民初的历史年代，但是他的思想和观念却高瞻远瞩、超前务实。尤其在民国初期的政治动荡不安、风起云涌之时，他当选中华民国第一届国会众议员和总统府政治咨议后，坚持爱国思想，反对封建落后，坚持中国必须统一，主张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提出振兴中华。他不畏权贵，反对复辟，提出了一系列的爱国议案和修正案，在当今看来，都是彪炳史册的先进的政治主张。
他深明大义，积极支持国家统一。清末至北洋政府初期，联邦论甚嚣尘上，并引发“联省自治运动”，这是各自为政企图分裂的预演。他作为议员，在国会指出，“联省之说尤为不可，有联则有拒……互倚外力为重，终必两败俱伤，肇瓜分之惨祸，美其名曰联省，实则自亡之道而已。”最后，多方奔走呼号，国会放弃选择联邦制。
1917年初，中华民国国会召开宪法会议表决有关宪法条文，李景濂提出了修正案，提出“中华民国人民于法律上均为平等”和“中华民国国土完全隶属于中华民国主权之下”，就是说，在一百年前就提出了在宪法规定下要人人平等和国家领土主权完整，不被侵犯，这个提案体现了他对国情的清醒认识和政治上的远见卓识。他还不畏强权，反对封建复辟，袁世凯为了恢复君主国体，规定了由国民代表大会决定国体，为了达到目的，袁世凯拉拢作为议员的李景濂，派卫兵开汽车带一麻袋银元送到李景濂住宅，他不为重金所动，坚决拒收，责令退回。
民国初期，外国教会势力迅猛壮大，外国教会反对儒教，他们妄想通过宗教向中国逐渐渗透，以致逐步控制中国民众的文化思想。李景濂与其他议员审时度势，在国会提出将孔教定为国教，未获通过，但最终达成了“中华民国人民有尊崇孔子及信仰宗教之自由，非依法律不受限制”的妥协。
在浩如烟海的馆藏资料中，李景濂的曾孙李健雄在《中华民国史事纪要》中的《各方致孙中山函电汇编》中，查阅到1927年7月8日李景濂与多位国会议员联名发电报，肯定并支持孙中山先生创造共和的伟大功勋，拥护他提出的救国政策，倡议南北共谋国家统一，造福国民造福国家。这份电报是北方政界和学界名流拥护孙中山建立共和，统一政权的拥戴陈表，再现了李景濂等一批仁人志士为国献计献策、共襄国是、奔走呼号的决心，国之栋梁扶社稷之将倾，这个历史瞬间展现了一代学者和志士的爱国情怀。
李景濂对中国的宪政和政治民主化做出了很大贡献，研究中国宪政史，研究桐城派在北方的传播，他是绕不开的人物。
李景濂一生清贫，好善乐施，虽担任教授和议员等职，收入颇丰，但大部分用于抚养多名李氏孤儿和家乡事业发展。他所收养的本家的十来个孤儿，都受到了良好的教育，培养成人，并成为国家栋梁。为发展家乡邯郸的工商业发展，他购买了怡元亨煤油公司、怡丰面粉公司和贞元增酒厂等企业股票，还将其老家宅院的45间房子交给妻弟用于民生织布厂。后来，他无暇过问回报，一切都不了了之，以致最终也没有财产留给后人。
由于李景濂在政治、教育、哲学、文学、史学等方面都取得了不菲的成就，他被列入《晚清七百名人图鉴》《民国人物大辞典》《民国之精华》（中、英、日三种文字）《中国近现代高等教育人物词典》《中国近现代人物像传》等多部典籍。《邯郸县志》记载了自李景濂的高祖至其子连续六代人在孝义、德业、制科、学业等方面的成就。
1939年春，中国科举历史上的最后一名进士在北京去世。前去吊唁的北京政界要员、社会名流、亲朋好友、学子学弟，长长的吊唁队伍一直延伸到胡同外的大街上，人们都从内心敬仰这位在京城学术和声望俱佳的人物。
是的，他不仅仅是中国最后一位进士，而且更是一位满怀赤子之心的国士。
作者；王润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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