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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王天祥司令的一生

时间:2022-05-28 17:19:39  来源:邯郸文化网  作者:王气清 李大放  浏览: 分享:

 

记王天祥司令的一生

 

王气清  李大放

 

王天祥同志是冀鲁豫边界地区一带很有影响的传奇式人物。特别是他在一九四五年一月的“大名起义”,曾轰动一时。以后正式参加革命军队,投身共产主义事业,为党和人民做出了积极贡献。

    

笔者王气清(天朗)是王天祥的胞弟,李大放是王司令的老部下。在这纪念抗日战争胜利四十周年之际,愿将王天祥同志一生的情况写出来,以了却我们的心愿,供史学工作者参考。

 

(一)

    

王天祥字瑞符,行伍出身,其人高高个子、长眉细目、白净面皮、长方脸型、高鼻梁、四字嘴、眸瞳有神,能刻苦耐劳,朴素大方,平易近人,颇有儒将之风。

    

公元一九O六年,王出生于山东省单县王寨村,兄弟四人,他是排三,幼家贫,少年时受尽了地富豪绅的气,十四岁出外做工,十七岁到保定当了国民军孙岳所属庞炳勋部一团一营的兵,苦苦熬了十一年,才升了一个骑兵连长,饱尝军阀的苦头。当阎、冯讨蒋时任陈春荣的手枪队队长。

    

“九一八”事变后,他不满蒋介石的“安内攘外”政策,参加了冯玉祥的“抗日同盟军”,在方振武部工作。曾参加“平地泉战役”,结交了进步朋友,受到吉鸿昌将军的影响。后因察北抗战受以蒋介石的破坏,冯被迫下野,王投杂牌军孙殿英部,在谢团任副团长。蒋、阎再次交欢后,迫令孙殿英宁夏缴械,王也因之而失业,被国民党宪兵以参予政治活动罪名,捕送北京陆军监狱。在狱中认识了难友河北阜平人、共产党员刘子会等,受到感染和薰陶,提高了觉悟,对共产党有了认识。待宋哲元进北京时,经老相识石敬亭多方营救,才得出狱。

    

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后,孙殿英借抗战之机,扩大队伍,派王天祥到武安、沙河一带组织武装。随着部队的发展,孙委王为大队长、支队司令、十一团团长、副师长等职,驻防太行山脚下的武安、沁阳、济源、淇县、林县、辉县一带。由于他的部队中已有共产党员刘植岩等和进步人士的参加和起作用,对部队纪律比较注意,重视军民关系,治军比较开明,与日本鬼子打了几次胜仗、硬仗,曾获数次嘉奖,在太行边缘驻地一带,享有声誉。有人给他立碑颂扬,口传赞歌,例如淇县之七峪、武安的万安至今石碑犹存,《王天祥武安抗日》,《沁阳阻击战》,《炮击西尚》,《沁河畔以寡胜众》都是有名的战例。当时冀察游击军“战斗报”已有登载。

 

(二)

    

抗战伊始,国共第二次合作,孙殿英为了扩大势力,伪装进步,容纳进步人士,那肇棠任过他的副军长,共产党靖任秋也挂名副师长。王天祥的部队里,吸收了一些流亡学生和当地不少小知识分子参加,其中就有共产党员刘植岩、董自托、邱子耀等同志。他的参谋长陈季章则是同情共产党、八路军的进步人士。在王的请求下,党又给他派进了张磐石同志为首的若干政工干部,帮助他建立了政治机构,连、营都设立了政工人员,还发展了一批共产党员,王的随从陈济黎、张蔚林等便是其中的几个。

    

王从组军一向就和共产党、八路军有联系,得以刘植岩、张磐石、董自托等共产党人的帮助,政治上有所进步。他学习了八路军许多治军的办法,注意群众纪律,重视地方上层人物的工作,亲自去抓争取伪军工作。例如他秘密下山给土顽头头程道合、李成华、程明轩等拉上关系,用绿林手法拜了兰谱。

    

孙殿英地一九三九年下半年随蒋介石掀起了第一次反共高潮,对于王天祥的行动由不满转到仇恨,又嫉妒王系自己组建的部队,上下一体不便插手,便派特务分子吕铭仁任王的副团长兼副参谋长,以便进行监督。

    

由于孙倒向了国民党,邢肇棠副军长已没法再待下云了,经彭总同意回解放区。王天祥在一九四0年冬,亲自叫他的侄子王树坤等人,秘密护送邢肇棠同志到八路军“总部”,彭总任他为八路军总部高级参议,后又任晋冀鲁豫边区参议会议长等职,孙知道以后,怀恨在心,必欲除王而后快。

    

孙要夺王的兵权,采用明升暗降的手法,升王为副师长,让他离开部队。王的参谋长陈季章结合我地下党员等发动全团挽留,孙怕引起兵弯,不得已承认王以副师长兼十一团团长,但矛盾激化,已成了剑拔弩张,一触即发之势。

    

另一方面,蒋又派遣特务深入王部,驱赶进步人士,已经公开暴露身份的进步分子不得不离开王部。

    

孙又以卑鄙手法,收买王的厨师贾阴清(邯郸河沙镇人),让其在饭、汤、菜内下毒,害死王天祥,那知贾于心不忍,反而向王告了秘,王在极大愤怒下,决心起义。此时,我地下人员又得到紧急情报:第一战区司令长官蒋鼎文已密电孙殿英将王就地正法,编散其部队。在千钧一发的紧急关头,王派乔世英(共产党员)到太行山请示邢肇棠和彭总,在刻不容缓、来不及从容安排起义的情况下,王于一九四一年五月,率部东出太行之塔冈、邢门两山品,越过平汉路,企图把部队先拉到安阳以东程道合处,视情况再作下一步的打算。

    

孙殿英早与日伪有勾结,王一行动,他便唆使日伪军四路截击,企图歼王部于平汉路两侧。激战五昼夜,王部苦战得脱,夺路东奔,敌尾追不放。到了程道合地盘的安阳辛村集,王得到程道合相助,乃回师痛击追兵,拼死奋战,竞把日伪打的落花流水,溃不成军,缴获甚众,活捉五名鬼子兵,还俘虏安阳伪道尹顾问富田利。

    

只因孤军作战,没有援军,王在吕村又打了一仗后,把部队转移到卫河边,从草坡渡河至井店一带,希图和冀鲁豫八路军在沙区的部队相会合。

    

王与沙区司令员朱程、分区负责人王风梧会了面。王政委刚刚回云筹运给养,不料又遇上敌人大扫荡,发现邯郸、大名、清丰、安阳、水冶等日伪军由内黄渡河追击而来,王只得且战且退,以避敌锐。军行至滑县之牡丹街打了一场恶仗,部队伤亡甚大,加上人地两生,没有群众基础,天气炎热,昼夜行军,长久作战,疲惫不堪,几乎陷于粮尽弹绝的困境。此时,营长谢怀恕、石敬兰等动摇恐惧,吕铭仁从中破坏,暗地里向高树勋通消息,陈季章力劝无效,部队拉到濮阳东北的谷头村,在日伪进逼甚紧,又与八路军失掉了联系的情况下,王同意到柳下屯,且投靠高树勋。

    

高在一日宴请王时,拿出蒋鼎文让高将王就地正法密电示王,于是王的部队被编散,王本人也失去了自由。

    

王在软禁中,学习刘备在“曹营”所用的“韬晦之计”,请来了清丰县巩营文生张清江老先生为师,每天钻进老书堆里念四书,示无大志。

    

某日高得雏马一匹,性烈难训,王对高说:“军座,此马交给我,我当年是骑兵连长,我替您压成走马吧!”高允其请,从此,王在柳下屯高的总司令部范围内便得到了自由。

    

我冀鲁豫军区多方设法营救,与王天祥取得了联系,于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乘高军部演唱豫剧的机会,派小部队将王等接救出来。

    

(三)

    

王到军区后,要求利用自己在大名、安阳、内黄一带的关系,去改编和收容一向盘踞在回隆、楚旺、千佛、牙里等处程道合、程希孟、李成华、杨法贤士顽武装,尽可能争取他们抗战,如不可能,可用灰色名义,打入敌人内部,掩护我地下工作,待机反正。据说此行动得到彭总的批准。

    

一九四二年初,王由九分区到达了回隆时,正逢日冠压迫程希孟、程明轩、程道合、李成华、杨法贤等部改编,统归伪军长李英领导。因这些人素与李英有矛盾,思想有顾虑,怕不自保,所以借此机会,依附于王,拥王为首领。王经过四个多月的努力,但不能克服程等霸占一方,扩充实力,夸耀乡里的顽固性,况且一九四二年也正是敌人猖獗之时,一下子高举抗日旗帜是不现实的。王想用灰色名义把这些山大王组织起来,但他们不干,这伙土顽头子决意拥王向日军交涉,争取正规伪军的番号。王不得已派人到我“太行总部”通报了这些情况。

    

王和程道合通过辛村教堂意大利神父与安阳日军大佐松本搭上了关系,而松本大队隶属邯郸日军“华北第一混成旅团”。经松奇旅团长的批准,允王以“王天祥部队”名义在回隆筹建部队,视其实力再考虑部队的番号。于是一九四二年初,他就在回隆镇成立起“王天祥部队司令部”,这就是回隆组军。

    

王为自保,又东拼西凑,收留旧部,收容溃散,招募新兵,组成了一个“突击团”,是王的直属部队,提任保卫王和他的部队八大处的警卫工作。

    

不久,日军给王部以“东亚同盟自治军”的正式番号,并在邯郸给王和他的旅长等进行了一个很隆重的授旗仪式。编制是: 

东亚同盟自治军军长王天祥,副军长程希孟 

突击团团长张履亭

第一旅旅长李成华,团长陈海波、师建业

第二旅旅长程明轩,团长程坤、郭德惠

第三旅旅长程道合,团长程兴华、程道生

第四旅旅长杨法贤,团长王文香、卢景文

军长、副军长为中将,旅长为少将,团长为上将。军部日本顾问是岸乔秀男,福田为部队长。

 

伪军名义发表后,敌人每旅又派一个顾问,直率日军一个排,进行控制和掌握。东亚同盟自治军成立不久,日军就要王率全军向元城县解放区进犯。王左右为难,骑虎难下,叫陈济黎到冀南一分区向桂干生司令和吴建初政委汇报情况未等结果,敌人即迫令东进。王不得已,进至龙王庙停止不进。敌人又派来两个大队,迫王部前进,王借整训之名,密令所部连夜撤到卫河沿线待命。敌见王自撤退,大怒,在某夜十二时,敌之大佐以“最后通谍式”严令王即日进驻原防,否则,要解放其武装。

    

王天祥被迫东犯,桂司令派阎之青同志前来见王,要王拖住日军,不能向解放区活动,要坚决与敌作斗争。并且警告说:如不撤退某些地方,我军就要消灭其部队。王进退维谷,答复说:如打、就拣坏的团打,但突击团一定要给我留下。王在此时,王在此时,也派陈济黎速到太行北方局报告了情况,彭总写了一个小纸条,叫陈济黎带回,上写:“仍继续坚持工作,长期埋伏”。并电令冀南军区,接济王部二百石粮食。为避免影响,宋任穷政委决定由阎之青同陈济黎送来了天津汇票伪币两千元,顶住粮食之数。

    

王部队这次东开,回隆由副军长程希孟带郭德惠团留守;一旅长李成华带陈海波团,进驻大名城以东卫河以西,而师建业则强占了河东金滩镇;二旅主力团程坤强占了南李家庄;三旅程兴华团强占了肖庄;四旅王文香团在龙王庙东南三里之石曹坊安了据点,“突击团”驻在孙甘店。

    

冀南军区司令员陈再道亲自到一分区指挥,调来骑兵团和附近各地方武装,又加一分区的二十六团以及卫河支队,一举歼灭了程坤团,而程坤本人只身狼狈化装逃脱;我军又转移兵力,基本消灭师建业团,师本人和卫士泅水逃归。在作战的同时,说服了李成华、程道合两旅长带部后撤,李成华带程海波团完全撤到回隆,程道合留一部给在肖村的程兴华,本人撤回到太保。至此,结束了这一战役。

    

在内线工作的配合下,分区桂司令、吴政委亲率部队打回广(平)大(名)路南,从而恢复了魏县、漳河、大名的根据地和成安的游击区。就在这个一九四二年深秋之时,我分区、地委、专署各个领导机关,又都回到大名西南,回隆以东,漳河两岸活动。

    

一九四三年,德军败局已定,日寇已有兔死狐悲之感,在太平洋与中国战场上,兵力已处于顾此失彼,捉襟见肘之势,我八路军在各个战场已相机反攻,攻克了不少的据点和城镇,恢复和扩大了抗日根据地。日寇不得不放弃了卫河东之元城据点,将王的部队移到楚旺镇,以接替伪治安军李英的防区。

    

靖任秋(共产党员)原是孙殿英新五军的挂名副师长,王天祥当年任孙殿英十一团团长时,二人关系就很密切。孙反共后,靖也回八路军总部工作,王进驻楚旺后,“太行总部”派靖任秋到王部以朋友名义,协助王整顿部队,以便蓄积力量,配合反攻。王为靖活动方便,大胆工作,给他一个高参名义,一九四四年四月,日军又令王天祥把军部移到大名城。

    

冀南军区派三分区(此时与一分区已合并)敌人科长张履到大名和王、靖共同筹划,在大名北关之“美国教堂”办起了王部的“军官教导团”。通过轮训各级干部,加强政治思想工作,改造其部队,并相机撤换死硬汉奸分子。

    

一九四四年秋,王于“教导团”召开了一次旅长、参谋长会议,由靖任秋同志讲了国际形势与今后部队的前途问题。其间发现参谋处长邱效天对靖的活动产生了怀疑,王为防止事故,采取先后制人,以从楚旺移防大名时,邱有讹诈民财的罪行,把邱效天枪毙。

    

程兴华原任过八路军三八六旅十八团的副团长,后叛奕到了程道合部任团长。程道合怕他尾大不掉,改任为旅参谋长。此人此时已堕落为国民党特务,他对靖的活动又公开提出质疑,已经成为反正起义事业的最大障碍。王天祥以挑拨三旅长与军长关系罪名,立即将程兴华拘捕,交军法处查办,因处之过急,引起程兴华任过团长的“薛团兵变”。日军特务看到了破绽,乃乘机派来了大汉奸刘昆任王的副军长,苏正格任大名县县长,檀松甫任军参谋长,日本特务分子吴寿彭任军部宣抚处主任,对王天祥进行了一系列的严密控制与监视。

    

一九四四年八月,靖随王到邯郸,一日拂晓突然被日军包围,强行解除了王的军长职务,宣布刘昆为军长,王伺隙派其弟王天朗护送靖脱险,回了“太行总部”。

    

把王扣在旅团司令部,敌人软硬兼施逼王承认“通八路”。王坚予反驳,为之否认。约半月,将王解到了保定,宣布为伪河北省长高凌尉的高参,并警告王不得再插手军内之事,否则,应负后果责任。

    

为摆脱特务监视,王以看病为由,携带妻和随员张蔚林等到了北京。先住在西单花园饭店,发觉有人盯梢,又经过几番周折,才转移到西山南湖岛上之南湖饭店,这才敢写信让张蔚林送到了冀鲁豫军区。军区首长立即派已回解放区的陈济黎携款到北京去接王天祥。他们一行,都化装成商人,潜至河南省宜沟车站下车,由事前安排好的“天门会”首领杨贯一的参谋长和我们的地下工作人员胡紫青同志,派武装护送王等到根据地,会见了冀鲁豫军区首长,并一起计划策动大名起义工作。

    

(四)

    

大名古天雄,地位一向重要。在唐时是魏博节度使的驻地,五代时期为唐之东京,后晋和后汉也曾立都大名,公元九六0年宋立大名为北京,公元一一二七年金立刘豫为齐帝也是以大名为都,以后历经元、明、清各代,大名一直为北方重镇。其地西有漳水环绕,东有卫河曲流,北枕幽燕,南控鲁豫,平原广阔,四通八达。明万历知其地重要,培修城墙,下石上砖、内以三和土夯成,城高三丈有六、城垛林立,城头广阔、可驰四马,城河水深,城楼高大、雄伟可观,据此以固定,实不易攻。

    

自治军的伪军部移住大名城内时,便由突击团控制了四门,由突击团团长张履亭任城防司令。平时把守城门的,还有伪警备队和伪警察,城楼上还有鬼子兵亲自监守,可谓戒备森严了。

    

日寇在大名城内,经常拥有一个中队以上的兵力。他们在旧县府以东,菜园街以西,文庙正北,单独构成一个防御体系。营所四角,建有碉堡,围墙高大,设有射空。围墙上下内外,还架有几道铁丝网,在百米以内,所有建筑物一律拆除,扫清射界。军事防范,可以说是森严壁垒。

    

王天祥被强行解职后,由东北讲武堂出身、据说是吴佩孚的干儿子、死心踏地的大汉奸刘昆任为伪军长,檀松甫任少将参谋长。他对鉴于王天祥拘捕程兴华引起了三薛团兵变的教训,所以他们对突击 人事不敢轻易撤换(已准备刘昆的亲信东北人岳某改任突击团长)。就在这个时候,我冀鲁豫党委采取果断措施,批准王天祥策动“大名起义”的计划。

    

一九四四年的冬天,为联络方便,组织派遣女将任玉巧同志随同张蔚林潜入大名城内,化装打扮,精巧设计,找到突击团长张履亭。而张团长为保守机密,防出意外,他将张蔚林接到大名城内菜园街好友成天德家去接头。张履亭表示坚决执行王军长命令,响应起义,杀敌立功,大名光复后,愿将所部拉到根据地,接受共产党的领导,部队改变成八路军,共同抗日救国。但要求给以时间,好作准备。这时张蔚林建议由突击团军官裴万青、李如渠二人(裴、李二人早已为陈济黎、张蔚林发展为地下工作人员)为代表,随时与城外联系,得到了张履亭的允许。

    

此时张蔚林等又得到参谋李大放为起义绘制的“大名敌伪城防军事兵力配备图”和盗取的十五天敌伪军事口令。张冒着生命危险,神密机智地及时交到冀鲁豫军区。军区首长和王天祥都很满意,深誉二十岁的小将张蔚林有胆有识,曹里怀参谋长亲自接收了张蔚林的汇报,并作了具体指示:一定要注意保密,准备工作不宜过长,做上层人物的工作为主,其中中层有把握者,同样进行工作,要分别进行。

    

随后,陈济黎和张蔚林一起又去大名,除进一步加强和张履亭联系外,还分别与副团长高玉振、二营长刘庆海、二连长李昆峰和负责守东门的一连一排排长杨安太以及排长左兴贵、齐名心、教导团教官李静山等取得了联系。

    

陈济黎、张蔚林由军区往来于大名工作时,经常住在卫河以东根据地之翟町村王光旭家(他是冀南一分区敌工科的老关系),由于王在大名城内很熟悉,他便成了我们的秘密联络员,对这次大名起义很有贡献。

    

由于形势发展,德、意、日法西斯日暮西山,当汉奸做伪军的人心思动,感到没有出路。王军长在部属中素有威信,再加党的正确领导,民心归附,所以工作进行的一帆风顺,起义火候已经成熟。军区派骑兵连护送王天祥、陈济黎、张蔚林和赶参加研究起义工作的冀南三分区敌工科科长张履,一齐到三分区驻地和分区首长具体安排大名起义事宜。

    

王天祥总结了四一年首次起义失败的教训,吸取的经验,所以他在这次会议上,提出了两项决策:

    

一、鉴于一九四一年脱离孙殿英起义时,对特务分子吕铭仁等没有除恶务尽,致使在关键时刻,使起义遭到失败。因此,这次起义要除恶务尽,对首恶分子和特务如刘昆、檀松甫、吴寿彭等,一定要杀掉,使上层机构彻底瘫痪。

    

二、起义时间临时决定,决不事前告知张履亭以及刘庆海等,怕他们事前送家眷、送行李、走漏风声,致使敌人察觉;同时也防止内部有矛盾,借起义闹磨擦,为敌所乘;再则预防有的人借起义混乱之机,图财抢掠、败坏军纪、扰民害民,给起义造成不良影响。

    

陈强调要全面计划,统一行动,分进合击,速战速决,一定要按作战计划落实到底,赏罚严明,严肃军纪。

    

会后在三分区做了三天准备,指令由裴万青事先通知给张履亭于一月十六日晚准时到东门外沙堤村面见王天祥,由王天祥临时给以起义任务。决定由副团长高玉振开南门、杨安太开东门、二连连长李昆峰率该连给八路军二十三团当响导,保证入城部队顺利进入战斗。其他依照计划各有安排,指挥部设在城东三里店。

    

当时东门、南门、南关红楼,由突击团一营把守,西门、北门归二营把守,突击团本部在城内道口楼院,自治军军部在五女师,教导团在北关美国教堂内,伪大名县政府在县前街,伪保安队在东街,伪警察局在伪县政府以内,伪第一旅旅部在魏县之张庄,伪第二旅在南乐县之千佛,伪第三旅旅部在内黄县之楚旺镇。

    

一九四五年一月十六日晚,王天祥和三分区首长率陈中民二十三团,准时到达大名城外严阵以待(此时军区在邯大路、大安路、大濮路早已安排了打援部队)。这时张履亭团长,也按规定的地点,去向王天祥请命,王说:“我今天来接你们了,马上起义。”张有些作难,颇感差诧异地说:“怕准备不及?”王有怒色,严历地说:“有什么准备的?”张随口而答:“我坚决执行王军长的命令!回去立即率全团起义。”

    

零点发出了起义信号,高玉振顺势开了南门,东门上杨安太排长率领战士把城门楼上鬼子兵一个一个活活扼死,同时由所部顺手解决了伪警备队和伪警察,同样一枪未打,一弹未发打开了东门,我八路军二十三团顺利地进了大名城。

    

张蔚林带二十三团八连,静悄悄地包围了张小街伪军长的“公馆”。在张蔚林扣门之际,由王天祥的原卫士王柱年闻风响应来开门,众人一拥而入,这时刘昆还在卧床打鼾,张蔚林冲进刘昆寝室,举手把他击中,其他人也随之开了枪。这个作恶多端,中华民族的败类,中将伪军长结束了一生。

    

与此同时,陈济黎带着二十三团二连到道前街西头路南,冲入伪参谋长檀松甫宅内,檀也得到了刘昆同样的下场。日本特务吴寿彭,自知不保,吓的乱窜,被我军枪杀在军部。

    

日寇司令、实际是一个大尉中队长腾本正在作困兽斗,竟命令他的捍目角谷小队长带二十多名鬼子兵,从菜园街迂回到东城上,企图夺回东门和起义军及二十三团发生激战,我部终将角谷小队全部歼灭,但突击团的王士德副团长、军部贾振华等和战士若干人,也在激烈的巷战中,付出了自己的生命。

    

北门、西门,始终为起义军所控制,经过起义军配合我八路军二十三团作战,大显神威,除日本据点外,其它伪警备队、伪警察局给全部解决,伪县署和伪组织也全部予以摧毁。

    

参加这次起义的计有:突击团全部,伪“军部”及“教导团”一部,伪警备队若干,伪察察少许。

    

十七日拂晓结束战斗,二十三团全胜而归。起义军奉命由敌占区经张铁集一带,沿根据地向清丰县六塔、杨集方向,进驻开州、范县之弓庄、盛辛店、高堤口、朱不寨、杨楼等地,被改编为“冀鲁豫抗日游击纵队”,王天祥任纵队司令员,张履亭任纵队一团团长,高玉振任副团长,迟伸功会一营营长,刘庆海任二营营长,张书敬任团军需及文书,王凯任司书,陈济黎、张蔚林、李大放、王天顺等任纵队参谋,其他很多同志都分配了适当的工作。

    

起义军在从敌占区开进根据地的途中,备受抗日政府和人民群众的热烈欢迎,送汤送饭,献礼慰问,人民夹道欢迎。我冀鲁豫军区首长又拨款百万,对起义部队各有奖赏,关怀优厚,以示鼓励!党领导又在弓庄大会上宣布了党对起义人员的政策是:不咎既往,立功赎罪,立大功受奖,革命不分先后,爱国一家……,自起义之日起,统称为革命军人。并且又派了文工团来慰问演出,专门召开了隆重盛大的“军民联欢庆祝大会”。热情满怀,喜气洋洋。当时,冀南和冀鲁豫广大人民群众,口唱秧歌:“一月十六正半夜,八路军来攻大名城,王军长和张团长,里应外合打东洋!打东洋!!……”

    

大名起义不久,大势起了变化,由于形势所迫,残余的日本鬼子在冀南立不住脚,被迫撤回邯郸,而大名完全解放。

    

(五)

    

起义工作完成后,王天祥住冀鲁豫军区,边工作边学习马列主义和毛主席著作,又经过了战斗的实践,思想作风、阶级意识有所提高,拥护党的领导,基本上确定了革命的人生观,经政委刘华清、副旅长周发田的帮助与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于一九四六年九月在邢台第二纵队司令部,由纵队司令员陈再道将军亲自主持举行了隆重的入党仪式。这在王天祥司令员的一生中,要算是最光荣的一页。

    

在此期间,王先后参加“晋冀鲁豫边区参议会”、“英模会”以及军区组织的较大的各个战役。

    

为了执行毛主席“扩大解放区,缩小敌战区”的号召,他绝大部分时间和精力放在执行战斗任务上,配合兄弟部队,解放了东明、南乐、大名,严重打击了程道生、郭清、杨法贤等部伪军。

    

日寇投降以后,王在晋鲁豫北大兵团(当时冀鲁豫组织了南、北两大兵团)指挥下,配合兄弟部队,解放了北部全区,消灭了全部顽伪军,参加了“平汉战役”。

    

为适应新形势,军委统一命令各大军区组成了野战军,王为二野二纵六旅旅长。一九四六年六月解放战争开始,王参加了“陇海战役”以及黄河南、北的各次战役。经常和王天祥打交道的老地下工作者阎之青同志说得好:

    

“一九四六年,中原军区突围,蒋介石发动了全面内战,晋冀鲁豫大军区刘伯承司令员、邓小平政治委员亲率二、三、六、七纵队,首先进行了一次陇海大破击,解放了若干县城和大据点,后来称为杞东战役。接着歼灭整三师,活捉师长赵锡田,再就是陇凤战役、鄄南战役、滑东战役,二次陇海战役……。这时我早已到五旅十五团工作,但我知道这些战役中,王天祥都参加了。尤以“鄄志战役”六旅打得出色,据说王天祥亲自到突击部队中指挥,得到了指战员的好评。但在一九四六年的七月,打击敌人第三师那个战役中,阻击邱清泉部打得不够好,然而经过了很短时间战术、技术训练的讨论,战斗力显著提高。例如,解放定陶县城,消灭刘广信等战役,六旅起到了主要作用。在消灭刘广信一次战役中,六旅缴获榴弹炮八门,山炮四门以及其他战利品的辉煌战果。”

    

一九四八年二月,王调到晋冀鲁豫军区,四月随大军区到石家庄与晋察冀军区合并,六月到了“军大”任五大队长,八月调到四大队。一九四九年四月,经个人要求,到“高级干部队”学习,在党的培养哺育下,一个出身于旧军人的人,开始成了一个比较坚强的革命战士。

    

以后,王由华北军政干校又调到蒙绥军区察蒙分区任副司令员,“蒙绥军区干校”副校长,一九五六年六月调任河北省体育运动委员会副主任,一九五八年十二月二十日病故于保定医院,时年五十三岁,安葬于晋冀鲁豫军区烈士陵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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