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正不阿的北宋名臣刘安世
作者：郑延芳
他在北宋哲宗时做谏官，屡进谏言，石破天惊。他指出当朝裙带关系太厉害，一下列举出十几个“官二代”，满朝皆惊，对于这件得罪众人的事，也不避讳，反而请皇帝把这篇奏章晒出去，让所有人都知道，好引以为戒；他上书弹劾章惇、蔡确等重臣，包括宰相在内有十余人被罢官；他正色立朝，有错就指，不对就说，即使惹得皇帝暴怒，也毫不畏惧，久而久之便得了一个绰号“殿上虎”。
他是司马光的得意门生，并得司马光、吕公著举荐，先后任右正言、左谏议大夫、枢密都承旨等职，却因直言敢谏，而不容于当朝权贵，屡屡被贬，先后被远放英州、梅州等烟瘴之地。
他与苏轼、苏辙交好，志趣相投，政见相近，在元祐党籍“罪名榜”上，他位在苏轼之后，排名第二。
他，就是出生于元城的北宋名臣刘安世。
刘忠定公（安世）画像
1
对于刘安世一生行状，明末清初思想家王夫之总结得最为剀切，他在《读通鉴论》中称：“河北者，自黄帝诛蚩尤以来，尧、舜、禹敷文教以薰陶之，遂为诸夏之冠冕，垂之数千年而遗风泯矣……自开元以后，河北人材如李太初（李沆）、刘器之（刘安世）、司马君实（司马光）者，盖晨星之一见尔。”
这其中，洺州肥乡人李沆、陕州夏县人司马光，先后于太宗、仁宗朝登进士第，走上大宋朝堂，成为一代名相，而同样出生于黄河以北的刘安世，也是大宋的柱石之臣，更是北宋士大夫的典范。
刘安世，字器之，魏州元城县（今河北省大名县）人，因其学湛道深，被人称为“元城先生”。
刘安世出身于一个仕宦之家。其父刘航，和司马光是同榜进士，先后任过知县、转运使、监牧使、太仆卿等职，一生勤政爱民。在父亲的言传身教之下，刘安世从小就勤奋学习，熟读经典，长大后才华出众，同时也养成了耿直、端方的待人处世品质。
宋神宗熙宁六年，25岁的刘安世进京赴考，旋即登进士第。但他没有马上选择走上仕途，去做官，而是去洛阳讨学问。
因为父亲的好友、大儒司马光因与王安石政见不合，于熙宁变法中失势后隐居在洛阳修史避世。刘安世于是得以“从学于司马光，咨尽心行己之要，光教之以诚，且令自不妄语始”。（《宋史·刘安世传》）
如此追随司马光潜心修学七年后，刘安世终于大器有成，这才接受朝廷的委任，出任洺州司法参军，正式步入仕途。
那时还是北宋前中期，政治氛围比较宽松温和，士大夫敢说敢为，读书人无论贫富，学而优则仕，通过科举就可以进入官僚体系，身居庙堂，放眼天下，一展平生抱负。
大宋文人地位的空前提升，离不开太祖赵匡胤的大力推动和后续君主的政策追随。太祖年少投军，陈桥兵变一朝黄袍加身，逼迫后周恭帝禅位，南征北战，夺取天下。大宋以武得国，上位了的皇帝们难免生出忌惮武将有样学样的小心思，更鉴于唐中后期地方节度使拥兵自重、擅权乱国的弊端，所以太祖自开国时就定下了与士大夫共天下的国策，立誓约不杀大臣及言事官。伴随这样的治国思路，一整套完备的文官制度也一步步确立。与历史上的其他时期相比，北宋的士大夫们活得更自我、更尽性，在政坛上也比较能尽情挥洒才智。就是在这样的历史环境下，年轻的刘安世从容成长，在生活中打磨，在官场上历练，儒士之风凛然一身。
朱熹在《朱子格言》中说：“刘忠定谨告诫一语，范忠宣遵忠恕二字。”刘忠定（刘安世）和范忠宣（范纯仁）这两个北宋儒臣名家，各自都有着自己的处世原则，而刘安世的原则就是那个来自老师司马光的“诚”字。
刘安世用一生来践行了这个“诚”字。他以司马光为榜样，时刻效法老师的为人处世，包括在日常仪容行止上，也一丝不苟，从不懈怠，比如在自己家里坐久了都不会侧身倚靠，写字不喜用草书，不爱歌舞声色，即使后来身处困境，也不改儒者正色。
同时，他品行端方，又博学多才，与当世之英才如苏轼、苏辙兄弟等人皆为好友，经常诗文酬唱，“同志不渝均管鲍，清风特立若夷齐”（《双柏》），刘安世的诗句和情怀均为时人所喜爱和传诵，而他更为人所瞩目的是在政坛上的耀眼表现。
2
元丰八年（1085年)，支持王安石变法的神宗皇帝病故，九岁的哲宗即位，由祖母太皇太后高滔滔临朝听政，次年改年号为元祐。在太皇太后高氏的支持下，隐居编撰完成了《资治通鉴》的司马光重返政坛，为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开始恢复旧制，全面废除王安石变法，史称元祐更化。
元祐元年（1086年），重新执政的司马光，以刘安世“才而自晦，愿而有立，力学修己，恬于进取”，推荐其为秘书省正。馆阁之选，官阶不高，但能从地方调回京城。司马光当时对刘安世说：我之所以向朝廷举荐你，并不是因为你追随我日久，而是在我赋闲时，你日常问询不断，反而我入相府后，弟子中唯独你没有了往来问候。
像刘安世这样，在师长跟前谨守弟子之礼，但当师长成为了上官，反而不会趋炎附势、刻意逢迎，才是司马光欣赏的以“诚”立身、言行一致的君子儒士。
不料当年九月，司马光去世。与司马光共同辅政的吕公著独掌相位，向太皇太后推荐刘安世为谏官，欲任命他为右正言。右正言虽然只是中书省一个从七品的小官，但属于专职谏官系列，专掌规谏讽谕，凡朝廷有阙失，大事则廷争，小事则论奏，以谏诤天子、弹劾百官的过失为职责，职位很重要，也很容易惹祸上身。
宋代选拔谏官一向严格，必须品学兼优、廉洁正直之人方能入选，以刘安世的才干、品行和口碑是完全胜任此职的，而他侍母至孝，刚开始也担心若成为言官恐怕将来祸及家人，于是在接受任命之前，向母亲征求意见。刘母当即勉励儿子说：“吾闻谏官为天子诤臣，汝父平生欲为之而弗得，汝幸居此地，当捐身以报国恩。正得罪流放，无问远近，吾当从汝所之。”
母亲的大义，打消了刘安世的顾虑。于是，元祐三年刘安世赴任右正言，元祐四年六月改任起居舍人兼左司谏，十月升为左谏议大夫。刘安世没有辜负母亲的期望，任职期间，直言敢谏，刚正不阿，又切中时弊。他虽是司马光弟子，却并不因为党争而偏袒一方，或充当墙头草随波逐流，无论皇帝太后、文武百官、新党旧党，他是闻过必纠，不畏权贵，面折廷争，无所避讳。《宋史》本传称刘安世“仪状魁硕，音吐如钟”，“在职累岁，正色立朝，扶持公道”。
于是，朝堂大殿之上常常出现这样一幕，个子大嗓门大的刘安世义正辞严，据理力争，有时与皇帝争得面红耳赤，也毫不畏惧，顶多是手执书简退后一步侍立，等皇帝怒气稍减，再上前继续进谏。满朝同僚、皇帝近侍都战战兢兢，为他捏一把汗的同时，也折服于他的胆识，称之为“殿上虎”，“一时，无不敬慑”。
刘安世对谏官职能有着强烈的认同，对可能的处境和后果也有充分的心理准备。所以他始终敢于面折廷争，忠直无隐，从不退避。
元祐四年，宋哲宗十四岁，朝廷发布了告示，要从民间选乳母。刘安世认为，皇帝已经是不需要喝奶的年纪了，不需要保姆，名义上选奶妈，实则是在选民间美女为皇帝淫乐。于是，他当即因“宫中求乳母”一事上书，认为哲宗疏先王经典、近后庭女宠，实损圣德，建议太后御经典、引近臣。刘安世用词严厉，毫不避讳，最终导致皇家选奶妈计划被取消，而哲宗心里已悄然埋下不愉快的种子。
做谏官时刘安世弹劾的大臣有几十人，其中论奏胡宗愈一事尤其能体现其直言敢谏、坚持不懈的为政风格。
元祐三年，胡宗愈被任命为尚书右丞。时刘安世刚任右正言，即论“胡宗愈公议以为未允”。太后曰：“且徐观其所为。”安世退而上章曰：“仰承圣谕，固当遵奉，退而熟虑，终有未安……”自元祐三年四月到元祐四年三月，刘安世论胡宗愈共二十一章，最后太后也终于让步。
时人评价刘安世之谏言为“言官之楷模，辅弼之龟鉴，卿士大夫之药石”。刘安世在晚年编订的《尽言集》中，记录了近两百条进言奏议，“用事下字皆精切，气节凛凛如严霜烈日”，也表达了他身为谏官“尽心建言”的志愿。
3
元祐八年（1093年），太皇太后高滔滔去世，哲宗亲政，下令重新实施变法新政，起用章惇、曾布等新党，罢免了旧党宰相范纯仁、吕大防等，开始全面打压元祐党人，苏轼、苏辙、黄庭坚等人皆遭流贬。
元丰年间，在皇帝支持下，以王安石为首推动变法的政治派别被称为“元丰党人”，亦称新党，所谓的改革派；在太后高滔滔支持下，以司马光为首反对变法的另一派则被称为“元祐党人”，亦称旧党，所谓的保守派。
刘安世作为司马光弟子，虽然政见与二苏等人又有所不同，但仍属旧党人士，再加上当谏官时结下的种种恩怨，为刚刚得势的章惇等人所忌恨难容。就在当年，刘安世被迫离开了京城，先被罢黜知南安军，再贬少府少监，三贬新州别驾，又贬谪英州，后贬往梅州（今广东省梅州市）。
今天广东梅州老城区里的元城路仍在念念不忘北宋时的刘元城（安世）。梁时禹 摄
流放之途艰难曲折，被贬之地充满凶险，政敌的追杀，环境的恶劣，亲友随从的病亡，都不能折损刘安世的气节，反而与他在困顿中更放光华。
在梅州这个令人畏惧的蛮荒瘴疠之地，刘安世竟然办起了当地第一家书院——“梅城书院”。他不但亲自坐院授徒传业，还利用自己的人脉广请名家来传道，把中原文化与教育引入了岭南。据清代光绪年间《广东通志》记载，他以一己之力，建立起一套完整的书院管理体系，并发动地方贤达支持，筹措办学经费，使梅州文教渐兴，“士习民风翕然丕变”。
刘安世北归后，梅州百姓将书院更名为“元城书院”以为纪念，先贤堂、五忠祠、铁汉楼等相关的祠祀历宋、元、明、清而代代不绝。梅州自此文脉昌盛，耕读传世，人才辈出，刘安世的开创之功可谓利在千秋。因而，他被梅州乃至广东人民尊为对其历史文化有重要影响的古八贤之一。
梅州市以刘安世名字命名的元城小学，仍在纪念着他对这方土地的教化之功。
明末梅州籍翰林李士淳在《松江书院序》中称：“开辟全潮之山川者，昌黎韩公；开辟梅州之山川而绍昌黎公之芳者，元城刘公也。”至今，在广东省梅州市梅城江北老城内，仍有一条路名为“元城路”，绵延着数百年来世世代代梅州百姓对元城刘公的追忆与尊崇。
宋时有“八州恶地”之说，“春循梅新，与死为邻；高窦雷化，说着也怕”，说是被贬官到春、循、梅、新、高、窦、雷、化这八个州的人，九死一生，凶险异常。而刘安世被流放去过的就有其中七个州，最后能活着回来，也堪称奇迹。
同是天涯贬谪人的好友苏东坡，赞刘安世为“真铁汉”（梅州铁汉楼即取典于此）。两人曾几度相遇于被贬途中，携手同游，诗酒唱和，苦中作乐。刘安世见东坡形容超然，不禁喜曰：“浮华豪习尽去，非昔日子瞻也。”苏轼见安世仪表堂堂、神情依旧则曰：“器之铁石人也！”刘安世与苏氏兄弟的友谊因才华和人品而牵系一生，惺惺相惜，没有因为同属旧党，而不辨是非、沆瀣一气，也没有因为政见有别，而离心背德、分道扬镳。苏辙过世后的墓志铭，乃刘安世亲自撰写。
元符三年（1100年），哲宗去世，徽宗赵佶继位，向太后听政，再次起用元祐党人，废除变法新政。新帝即位，大赦天下，刘安世得以结束七年的流放生涯，返回京城，重入政坛。
然而不久之后，反转再次出现，向太后患病归政，徽宗正式掌权，崇宁元年（1102年），蔡京为相，重又恢复熙宁新政。九月，徽宗令中书省进呈元祐中反对新法，及在元符中有过激言行的大臣姓名。蔡京拟下一百二十人名单：文臣执政官文彦博、吕公著、司马光、范纯仁、韩维、苏辙、范纯礼、陆佃等二十二人，待制以上官苏轼、范祖禹、晁补之、黄庭坚、程颐等四十八人，余官秦观等三十八人，内臣张士良等八人，武臣王献可等四人，分别定其罪状，称作奸党。徽宗亲自书写，刻于石上，竖于端礼门外，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元祐党人碑”。
朝廷明令，这份黑名单上的人“永不录用”，其子孙不得留在京师，不得参加科考。而其中待制以上的官员，以苏轼为首，列在第二位的便是刘安世。
此时已是北宋后期，新旧党争愈演愈烈，已经从应该如何发展生产、富国强兵的改革之争，演变为不同政治派别之间的恩怨利益之争。士风凋敝，无人敢言，国政衰败，危机四伏。北归后的刘安世，移居衡州及鼎州，以集贤殿修撰的身份知郓州、真定府。然而，他先遭右仆射曾布忌恨，不得入朝；至蔡京当宰相时，又被连续七次贬谪到峡州拘系管制，后因年迈才复官承议郎，寄居宋州州城（今河南省商丘市）。
人生的暮年，刘安世早已经厌倦官场争斗，一心致力于治学传道，门下如吕本中、曾几、刘勉之等从学者众多，士大夫往来不绝，名望隆盛。
4
刘安世受业于司马光，“涑水（指司马光）弟子，不传者多，其著者，刘忠定公（即刘安世）得其刚健”。（全祖望《元城学案序录》）
刘安世在继承老师学问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了司马光的学术思想，以“诚”治学，形成了自己的思想体系，为儒家“元城学派”之开山宗师。清代学者黄宗羲在《宋元学案》中设有“元城学案”，总结肯定了刘安世在学术方面的贡献。
刘安世著有《元城集》20卷，已佚失，今存《尽言集》13 卷，有《论朋党之弊》一文曾经震动朝野。其诗存世不多，栩栩有生气，如“万古照临终忌满，一轮明彻岂须圆”（《八月十四夜月》），“多求唯恐心难满，扑破方知器易盈”（《扑满子》）等句。
他又善画墨竹，兼精小景。中国国家博物馆藏有“刘安世造七弦琴”一把，为晋嵇康规制，宋刘安世所造。传世宋琴非常稀少，而此琴经数百年沧桑辗转，音质依然悠扬，实属琴中佳品，被历代琴家学者所推崇，可见刘安世亦精通音律及斫琴妙术。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刘安世造七弦琴”。琴身为桐木，通体髹黑漆，露朱色漆地。琴心内阴刻篆书“刘安世造”“毛仲翁修”“周鲁封重修”等字。腹面阴刻行书“混沌材”、“羲皇人已杳，留此混沌材，想是初开辟，声音妙化裁，完然一太璞，解愠阜民材，不凿庄生窍，古风尚在哉。”款署“会稽黄镇仲安跋于皖江”。又阴刻行书“晋制宋修，一翁”，下有“夏伯子”阴文方印，夏伯子即夏莲居。由此可知此琴为晋嵇康规制，宋代刘安世所造，迭经毛仲翁、周鲁封重修，后为夏莲居收藏。
政坛多变，你方唱罢我登场。又有宦官梁师成得势，慕大儒之名，遣人持书登门，劝诱刘安世“为子孙后代考虑”，归附于己，以享厚禄。看淡了富贵浮云的刘安世一笑拒绝：“吾若为子孙计，则不至是矣。且吾废斥几三十年，未尝有点墨与当朝权贵。吾欲为元祐完人，不可破戒。”（《宋史》本传）
宣和七年（1125年），一代谏官、士林典范、儒学宗师刘安世逝去，享年七十八岁，“诵佛经而哭公者，日数千人”。（朱熹《宋名臣言行录》
刘安世死后葬于祥符县（今河南省开封市），后其弟子负其骨，辗转千里，将其归葬故里元城刘齐固村。
到了淳熙七年（1180年），刘安世的语录尚在民间流传，子孙为他向朝廷请谥，宋孝宗已几乎忘了大宋有此一臣，人生渺渺，不胜唏嘘。次年十二月，孝宗下诏赐刘安世谥号为“忠定”，算是给了这位为赵宋王朝忠心耿耿、殚精竭虑一生的谏臣的一个官方认定。
刘安世一生宦海漂泊，命运多舛，而他追求立德、立言、立功的志向却从未改变。他养胸中一腔浩然之气，不畏时局变幻，不惧安危得失，大胆倡言，为安邦定国积极针砭时弊的传统士大夫作派，永远垂法后世，令后人仰望并效仿。
凡注明来源邯郸文化网的文章，属邯郸文化网原创
请尊重作者，转载注明作者、文章出处
（更多好文 请加小编微信h3115855）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