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是一位政治家诗人，对于所创作的有望传诸后世的作品，素来严谨而看重。康生是中共高层少数几位通晓诗词与书法的领导人，在金石字画的鉴赏和诗词书法的造诣上，虽不让行家里手，却能凭借特有的政治敏感，洞见领袖“内圣外王”的心态，对毛泽东诗词及其墨迹的种种做派，真是将政治权谋与艺术欣赏结合得天衣无缝——仿佛是诗家的艺术共鸣，其实乃权臣的机巧逢迎。毛泽东相隔十年二度信用其人，固主要在于康生对其政治路线的迎合，而诗词书法则又成为一种独特的媒介。
目前所能见到的康生关于毛泽东诗词及其墨迹的最初的文字，可能是这样一则题记（原文无标点，为引者所加）：一九五九年十月二十三日晨八时至泽东同志寝室开会，见案头有宣纸三叠，墨迹犹新。展视之，乃泽东同志近书词稿三首。此三词所用牌调为清平乐、减宇木兰花、采桑子，皆二次国内战争时所作，向未发表。今经手书，尤为珍费，真可谓光騰万丈，笔扫千军矣。自思如能请而得之，加以装潢，传之后世，诚社会主义文坛一大胜事也。会议十二时毕，我乃持此三稿，向泽东同志请日：“我甚爱此，可否惠我？”泽东接稿。熟视后说：“三词尚未定稿，先拿去看看吧。”我既获许，快甚，持之急出，顿觉中南海之晚秋景色，真“胜似春光”矣。
康生精书法，篆隶真草皆能，且左右并宜，故时以落款“康生左手”自诩。据某传记作家在一篇记述康生行状的文字中的说法。康生于书法极为自负，居然敢哂笑郭沫若的字“我用脚趾夹着笔都能写出来”真近乎狂妄。以此等目空一切的眼界却独于毛泽东墨迹“我甚爱此”，其中几分是独具只眼的艺术欣赏，几分是阿谀攀附的权术使然，不难辨析。以“光腾万丈，笔扫千军”形容毛诗及其墨迹。固可视为艺术的夸张，但以“成社会主义文坛一大盛事”评论，显然是个人崇拜的作祟了。
也许有人会以为这只是不供发表的题记，只是表达康生的内心感受而已。其实不然。在逐渐成为执掌意识形态领域弃取子夺大权的政要之后，康生确实通过种种运作，将毛泽东诗词及其墨迹的发表弄成“社会主义文坛的一大胜事”，而这一切又为推进个人崇拜的潮头显出独特的政治功能。
不妨简略回顾康生仕途进退升沉的一段历史。
康生是 40年代初延安抢救运动中炙手可热的风云人物，虽积怨甚多，口碑甚差，然毕竞为最终确立毛泽东的思想权威效力甚殷，故能成为中共七大之后由13人组成的政治局的成员。不知何故，此后不久，即与同为政治局成员的张闻天逐新淡出中枢，至国共内战后期，主政山东解放区，地位竟在中央委员的饶漱石之下。开国后长期称病不出，故1956年中共八大之后显仍名列由26人组成的政治局，却与张闻天同降为候补委员(张闻天十余年间向未告病，內政外交一直兢兢业业，实不可与其同日而语）。诚如邓小平所指出的，1937年之后。毛思想中左的东西逐渐占据上风。几乎是与此同时，康生再度受到信用。人们一直以为，在鼓吹个人崇拜以邀宠上，林趁拔得头筹，1959年庐山会议后取代彭德怀主持中央军委，首先提出“毛泽东恩想是当代马列主义的顶峰”。其实康生才是“顶峰”论的始作俑者。他先于林彪，在1958年的“大跃进”运动中以“马列主义理论家”的权威身份，为毛泽东在这年3月提出的“两种个人崇拜”论（即个人崇拜有正确与错误之分）竭力鼓吹，首倡“顶峰”论。标新立异一至于此。1959年庐山会议整肃彭德怀“反觉集团”（张闻天亦名列其中，从此万劫不复），康生紧跟领袖，出了大力。这年10月，康生在中共中央理论刊物 《红旗》杂志上发表《共产党人应当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不应当是党的同路人》，以理论权威的架势，阐发毛泽东在庐山会议上责难彭德怀、张闻天等人“不是马克思主义者，而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以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的资格参加共产觉”的所谓“同路人”之说。这篇文章与同一时期发表的陈伯达的《无产阶级世界观和资产阶级世界观的斗争》，成为这场倒白为黑的批判运动中最具理论色彩的“姊妹篇”。
庐山会议前期，毛泽东作于这年6 月下旬和7月上旬的《七律·到韶山》、《七律•登庐山 在与会者中传抄。9月1日，毛泽东致信《诗刊》主编臧克家等人，寄去这两首七律，“如以为可，可上诗刊”，其动因在批判彭德怀：“近日右倾机会主义猖狂进攻，说人民事业这也不好，那也不好。全世界反华反共分子以及我国无产阶级内部，觉的内部，过去混进来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投机分子，他们里应外合，一起猖狂进攻。………我这两首诗，也是答复那些忘八蛋的。”9月7日，毛泽东就这防首诗的修改致信胡乔木，更明确地指出：“主题是为了反石倾鼓干劲的，是为了惩治反党、反总路线、反大联进、反人民公社的。”康生对这些内情无疑全然知晓，因而对毛泽东欲借助诗词作为政治斗争利器之心态了如指掌。由此可见这则写于1959年10月下旬的题记，将毛泽东书写自作诗词视为“社会主义文坛一大盛事”，正是那个历史大背景下鼓吹个人崇拜的使然。
随着“三面红旗”的式微，毛泽东自60年代开始将注意力转向反对赫鲁晓夫的“现代修正主义”（简称“反修”）。康生相机被委以重任，在钓鱼台主持中央写作班子撰写反修檄文。毛泽东则以其独特的方式——赋诗填词来表达政治家的诉求，从而形成继30年代中期创作长征诗词之后的第二个创作高峰。通晓诗词的康生于此虽近乎“述而不作”，却另有一功。
1961年10 月下旬，郭沫若在观看绍剧 《孙悟空三打白骨精》后赋七律一首，并于 11月初发表在《人民日报》上。毛泽东手 11月17 日写出“—从大地起风雷”的唱和之作。次年1月6日，郭沫若在广州读到康生抄示的和作。毛泽东在唱和相隔整整 50 天之后方经由康生抄示郭沫若，可以想见，康生对毛泽东借助一出戏和一首诗来做出一篇“反修”大文章的意图十分明了。毛泽东后来曾公开表示：“郭沫若原诗针对唐僧。应针对白骨精。唐僧是不觉悟的人，被欺骗了。我的和诗是驳郭老的。” 得到康生的抄示，郭沫若当天即以毛诗原韵再唱和，以“僧受折磨知悔恨”的诗句表示完全接受毛泽东的批评，并请康生转呈毛泽东。1月12日，毛泽东亲笔致信康生，内中一段是：“八日惠书收到，极高兴。请告郭沫者同志，他的和诗好，不要千刀当剐唐僧肉了，对中间派采取了统一战线政策，这就好了。”遗憾的是，康生的信未见披露，故无法知晓这位毛泽东的高级信使究竟在信中说了哪些令毛泽东“极高兴”的话。毛泽东的兴致显然很高，故在这封复信中将上年 12月所作“反修正主义的”《卜算子·咏梅》抄示，“并请送沫若一阅”。时在广州的康生于当月下向将毛词抄示正在海南岛鹿回头的郭沫若，送又引出郭沫若“囊见梅花愁，今见梅花笑”的唱和，更以题为《东风吟》的一组七言绝句弘扬毛词：“主席的诗词，主席的思想，就是送暖遍天涯的东风，就是不教冰雪结奇胎的东风。”
1960 年代初，康生活跃于“反修〞第一线(据传郭沫若后来曾书贈“十下莫斯科，稳坐钓鱼台”的联语），俨然成为“光荣的反修战士”，遂于1962年9月召开的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增补为中央书记处书记。也正是在这次全会上，毛泽东发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 的雷霆怒吼。康生则不失时机地配合制造“利用小说进行反党活动”的“反党小说《刘志丹》，冤案。反“外修”以促进反“内修”已见端倪。
1962 年除夕，《人民日报》 在头版发表《陶里亚蒂同志同我们的分歧》，点名批判这位意大利共产党总书记，从此揭开了中共反击“现代修正主义”的序幕。1963 年元旦，《光明日报》发表郭沫若的《满江红 •元旦书怀》。康生即于1月3日写信给远在杭州的毛泽东，推荐这篇后来由作者改题为《领袖领》的切合时宜的作品。这首应时之作除歌领“人六亿，加强团结，坚持原则”，引发康生特意向毛泽东推荐的可能是这样几句：
有雄文四卷，为民立极。
桀大吠尧堪笑止，泥牛入海无消息。
1月9日，毛泽东亲笔函复康生：二月三日信收到，大谢。郭词很好，即和一首，请郭老和你为之斧正。
同样遗憾的是康生的信未见披露，故无从知哓究竞说了哪些令轻易不对党内同志言谢的毛泽东“大谢”的话。可以想见的是，郭词中“有雄文四卷，为民立极”一类领群（这与后来林彪首倡而风行一时的 “最高指示”似隐隐相通），当令这位于“导师”头街颇为看重的政治领袖产生“深愜吾意”之感(林彪在“文革”初期提出“四个伟大”——“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将对毛的个人崇拜推向极致。1970 年庐山会议后毛却说这类领辞令他“讨嫌”，但又说可以保留其中的“导师”之称）。
郭词的称领和康生的引荐，再次激发毛泽东的兴会。1963年1月这个向“现代修正主义”发起反攻的紧要时刻，毛泽东手8日费去整整一个夜间的功夫，写下“要扫除一切害人虫，全无敌”的唱和之作。1964年1月下甸，毛泽东应英译者的要求，对刚刚出版的 《毛主席诗词》中的若干词句作了解释，其中最为详细的当推压轴之作《满江红•和郭沫若同志》
“飞鸣镝”指我们的进攻。“正西风落叶下长安”，虫子怕秋冬。形势变得很快，那时是“百文水”，而现在正是“四海翻騰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了。从去年起，我们进攻，九月开始写文章，一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
你要慢，我就要快，反其道而行之。你想活一万年？没有那么长。我要马上见高低，年个明白，不容许搪塞。但其实时问在我们这边，“只争朝夕”，我们也没有那么急。
如果说由康生主持的中央写作班子撰写的“九评”（即1963年9月至1964年7月以《人民日报》编辑部和《红旗》杂志编辑部名义发表的9篇评论苏共中央公开信的大块文章）是“反修”的重磅炮弹，那么毛泽东的这首《满江红》大概可以称之为发动反攻的进军号了。这年 12月 26 日怡值毛泽东70寿辰，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由郭沫若题签的简体直排本《毛主席诗词》，文物出版社出版由康生题签的繁体直排本《毛主席诗词三十七首》。此前，毛泽东于 12 月 6日致信秘书田家英：
今天或明天开会讨论诗词问题，我现再有所删节改正，请康生同志主持，提出意见，交我酌定为盼！
在毛泽东亲笔并列的参加座谈会的 22位人员名单里，既有朱德、邓小平、彭真这样的政要，又有郭沫若、袁水拍、臧克家这样的诗人，可谓“群贤毕至，少长咸集”。毛泽东明确指定“请康生同志主持”，足见其倚重。是的，在政治和艺术两个方面均能使毛有知音之感者，舍康生其谁乎？
在康生的指令下，毛泽东诗词及其墨迹的发表确乎弄成为“社会主义文坛一大胜事”。
历史的比较是颇有意味的。
1957年1月，毛泽东将《旧体诗词十八首》交付刚刚创刊的《诗刊》发表。《人民日报》 于当月28、29 日在第8版转载其中的 10 首，并附了一则“编者的说明”：“新出版的《诗刊》第一期上发表了毛泽东同志的旧体诗词十八首。本报把过去没有发表过的或传抄得比较不广泛的十首陆续转载在第八版上。〞据当年参与其事的袁鹰回忆，当时主持文艺部和副刊的工作人员颇费斟酌，毕竟无先例可循。经过商量，一致认定：领袖的诗也是诗，既不是政治报告，领袖的诗也是诗，既不是政治报告，更不是中央文件，向上请示亦无异议，最终以同样字号刊登在最末一版的文艺复刊栏里。在1956年9月召开的中央八大上，邓小平所作的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及大会通过的新党章中，有关于反对和防止崇个人崇拜的论述与条文。因此，这种版面的处理固然是编者民主意识的体现，更毋宁视之为时代精神的使然。
1958年 10月，同样是在 《人民日报》，发表毛泽东的诗作《七律三首·送瘟神》，却由末版跃为头版，并连带着在同一版面刊登墨迹。这种超规格的安排正与“大跃进”以来所掀起的个人崇拜潮头相适应。康生也正是辯此重获领袖的信用。
1962年5月，为纪念《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20周年，《人民日报》在头版发表毛泽东的《词六首》，较之 1958年的规格，虽版面相同，然未刊墨迹(《人民文学》5月号则以插页形式刊登《词六首 • 小引》墨迹)。这是稍低于 1958年10月的安排，而又未能恢复到 1957年1月的处理规格。这也正是那个年头政治氛围的真实反映。
1963年9月中旬发表二评苏共中央公开信《关于斯大林问题》，借着批判赫鲁晓夫的 “全盘否定斯大林”，无所顾忌地为个人崇拜张目。这就为推进个人崇拜的潮头作了舆论准备。那时节毛泽东“需要更多一点个人崇拜”。
在康生的指令下，1964年1月4日，《人民日报》及全国各大报刊，在头版的大半个版面刊登毛泽东《诗词十首》，同时配发毛泽东的大幅照片，这与1957年1月同样转载毛的十首诗词真有霄壤之别。与此同时，第2版配发邦汰著预写的 《“百万雄师过大江”一一读毛主席新发表的诗词<七律•人民解放年占领南京>》。在此后的四个月里，郭沫若在《人民日报》等报刊上相继发表了另外九篇诠释其余九首新发表的毛泽东诗词的文章。值得注意的是，郭沫若在多篇诠释文字中披露康生的相关资料，甚至在诠释 《七绝·为李进同志题所摄庐山仙人洞照》一文中全篇征引康生 1959年7月5月与毛泽东等同游仙人洞后所作《朱履曲》，称之为“绘形绘声的妙曲〞。这些材料足见郭沫若与康生诗交甚密。
康生还别出心裁地指令《光明日报》在这年春节以头版头条刊登《采桑子•重阳》的墨迹。这正是1959年10月“请而得之〞的三首词稿中的一首。同版还刊出郭沫若的诠释文字。以此为发端，在康生的指令下，连续三个春节，《光明日报》在头版头条刊登毛泽东诗词墨迹，同时配发郭沫若的诠释文宇。如果说为《采桑子•重阳》诠释以“主席的诗词是最好的模范。让我们好好学习吧，不仅要学习作诗，而且要学习做人。做人是做诗的基础”结穴，尚切题和中肯，那么 1965年春节为《清平乐 •蒋桂战争》(这是康生“请而得之”三首词稿中的另一首)所作的诠释文字就令人瞠目了，居然从诗词和书法两个方面照应康生的“顶峰”论：
主席并无心成为诗家或词家，但他的诗词却成为了诗词的顶峰。
主席更无心成为书家，但他的墨迹却成为了书法的顶峰。
康生读到这样的文字，恐怕会有“深得吾心”的慨叹吧。
称毛泽东的墨迹为“书法的顶峰”，似乎还有更深的玄机。两个月后，3月31日，郭沫若写成长达一万六千字的《由王谢墓志的出土论到〈兰亭序〉的真伪》。这篇后来引起书法界轩然大波的翻案文字，撇开学术争鸣的意义，另有颇值得关注的地方。郭沫若否定传世《兰亭序》墨迹出自王義之之手，而关于王義之笔迹究应如何的立论及论据居然均出自康生。这在郭沫若的所有翻案文字中是绝无仅有的。颇有意味的是，兰亭论辩论展开之后，郭沫若在不止一篇回应驳难的文字中，引用毛泽东“唐宗宋祖，稍逊风骚”的诗句，以挪揄“迷信”唐太宗的论敌，此点得到毛的回应。又是康生之间传递信息。毛询问康，郭的关于兰亭辩论的笔墨官司能否打赢。康毫不迟疑的表示能打赢。随即向郭传达毛的关切，并告毛愿意读到郭尚未发表的驳难文字。在读了郭寄去的两篇尚未发表的驳难文字的清样后，毛即致函郭：
文章极好。特别是找出赵之谦骂皇帝一段有力。看来，过分崇拜帝王将相者在现在还不乏其人，有所批评，即成为“非圣无法”，是要准备对付的。
如此看来，有这样的背景，无怪乎康生和郭沫若信心十足，稳操胜券了。考虑到这年 11 月毛泽东以发表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开始亦以“学术争鸣” 的面目出现)而揭开“文革〞的序幕，那么他在兰亭论辦中对“非圣无法”的肯定，显然目光所及主要并非学术，而是对“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的“造反”精神的首肯。至于康生和郭沫若这面，吹捧毛泽东“成为了书法的顶峰”与否定《兰亭序》出自书圣王羲之之手，是偶然的巧合还是有着内在的联系，颇堪玩味。
1966年春节，《光明日报》照例在头版头条刊登毛诗墨迹，这次是《毛主席诗词》的开卷之作《沁园沙·长春》，并配发毛泽东在1965年5月重登上井冈山的大幅照片，还有就是郭沫若的诠释文章。与往年不同的是，全国许多报刊转载了墨迹、照片和郭沫若的大块文章。郭文特别引用毛泽东青年时期主办《湘江评论》时写下的“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与地奋斗，其乐无穷!与人奋斗，其乐无穷”，并作了应时的发挥。
笔者看到康生书写的一幅集毛泽东青年时代文句的联语墨迹：“世界是我们的，做事要大家来。”1966年的早春二月，正是“山雨欲来风满楼”的非常时期。上引青年毛泽东的豪言壮语，在动乱初期被青年学生奉为圭臬，广泛流传。
1967 年元旦，《人民日报》在头版头条刊登《满江红·和郭沫若同志》墨迹，配有毛泽东的大幅照片。其时康生已升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是权倾一时的中央文革小组的唯一顾问。这一天《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编辑部联名发表元日献辞，传达毛泽东数天前在自己的寿宴上发出的“祝开展全国全面内战”的号令——登在报上的自然并非如此剑拔弩张，而是“全国全面展开阶级斗争”，正与毛词中的“要扫除一切害人虫，全无敌”十分谐协。只是四年前毛泽东所指乃国际“现代修正主义者”，而现在所指则是“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从而完成了从反“外修”到反“内修”的演进。
“反修”导向“文革”，而“文革”赖以发动的先决条件之一便是“更多的个人崇拜”。康生通过异乎寻常地宣传毛泽东诗词及其墨迹来推进个人崇拜的潮头，得能“稳坐钓鱼台”。
1975年12月，“文革〞进入强弩之末，康生在称病多年后死去，竟以“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盖棺之论而获善终。
1977年9月，为纪念毛泽东逝世一周年，文物出版社出版收有15幅手稿的 《毛主席诗词墨迹选》，封面题签则由康生的字迹集成。这大概是这位权奸所能享得的最后的 “哀荣”
罢。
毛泽东诗词及其墨迹自有其价值，随着时间的积淀，可能作出客观和公允的评价。康生藉此推进个人崇拜则另有居心，不可不察。
据说宋代书法四大家 “苏黄米蔡”之蔡原本系蔡京，后人易为蔡襄，由此可见民族文化心理之一斑。有人对康生的书法推崇备至，笔者看来当迹近禁京。“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信然。
毛泽东是一位政治家诗人，对于所创作的有望传诸后世的作品，素来严谨而看重。康生是中共高层少数几位通晓诗词与书法的领导人，在金石字画的鉴赏和诗词书法的造诣上，虽不让行家里手，却能凭借特有的政治敏感，洞见领袖“内圣外王”的心态，对毛泽东诗词及其墨迹的种种做派，真是将政治权谋与艺术欣赏结合得天衣无缝——仿佛是诗家的艺术共鸣，其实乃权臣的机巧逢迎。毛泽东相隔十年二度信用其人，固主要在于康生对其政治路线的迎合，而诗词书法则又成为一种独特的媒介。
目前所能见到的康生关于毛泽东诗词及其墨迹的最初的文字，可能是这样一则题记（原文无标点，为引者所加）：一九五九年十月二十三日晨八时至泽东同志寝室开会，见案头有宣纸三叠，墨迹犹新。展视之，乃泽东同志近书词稿三首。此三词所用牌调为清平乐、减宇木兰花、采桑子，皆二次国内战争时所作，向未发表。今经手书，尤为珍费，真可谓光騰万丈，笔扫千军矣。自思如能请而得之，加以装潢，传之后世，诚社会主义文坛一大胜事也。会议十二时毕，我乃持此三稿，向泽东同志请日：“我甚爱此，可否惠我？”泽东接稿。熟视后说：“三词尚未定稿，先拿去看看吧。”我既获许，快甚，持之急出，顿觉中南海之晚秋景色，真“胜似春光”矣。
康生精书法，篆隶真草皆能，且左右并宜，故时以落款“康生左手”自诩。据某传记作家在一篇记述康生行状的文字中的说法。康生于书法极为自负，居然敢哂笑郭沫若的字“我用脚趾夹着笔都能写出来”真近乎狂妄。以此等目空一切的眼界却独于毛泽东墨迹“我甚爱此”，其中几分是独具只眼的艺术欣赏，几分是阿谀攀附的权术使然，不难辨析。以“光腾万丈，笔扫千军”形容毛诗及其墨迹。固可视为艺术的夸张，但以“成社会主义文坛一大盛事”评论，显然是个人崇拜的作祟了。
也许有人会以为这只是不供发表的题记，只是表达康生的内心感受而已。其实不然。在逐渐成为执掌意识形态领域弃取子夺大权的政要之后，康生确实通过种种运作，将毛泽东诗词及其墨迹的发表弄成“社会主义文坛的一大胜事”，而这一切又为推进个人崇拜的潮头显出独特的政治功能。
不妨简略回顾康生仕途进退升沉的一段历史。
康生是 40年代初延安抢救运动中炙手可热的风云人物，虽积怨甚多，口碑甚差，然毕竞为最终确立毛泽东的思想权威效力甚殷，故能成为中共七大之后由13人组成的政治局的成员。不知何故，此后不久，即与同为政治局成员的张闻天逐新淡出中枢，至国共内战后期，主政山东解放区，地位竟在中央委员的饶漱石之下。开国后长期称病不出，故1956年中共八大之后显仍名列由26人组成的政治局，却与张闻天同降为候补委员(张闻天十余年间向未告病，內政外交一直兢兢业业，实不可与其同日而语）。诚如邓小平所指出的，1937年之后。毛思想中左的东西逐渐占据上风。几乎是与此同时，康生再度受到信用。人们一直以为，在鼓吹个人崇拜以邀宠上，林趁拔得头筹，1959年庐山会议后取代彭德怀主持中央军委，首先提出“毛泽东恩想是当代马列主义的顶峰”。其实康生才是“顶峰”论的始作俑者。他先于林彪，在1958年的“大跃进”运动中以“马列主义理论家”的权威身份，为毛泽东在这年3月提出的“两种个人崇拜”论（即个人崇拜有正确与错误之分）竭力鼓吹，首倡“顶峰”论。标新立异一至于此。1959年庐山会议整肃彭德怀“反觉集团”（张闻天亦名列其中，从此万劫不复），康生紧跟领袖，出了大力。这年10月，康生在中共中央理论刊物 《红旗》杂志上发表《共产党人应当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不应当是党的同路人》，以理论权威的架势，阐发毛泽东在庐山会议上责难彭德怀、张闻天等人“不是马克思主义者，而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以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的资格参加共产觉”的所谓“同路人”之说。这篇文章与同一时期发表的陈伯达的《无产阶级世界观和资产阶级世界观的斗争》，成为这场倒白为黑的批判运动中最具理论色彩的“姊妹篇”。
庐山会议前期，毛泽东作于这年6 月下旬和7月上旬的《七律·到韶山》、《七律•登庐山 在与会者中传抄。9月1日，毛泽东致信《诗刊》主编臧克家等人，寄去这两首七律，“如以为可，可上诗刊”，其动因在批判彭德怀：“近日右倾机会主义猖狂进攻，说人民事业这也不好，那也不好。全世界反华反共分子以及我国无产阶级内部，觉的内部，过去混进来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投机分子，他们里应外合，一起猖狂进攻。………我这两首诗，也是答复那些忘八蛋的。”9月7日，毛泽东就这防首诗的修改致信胡乔木，更明确地指出：“主题是为了反石倾鼓干劲的，是为了惩治反党、反总路线、反大联进、反人民公社的。”康生对这些内情无疑全然知晓，因而对毛泽东欲借助诗词作为政治斗争利器之心态了如指掌。由此可见这则写于1959年10月下旬的题记，将毛泽东书写自作诗词视为“社会主义文坛一大盛事”，正是那个历史大背景下鼓吹个人崇拜的使然。
随着“三面红旗”的式微，毛泽东自60年代开始将注意力转向反对赫鲁晓夫的“现代修正主义”（简称“反修”）。康生相机被委以重任，在钓鱼台主持中央写作班子撰写反修檄文。毛泽东则以其独特的方式——赋诗填词来表达政治家的诉求，从而形成继30年代中期创作长征诗词之后的第二个创作高峰。通晓诗词的康生于此虽近乎“述而不作”，却另有一功。
1961年10 月下旬，郭沫若在观看绍剧 《孙悟空三打白骨精》后赋七律一首，并于 11月初发表在《人民日报》上。毛泽东手 11月17 日写出“—从大地起风雷”的唱和之作。次年1月6日，郭沫若在广州读到康生抄示的和作。毛泽东在唱和相隔整整 50 天之后方经由康生抄示郭沫若，可以想见，康生对毛泽东借助一出戏和一首诗来做出一篇“反修”大文章的意图十分明了。毛泽东后来曾公开表示：“郭沫若原诗针对唐僧。应针对白骨精。唐僧是不觉悟的人，被欺骗了。我的和诗是驳郭老的。” 得到康生的抄示，郭沫若当天即以毛诗原韵再唱和，以“僧受折磨知悔恨”的诗句表示完全接受毛泽东的批评，并请康生转呈毛泽东。1月12日，毛泽东亲笔致信康生，内中一段是：“八日惠书收到，极高兴。请告郭沫者同志，他的和诗好，不要千刀当剐唐僧肉了，对中间派采取了统一战线政策，这就好了。”遗憾的是，康生的信未见披露，故无法知晓这位毛泽东的高级信使究竟在信中说了哪些令毛泽东“极高兴”的话。毛泽东的兴致显然很高，故在这封复信中将上年 12月所作“反修正主义的”《卜算子·咏梅》抄示，“并请送沫若一阅”。时在广州的康生于当月下向将毛词抄示正在海南岛鹿回头的郭沫若，送又引出郭沫若“囊见梅花愁，今见梅花笑”的唱和，更以题为《东风吟》的一组七言绝句弘扬毛词：“主席的诗词，主席的思想，就是送暖遍天涯的东风，就是不教冰雪结奇胎的东风。”
1960 年代初，康生活跃于“反修〞第一线(据传郭沫若后来曾书贈“十下莫斯科，稳坐钓鱼台”的联语），俨然成为“光荣的反修战士”，遂于1962年9月召开的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增补为中央书记处书记。也正是在这次全会上，毛泽东发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 的雷霆怒吼。康生则不失时机地配合制造“利用小说进行反党活动”的“反党小说《刘志丹》，冤案。反“外修”以促进反“内修”已见端倪。
1962 年除夕，《人民日报》 在头版发表《陶里亚蒂同志同我们的分歧》，点名批判这位意大利共产党总书记，从此揭开了中共反击“现代修正主义”的序幕。1963 年元旦，《光明日报》发表郭沫若的《满江红 •元旦书怀》。康生即于1月3日写信给远在杭州的毛泽东，推荐这篇后来由作者改题为《领袖领》的切合时宜的作品。这首应时之作除歌领“人六亿，加强团结，坚持原则”，引发康生特意向毛泽东推荐的可能是这样几句：
有雄文四卷，为民立极。
桀大吠尧堪笑止，泥牛入海无消息。
1月9日，毛泽东亲笔函复康生：二月三日信收到，大谢。郭词很好，即和一首，请郭老和你为之斧正。
同样遗憾的是康生的信未见披露，故无从知哓究竞说了哪些令轻易不对党内同志言谢的毛泽东“大谢”的话。可以想见的是，郭词中“有雄文四卷，为民立极”一类领群（这与后来林彪首倡而风行一时的 “最高指示”似隐隐相通），当令这位于“导师”头街颇为看重的政治领袖产生“深愜吾意”之感(林彪在“文革”初期提出“四个伟大”——“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将对毛的个人崇拜推向极致。1970 年庐山会议后毛却说这类领辞令他“讨嫌”，但又说可以保留其中的“导师”之称）。
郭词的称领和康生的引荐，再次激发毛泽东的兴会。1963年1月这个向“现代修正主义”发起反攻的紧要时刻，毛泽东手8日费去整整一个夜间的功夫，写下“要扫除一切害人虫，全无敌”的唱和之作。1964年1月下甸，毛泽东应英译者的要求，对刚刚出版的 《毛主席诗词》中的若干词句作了解释，其中最为详细的当推压轴之作《满江红•和郭沫若同志》
“飞鸣镝”指我们的进攻。“正西风落叶下长安”，虫子怕秋冬。形势变得很快，那时是“百文水”，而现在正是“四海翻騰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了。从去年起，我们进攻，九月开始写文章，一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
你要慢，我就要快，反其道而行之。你想活一万年？没有那么长。我要马上见高低，年个明白，不容许搪塞。但其实时问在我们这边，“只争朝夕”，我们也没有那么急。
如果说由康生主持的中央写作班子撰写的“九评”（即1963年9月至1964年7月以《人民日报》编辑部和《红旗》杂志编辑部名义发表的9篇评论苏共中央公开信的大块文章）是“反修”的重磅炮弹，那么毛泽东的这首《满江红》大概可以称之为发动反攻的进军号了。这年 12月 26 日怡值毛泽东70寿辰，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由郭沫若题签的简体直排本《毛主席诗词》，文物出版社出版由康生题签的繁体直排本《毛主席诗词三十七首》。此前，毛泽东于 12 月 6日致信秘书田家英：
今天或明天开会讨论诗词问题，我现再有所删节改正，请康生同志主持，提出意见，交我酌定为盼！
在毛泽东亲笔并列的参加座谈会的 22位人员名单里，既有朱德、邓小平、彭真这样的政要，又有郭沫若、袁水拍、臧克家这样的诗人，可谓“群贤毕至，少长咸集”。毛泽东明确指定“请康生同志主持”，足见其倚重。是的，在政治和艺术两个方面均能使毛有知音之感者，舍康生其谁乎？
在康生的指令下，毛泽东诗词及其墨迹的发表确乎弄成为“社会主义文坛一大胜事”。
历史的比较是颇有意味的。
1957年1月，毛泽东将《旧体诗词十八首》交付刚刚创刊的《诗刊》发表。《人民日报》 于当月28、29 日在第8版转载其中的 10 首，并附了一则“编者的说明”：“新出版的《诗刊》第一期上发表了毛泽东同志的旧体诗词十八首。本报把过去没有发表过的或传抄得比较不广泛的十首陆续转载在第八版上。〞据当年参与其事的袁鹰回忆，当时主持文艺部和副刊的工作人员颇费斟酌，毕竟无先例可循。经过商量，一致认定：领袖的诗也是诗，既不是政治报告，领袖的诗也是诗，既不是政治报告，更不是中央文件，向上请示亦无异议，最终以同样字号刊登在最末一版的文艺复刊栏里。在1956年9月召开的中央八大上，邓小平所作的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及大会通过的新党章中，有关于反对和防止崇个人崇拜的论述与条文。因此，这种版面的处理固然是编者民主意识的体现，更毋宁视之为时代精神的使然。
1958年 10月，同样是在 《人民日报》，发表毛泽东的诗作《七律三首·送瘟神》，却由末版跃为头版，并连带着在同一版面刊登墨迹。这种超规格的安排正与“大跃进”以来所掀起的个人崇拜潮头相适应。康生也正是辯此重获领袖的信用。
1962年5月，为纪念《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20周年，《人民日报》在头版发表毛泽东的《词六首》，较之 1958年的规格，虽版面相同，然未刊墨迹(《人民文学》5月号则以插页形式刊登《词六首 • 小引》墨迹)。这是稍低于 1958年10月的安排，而又未能恢复到 1957年1月的处理规格。这也正是那个年头政治氛围的真实反映。
1963年9月中旬发表二评苏共中央公开信《关于斯大林问题》，借着批判赫鲁晓夫的 “全盘否定斯大林”，无所顾忌地为个人崇拜张目。这就为推进个人崇拜的潮头作了舆论准备。那时节毛泽东“需要更多一点个人崇拜”。
在康生的指令下，1964年1月4日，《人民日报》及全国各大报刊，在头版的大半个版面刊登毛泽东《诗词十首》，同时配发毛泽东的大幅照片，这与1957年1月同样转载毛的十首诗词真有霄壤之别。与此同时，第2版配发邦汰著预写的 《“百万雄师过大江”一一读毛主席新发表的诗词<七律•人民解放年占领南京>》。在此后的四个月里，郭沫若在《人民日报》等报刊上相继发表了另外九篇诠释其余九首新发表的毛泽东诗词的文章。值得注意的是，郭沫若在多篇诠释文字中披露康生的相关资料，甚至在诠释 《七绝·为李进同志题所摄庐山仙人洞照》一文中全篇征引康生 1959年7月5月与毛泽东等同游仙人洞后所作《朱履曲》，称之为“绘形绘声的妙曲〞。这些材料足见郭沫若与康生诗交甚密。
康生还别出心裁地指令《光明日报》在这年春节以头版头条刊登《采桑子•重阳》的墨迹。这正是1959年10月“请而得之〞的三首词稿中的一首。同版还刊出郭沫若的诠释文字。以此为发端，在康生的指令下，连续三个春节，《光明日报》在头版头条刊登毛泽东诗词墨迹，同时配发郭沫若的诠释文宇。如果说为《采桑子•重阳》诠释以“主席的诗词是最好的模范。让我们好好学习吧，不仅要学习作诗，而且要学习做人。做人是做诗的基础”结穴，尚切题和中肯，那么 1965年春节为《清平乐 •蒋桂战争》(这是康生“请而得之”三首词稿中的另一首)所作的诠释文字就令人瞠目了，居然从诗词和书法两个方面照应康生的“顶峰”论：
主席并无心成为诗家或词家，但他的诗词却成为了诗词的顶峰。
主席更无心成为书家，但他的墨迹却成为了书法的顶峰。
康生读到这样的文字，恐怕会有“深得吾心”的慨叹吧。
称毛泽东的墨迹为“书法的顶峰”，似乎还有更深的玄机。两个月后，3月31日，郭沫若写成长达一万六千字的《由王谢墓志的出土论到〈兰亭序〉的真伪》。这篇后来引起书法界轩然大波的翻案文字，撇开学术争鸣的意义，另有颇值得关注的地方。郭沫若否定传世《兰亭序》墨迹出自王義之之手，而关于王義之笔迹究应如何的立论及论据居然均出自康生。这在郭沫若的所有翻案文字中是绝无仅有的。颇有意味的是，兰亭论辩论展开之后，郭沫若在不止一篇回应驳难的文字中，引用毛泽东“唐宗宋祖，稍逊风骚”的诗句，以挪揄“迷信”唐太宗的论敌，此点得到毛的回应。又是康生之间传递信息。毛询问康，郭的关于兰亭辩论的笔墨官司能否打赢。康毫不迟疑的表示能打赢。随即向郭传达毛的关切，并告毛愿意读到郭尚未发表的驳难文字。在读了郭寄去的两篇尚未发表的驳难文字的清样后，毛即致函郭：
文章极好。特别是找出赵之谦骂皇帝一段有力。看来，过分崇拜帝王将相者在现在还不乏其人，有所批评，即成为“非圣无法”，是要准备对付的。
如此看来，有这样的背景，无怪乎康生和郭沫若信心十足，稳操胜券了。考虑到这年 11 月毛泽东以发表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开始亦以“学术争鸣” 的面目出现)而揭开“文革〞的序幕，那么他在兰亭论辦中对“非圣无法”的肯定，显然目光所及主要并非学术，而是对“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的“造反”精神的首肯。至于康生和郭沫若这面，吹捧毛泽东“成为了书法的顶峰”与否定《兰亭序》出自书圣王羲之之手，是偶然的巧合还是有着内在的联系，颇堪玩味。
1966年春节，《光明日报》照例在头版头条刊登毛诗墨迹，这次是《毛主席诗词》的开卷之作《沁园沙·长春》，并配发毛泽东在1965年5月重登上井冈山的大幅照片，还有就是郭沫若的诠释文章。与往年不同的是，全国许多报刊转载了墨迹、照片和郭沫若的大块文章。郭文特别引用毛泽东青年时期主办《湘江评论》时写下的“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与地奋斗，其乐无穷!与人奋斗，其乐无穷”，并作了应时的发挥。
笔者看到康生书写的一幅集毛泽东青年时代文句的联语墨迹：“世界是我们的，做事要大家来。”1966年的早春二月，正是“山雨欲来风满楼”的非常时期。上引青年毛泽东的豪言壮语，在动乱初期被青年学生奉为圭臬，广泛流传。
1967 年元旦，《人民日报》在头版头条刊登《满江红·和郭沫若同志》墨迹，配有毛泽东的大幅照片。其时康生已升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是权倾一时的中央文革小组的唯一顾问。这一天《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编辑部联名发表元日献辞，传达毛泽东数天前在自己的寿宴上发出的“祝开展全国全面内战”的号令——登在报上的自然并非如此剑拔弩张，而是“全国全面展开阶级斗争”，正与毛词中的“要扫除一切害人虫，全无敌”十分谐协。只是四年前毛泽东所指乃国际“现代修正主义者”，而现在所指则是“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从而完成了从反“外修”到反“内修”的演进。
“反修”导向“文革”，而“文革”赖以发动的先决条件之一便是“更多的个人崇拜”。康生通过异乎寻常地宣传毛泽东诗词及其墨迹来推进个人崇拜的潮头，得能“稳坐钓鱼台”。
1975年12月，“文革〞进入强弩之末，康生在称病多年后死去，竟以“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盖棺之论而获善终。
1977年9月，为纪念毛泽东逝世一周年，文物出版社出版收有15幅手稿的 《毛主席诗词墨迹选》，封面题签则由康生的字迹集成。这大概是这位权奸所能享得的最后的 “哀荣”
罢。
毛泽东诗词及其墨迹自有其价值，随着时间的积淀，可能作出客观和公允的评价。康生藉此推进个人崇拜则另有居心，不可不察。
据说宋代书法四大家 “苏黄米蔡”之蔡原本系蔡京，后人易为蔡襄，由此可见民族文化心理之一斑。有人对康生的书法推崇备至，笔者看来当迹近禁京。“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信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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