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密一二九师《战场报》 卫庆前
在红色报刊收藏领域,抗日战争时期诞生于太行的八路军第129师《战场报》,弥足珍贵,堪为珍品。由于一直未见实物,长期以来成为未解之谜。
《战场报》发行于抗日战争时期条件极为艰苦的阶段,留下的史料极少,实物难以寻觅。查询百度,没有该条目;查阅多家报刊专业的工具书,仅见《中国共产党历史报刊名录》(山东人民出版社,李永璞、林治理编)30余字记载:“战场周报,八路军129师主办,铅印,4开。在河北涉县出版,1942年5月9日创刊”。该名录把《战场报》写作《战场周报》,恐也是未见实物之缘故。
山西长治著名红色收藏家杨宏伟先生专门收集研究太行出版的报刊,他2006年3月所著的《太行太岳根据地报刊》,把《战场报》列入“未收集到实物的根据地报刊”条目内。
长时间以来,红色收藏者、红色报刊研究者对《战场报》寻找、征集、研究的脚步,始终未曾停歇。邯郸作为刘邓大军的诞生地,理所应当地更加关注这份报纸。邯郸收藏家、红藏会副会长贡延红几乎参加了全国各地红色收藏交易会,未见其踪迹;笔者曾连续多年通过互联网搜寻,也一直没有见到它的身影。
时间到了2015年,《战场报》仍然如同迷一样,仅存在于某些资料中。《战场报》啊《战场报》,你究竟是什么模样呢?
第74号《战场报》(王海勇藏)
终于在2016年,从未见身影的《战场报》露面了!
就这一年,《战场报》第74号突然在某收藏网上高价挂出!价格之高在意料之中,没有料到的是品相太好了,按照收藏界纸质品10分品相来评价,应在9品以上。笔者当时也在网上看到这份《战场报》。正当众多收藏家观望、揣测、疑惑之时,有胆有识的我国著名红色报刊收藏家王海勇果断出手,将宝物收于囊中,一时也成为邯郸红色收藏家的遗憾。
红色宝贝刚刚面世,一次意外差点让它再次埋没!2016年夏,仅有的这张《战场报》参加山西省内一次展出,在展品中当属“众星拱月”,场地安全措施到位,工作人员小心细致,展览吸引各方眼球。然而,撤展后《战场报》突然找不到了!公安部门介入,也没有结果。一时间弄得主办方有口难辩。然而时隔不久,有关部门在清理展具时竟然发现它仍静静地躺在展框里!
2017年初夏,笔者赴太原王海勇处,亲眼见到报纸,爱不释手。
《战场报》乃真品无误。报头3个字强劲有力,出版单位是129师政治部,出版日期为中华民国三十三年(1944年)九月二日,第七十四号;报纸品相极好,4开4版,为铅印,没有残破、没有污渍。报眼右边是“要发扬新英雄主义”、左边是“加强生产战斗学习”两个竖排口号,显示这期报纸的主题。第一版是社论《开展部队的新英雄主义运动》,第4版是关于部队参加全区杀敌英雄劳动英雄大会及其展览的《太行军区命令》等。
实物的出现解开了《战场报》的神秘面纱!凹凸的字迹,真实地记录了抗日战场的烽火硝烟;绵薄发黄的纸张,似乎可以从中感受到当年编辑者跳动的脉搏。《战场报》真真切切出现了,新的问题又来了。报纸发行的背景是什么?何时创刊、何时终刊?报头是谁题写?编辑人员都有谁呢?
答案在2019年11月找到!
《人民是母亲》(刘备耕著)
这天,笔者在邯郸市博物馆后街旧书报地摊上得到《人民是母亲》一书,由129师老战士刘备耕著,里面全是他撰写的回忆文章。《人民是母亲》枣红色书皮、白色书名,从外表得不到与报纸有关的任何信息。当翻开书页仔细阅读目录,其中一篇文章标题10个字跳进笔者的眼中——《从抗日先锋报到战场报》!文章一万多字,叙述详细。刘备耕在129师、晋冀鲁豫军区和第二野战军的宣传部门工作长达11年,是《战场报》最直接的见证者之一,他的文章解开了《战场报》的创刊发行之谜。
这里多写几句。邯郸博物馆后街旧书报地摊每周六、日上午摆摊,几十个摊位的旧书林林总总、数以千计。这个地摊有了20多年的历史,除了雨雪天外基本都出摊。摊主们每年从废品站抢救回来数以万记的旧书刊、老报纸、老信函、老照片和原稿;读书人、收藏家、研究者,每年从这里征集到大量珍贵的历史资料。一年52个星期六,52个星期日,笔者只要在邯郸总要光顾这里,终于与《人民是母亲》不期而遇。
刘备耕,祖籍福建福州,1920年出生于上海,1938年入党,由爱国民主人士沈钧儒介绍到山西太行参加八路军。1939年春至1945年,先后在129师政治部、太行第七军分区政治部任宣传干事、副科长,1946年初任晋冀鲁豫军区政治部宣传科科长,1949年初任第二野战军后勤部政治部宣传部副部长。新中国成立后先后任中国电影出版社副社长,人民日报社记者部负责人,国家文化部机关党委副书记,1982年离休。
刘备耕在回忆录中介绍,《战场报》的前身是《抗日先锋报》。《抗日先锋报》为油印小报,创刊于1937年的8月下旬。编者是师政治部的张时,他原来是齐鲁大学医学院的高材生;负责油印工作的是文印股长陈六顺,来自鄂豫皖苏区,参加过长征。油印蜡纸是用日本生产的“崛井牌”蜡纸。由于油印小报字数少,印刷量小,达不到部队每个排一份,跟不上部队发展的需要。同时,由于铅印的《新华日报》(华北版)(1939年1月1日创刊)发行后,部队对铅印报纸的兴趣高涨,对自办报纸有很大的需求。
从《抗日先锋报》到《战场报》 (刘备耕著)
刘备耕介绍,129师还有个油印刊物《抗日战场》,刊名为刘伯承题写,由王敏昭协助129师宣传部部长朱光编辑。1940年起,师首长等写了一些关于部队建设的论著,刊登在《抗日战场》上。为了与这本刊物同名,朱光部长建议《抗日先锋报》改为《战场报》,还请刘伯承师长题写了报头,由熊雪夫等人精心雕刻而成。报纸的筹办人和主编是王敏昭。
王敏昭,广西人,1936年16岁时考进北京大学化学系,是“一二.九”救亡爱国运动的积极分子、民族解放先锋队成员,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不久到了延安,在陕北公学短期学习后被派到前方工作。
1941年,油印的《抗日先锋报》改为铅印《战场报》,刘备耕没有写明改版或创刊的具体日期,但比《中国共产党历史报刊名录》中记载的1942年5月9日创刊的时间要早。部队迁到涉县王堡村时,《战场报》经过两期的试刊后就正式创刊了。《战场报》大约每周出一期,这或许是《中国共产党历史报刊名录》把《战场报》称为《战场周报》的原因。报纸只有编辑而没有编辑部,在涉县上温村驻扎时,朱光部长曾经设想建立一个“社论委员会”,以加强对报纸的指导。后来又觉得不如通过师政治部的部务会议,使政治部所属各个部门都来共同关心报纸,集思广益,体现出生动活泼的集体领导。他的建议得到落实,政治部各部门对《战场报》十分关心,都想通过报纸加强政治工作,反映部队的方方面面。于是大家积极供稿,提出不少建议,还组织专题稿件,如党支部建设、青年工作、对敌政治攻势、生产救灾和剿灭蝗虫等等,真正做到了群策群力、各展其长。
报纸的印刷工作由师印刷厂承担,厂子设在距师部王堡村30华里云平乡的黄岩、坪上两个村。
由于部队“反扫荡”作战,有时报纸不能正常出版。1942年夏季日寇扫荡太行,报纸曾停刊2个月。1943年冬,全体编辑人员投入整风运动,报纸还休刊了大半年。文章介绍说:报纸到1945年抗战胜利共出了近200期,停刊大约在抗战胜利之后。
当报纸工作日益开展时,朱光部长转达邓小平政委的要求:要更多地联系各个部队的投稿者,适当地多搞一些综合性稿件,但一定要把投稿人和通讯员姓名一一写上,这样既能反映各个部队的情况和问题,同时能使写稿同志得到鼓励。
随着报纸的发展,部队指战员的来信来搞日益增多,人手十分紧张,就把师宣传队(先锋剧团)创作组的张克刚调入,协助编报。
张克刚(1915——2002),河南巩义人。1937年毕业于上海大夏大学政治经济系,1939年毕业于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张克刚后改称柯岗,笔名KK。他酷爱文学,讲究文字美化加工,对改进版面、发现新作者等方面,都做了许多工作,取得不少成绩。他曾任八路军129师宣传部干部、情报站长,晋冀鲁豫中央局《人民日报》编委,新华社驻野战军记者,第二野战军第十二军宣传部副部长、新华分社社长,新中国成立后任西南作家协会理事,国务院文化部剧本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等职。
当年,来自北平、上海、济南高等学府的大学生,在民族危难之时投笔从戎,来到太行山创办了这份军报。《战场报》的出现,加上亲身经历者的介绍,使《战场报》之谜逐步解开。实物与回忆录,互为弥补,两相印证,相得益彰。
第89号《战场报》(贡延红藏)
近日,又一个好消息传来:邯郸红色收藏家贡延红征集到《战场报》第九十八号,中华民国三十四年(1945年)四月十八日出版,品相与74号不相上下。两份报纸出版时间相隔7个多月、相隔24期。真是功夫不负有心人呀!刘邓大军的文化印记,在它的诞生地和出发地,又多了一个实物印证,弥补了邯郸红色收藏者的遗憾。
刘备耕的文章说《战场报》到抗日战争胜利时,共出版了“近200期”。贡延红收藏的第九十八号即98期,出版时间为1945年4月18日,距抗日战争胜利的8月15日仅有16周。如果每周一期应出版16期,98期加16期为114期,距“近200期”相差甚远。难道是将周报改为出版期更短的报纸了吗?看来,还有一些谜团没有打开。
相信,通过红色收藏者的不懈追求,《战场报》实物会不断发现,关于《战场报》的记载也会不断问世,《战场报》的研究会更加深入,《战场报》在我军报刊和中国红色新闻媒体中的地位,会得到更加充分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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