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离过年还有几天，大家或早或晚，都回了乡吧。
我的故乡在赣西北，宜春市下辖的一个县。上海出发的320国道，行至九百二三十公里处，便是了。我就从上海出发，说远不远，说近不近，以往回乡过年，是个麻烦事。
2010年以前，动车还未普及，从上海坐火车到南昌或宜春，要十四五个小时。每年春节返乡前，我一般早早上网发帖或回帖，约顺风车——有人开车回乡过年，顺路带几个人赚点钱。有几年都是到南昌，上班族们约个地方，晚上下班后出发，第二天凌晨到，一车人疲惫不堪。
我家离南昌还有三个多小时车程，我再打车去长途车站，买票及等车再需三个小时，到得本县与邻县交界处，就看见父亲开着他的小面包，停靠在国道边等我。又几公里山路，到得村里，又近天黑。如此说来，900多公里，几乎一天时间。
2010年动车开通后，中国铁路速度大为提升，基本能买到票。只是春运动车票依然紧张，到宜春的基本抢不到，到南昌还好一些，但上班族不可能去车站排队抢票，只好捡漏一大早或半夜十一二点出发的加班车。如此虽然疲惫，总是快了不少，行程可压缩到半天。
高铁时代，前几年也难买到好的班次。依然只能抢加班车，但可以抢到宜春了，五个小时左右就可到。出高铁站，有班车到邻县万载，然后父亲开车到县城车站接，方便了很多。回到村里，乡邻们问起来，得知到上海只需要五六个小时，都很感慨，原来离“大上海”这么近了。
又到近几年，一面是中国高铁继续快速发展，一面是内地县乡工业园建起，外出打工不再是乡下人的唯一选择，春运车票也不再那么紧张。春运还乡，大可不必匆匆忙忙连滚带爬，完全可以从从容容游刃有余。今年回乡，我提前几天出发，买了下午四点上海虹桥出发的高铁，只需要三个半小时就到了宜春。
同样便捷的是，2022年底，一条崭新的宜万同城快速路修筑完成，从宜春高铁站出发直达我们村，全程翻山越岭，半封闭行车，只要一个小时不到，类似高速，又完全免费——以往我们走老国道绕道万载县城，需要预留三个小时左右。
算下来，现在过年还乡，不过四个半小时了。而这样的速率变化，大家早已习惯。在广东、浙江温州等地打工的乡邻们，坐高铁的，感受类似。还有许多网上约车，厂门口接人，村口下车，费用与火车差不多，胜在点对点方便。
连带着，春运的还乡之路“了然无趣”，路上经历或见闻，再也没人谈起，村口谈资倒是少了许多。
2.
客流之外，是趋同的城乡物流。
以往上车前，往往要提前几天策划，买上一堆新年礼物回家尊老爱幼，只为博家乡父老一点惊喜。后来有了淘宝，城乡商品信息差消失，再想买到让家中老小眼前一亮的东西就很难了。干脆不买，也免了火车上大包小包的拥挤。
2016年后，又有了社区团购、拼夕夕，手机下单，次日上午即可去邻村（我们是小村落）小卖部提货，商品品种、价格全国统一，不但无需考虑礼物，就连自用的年货，也完全可以回村慢慢看。城乡价值差下的谈资，又减少几分。
时代发展促进的价值平权，正在以类似的多样方式推进。这样的价值平权、高效交互，使得许多传统利差逐步消解，许多单纯依赖信息、地域差的传统“商业模式”被颠覆，定然有许多人不习惯、不满，也常见各种牢骚。
这都很正常，一方面，我们终究要在转型中看到更综合、更广阔的社会进步，另一方面，我们也要呼唤与时俱进的生产关系和价值分配方式——比如一定范围的集体经济、共同富裕，也比如区块链等。
3.
在这里我想讨论的，还是技术与经济进步之外的事情——譬如我们还乡的次数，并没有随着还乡之路的便捷而增多。
对多数在外工作、生活的“外地人”来说，我们有多少年，没有在清明回乡扫墓，没有在端午或中秋回乡团聚了？算来，春节，最多加上国庆长假，每年我们依然只有一两次还乡。
物质工具的便捷，现实技术的进步，并没有让人们的心更密切地联结。反而是宅在家、常年不出城的情况，越来越多。
有网友的一首诗为证：
《通勤》
单车辞落日，地铁觅春风。
三年十万里，未出北京城。
读来感同身受，令人伤感。客流和物流技术的进步，似乎让我们益发画地为牢。走出乡土，走进繁华的我们，也没有收获繁盛的人生。我们的技术与经济的大发展，同文化与社会的成熟，似乎脱节了。
正如何道峰在《人的应当》中的总结，人类文明的发展，大抵围绕“人的能够”“人的应当”“人的必须”三者的衍生、调和，其中：
“人的能够”，大抵范畴是工具、技术的进步与经济发展，它们使人的能力越来越强，“能够”做的事越来越多。毕竟，人类诞生时，既无尖牙利爪，又缺乏爆发力和忍耐力，上斗不得野兽，下应付不了微小细菌，正是“工具－技术－经济”的发展，使人得以超脱自然界，上天入地，无所不能。
“人的应当”，大抵是文化、社会的范畴。“人的能力”扩张，会很快导致边界问题出现，毕竟你之扩张，走不了几步，就会碰上我之扩张。“人应当如何如何”，没有社会文化、道德的软约束，没有群体价值观、精神的倡导，人就要倒退回兽族，强者通吃。但人又实在太有能力，失了社群－社会文化、价值观和精神的约束、倡导，“人的能够”最终将反向走向“谁都不能”。
“人的必须”，则大抵是法律法规、政治范畴，它们为“人的能够”和“人的应当”划出底线、框架，是经济与社会发展的硬约束。没有这些硬约束，市场与社会必将在含糊不清中走向混乱失序。
如此，人类进入现代社会的三大核心支柱——科技发展，市场经济，现代国家，对应的正是“人的能够”与“人的必须”的发展。在“能够”的雄心与“必须”的压迫之间，则是“人的应当”的缺位，在硬实力与硬约束的发展、对抗中，是社会与文化协调力、约束力、凝聚力的缺失。
如此，我们的经济和国家都在不断大跨步发展，但人本身，社群与社会，并没有同等地变好。虽然关于“工具－技术－经济”的现实“还乡之路”日益便捷，但关于“社群－文化－价值－精神”的“还乡之路”年久失修。
如此，我们一边修路一边迷路，陷入“能够”范畴的个体主义、自由主义，或“必须”范畴的权威主义及其反向的反权威、无政府主义。失去了社会（社群）、文化、价值、精神的调和、引导，非左即右，难以心安，永远找不到“还乡之路”。
4.
类似反思、碰撞，其实早已出现在西方思想界。
自由主义的代表，英国经济学家、政治哲学家哈耶克，一面高歌“人的能够”，崇尚个体、自由主义，否定集体主义、社会主义，一面主张“人的必须”，反对自由放任，“也许对自由主义事业危害最大的，莫过于某些自由主义者基于某种经验主义的粗略法则的顽固态度，而以自由放任原则为甚”，即自由主义强调的是竞争而非放任，现代国家与政府，须在法律的框架下发挥管制作用。
与哈耶克相对的是匈牙利政治经济学家卡尔·兰波尼，他以对市场经济的批判性理论著称。他认为，社会有其固有的经济属性，但当经济被当作最根本的、最核心的属性时，就造成了社会的崩溃；基于社会的经济属性，市场社会包含了两种对立的力量，即放任的动向以扩张市场，以及反向而生的保护主义以防止经济脱嵌，将经济从社会脱嵌的努力必然会遭到抗拒；过度市场化一定会导致过度的保护主义，当双向运动互不让步也无法单方面解决困境时，社会压力就会上升；因此，纯粹的自律性市场是一个乌托邦，其所蕴含的社会体制是全然空想的。
兰波尼倡导的，大概正是“人的应当”。他找出了问题，指出了病因，但囿于西方文明并不以社群/社会、文化、价值、精神构建见长，也未及系统研究东方文化与文明之路，最终并没有修建起东西融合的，“人的应当”之路。
如此，大抵说来，“人的能够”大致是向外发展的“出乡之路”，而“人的应当”才是回到故乡、回到社群、回到自己的“还乡之路”。只是现代社会愈发展，则“出乡之路”愈便利，而“还乡之路”愈迷惘。那么未来，能够修筑起出入合一、东西融合、“能够”－“必须”－“应当”三者融合之路的，会是新时代的，来自东方的思想者吗？
这几年，笔者就认识几位这样“走过世界，回到自己”的朋友，他们多有充分的海外学习、工作经验，或为高级干部，或为独立学者，或为社会公益领军人物。作为熟稔“能够”与“必须”范畴的精英人士，他们内心思考和探索的，正是将此二者与“应当”融合起来的，出入合一的，社会、文化与文明范畴的总体发展之路。
只是，希望我们不是只在年底“还乡”时才关注这些问题，而是在“出乡”、城居的日常中，也能多关注、多思考。
愿2026年，以及未来的我们，都能够出入心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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