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邯郸成语典故——地缘政治经济中心的历史产物

时间:2023-01-17 10:09:18  来源:赵都文化(公众号)  作者:李广   浏览: 分享:

 邯郸成语典故——

地缘政治经济中心的历史产物

 

李广

 

 

邯郸成语典故——地缘政治经济中心的历史产物 

武灵丛台前的石碑

   

     

文化是由人类创造的,每一种文化因素的产生,都是人类社会长期发展的结果,这是文化演变的一般规律。邯郸成语典故的产生和形成离不开这一历史轨迹。它随着邯郸历史的发展而发展,并在不断地组合中,形成为一个较为系统的体系。

 

     

从一定意义上说,文化的产生于与衍传离不开政治。邯郸成语典故文化,是邯郸作为地缘政治经济中心的历史产物。

     

 

《竹书纪年》记载说:“自盘庚徙殷至纣灭二百七十三年,更不徙都。纣时稍大其邑,南距朝歌,北据邯郸及沙丘,皆为离宫别馆。”以此来推算,邯郸至少已经具有了三千多年的建城史。在这漫长的岁月中,风云变幻,朝代更迭,但作为一个历史城市,邯郸城及周边地区也曾多次领略历史之风骚,在中国历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对邯郸成语典故文化的形成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邯郸作为地缘政治经济中心,有关记载散见于中国历史典籍中,而且,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邯郸展现出了不同的色彩。

     

 

 春秋后期,晋国内部的新旧贵族斗争激烈,以公室为代表的旧贵族急剧没落,以韩、赵、魏、范、中行氏、智氏为代表的新贵族迅速崛起,晋国的疆域几乎被新兴贵族瓜分殆尽。经过长期的斗争,最终赵襄子立国,时间为前475年,史学界一般把这个时间看做赵国历史开始的纪年,形成了战国初年赵国政治的基本格局。

     

 

以后,赵氏通过收取中牟,兼并代地等一系列军事活动,使赵国的疆域迅速扩大。献侯、烈侯之际,赵国已初具规模。前403年,随着周威烈王宣布韩、赵、魏三家为诸侯,赵国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敬侯时期,前386年,赵国迁都邯郸,逐步发展为一个东方强国。成侯、肃侯时期,赵国继续开疆扩土,经过一系列战争和与其他诸侯交换土地,使赵国逐步连成为一个整体,国家政治形式日益巩固。

     

 

在赵武灵王统治时期,赵国进行了胡服骑射改革,消灭了心腹之患中山国,向北方扩地千里,使赵国南北连成一片,实力大增。《战国策·秦策》载:“中山之地方五百里,赵独擅之,功成名利附,天下莫能害。”不仅如此,赵武灵王为了防止北方少数民族的入侵,还修筑了赵长城,在赵国的北部筑起了一道抵御外族入侵的防线,真的是“英雄莫过武灵王”。

     

 

沙丘宫变后,赵惠文王在武灵王的功烈余荫下,继续励精图治,发愤图强,东伐强齐,西败强秦,终于使赵国成为东方军事实力最为强大的国家。

     

 

这个时候,赵国是具有统一中国的实力的。但历史的发展并非如此,事实上,到赵孝成王时期,赵国内部的各种惰性因素急剧膨胀,政治日益腐朽,特别是经过长平之战,赵国国力变得每况愈下,奄奄一息,最终被秦国所灭。

     

 

 赵国自赵襄子元年(前475年)立国,到赵王嘉被秦俘虏(前222年)灭亡,共经历了12代13位国君,存在了253年。这是赵文化形成与发展的时期,也是邯郸成语典故大量孕育的时期。

     

 

在这两百多年间,以赵王为旗帜的赵国政治集团纵横捭阖,叱咤风云,在中国历史上演出了一幕幕历史的活剧。这里不乏政治家,赵武灵王可谓是一代英主;这里也不乏军事家,廉颇、赵奢、李牧也都称雄当时;这里也不乏军事外交的练达之士,蔺相如面对秦王的咄咄逼人之势,从容应对,不辱使命,完璧归赵。而且,围绕这些军事、政治、外交活动,产生了大量的成语典故及其衍生品,有关文字记载、野史拾遗、小说戏剧等数不胜数。

     

 

邯郸历史上的一些厚重的成语典故,大都产生于这一历史时期。作为一个城市或地区历史发展的特殊记忆形式,邯郸成语典故具有原生态文化的文字化石作用,承载着的是厚重的赵国历史。这种文化像镶嵌在邯郸历史文化长河中的珍珠,年代愈久,则愈显得珍贵,闪烁着中国历史文化的光辉。

     

 

 秦汉之际,邯郸失去了一个独立国家的政治形式,只是一个区域概念上的政治中心。前222年,秦灭掉赵国后,在这里设置了邯郸郡。无论从政治形式还是从行政区域上讲,秦代的邯郸郡与战国时期的赵国都城相比,都要逊色得多。据《史记》卷九十八《靳歙传》称,楚汉战争中,“从攻朝歌、邯郸,及别击破赵军,降邯郸郡六县”,推测秦代邯郸郡管辖范围应在六县以上,不无道理。若此,秦代的邯郸城仍然为一个郡治所在地。

     

 

秦末农民战争中,起义军的一支在武臣率领下北渡黄河,进入赵地,并占领了邯郸及周边地区,“遂立为赵王,以陈余为大将军,张耳为右丞相,卲骚为左丞相”(《史记》卷八十九《张耳陈余列传》)。从这条史料中,也可以看出,这时的邯郸还有着历史传统中的优势地理位置,也是反秦的一个区域中心,赵国政治与经济的情感色彩,在人们的心目中仍然意犹未尽。

     

 

赵歇、张耳为赵王期间,邯郸城战事频繁,烽火不息。其间,“章邯引兵至邯郸,皆徙其民河内,夷其城郭”(《史记》卷八十九《张耳陈余列传》),邯郸居民被迁徙一空,城市再次受夷。以后又在战争中复建。

     

 

西汉之际,从行政区划上讲,邯郸是地方封国赵国或邯郸郡所在地。西汉末年,王莽时期曾更名为桓亭郡,其中大部分时间是作为诸侯国赵国的国都所在地。就其诸侯王来说,初为张敖,吕后时为吕禄,其余绝大部分时间为刘氏,包括刘如意、刘友、刘恢、刘遂、刘彭祖、刘昌、刘尊、刘高、刘充、刘隐等。从汉武帝到汉元帝,赵王的权力越来越弱,疆域也日渐缩小。到元帝末年,赵国所管辖的区域只有邯郸、襄国(邢台)、柏人(隆尧)、易阳(永年)四个县。

     

 

光武帝刘秀建立东汉后,继续设置赵国,并以邯郸为都城,下辖邯郸、易阳、襄国、柏人、中丘五县,其间经历了刘良、刘栩、刘商、刘宏、刘乾、刘豫、刘赦、刘珪八个赵王。东汉时期的赵国和西汉末年一样,除经济上拥有特权,坐食租税外,在政治上已经没有多大意义,与西汉前期不能同日而语。因此,赵国的政治地位较之往昔,已是一落千丈,这时的赵国充其量不过是一个普通的地方封国而已。

     

 

建安十八年(公元前213年),曹操正式废除赵国,迁赵王刘珪为博陵王,从此赵国绝封,邯郸成为魏郡统治下的普通一县。

     

 

不难看出,秦汉之际的邯郸,在政治上仍不失为一个区域的政治中心。政治的腥风血雨一直在这块土地上飘荡,荡涤着人们的心灵。在残酷的政治斗争中,孕育出了许许多多的成语典故,既反映了人们的睿智,也记载了当时的历史。

     

 

没有周昌的“期期”,就谈不上邓艾的“艾艾”。同样,没有赵国与韩信的战争,也不会有“背水一战”等成语典故的产生。政治与军事斗争既是历史演变的承载物,也是产生成语典故的土壤。

     

 

汉末、三国之际,邯郸的区域政治中心地位趋于衰落,代之而起的是距邯郸城四十余公里的邺城。

     

 

其实,邺城的历史比这个时期还要早很多。据《临漳县志》记载,临漳,唐尧之际属冀州,大禹治水,“覃怀厎绩,至于衡漳。”夏商之际,这里也是冀州和畿内重地。始筑于春秋齐桓公时,春秋属晋,战国属魏。《管子》一书曰:“齐桓公筑五鹿(今大名)、中牟(今汤阴西)、邺(今临漳)、益(今长清)、牧丘(今聊城),卫诸夏之地。”

     

 

战国时期,魏文侯还派遣西门豹为邺令,投巫凿渠。秦汉之际,临漳先属邯郸郡,后属魏郡。汉末,袁绍逐韩馥,自领冀州牧。建安九年(204年),曹操打败袁绍,开始营建邺都,修建三台,自立为魏王,加九锡以冀州十郡为封地。曹丕即位后,虽然迁都于洛阳,但仍以邺为国之根本,号称北都。西晋时,因避愍帝(司马邺)讳而改称临漳,因漳河而名。十六国和南北朝时期,后赵、冉魏、前燕、东魏、北齐等相继在这里建都。隋唐以后逐步演变为一个普通县城。

     

 

曹魏时期,从政治上讲,邺城作为袁氏、曹氏集团的统治中心,其政治地位是举足轻重的。这时的中国社会正处于一个大动荡时期,长期的军事战争和离乱的社会生活,给人民带来了沉重的灾难。曹操占据邺城后,就在这里建立了一个相对稳定的政治中心。许多文士在饱经战乱之苦后,相继奔往邺城,归附到曹氏周围,形成了以“三曹”“七子”为代表的庞大的邺下文人集团。他们战时随军,归来习文作诗,留下了大量诗作,悲感苍凉,骏爽刚健,从而形成了建安年间的文学主流,被后人称为“建安风骨”,丰富了中国文学的宝库。同时,也为邯郸成语典故体系的形成,作出了历史性的贡献。

     

 

如果说“老骥伏枥、志在千里”表现出来的是曹操人生的高尚情怀的话,那么“曹冲称象”则表现出来的是邺城少年的天资和聪颖。遥想铜雀台上的莺歌燕舞,把酒临风,确实令人感慨万千。

     

 

十六国与南北朝时期,后赵、冉魏、前燕、东魏、北齐又相继在邺城建都,使邺城再次成为黄河以北地区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中心,并享有“六朝古都”的美誉。

     

 

和前面的西晋、东晋一样,尽管这些王朝历时较短,但作为一种国家政治形式,还是留下了历史的印记,也留下了一些见诸于青史的人文故事,“快刀斩乱麻”“惊慌失措”“釜底抽薪”“鹿死谁手”等邯郸成语典故都出现于这一历史时期。

     

 

石勒出身寒微,但勇猛过人。《晋书·石勒载记下》记述,石勒曾言:“朕若逢高皇,当北面而事之,与韩、彭竞鞭而争先耳。脱遇光武,当并驱于中原,未知鹿死谁手。”可谓一代豪杰。同样,没有魏收写给梁武帝的《为侯景判移梁朝文》,世人就很难看清侯景的真面目,多情的梁武帝由于没有听取魏收的良言,结果又一次为侯景所背叛。历史确实是一面镜子,常常令人深思,使人难以忘却。

     

 

大名,是继临漳之后在邯郸区域兴起的又一个政治中心。大名春秋属卫、晋,战国为魏地,秦属东郡,汉时隶属冀州魏郡。

     

 

汉高祖十二年(前195年),始建元城县,是为大名建县之始。至今已历时两千多年。唐时设魏博节度使,治所就在大名县境内。宋初,设置河北东路,路治又在大名府,下辖三府、一州、五十七县。宋辽对峙时期,大名又成为陪都,有道是“北方锁钥”,称之为“北京”,成为冀南一带的政治中心,并延续了一个较长的历史时期。

     

 

晋公子重耳“乞食五鹿”的典故发生在这里,每思及此,似乎又使人们想起了重耳君臣车后的黄沙征尘,漫漫古道;而马陵之战的硝烟,又仿佛勾起了人们对古代战场的回眸,自大的庞涓由于恣意骄横,结果被孙膑打得一败涂地,这个地方现在的地名还叫马陵,似乎在告诫那些不谦虚的人。

     

 

人们把邯郸的文化脉络按地域形式看做是一个圈状,呈圆形分布,即从邯郸起始,而后邺城、大名、广平府,近现代以后再回到邯郸。几千年的历史因袭,不仅形成了邯郸文化的这一历史现象,而且也形成了这一区域内不同的文化因素,各自都有不同的特征。由此,也使得邯郸的历史文化色彩斑斓,竞相争辉。

     

 

近代以后,邯郸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由此也揭开了近代邯郸人民革命斗争的序幕。在长期的艰苦卓绝的斗争中,英勇的邯郸人民始终与民族同呼吸,共命运,写下了邯郸近代历史的新篇章。尽管这时的邯郸社会仍然保持着原有的政治与经济形式,但人民在革命斗争中创造出来的红色文化在这时开始起步,并逐步汇聚成一股历史的洪流,一泻千里,势不可挡。

     

 

新中国成立后,随着中国共产党的一系列行政机构的设立,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邯郸的文化事业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火热的社会实践活动,为邯郸成语典故文化的发展提供了更为广阔的时间和空间,召唤着更多更好的成语典故的大量涌现。广大人民群众用在社会实践活动中焕发出来的极大热情,歌颂时代,歌颂生活,从而使得邯郸的成语典故文化在继承中发展,在发展中创新,在创新中前进。

 

 

邯郸成语典故——地缘政治经济中心的历史产物 

大名碑刻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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