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看一个英剧，剧里一个修女在喂猪时喃喃自语道，“猫藐视人类，狗为人类服务，只有猪和人类是平等的”。当时听到这句话觉得无厘头却又有点有意思，心想可能又是一个搞不太懂的英式幽默。最近看到王小波这篇广为流传的《一只特立独行的猪》，突然又想到这句话。仔细读下去，便觉得王小波写这篇文章的时候，大概也是把猪当人来写的。
比如说，王小波在这篇文章里写，“人也好，动物也罢，都很难改变自己的命运”。他写猪没有人安排的时候，就自由地吃喝、谈恋爱，层次很低地生活着，有人安排了以后，生活就被设置了主题，虽然说不再散漫了，却也没有办法改变命运了。看到这里就会明白，虽然表面写的是猪生，可其实不也是人生吗？
王小波
难以改变命运这件事，也许古往今来都是如此。今年北京市的高考状元在接受采访时就直言，“农村地区的孩子，越来越难考上好大学”，这位状元成长在北京的一个中产之家，衣食无忧，父母是外交官，从小营造一种很好的家庭氛围，学习习惯和性格都在是潜移默化中培养的，那最后成为状元考上清华也就是水到渠成了。短短几句采访，却是说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我们的人生好像一开始就被设置好了，从小学、中学到大学，从小就被教育好好学习，按照一个标准往前走，不符合标准的就被踢出来，自谋出路。可是走到最后，好像穷人的孩子继续做穷人，富人的孩子继续做富人，高考是一个小小的通道，却只有极少数可以真正通过高考改变命运。我们已经不再相信鸡汤和成功学，转而把热情投向了运气，所以我们在朋友圈转发着一个又一个的锦鲤，企图成为被金蛋砸中的那一个。
当然，我们大部分都不是锦鲤，好在生命的韧性让我们能够吃苦耐劳。既然一定要走这么一路才能改变命运，那就努力学习吧，聪明点的就考个好大学，笨一点的就上个一般大学，考不上大学的就打工，再不济，像“三和大神”一样，今天只管今天的事，能够温饱，可以玩手机、玩电脑，也是很快乐地活着。反正命运的轨迹都是这样，怂怂地活着也有怂怂的快乐，苦中总是能作乐的。
不过，有一些人或者猪，就比较勇敢了。他们偏偏无视人生的设置，执意要按照自己的想法走。有一些剑走偏锋，虽然每每遭遇挫折，也总能逢凶化吉，成就大富大贵；有一些出师不利，刚起步就夭折了；还有一些就在角落里默默地做点什么，像特立独行的王小波，在不敢谈“性”的时代大胆地谈性，偶尔在报刊杂志写点文章，在台湾香港发表小说、拿奖。
等到1997年，突然去世，大家才惊觉，原来王小波是这样好的一个作家，早先把他给忽视了。再过个几年，我们又渐渐地发现，王小波之死仿佛是一个节点，从那以后，严肃文学好像渐渐衰落；从那以后，仿佛一切都在变好，却又隐隐透露着不安。再到后来，互联网崛起，我们又想起王小波的犀利和风趣，幻想着王小波如果还在世，想必一定是个呼风唤雨的意见领袖、微博大V，如此云云，只是人死不能复生，想象不会变成现实。
碌碌无为的人很多，特立独行的猪却只此一只。在王小波逝世21年的当下，我们不如一起再来看看这只特立独行的猪和他恣意畅快的“猪生”。
「一只特立独行的猪」
by 王小波
插队的时候，我喂过猪，也放过牛。假如没有人来管，这两种动物也完全知道该怎样生活。它们会自由自在地闲逛，饥则食渴则饮，春天来临时还要谈谈爱情；这样一来，它们的生活层次很低，完全乏善可陈。人来了以后，给它们的生活作出了安排：每一头牛和每一口猪的生活都有了主题。就它们中的大多数而言，这种生活主题是很悲惨的：前者的主题是干活，后者的主题是长肉。我不认为这有什么可抱怨的，因为我当时的生活也不见得丰富了多少，除了八个样板戏，也没有什么消遣。有极少数的猪和牛，它们的生活另有安排，以猪为例，种猪和母猪除了吃，还有别的事可干。就我所见，它们对这些安排也不大喜欢。种猪的任务是交配，换言之，我们的政策准许它当个花花公子。但是疲惫的种猪往往摆出一种肉猪（肉猪是阉过的）才有的正人君子架势，死活不肯跳到母猪背上去。母猪的任务是生崽儿，但有些母猪却要把猪崽儿吃掉。总的来说，人的安排使猪痛苦不堪。但它们还是接受了：猪总是猪啊。
对生活做种种设置是人特有的品性。不光是设置动物，也设置自己。我们知道，在古希腊有个斯巴达，那里的生活被设置得了无生趣，其目的就是要使男人成为亡命战士，使女人成为生育机器，前者像些斗鸡，后者像些母猪。这两类动物是很特别的，但我以为，它们肯定不喜欢自己的生活。但不喜欢又能怎么样？人也好，动物也罢，都很难改变自己的命运。
以下谈到的一只猪有些与众不同。我喂猪时，它已经有四五岁了，从名份上说，它是肉猪，但长得又黑又瘦，两眼炯炯有光。这家伙像山羊一样敏捷，一米高的猪栏一跳就过；它还能跳上猪圈的房顶，这一点又像是猫——所以它总是到处游逛，根本就不在圈里呆着。所有喂过猪的知青都把它当宠儿来对待，它也是我的宠儿——因为它只对知青好，容许他们走到三米之内，要是别的人，它早就跑了。它是公的，原本该敲掉。不过你去试试看，哪怕你把劁猪刀藏在身后，它也能嗅出来，朝你瞪大眼睛，噢噢地吼起来。我总是用细米糠熬的粥喂它，等它吃够了以后，才把糠兑到野草里喂别的猪。其它猪看了嫉妒，一起嚷起来。这时候整个猪声场一片鬼哭狼嚎，但我和它都不在乎。吃饱了以后，它就跳上房顶去晒太阳；或者模仿各种声音。它会学汽车响、拖拉机响，学得都很像；
有时整天不见踪影，我估计它到附近的村寨里找母猪去了。我们这里也有母猪，都关在圈里，被过度的生育搞得走了形，又脏又臭，它对它们不感兴趣；村寨里的母猪好看一些。它有很多精彩的事迹，但我喂猪的时间短，知道得有限，索性就不写了。总而言之，所有喂过猪的知青都喜欢它，喜欢它特立独行的派头儿，还说它活得潇洒。但老乡们就不这么浪漫，他们说，这猪不正经。领导则痛恨它，这一点以后还要谈到。我对它则不止是喜欢——我尊敬它，常常不顾自己虚长十几岁这一现实，把它叫作“猪兄”。如前所述，这位猪兄会模仿各种声音。我想它也学过人说话，但没有学会——假如学会了，我们就可以做倾心之谈。但这不能怪它。人和猪的音色差得太远了。
《小猪佩琪》剧照
后来，猪兄学会了汽笛叫，这个本领给它招来了麻烦。我们那里有座糖厂，中午要鸣一次汽笛，让工人换班。我们队下地干活时，听见这次汽笛响就收工回来。我的猪兄每天上午十点钟总要跳到房上学汽笛，地里的人听见它叫就回来——这可比糖厂鸣笛早了一个半小时。坦白地说，这不能全怪猪兄，它毕竟不是锅炉，叫起来和汽笛还有些区别，但老乡们却硬说听不出来。领导上因此开了一个会，把它定成了破坏春耕的坏分子，要对它采取专政手段——会议的精神我已经知道了，但我不为它担忧——因为假如专政是指绳索和杀猪刀的话，那是一点门都没有的。以前的领导也不是没试过，一百人也逮不住它。狗也没用：猪兄跑起来像颗鱼雷，能把狗撞出一丈开外。
谁知这回是动了真格的：指导员带了二十几个人，手拿五四式手枪；副指导员带了十几人，手持看青的火枪，分两路在猪场外的空地上兜捕它。这就使我陷入了内心的矛盾：按我和它的交情，我该舞两把杀猪刀冲出去，和它并肩战斗。但我又觉得这样做太过惊世骇俗——它毕竟是只猪啊；还有一个理由，我不敢对抗领导，我怀疑这才是问题之所在。总之，我在一边看着。猪兄的镇定使我佩服之极：它很冷静地躲在手枪和火枪的连线之内，任凭人喊狗咬，不离那条线。这样，拿手枪的人开火就会把拿火枪的打死，反之亦然；两头同时开火，两头都会被打死。至于它，因为目标小，多半没事。就这样连兜了几个圈子，它找到了一个空子，一头撞出去了；跑得潇洒之极。以后我在甘蔗地里还见过它一次，它长出了獠牙，还认识我，但已不容我走近了。这种冷淡使我痛心，但我也赞成它对心怀叵测的人保持距离。
我已经四十岁了，除了这只猪，还没见过谁敢于如此无视对生活的设置。相反，我倒见过很多想要设置别人生活的人，还有对被设置的生活安之若素的人。因为这个原故，我一直怀念这只特立独行的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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