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焦寺
古老的民俗文化村（下）
阳 辛 / 文
中焦寺遗址 与黑陶
上焦寺至下焦寺村的中间，有地名叫“狐家会”，相传是中焦寺遗址。志书中未有对中焦寺的记载，但人们确信历史上曾有其村。
“狐家会”现属上焦寺村二街地界。20世纪70年代，农业生产队时，搞水利在那里打井，“学大寨”在那里整地劈堰，不断发现有居民遗迹，如破碎砂瓦，石灰、炉灰等，最有说服力的就是很多的黑陶器片；80年代在那里办砖厂，用土时挖出磨盘石和更多的黑陶器皿；90年代这里又改建成“邯武棉机厂”，也曾发掘过完整的陶器罐。由此可以说明：黑陶制品在中焦寺有村的时侯就大量的出现过。
那么中焦寺建村于何时？消失于何代？建村年代无从查考，消矢年代却留下几则民间传说：古时该村有人下地耕田，母牛在地生下一头牛犊，那牛犊生下来见风就长，并舔舔耕地的犁铧，张口咬碎就吃起来。耕地人一看就害了怕，认为初生的牛犊能吃生铁，一定是个妖怪，留着它日后会遭害人，就用撅头把牛犊打死在地。不料这事后来传到朝庭，皇上说能吃生铁的那是“麒麟”，是国宝，中焦寺的人打死了国宝，犯下了灭族之罪。于是大兵到来将居民全部杀死，村庄也被铲为平地。自此就没了中焦寺这个村庄。
另一传说说这一代的村庄在元末明初均遭受过“洗民”大劫，曾“断代”四十年之久。
根据史料记载，元末明处的这一带“连年战乱”，说明传说不是没有根据的。中焦寺的消失很可能与“洗民”、战乱有关。另外，志书中记载这一带的村庄多为建村于明代。事实上明代以前这一带的村庄，由于“断代”，失去了它原有的翔实史料。我们这样分析说明中焦寺时代为明代以前。那么那时的黑陶器具是本地所烧制？还是外地人来此销售？但根据调查各村明代迁民建村的家族传承，从未发现有“带来黑陶制作的手艺”的说法。
如果不是“外来技术的传承”，那就是在明代之前就有其业，是明代迁来之民与当地“劫”后余生极少数的居民，重新把黑陶业发扬光大。我们再联系到“磁山文化”遗址出土的陶器，很能说明黑陶制作工艺在武安一带已延续了七千多年，在历史上经历了无数次战乱、迁民、断代，还能延续到今天，也说明了黑陶制品对人类生存发展的重要性，和人类谋求生存发展的智慧和创造。
黑陶业 与 烧盆匠
焦寺村有祖传的制陶工艺，俗称制陶人叫“烧盆匠”，村里至今还有窑场制作出各种各样的瓮盆缸罐，是盛粮食和水的必备之器。常年出外烧盆卖盆者不计其数，他们背着行李卷，推着独轮车，千乡百里走四方。
小时候我们常在窑场上玩儿，看他们晒土和泥，看窑匠捏盆，如今回忆起来仍记忆犹新。他们仿佛是从远古走来的巨人，一个个赤臂袒胸，背负晴天，面朝黄土，双脚叉地，从黄土高坡上挖土，从黄河里淘水，将土和成泥，从早到晚不停地劳作。木榔头高高举过后脑勺，又重重落下，捶得泥花四溅；随着吭唷吭唷的号子，那浑身隆起的一块块的肌腱，通过晨曦的剪影，那造型，那气质，那力度，一点儿都不比西方的健美模特儿差。而捶出的泥则是柔绵匀和，其细腻程度可与软玉媲美。按在地上的两个大圆轮盘，一个代表大阳，一个代表月亮，由人力搅动着不停地飞转，像飞速转动的年轮，从远古一直转到今天。盆匠看似一双粗笨的大手，既是产妇，又是接生婆，把揉好的泥团按在大轮盘上，双手蘸水捂着捂着，就像变魔术似的，一个陶罐的雏形便在飞转的轮盘上产生，接着变幻多姿，渐渐长大，最终如新生婴儿要脱离胎盘似的，用钢丝将陶罐与轮盘粘接处割断，一个陶罐便诞生了。刚出生的陶罐要比新生婴儿妖柔得多，须小心翼翼将它捧出，放在平整的场地凉晒，其间由拾掇货的匠人进行加工，该按鼻子嘴儿的地方按上鼻子嘴儿，该捅眼儿的地方捅上眼儿，有的还须刻花上釉，待晒干后，装进窑里烧熟，这样出来才是响当当的黑陶器具呢。
如今家家户户都还有大小不同的陶罐，内盛米面，五谷杂粮，盖上严实的盖子，
不怕耗子咬。可惜在金属与塑料相互争霸的今天，陶质器皿易碰碎的弱点暴露出来，好多市场已被前者占领，唯独花盆还为制陶业留下一席之地。因为陶质花盆不仅具有古朴雅观的外形，而且渗水和透气性好，易于根须生长，其优势是瓷质和木质花盆无法比拟的。
说起花盆，便想起焦寺盆匠曾将花盆打入皇宫，成为宫廷御品，在烧盆史上写下了辉煌的一页。
今天，尽管黑陶器皿逐步被淘汰，可盆匠们仍不肯丢掉手中的泥巴，除了紧抓住花盆这条生命线外，也在不断探索创新，寻找古老工艺的价值，有人制起泥筋壶、蟋蟀罐和仿古的瓶瓶罐罐，追求高雅的观赏美感，想必这是应该拓宽的路子。
古人云人是女娲氏用泥土捏的，就足以说明人对泥土的敬重和热爱。我们吃的穿的是土里长的，住房是泥土盖的，烧盆更离不开土，土生土长的烧盆匠们更是对土有着偏爱，爱土的本色自然，爱土的淳朴无华，这是一种美，我们的烧盆匠与花盆不正是具备了这些美的气质吗？但愿这项古老的民间手工业艺术在今天还能绽放出更加瑰丽的花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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