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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面》-- 王石和他的“社会”

时间:2021-04-08 09:25:27  来源:邯郸文化网  作者:贺疆  浏览: 分享:

 

王石简介:

王石,作家、文艺理论家。现任中华文化促进会常务副主席、国家行政学院兼职教授。1979年起,先后任教于解放军艺术学院、中央音乐学院、北京大学,讲授艺术构成论、艺术概论,著述有:《文艺简论》《论红楼梦的思想倾向》《鲁迅与他的小说》等。电视剧《渴望》作者之一,创作有话剧《高山下的花环》、电影《敦煌夜谭》、《在那遥远的地方》、《女儿红》等。自1992年起先后担任中华文促会常务副秘书长、秘书长、常务副主席,致力于中华文化的建设与交流。

 前言

几个单调的音符缓缓地划过,轻柔的小提琴旋律响起,钟摆机械地摆动,时光在流逝,老旧四合院里滴水的龙头,萧瑟的冬日背景,窗前鹅黄的迎春花,希望还在。这样的镜头你是否觉得无比熟悉?

上世纪90年代初,有一部国产电视连续剧曾经造成万人空巷的情景,这部创造一个时代神话的电视剧就是《渴望》。该剧把没有把家庭伦理琐碎化,而是放在一个20世纪60年代末到80年代末社会大时代的背景下,开创性地以写实的视角,直面在社会跌宕的岁月里人们对真诚和美好的渴望,具有较高的社会学审美价值。即使20年后的今天,它的宏大叙事结构和举重如轻的手法,依旧令人惊艳。而作为《渴望》作者之一的王石,也注定与大时代同步而行,甚至走在时代的前面。“渴望”这个词依旧有穿透时光的力量

《渴望》之后,王石后来远离了影视圈,他觉得自己不适应那个氛围。这对于一个有所坚持的人来说无疑是对的。那么离开了影视的王石这二十多年来在做什么?

 王石与他的“社会”

贺疆

王石,一个为大众所熟悉的身份,就是上世纪90年代初的电视剧《渴望》在作者之一。之后,影视界再无王石身影。

近年来,不断有人问王石,有什么新作品?王石说,我的作品就是我所做的事。大而言之,王石其实一直在创作着自己的作品。作为教授的王石,他的作品是学生。作为作者的王石,他把文章剧本作为作品。而这二十多年来,王石把亲手策划、亲身参与,亲力亲为的文化活动作为自己的作品。

有人问王石:“听说你做了一个公司?”

王石说我做了一个“社会”。是的,中华文化促进会经过20多年发展,已经有40多个海外组织和地方组织,以及40多个专业性、行业性机构,将近一百个组织和结构,上下左右俨然构成一个社会,良性的社会。有良知有坚持有建设。

那么,王石的这个“社会”是什么性质呢?

中华文化促进会(英文名称Chinese Culture Promotion Society,简称文促会,英文缩写CCPS),是一家以“弘扬中华文化,促进国际交流”为宗旨的全国性联合性社会组织。从1992年9月1日创会迄今为止,已经走过22多个年头,是中国规模最大、最具影响力的文化NGO。22年来,据不完全统计,包括地方、海外文促会的活动在内,文促会开展各类不同文化活动总计近2000项,在海内外产生了重大影响,赢得了良好声誉。尤其以全面整理中华历史典籍为目标的《今注本二十四史》编撰出版工程;以弘扬传统文化为主题的“中华文化论坛”系列及发表《甲申文化宣言》;旨在促进国际交流与合作的“国际文化产业论坛”;旨在表彰世界华人文化精英的“中华文化人物”年届评选;总结展示20世纪百年文艺创作成就的“20世纪华人音乐经典” “摄影经典”“舞蹈经典”系列活动;协力推进两岸文化产业交流的“两岸协作关系”系列合作;促进两岸文化交流的“两岸人文对话”;资助10个革命老根据地贫困学生就读高等院校的“山花工程”等的成功主办等等。

而王石,就是中华文促会的常务副主席。有人问,常务副主席是什么身份?王石回答,常务就是“看门的、练摊的”。幽默,但贴切。二十多年来中华文促会很多重大的事情都是由他发起并实施的,每一件事都值得大书特书。而一直以来,低调平和的王石一直拒绝着任何有关他个人的访谈。

回忆若初

 与王石对面而坐,如沐春风。他说话语调不高,语速不快,可谓娓娓道来的最佳注脚。面颊上纵横的沟壑写满了岁月的故事,布满光阴的青苔,潮湿着润泽着。与王石对话,没有压力,他是一个慈祥的长者,真实如邻家伯伯。他陷在沙发里,也陷入了那些峥嵘的岁月……

王石:当年我在参与写完《渴望》之后,就选择了远离影视,算是远离了江湖。之所以远离,是因为我觉得不适应。不适应的原因,是那个必须服从商业需要,那是很痛苦的。

贺疆:如果一个人的意志一再被篡改,对于一个有所坚持的人的确痛苦。

王石:是。

贺疆:转眼20年了,而一个一个公益性非营利的社会组织,以其执着和严谨,以其大格局大胸襟,成为一个文化品质的象征。

王石:也许与我个人经历有关,与我们社会组织的经历有关。文化不能成为一个借口。我左右不了太多事情,但我希望有一个好的品质。王蒙不赞成文化是软实力的说法,也不赞成用文化来竞争的,他认为重点是文化是一种品质。哪怕是一个小小的信封。

贺疆:文化是存在与日常生活中,当文化成为一个生活常态时,社会才是一个非常发达、文明非常进步的社会。

王石:从这个观点看,我们这个社会还是一个文化沙漠。小到一个信封,大到一个城市,我们的社会距离文化品质还很遥远。在社会上有一类人一直在努力做一些文化的事情,竭尽所能。作为体制外的民间组织,我们着眼于社会文化品质的提升。

贺疆:匹夫有责。而这任重道远。

王石:是的,这个任务是望不到边的。

在此有必要交代一笔最初的时代和社会背景。文促会的诞生之初与“语言”有关,创会倡导人是前全国政协主席李瑞环。有其时代背景,1990年代初,改革开放如火如荼。当时的各级政府领导普遍反映,与海外华人打交道时没什么共同话题。李瑞环跟叶选平(时任全国政协常务副主席)、萧秧(时任四川省省长)、阎明复(时任民政部副部长)等都认为,不少海外华人对共产党、社会主义不理解甚至不赞同,但他们热爱中国,中华文化是我们的“共同语言”。 “中华文化”是更宽广的概念,由非政府组织代表中华文化发声,显得顺理成章。李瑞环倡议创办文促会,具体工作落到时任文化部长高占祥身上。1992年2月29日,在人民大会堂文促会举行成立大会。第一任会长叶选平签署任命,由王石担任文促会常务副秘书长。

当大会结束,人潮散去,王石站在空洞洞的会场,突然觉得自己背负了巨大了压力。实际上那时候的王石好比一个光杆司令,文促会成员级别很高,名头很大,但平时很难找到。驻会办事人员只有五六个,那时的王石身兼数职,事无巨细亲力亲为。更难为的是那时的文促会没有财政拨款,手头只有3万元创会费,地地道道一个无米下锅的“巧妇”,他就拉下面子四处化缘。那时的王石,恨不能三头六臂百变金刚。然而他走过来了,把文促会做得风生水起,最重要的是文促会一直坚守着自己的品质和原则,没有花过国家一分钱,依然的民间社会组织。

与王石对话,开始还对答几句,当回忆包围了他,我只需要倾听,跟着他的思绪一起经历那曾经的岁月,那曾经的惊心动魄,一起微笑一起忧戚……

 史家注释

王石自述: “今注本二十四史”是我拍板要做的,当初只为一个单纯的热望,让后人阅读时更加直接方便。作为正史,二十四史虽然被称为“相斫书”,但其中也保留了大量官方典章制度,而且可信度比较高。二十四史中,前四史有残缺古人注,后二十史有史无注,研究成果散见各处,与文本脱离。过去是在传说线索基础上去追溯远古历史,现在随着中国当前的史前考古大发展,更多更具体的史实比传说更有说服力。当出土文物为主,传说成为参考和参照,以注释的方式,把考古研究的成果和历代学者的研究成果放在一起,令今人知晓和阅读。

20年间,两位总编撰张政烺先生、何兹全先生已经仙逝。24个编写组,24位主编,其中8位主编先后去世,而整套书也只出版了四部。天津大学主编《隋书》的一位主编,在书印刷过程中离世,编纂完的手稿还整整齐齐地放在桌子上……(说到这里,王石沉默了了一会儿。然后慢慢地说,社会组织做文化,具有更多的文化良知和超越精神,是文化理想与自愿坚守,是非功利的。)

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大之后多次讲到中华文化,以及文化自信等问题。我就一直在想,中华文化的自信与中国要走的文化道路从哪里来,我想应该从自己的历史中来。已故的考古人类学专家张光治认为,中国有二十四史,上下五千年历史不间断的记录,这在世界上是绝无仅有的也是非常了不起的。但是也非常遗憾的是,我们却没有从中归纳出有人类意义的思想和规律性的东西。中国的现代史学是跟着西方走的,无论是学术框架、历史分区以及历史视角,这无疑是最大的遗憾。

贺疆旁白:二十四史在“今注本”之前曾有过两次整理。1930年代,商务印书馆从各种版本的二十四史中择优而取,凑了一个“百衲本二十四史”。建国后,毛泽东提出,周恩来主抓,翦伯赞执行,校勘错别字,增加标点符号,出了一套“中华书局本”,史学界也称之为“校点本”。而“今注本二十四史”以史家注释来重新书写,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做法。全书预计约600册,12亿字,工程之浩瀚之艰巨可想而知。二十四史三次整理,以这一次规模最为宏大,而且是民修而非官修,作为盛大的修史工程,对中华传统文化无疑意义尤为重大。

何兹全先生生前认为第三次修史的最大特征是民修而不是官修,这在中国历史修撰上是一个里程碑。然而对于王石而言,最大的困难恰恰也是民修,至今依然。王石认为,二十四史是基础而又基础的工作,如果最基础的文本都没有,其他文化研究又从何谈起呢。

从来,做史是最难的,耗时耗力不算,更需要一份文化良知和社会良知。那是1996年,参与“今注本”工作的人员连续8个月没有领到一分工资(每人每月600元工资)。按照合同,三校后付给作者稿酬。那时王石没有钱兑付,就把合同改为四校付酬,然后又改成五校付酬。依旧是没钱。王石请大家起诉他。学者们说,起诉有啥用,大家都是一条船上的。王石说,起诉能引起社会关注,说不定哪个有钱人会捐一笔钱,问题就解决了。学者们还是不起诉。最后王石化缘到80万元算是维持了“今注本”的工作。尽管如此,“今注本二十四史”的质量从未降低。并在注释之外又对现行版本中的人名、地名、时间进行了勘误

世纪音乐经典

王石自述:1992年年底,我们筹办的20世纪华人音乐经典盛大开幕。20世纪、华人,这是什么概念?!把百年来的音乐经典评选出来,然后邀集全世界最杰出的音乐家去演绎出来。而实施它的只是7、8个人而已。回忆起来那段时光,我们七、八个人夜以继日日以继夜地忙碌,内心充满激情。活动期间的酒店成为全世界华人音乐家中心。几代音乐家、海内外音乐家、歌唱家、演奏家、作曲家、交响乐团、合唱团,聚集一堂,大家高兴极了,开心极了,多好啊。

台湾歌曲《梅花》入选,当时大陆也有人认为《梅花》是国民党党歌,但是依然入选,是因为它的确是一首歌颂中国精神而深入人心的歌曲。大陆的《黄河大合唱》和《长征组歌》台湾也接受,只因为它确确实实是好作品。那时候,氛围非常融洽,我们都觉得那是我们中华民族的文化,它是不带任何色彩的。   

我们在台湾国家音乐厅演出时,广场很大,很多人不能进场聆听,就坐在广场看大屏幕。演出结束,当我们走出音乐厅,有人问我能否给广场上的听众演奏一点点。于是我们的演出团临时在广场上又演奏了部分曲目。其中包括《保卫黄河》,杨良坤指挥,听众听得热泪盈眶。台湾的报纸上这样写道:“保卫黄河的歌声响彻台北夜空”。

贺疆旁白:“20世纪华人音乐经典”是文促会首次面向华人世界发声,不仅对传统音乐的回归和复兴起到了极大的促进作用,是上世纪音乐经典的一次总结。更重要的是“20世纪华人音乐经典”的意义在于营造了一个华人世界的文化概念和文化氛围,构建了一个文化中国的概念,它不仅仅包括大陆,包括了全世界具有华夏DNA的文化理念,开启了一个宏大的文化空间。

“20世纪华人音乐经典”评选出20世纪100年里中国的优秀音乐作品共147部,从李叔同、赵元任到叶小纲、谭盾……之后在包括台湾、香港、曼谷在内的各大城市举行了三十多场巡演,参与的华人音乐家达三千多人。记得当时王石说着说着,眼角渗出一滴泪,说:“那时候我觉得这个空间是海内外的,参与者是全世界的华人,没有任何色彩,只有一个共同的中华民族。”让我的眼睛一热。

能不感动吗?

一场盛典,只是源于一个偶然的契机。那是1992年6月,王石到沈阳出差,火车车厢里响起李劫夫1962年创作的歌曲《我们走在大路上》。王石感慨万千,夜不成寐,就趴在硬卧上把“20世纪华人音乐经典”的构思写在烟盒纸上。王石说,当时激动极了,夜不成寐的,怕纸片丢了,又想要能实现了该多好啊。

 9·9两岸同歌

王石自述:2005年抗战胜利六十周年。中国抗战要有自己的胜利日,抗战不是共产党的事,也不是国民党的事,是中华民族的胜利。而且要与台湾一起纪念抗战胜利。这个一个向往。我们想要是能实现该多激动啊。这也应该是两岸人的共同愿望。9月3日,是盟军受降,8月15日日本天皇向全世界投降。只有9月9日日本向中国人投降。当时在南京,冈村宁次在投降书上签字,受降的是国民政府的何应钦,受降仪式的礼堂还在。

但是当时也悬着一颗心的。就在活动开始前一周,胡锦涛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大会上指出:中国国民党领导的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军队,分别担负着抗日战争中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的作战任务,形成了共同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战略态势。抗战胜利是中华民族的胜利。中央的基调定下了,当时我就觉得好像一下子轻松了许多。

9月9日9点活动正式开幕。两百多位两岸抗战老兵齐聚南京。中国国民党代表张荣恭带来了日本降书复印件,赠给中国国家博物馆。国家博物馆馆长潘震宙则回赠了国民政府委派董必武出席联合国成立大会的委派状复印件。向守志将军手书“弘扬抗战精神 实现中华振兴”的条幅赠给了国民党上将许历农。许将军说:“我们一起抗过日,我们也打过内战,但是今后中国人再也不能打中国人,我们的孩子们也不打了!”多好啊!多感人啊!

两岸人一起走进南京大屠杀纪念馆,一起敲响钟声的时候,广场上飘着大陆合唱团和台湾合唱团合唱的歌声“五月的鲜花……”

贺疆旁白:“9·9两岸同歌” 是文促会再度发出的自己的声音。现在回头看,王石提出的中国抗战的胜利不能看成任何一个政党和军队的胜利,而是中华民族的胜利。这是符合历史和事实的,这样历史的视角和历史的高度,也注定了“9·9两岸同歌”的历史地位。

和平与美好,从来是两岸人共同的愿望,活动的结局远远超出了最初的设想。犹记得身陷回忆中的王石,轻声地哼唱着“五月的鲜花,开遍了原野……”

 甲申文化宣言

 王石自述:2004年,我们举办了“中华文化论坛”。筹备会议期间我用了半年时间写了一篇千字文《甲申文化宣言》。王蒙、许嘉璐、汤一介和刘梦溪等都做了个别词句上的修改。宣言在肯定文化多元性,接受的层次性,以及承认文化的文明价值等做出了陈述。这次文化论坛,是真正的华人世界里文化界、学术界、科学界和文艺界精英的一次盛会。与会专家70余人,是一个很大的文化事件。不能到场的写好了稿子寄来。

十七大之后,许嘉璐先生说,十七大报告第一次专门章节写到“弘扬中华文化”,这在从前是没有的,第一次在党的文件里提到“精神家园”之类的词汇,这类提法和词汇应该来源于《甲申文化宣言》。

贺疆旁白:中华文化何以自处,一直是王石的一个心结。《甲申文化宣言》只是一篇千字短文,他却历时半年之久,可谓字斟句酌。两三年后依旧有人在报纸上撰文评论。十年后的今天,也就是在2014年,杜维明先生(北京大学高等人文学院院长)在回顾时提到《甲申文化宣言》是一个重要的文本。借用当时季羡林的贺信中所说的一句话:“这是一件具有划时代道义的事情!”

掌舵文促会22年,王石一直致力于中华文化的弘扬和建设。比如,“两岸人文对话”,都是王石构思、发起、组织和实施起来的。而这完全出于自发自觉的主动选择,做什么,怎么做。往往是有了创意,内心就很激动,就想要是能实现该多好啊。于是一个个创意在他心中发芽,在他手中开花,芳香四溢。回忆这些事,王石感慨:“有时候很失望很绝望,有时候又充满希望,回想起来很幸福。”

在很多有文化理想的人内心里,对文化有种热望,这种热望需要有个东西来凝结在一起的。

一份热望

22年,一路走来,时间跨越了一切鸿沟。

两岸人文对话、中华文化人物、山花工程……一桩桩一件件,从构思、发起、组织和实施,都是王石自己主动的选择、努力和践行。他是把千斤重担扛在了肩上,有着文化的自省和自觉。时光荏苒,那些一茬茬盛开的鲜花和成熟的果实,都化作他那平淡不能再平淡的诉说。而每一个事件背后却是那般不同寻常,那般撼人心魄。一个公益性非营利的社会组织,以其执着和严谨,以其大格局大胸襟,成为一个文化品质的象征。而兀兀穷年的背后是一大批有文化理想的王石们,心怀一份热望在努力着。

就在与王石对话后不久,王石在一次公益课堂上开讲《称谓与思想》,“中华”、“中国”、“华夏”,这些特定称谓所包含的特定思想和历史意义。典章史据信手拈来,依旧温和亲切,依旧娓娓道来,而整个会场却激荡着一股浩然之气。   不久前,王石在河南讲到中华文化时,他提出两个观点。第一,没有反思就没有进步。百年来,中华传统文化的地位从全部颠覆到推崇备至,这种天翻地覆的变化不应该缺失说明和反思。第二,就是在一个民族在肯定和弘扬本民族文化时,应该是自尊而不是自大,是自立而不是自外。因为,人类文化的基本价值观是共同的,共同点大于不同点。

听别人的故事,一如看自己。韶华逝水,宏大的时代主题下,那些曾经的无奈和人性中闪光的东西,总能令人一再回味,总能在某些契机上醍醐灌顶。

王石说:虽不能至,心向往之!(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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