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紫山走下的蒙元帝国智库
韩鹏
太行嵯峨，天下之脊。
作为太行山东麓余脉延伸至广阔平原地带的紫山，与壁立万仞、排云出霄的雄劲太行深处主峰相比，其自然身量已矮弱了许多，整体气势也柔媚了许多。
但这并不影响人们对紫山的钟爱与激赏。从日常生息的平川田畴、矮树阔野前来的人，远远西望层峦横亘，晴岚入眺，心中便是暗暗一惊。待到身临峰峦，登高望远，俯仰上下，看洺水于脚下绕山而流，观峬峭山石在阳光照射下紫气氤氲，赏草木葱翠，听群鸟啁啾，便立刻沉浸其中，骋目驰怀。
除了山水怡人、风光秀美外，因赵奢长眠于此，也使得紫山成为中华马姓宗亲祖源地。作为一条脉络清晰、于史可征的人文血脉源头，赵奢墓及中华马氏文化苑，每天都在吸引着众多来自世界各地的马氏后人，满怀谦恭与虔敬前来寻祖问根。
紫山之上还有一些不打眼的所在。这是些被时光之河冲刷，被历史风雨侵蚀的遗忘之所：仅留名字的竹林寺、被紫峰塔脚踩的元塔基址、依稀残存的刘秉忠隐室……
是的，就是这些被时光消磨，被今人无视的荒芜、破败残存，却仍在穿越历史的夜空，坚韧地向今天与来世传递着一条历史的确信——元初，曾有五位学者在这里长期研学论道、探求真知。然后，学有所成的他们陆续走下紫山，集体走到忽必烈的身边，组成了蒙元王朝的最高核心智囊团队。
他们是刘秉忠、张文谦、张易、王恂、郭守敬，世称“紫山五杰”。
元朝的国体建立、政体创设、都城营建、水利天文，乃至元京杭大运河的凿通，都与他们息息相关。他们不仅为马背上的茹毛饮血统治者，植入了汉文化的强大基因，从而大大收敛了其野蛮嗜杀本性，转而注重民生民本，并以儒家思想治国理政。而且，他们分别用非凡的个人智慧与创举，在人类科学史上留下了卓越且辉煌的印记。
可以说，没有紫山的孕育，就没有这五位学者的学有大成，进而就没有历史上所呈现的元朝。
大哉乾元，大哉紫山！
一
紫山，原名紫金山、武安山，位于邯郸、武安、永年交界，在邯郸市西北15公里处，系太行山东麓余脉。
因赵奢（被封为马服君）葬于此，又名马服山。由于山岩含乌石，斜阳射来，山石呈现紫色，氲氤如金，故名紫金山。唐时称朱衣山，明清之际改称紫山。
山上紫黄色峭壁耸立，丽日映照其上，使得紫光闪烁，霞彩横披。古时，早晨站立于邯郸城中的丛台之上向西望，或下午登上武安内城北楼向东眺，皆可见紫山之上紫气蒸腾，瑞气升悬。丛台西壁墙上嵌有“滏水东渐，紫气西来”之“紫气”，武安百姓门楼匾额上所常见“紫气东来”之“紫气”，以及建于元代大德年间武安内北城上的紫金楼，其名皆源于紫山。乾隆四年本《武安县志》称：“北城上有紫金楼，楼之得名已久，明邑令王廷辅谓紫金山为邑之胜景，故楼取紫金为名，其说甚确。山在县东。”
紫山所处的太行山东麓余脉这一带，岗峦起伏，绵延数十里，群岫堆螺，岭麓回复，草木葱翠，波光潋滟，醉心徜徉其间，令人怡然忘返。
驻足紫山之巅，耳可闻三县鸡鸣，目能收三城秀色。源自山西辽州太行深处的洺河，东南流迳武安摩天岭后，分为北洺河、南洺河，南北两条洺河迤逦东来，在紫山脚下的武安永和村汇合，留下如练水影，折北而行，去投奔远方滏阳河温润的怀抱。
山河无改，800年前刘秉忠、郭守敬眼中的紫金山，想必与今天的紫山大抵一样。只是，当时这里的交通更不便，树木更茂盛，道路更崎岖，环境更幽邃，人迹更罕至。
这岂不更好！在辽宋、金宋、蒙宋之间旷日持久战火的席卷下，邯郸、邢州大地生灵涂炭，民不聊生。远离闹市、深藏一隅的紫山，正是避乱求存，安静读书的绝佳所在。
于是，几个邢州读书人怀揣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请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宏愿，悄悄来到了荒无人烟的这里，以山洞为寝室，以荒寺为课堂，以山石为书桌，幕天席地，披星戴月，开始了他们研读深思的文化苦旅。
紫山五杰中第一个来到紫山的，是刘秉忠。时在1233年，蒙古国窝阔台执政，忽必烈尚在潜邸。
刘秉忠，邢州人，祖籍瑞州。初名刘侃，字仲晦，号藏春散人。在紫山信佛教后，改名子聪，走入元廷任太保后改名秉忠。
《元史·刘秉忠列传》载：“秉忠生而风骨秀异，志气英爽不羁。八岁入学，日诵数百言。年十三，为质子于帅府。十七，为邢台节度使府令史，以养其亲。居常郁郁不乐，一日，投笔叹曰：‘吾家累世衣冠，乃汨没为刀笔吏乎！丈夫不遇于世，当隐居以求志耳。’即弃去，隐武安山中。”
1238年，23岁的刘秉忠挂冠弃职，竹杖芒鞋进入紫山，苦形骸，甘澹泊，宅心物外，蓑衣木食，辟隐室读书。
后因被邢台天宁寺虚照禅师喜爱，剃度为僧。跟随虚照前往云中（山西大同）时，留住大同南堂寺，讲习天文、阴阳、三式诸书。忽必烈时在潜邸，海云禅师被召，过云中，闻刘秉忠博学多才，邀之同行。1242年，27岁的刘秉忠与忽必烈相见。“既入见，应对称旨，屡承顾问。秉忠于书无所不读，尤邃于《易》及邵氏《经世书》，至于天文、地理、律历、三式六壬遁甲之属，无不精通。论天下事如指诸掌。世祖大爱之，海云南还，秉忠遂留藩邸。”（《元史·刘秉忠列传》）从此，他留驻藩府，开始了辅佐忽必烈的政治生涯。
1250年，他向忽必烈进万言策。“所陈数十余条皆尊主庇民之事。首言正朝廷、振纪纲，选相任贤，安民固本。”（张文谦《文贞刘公行状》）是年，忽必烈选择良吏试治邢州。因治理邢州，刘秉忠再次回到家乡，作《庚戌再还邢台》。还乡路上，从中山携刚结识的王恂南下，后一同到紫金山，与张文谦、张易、郭守敬等共同研习天文、水利、术数之学。
张文谦，字仲谦，邢州沙河人。早年追随刘秉忠在紫山上共同学习，洞究术数，粹于义理之学。后来在刘秉忠举荐下，走入朝廷，大受忽必烈重用，为昭文馆大学士，领太史院。受刘秉忠影响，他毕生以引荐人材为己任，大儒武安人胡祗遹就是在他宣抚大名时，被他荐举进入元朝。他的儒学成就极高，黄宗羲《宋元学案·鲁斋学案》专门讲，张文谦为鲁斋先生同调。
张易，在《元史》中无传，太原交城人，洞悉术数，学兼儒、佛、道，精通天文律历、阴阳五行，是元朝早期政治舞台上的一个重要人物，也曾是元世祖身边的“潜邸旧侣”，深受忽必烈的信任和重用，官至中书平章政事、枢密副使，由于卷入了至元十九年发生的阿合马遇刺事件被诛杀。
王恂，中山唐县（今河北唐县）人，少年英才，天资聪颖，在天文、历法和数学上颇有造诣。刘秉忠出仕太保之后，在中山路遇王恂，视其为奇才。及南还，遂跟从刘秉忠学于紫山。后在刘秉忠推荐下，得以被忽必烈赏识，成为国子祭酒。元朝国学之制，就出于他手。晚年与郭守敬一道，遍考历书，昼夜测验，创立新法，参以古制，制定出著名的《授时历》。
郭守敬，字若思，顺德邢台人。他是被其祖父郭荣送上的紫金山。《元史·郭守敬传》载：（郭守敬）“生有异操，不为嬉戏事。大父荣，通五经，精于算数、水利。时刘秉忠、张文谦、张易、王恂同学于州西紫金山，荣使守敬从秉忠学。”
五人中，刘秉忠是学术领袖与团队核心，张易、张文谦与他互为学友，而郭守敬、王恂则属晚辈，是前面三位的学生。
天赋异禀的五杰，相交、相学、相研于紫金山，互为师友，彼此砥砺。浓郁的学术氛围，高端的科研探讨，使紫山很快成为当时世界上最高等级的学术研究基地，尤其在数学、天文、地理、水利、建筑等诸多自然科学领域，这里可以说，在当时世界上一骑绝尘。
紫山五杰雕像
二
检验一座学府的唯一标准，就是它输送到社会上的人材。
1251年，元宪宗蒙哥任命皇弟忽必烈总治漠南军国庶事。刘秉忠、张文谦率先走下紫山，跟随忽必烈南征。也是在此年，郭守敬开始牛刀小试，负责邢州水利工程。1253年，在刘秉忠举荐下，忽必烈在贵州六盘山前线召见了王恂，然后命其以伴读身份辅导忽必烈嫡长子真金，可见寄托之重。
忽必烈，这位马背上民族的后代，早在为储君时，便一改乃父、乃兄的血腥屠戮作派，向汉文化表达出崇高的敬意与脉脉温情，“在潜邸，思大有为于天下，延藩府旧臣及四方文学之士，问以治道。”（《元史·世祖本纪》）
这与忽必烈个人早期的经历有关。走上皇位前，他以皇太弟的身份总领漠南汉地，即当时长江以北的中原地区。他积极采纳刘秉忠、张文谦等人建议，以邢州为试点，推行汉法，提倡重农政策，注重兴修水利，恢复多年来被兵燹战乱毁坏的农业。结果，邢州迅速得以大治。
中统元年，忽必烈即位。当听到刘秉忠为他讲解《周易》中“大哉乾元，万物资始”后，忽必烈于1271年登基后，果断将蒙古国改名为大元。
忽必烈知道胡马弯刀、铁骑鸣镝可以得天下，但治理天下非得向汉文化学习不可。他以一个学生的姿态，虚己咨询，访求贤才，问道士人。
而刘秉忠就是他最信赖、最倚重的老师。
《元史·刘秉忠列传》载：“中统元年，世祖即位，问以治天下之大经、养民之良法，秉忠采祖宗旧典，参以古制之宜于今者，条列以闻。于是下诏建元纪岁，立中书省、宣抚司。朝廷旧臣、山林遗逸之士，咸见录用，文物粲然一新。”
1264年，忽必烈下诏复刘秉忠姓氏，易名秉忠，拜光禄大夫，位太保，参领中书省事。忽必烈又将翰林侍讲学士窦黙次女，许配刘秉忠为妻，赐第奉先坊。
《元史·百官志》载：“世祖即位，登用老成，大新制作，立朝仪，造都邑，遂命刘秉忠、许衡酌古今之宜，定内外之官。其总政务者曰中书省，秉兵柄者曰枢密院，司黜陟者曰御史台……于是一代之制始备，百年之间，子孙有所凭藉矣。”
刘秉忠成为汉人在元朝中唯一高居太保职位的大臣，不仅引领着元初强大的汉人政治集团，而且有效推动了蒙古帝国向中原传统王朝的华丽转身，“颁章服，举朝仪，给俸禄，定官制，皆自秉忠发之，为一代成宪。”
由于深受忽必烈敬重，君臣闲燕之际，刘秉忠每承皇帝顾问，辄推荐南州人物可备器使者宜见录用，由是，弓旌之所招，蒲轮之所迓，耆儒硕德、奇才异能之士，连绵不断出现在朝廷。大批汉族知识精英经他举荐，走入到了元朝政治集团，时人称其“栽培桃李，遍满君门。身为师宾，门多卿相。”经刘秉忠慧眼识珠，先后有数十位汉族知识精英入职为元朝政府要员，他们遍布在中央和地方重要行政机构。“三十年间，扬历朝省、班布郡县，赞维新之化、成治安之功者，皆公平昔推荐之余也。”（王磐：《太保文贞刘公神道碑铭并序》）对此，刘秉忠写诗自道：“好把中原麟凤，网来祥瑞皇家。”
1254年，因大理国主高祥拒绝投降，且斩杀蒙古使者后逃亡，盛怒之下，忽必烈准备屠城大理。刘秉忠以“天地之好生，王者之神武不杀”为由，与张文谦等进谏“杀使拒命者高祥尔，非民之罪，请宥之”，由此，大理百姓赖以全活。
北京城的最早营建，就出自刘秉忠之手。1256年，忽必烈命刘秉忠相地于桓州东、滦水北，建城郭于龙冈，历时三年，建成开平。1266年，忽必烈命刘秉忠考古制，创建宗庙，筑中都城，始建元朝宗庙宫室，此年刘秉忠主持建造的大都宫城完工。
元朝的国号也来自刘秉忠。1271年，听从刘秉忠建议，取《易经》“乾元”之义，忽必烈颁布诏书，建国号为“大元”，中都改为大都。而且皇帝每年行幸两都时，刘秉忠必伴随。
1274年，刘秉忠端坐而薨。忽必烈亲写诏书予以褒奖，凡所营葬之资，一出于国家库府。特派遣礼部侍郎赵秉温（为刘秉忠之徒）葬刘秉忠于大都西南崇福乡之原，又命王磐撰写神道碑，徒单公履撰写墓志铭，敕命资政大夫中书左丞张文谦撰刘秉忠行状。
三
元朝初年，江南漕粮北运困难重重。江浙的漕粮要先囤积扬州，沿残旧的隋唐大运河北上，在淮安入淮河，尔后入黄河；到河南中滦后，再卸船上车，走陆路到淇门；之后再装船入御河抵达通州，然后再卸船装车，转为陆路抵达大都。一路上辗转倒腾，车摧舟翻，耗损惊人。
由此，激发了忽必烈要大力发展帝国水利事业的决心。在中书省左丞张文谦引荐下，郭守敬走到了忽必烈面前。
《元史·郭守敬传》载：“中统三年（1262年），文谦荐守敬习水利，巧思绝人。世祖召见，面陈水利六事：……其四，磁州东北滏、漳二水合流处，引水由滏阳、邯郸、洺州、永年下经鸡泽，合入澧河，可灌田三千余顷。……每奏一事，世祖叹曰：‘任事者如此，人不为素餐矣。’授提举诸路河渠。四年，加授银符、副河渠使。”
今天的磁县开河码头，即是郭守敬当年分离漳河、滏阳河之处。滏阳河第一次在人工干预下，脱离漳河，独自向北，沿邯郸、洺州、永年、鸡泽，进入澧河。沿途各地，开始立闸设渠，利用滏阳河水灌溉，千年贫瘠之地陡然变为千顷膏腴沃土。
水既有归，田皆沃饶，州境遂富。人们自此凿渠引河，导水环流，种荷植柳，芬芳荫翳。昔日斥卤之地，化作膏腴之田，喜看谷纹绉风，闲听蛙鼓喧夕，滏阳河沿岸景候类似江南水乡。
而对郭守敬来说，漳、滏开河工程又实在太微不足道了。在张文谦领导、郭守敬擘画之下，相继展开的水利工程有西夏治水、大都治水、开挖通惠河使京杭大运河全线通航……一系列举国瞩目的水利工程相继完成，并取得巨大成效。至今，宁夏多地仍有郭守敬祠。
遇到郭守敬，是忽必烈的幸运，也是大运河的幸运。
1275年，元军突破长江天险，统一全国已指日可待。应战时之急用，更是战后所需要，必须绕开以洛阳为中心的隋大运河，重辟运河航道，修建大都至江南的京杭大运河迫在眉睫。为此，忽必烈命郭守敬“行视河北、山东可通舟者，为图奏之。”勘察中，郭守敬绘制了一张地形图。在这张图上，郭守敬发明了以海平面为基准，来对各地标注的“高程”，这是世界上最早出现并使用“海拔”概念。高斯则是到1828年，才在西方首次提出“海拔”。
在刘秉忠提议下，忽必烈要修改自辽、金时期已承用二百余年之久的《大明历》，这个任务落在了郭守敬、王恂肩头。
郭守敬以一个科学家的严谨态度提出：“历之本在于测验，而测验之器莫先仪表。”为此，他先后制作出简仪、高表、候极仪、浑天象、玲珑仪、仰仪、立运仪、证理仪、景符、窥几、日月食仪、星晷定时仪、正方案、丸表、悬正仪、座正仪等测量仪器，供派到四方进行天文观测者使用。同时，又画出《仰规覆矩图》《异方浑盖图》《日出入永短图》，与仪器互相进行参考比对。而简仪在西方，直到1598年才被丹麦天文学家第谷发明。
郭守敬还组织了一次前无古人、规模空前的“四海测验”。《元史》称：“遂设监侯官一十四员，分道而出，东至高丽，西及滇池，南踰朱崖（西沙群岛），北尽铁勒（今西伯利亚），四海验测，凡二十七所。”其间，他发明了独特的球面三角学“弧矢割圆法”，用以计算天体位置与运行，这比牛顿发明“三次差内插法”早了4个世纪。
1280年，郭守敬主定的《授时历》宣告完成。这部历法确定一年为365.2425天，等到欧洲同等精度的《格里历》出现，则是在300多年后了。
有意思的是，明洪武二年（1369年），朱元璋为示明朝正朔，也颁布了自己的《大统历》。但使用了几十年后，到1393年，钦天监李德芳发现《大统历》与时令对应不上，上书请仍依照《授时历》。从此，《大统历》历元虽然定用洪武甲子，而推算依据却依照《授时历》。明朝推翻了元朝，但在科学面前胜利者仍不得不向失败者低头。
1303年，元成宗下诏，“内外官年及七十，并听致仕，独守敬不许其请。自是翰林太史司天官不致仕，定著为令。”（《元史·郭守敬传》）身为昭文馆大学士、知太史院事的郭守敬，一直不被朝廷批准退休，最后以86岁高龄死在任上。
刘秉忠、张文谦、张易、郭守敬、王恂组成的紫山五杰，不仅是元朝汉族知识分子精英的核心，同时也是元帝国的最高智囊，在忽必烈登基后的改元建号、定都营造、官制确立、朝仪制定、水利建设、天文探索、文学艺术等诸多方面，提供了巨大的智力支撑。
刘秉忠的诗词创作独领一代风骚，他一生创作了大量诗词，今天的人们尚能于《四库全书》中看到其诗集《藏春集》。
王恂计算日出日落的时刻和昼夜时差，创立高次方程新解法。
张文谦在劝课农桑方面贡献突出，主编了元代重要农书《农桑辑要》。
张易则是元帝国财政建设的奠基人，长期担任枢密副使，在消灭南宋统一中国历史进程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此外，张易在编修《授时历》，创建大都城，保护南宋国家档案诸方面，都有无以为代的特殊贡献。
如果把刘秉忠比作忽必烈汉法治国的总设计师，那么张文谦、张易、郭守敬、王恂便是这一方案的具体实施者。老师们更多的是在政治、教育、礼乐上发力，而学生主要在科技、天文、水利上发挥特长，师生一体，群策群力，保障元帝国这艘巨舰朝着忽必烈理想中的航线行进。
紫山，为元朝撑起了多大的场面？
四
在今天邢台市西部，西接山西左权，南邻武安摩天岭的白岸乡前坪村一带，依托紫山五杰历史文化，邢台人也打造了一个紫金山风景区，并建起了紫山书院。
浩繁的典籍，均清晰记载紫山位于武安、邯郸、永年交界。
其所依据的是光绪本《邢台县志》中所载：“庄儿角城，西南175里，俗名发角岭，以分水处为邢西界，紫金山在庄儿角东南3里，五峰高峙，巅有古庙，元刘秉忠、张文谦、张易、王恂读书处。”这个地点，就是今邢台市西一百四十里处庄儿角村东南的真公庙崖。
但此“紫金山”之名，直到清代邢台县志中才首次出现，不仅太晚，而且孤立，无其他史料、碑刻、题咏与之佐证呼应。而且，康熙本《邢台县志》中只有“紫金山在庄儿角东南3里”，并没有提到刘秉忠等五人与这里有任何关系。可见，光绪本《邢台县志》是在牵强附会，硬性攀附。
而武安、邯郸、永年交界处的紫金山，在典籍、史册中却班班可考。
《史记·赵世家》载：“紫山在邯郸西北”；《魏书·地理志》载：“邯郸有紫山”；《隋图经》载：“春夏有紫气蓊郁，下有石，石上菖蒲一寸九节，岩间有紫石英”；嘉靖、天启、康熙、乾隆4本《武安县志》均在《人物志·流寓》对刘秉忠隐居紫山，然后走入元朝有详细记载。而且均在“山川”条下载：“紫金山在县东２０里，下有紫泉出焉，日返照，赤如金生，生九节菖蒲暨乌石。”
散发着紫金色泽的紫山岩石。
更重要的是来自《元史》中的几位学者本传。
《元史·刘秉忠列传》言明：（刘秉忠）“十七，为邢台节度使府令史，以养其亲，后弃而隐武安山中。久之，天宁虚照禅师遣徒招致为僧。”
《元史·王恂列传》载：“岁己酉，太保刘秉忠北上，途经中山，见而奇之，及南还，从秉忠学于磁之紫金山。”（按：当时，武安属磁州）
《元史·张文谦列传》中虽然只说他“幼聪敏，与太保刘秉忠同学”，但在《元史·郭守敬列传》中交代得很清楚：“郭守敬，字若思，顺德邢台人……时刘秉忠、张文谦、张易、王恂同学于州西紫金山。荣使守敬从秉忠学。”
而且，刘秉忠死后，与他同朝为官的永年人王磐，在写刘秉忠《神道碑铭》中明确写道：“公讳秉忠……一日，投笔叹曰：‘家奕世衣冠，今乃汩没为刀笔吏乎？丈夫不得志于世间，当求出事间事耳。’即弃去，隐于武安山岩谷间，草衣木食，以求所志。”
更有力的证明，来自与刘秉忠同学紫金山，后成为中书左丞的张文谦笔下。刘秉忠死后，他奉旨为好友撰写了《故光禄大夫太保赠太傅仪同三司谥文真刘公行状》：“公违侃, 更名秉忠，字仲晦，自号曰藏春……丙申岁（1247年）丁母忧，毁瘠骨立，疏食水饮，哀思无穷……戊戌（1238年）春, 遂决意逃避世事，遁居于武安之清化，迁滴水涧。苦形骸，甘澹泊，宅心物外……冬十月，葬祖父母及父母于邢台之贾村。戊申冬十二月，上遣使召公。己酉春（1248年）, 至王府。”
清华即今武安清华村，近在紫山之西。而滴水涧就在紫山之南，康熙本《武安县志》载：滴水涧“在县东南十里，岸高壁立之下，有水潺缓，遥映柳航如画。”
还有谁比张文谦更清楚刘秉忠的履历，以及他在紫山的行踪呢？
从1238年遁居于紫山，到1248年彻底离开紫山，走入忽必烈幕府，这10年时间里，虽然历经剃度出家、云游云中、伴读潜邸，但刘秉忠的心时时系于紫山。他怀念紫山，惦念学友，每逢归邢，必上紫山讲学论道，阐发义理。
紫山，的确是修学静养的好去处。
明隆庆年间，绝意仕途的武安人宋之韩罢官归乡，就选择在紫山下的洺水边，架屋开圃，友山朋水，游乐于田间溪畔，自称紫滨逸叟。
紫山流水，在山下汇成紫金河，竹林掩映中的竹林寺，就坐落于幽谧的紫山南坡。在此，宋之韩写下了《竹林寺二十四韵》：“峭壁翠千寻，清溪秋万斛……云埋古梵宫，雾锁禅师屋。堪隐古夷齐，可藏汉里甪。”
诗中，宋之韩用商代的伯夷叔齐、汉商山四皓之一里甪诸隐士，一方面向隐于此处的刘秉忠、郭守敬们致敬，一方面抒发自己终老紫山，悠游林泉，洗沐尘襟的人生志向。
乾隆本《武安县志》载：“竹林寺，至元十二年建，元太保刘秉忠为讲学营道而建。”至元十二年，1275年，刘秉忠已死去，此寺始建年代应该是错误的。
民国本《武安县志》中录有威海卫训导张绍，于明嘉靖十五年所写的《紫金山竹林寺建立碑记》：“武安邑东二十余里，紫金山峙焉。……山顶旧时寺不知创于何代，今有伽蓝遗殿犹存山阳半怀，寺曰竹林。此则有据而可证者，乃肇于至元之世，元太保刘公所建，以肄业之侨寓也。负阴抱阳，松柏坞庇，可以息静读书，可以穷理养性。于是构山木，日运土石，正建佛殿，旁建廊房，以为讲论之所……及功成名就，仍于山巅起塔二峰，以表初志之高，至今为四表之仰……门人郭守敬亦学士，皆从公受教于斯。三君子诚赖斯寺而造就，由斯寺奋迹，则山可谓名山，寺可谓名寺……予也尝闻之故老，考之史传，谨述巅末如右，以寿其传。记明此寺三百年前，元太保贤相名儒，为讲学营道之所建也。”
从这篇宝贵的碑文中可以看出，竹林寺乃刘秉忠在至元年间所建，刘秉忠、郭守敬的讲论场所就在竹林寺。紫山上的两座浮屠塔，乃刘秉忠于至元年间“功成名就”后所建。
明万历年间邯郸知县卢龙云曾写《登紫山》诗：“紫气遥来出紫宫，金光隐现有无中；仙坛并建群灵拥，宝塔双瞻瑞霭通。”其中的“仙坛并建”，当是指其时紫山上仍存的众多寺庙；“宝塔双瞻”，则指刘秉忠所建的双塔。可惜的是，其中一塔毁于1917年的大雨水，另外一塔在1950年代倒塌，如今的紫峰塔，就建立在原塔的旧基之上。
塔是新塔，础是古础，拾级而上、凌云四望的今天人们，可能领略到元代先贤眼中的风光？
“溪声远作千年调，山色高移万古情，自向书中识天爵，已当克处自能轻。”这是刘秉忠在《藏春集》中的君子自道，也是他对紫山同调的殷切期勉，更是他给身处红尘滚滚之中的后世读书人的历史寄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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