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名相为官大名府
罗楠
“一部水浒书,名扬大名府”。自汉高祖12年(公元前195年)建县以来,在2200多年历史长河里,大名曾12次作为国都或陪都,是历代郡、州、府、路、道治所所在地。据史书记载,北京大名府始建于十六国前燕建熙元年(公元360年)。唐朝时,管辖着山东、河南古黄河以及辽宁省一部分的地区,繁华至极。北宋仁宗庆历2年(公元1042年),为抵御契丹南侵,宋仁宗采纳吕夷简建议,拨国库银10万两建北京行宫,称北京大名府,管辖范围广及三府十一州五个军。曾先后有四大名相在此为官,彪炳史册,为后人所称道。
狄仁杰任魏州刺史
《旧唐书》卷八十九记载:“仁杰尝为魏州刺史,人吏为立生祠。”狄仁杰,字怀英,生于唐贞观四年(公元630年),山西太原人,为武则天时期一代名相。
万岁通天元年(公元696年)十月,契丹攻陷冀州,河北震动。为稳定局势,武则天起用时任彭泽令的狄仁杰为魏州(今大名)刺史。狄仁杰到任后,看到前任刺史将百姓都赶去修固城墙,庄稼荒芜,很是痛心,下令让百姓们返田耕作。契丹来犯,看到当地百姓安居乐业,城墙并无重兵把守,以为有诈,且惧怕狄仁杰之威名,纷纷退兵,使魏州避免了一场灾难。武则天为表彰他的功绩,赐他紫袍、龟带,并亲自在紫袍上写“敷政木,守清勤,升显位,励相臣”十二个金字。老百姓更是感其恩德,为狄仁杰立了一座生祠,后祠堂及碑因战乱被毁。
狄仁杰祠堂碑现立于大名县孔庄村北,1982 年省政府公布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唐宪宗元和六年(公元811年)十一月,魏博节度使田弘正在原址为狄公重建祠堂及碑。现祠堂已不存在,仅残留此碑于原址,立于大名县城东约10公里处,该碑青石质地,由首、身、座三部分组成,碑体(除座)高4.46、宽1.46、厚0.46米。碑首为六龙戏珠圆首,碑额阳篆“大唐狄梁公祠堂之碑”,3行3字排列。碑体阳面楷书碑文,由冯宿撰文,胡澄书丹。碑文记述了狄公任魏州刺使时的政绩和重修此碑的经过。
寇准镇守大名抵御辽兵
《资治通鉴》记载,“宋景德三年(公元1006年)寇准‘知天雄军镇守大名府’”。
寇准,字平仲,生于公元961年,陕西渭南人。景德元年(1004年),与参知政事毕士安一同出任宰相。公元1004年,辽兵大举南下,而当时的大名府作为“北门锁钥”,是国都北大门,地理位置十分重要,乃兵家必争之地。宋真宗派一贯主战的寇准任知天雄军镇守此地,防御辽兵南下。
寇准根据对敌情况分析,制定了一套抗敌方略,一方面调天雄军步骑万人,驻守贝州(今清河),遇敌掩杀;一方面招募民兵,深入敌后,袭击敌人据点,兼以报告敌情,这样可振奋军威,安定人心,打乱敌人军事部署。他派人把河北农民中的优秀青年组织起来,加以训练,发展民兵队伍,并规定:河北民兵杀敌,所有官军应给予声援;民兵中有杀敌立功者,同样给与奖赏。
寇准曾多次强调大名府地理位置的重要性,特意撰写过一联挂于军衙中,书曰:“东郡股肱今右辅,北门锁钥古天雄。”正是由于寇准积极的备战,宋军给辽军以有力的反击,使辽朝统治者认识到宋军和中原地区的人民是不可轻侮的。从此以后,辽国不敢再发动大规模的入侵。
包拯任河北都转运使
《二十五史 宋史》“包拯传”记载:“除龙图阁直学士,河北都转运使。”又据《续资治通鉴》(清毕沅撰)记载:“壬辰宋仁宗皇祐四年(公元1052年)三月丁未,以知谏院包拯为龙图阁学士、河北都转运使。居数月,徙为高阳关路安抚使。因籍一路吏民积岁所负公钱十余万,悉除之。”
包拯,字希仁,生于公元999年,安徽合肥人。历任三司户部判官,京东、陕西、河北路转运使。入朝担任三司户部副使。改知谏院,多次论劾权幸大臣。授龙图阁直学士、河北都转运使,移知瀛、扬诸州,再召入朝,历权知开封府、权御史中丞、三司使等职。
宋初为集中财权,改置专职的都转运使、转运使,掌一路或数路财赋,有督察地方官吏的权力;其后职掌扩大,兼里边防、治安、钱粮、巡察等事,成为府州以上的行政长官。
宋代“河北路”治为大名府,辖境内相当今河北阜平县北大茂山、容城、霸县和天津市海河以南,及山东、河南二省黄河以北的大部。包拯在大名府任都转运使,负责一路(相当于省)的财政、监察等行政事务。在任期间,包拯十分体察民情,为这一带老百姓免去了多年来所欠下的税赋钱十余万。他还奏请朝廷让百姓休养生息而安居乐业,用作养马的田地,还给地方和农民。两年之后,包拯被召回开封,提升为户部副使。
韩琦镇守大名府
据《宋史》记载,“熙宁元年(公元1068年)七月,河北地震,黄河决口,大批灾民流离失所。宋神宗赐手诏于镇安武胜军节度使、司空兼侍中的韩琦,让他到河北重灾区大名府赈灾。”
韩琦,字稚圭,生于公元1008年,河南安阳人。韩琦一生,历经北宋仁宗、英宗和神宗三朝,为相十载,在经济、军事、吏治等方面多有建树,政绩显著。
在大名赈灾期间,韩琦采取果断措施,开仓放粮,帮助灾民恢复发展生产,重建家园,使灾民逐步度过难关。同时,他还密切关注着北宋的边防安全,在与辽的关系上,韩琦主张双方应维持和好,保持边境安定,但并不是让北宋向辽退让,而是“以和好为权宜,以战守为实务”。他始终把边防安全放在首位,为北宋的边防事业和边疆人民的安全倾注了毕生精力。
据史料记载,在镇守大名府时,有人曾献给他两只玉杯,是罕见的稀世珍宝。每次宴饮宾客,总要专设一桌,铺上锦缎,将两只玉杯放在上面以供观赏。一次,一名官吏在劝酒时不小心将其碰倒摔了个粉碎。那名官吏吓得趴在地上请求治罪,韩琦却笑着对宾客说:“大凡宝物,是成是毁,都有一定的时候,该有时它献出来了,该坏时谁也保不住。”又转身对趴在地上的官吏说:“你偶然失手,并非故意,有什么罪呢?”正是这种平和的心态,过人的器量,使他在朝中能够运筹帷幄,使“朝迁清明,天下乐业”,在地方能够忠于职守,勤政爱民,成为封建社会难得的官僚楷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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