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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童年

时间:2021-09-09 09:30:02  来源:邯郸文化网  作者:张化南  浏览: 分享:

 我的童年

张化南

我的童年是在苦水里渡过的,这个时代一去不复返了。我于1926年农历22出生在大名县冢北村一个姓张的农家。“22龙抬头”,本是个吉祥的日子,可我运气不佳,走进的却是个穷家,添丁进口,使这个家更苦,生活更艰难。小哥哥明月因捞冰充饥,不幸淹死在缸里。为生活所迫,1928年春,父亲去闯了关东。那个时候家中没个男人顶门立户,生活更难维持。就在当年,母亲只好打整点路费,流着眼泪拉扯着我去找父亲。

穷人到那里都一样受苦。父母在黑龙江尚志县苇河镇,伐树打拌子为生,收入微薄,生活仍难维持,父母团聚不久,就各奔东西了。从此,我和父亲过着乞讨的生活。后来,流落到一面坡一个窑上,干些杂活,给人家放猪,生活很苦、很累。在一面坡呆不下去了,老乡、朋友凑了点路费,我父子只好还乡。一日,走到松花江桥上,父亲意欲投江而死,记不清当时我说了两句什么话,父亲就改变了注意,继续拉我上路。破船偏遇顶头风,当走到山东禹城时,发现仅剩下的一点钱被偷了。此时秋风已经凉了,父亲拉着我只好昼夜不停的赶路。夜里天上挂着冷冷的月亮,单衣腹饥的我不时发抖。就这样,我和父亲忍着饥饿、寒冷走啊,走啊,走了近百里路,终于回到了故乡冢北村。

那时我家房无一间、地无一垄,只好寄住在叔父家。吃不上,穿不着,生活十分艰难。每到冬天手脚都被冻坏,至今留有伤痕。叔叔家也是小门小户,一下子添两个碗,困难可想而知。因此常看婶子的白眼。看来日子难以长此下去,叔叔给了一口锅,我们父子另起锅灶。父亲当经纪,我给人家放羊,不给工钱,生了羊羔对半分,见点收入,填补家用。放羊同伴中有识字的,我想认个字,就带上《百家姓》、《三字经》和小学国语课本,一边放羊,一边读书认字。贫苦辛酸的生活,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也给我的性格打下了吃苦耐劳的烙印。

1942年村上有了共产党。元朝县(今大名县)人民,为了打鬼子,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不分贫富,不分男女,全都动员起来了。我上了小学,在教师的教育下,开始懂得了抗日救国的道理。使我终生不忘的是19448月,经党支部书记、小学教师郭济民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还担任了儿童团团长。一面上学读书,一面配合村里抗日组织,做了很多工作。如站岗放哨、把路口、查路条、查坏人(通行证)、送情报、宣传抗日救国打日本。当时人们抗日救国热情很高,有钱出钱,有人的出人,妻送郎、母送子参军上战场,打鬼子,热气腾腾。

学校的课程,除了文化课还增加了军事课。每天下午,在教师的带领下,要做体操、劈刀、扔手榴弹,就是做游戏也都带有军事性质。如捉汉奸、掏岗楼、攻碉堡等等。校园里歌声嘹亮,有时开大会,我们就分成两队,比着唱歌。甲队唱完,乙队唱,“好不好?”“妙不妙?”“再来一个要不要?”,大家一起高呼:“要。”接着就是一阵掌声。区里县里,还常常举行“检阅”、“比赛”,把全区全县的民兵、妇救会、儿童团召集在一起比赛体操、唱歌、打靶、投弹,象现在开运动会一样,看谁的行动快,成绩好。一次县里检阅,我村的儿童团成绩不太理想,队伍不整齐,装备比不上北片八个村,人家队伍出操真像八路军一样有劲,一色小白帽,绿书包,腰间扎着皮带,一队一列的走,别提多整齐多精神啦。我们落后了,片长、校长、老师、团长不服输,开会研究对策,大家提出,一定要向先进看齐,并要努力超过他们。

那时,冢北小学校还种着几亩地,老师领着我们一群孩子翻地、下种、锄苗、收割。我入了党就得带头干。那时党还没有公开,密秘开会,商量工作,分配任务。凡让我办的事情,都想法去做好。街坊邻居见我是棵苗,说我以后有出息,都喜欢我,关照我。我很小的时候就给我找好了对像,就是今天这个老伴。那段生活虽然很苦、很累,可我长了知识,长了身体,有了觉悟,非常乐观。

我村郭济民是村上的支部书记,白天教书晚上开会,研究工作,发展党员,斗争地主,动员儿童姐妹上学。我是党员了,哪样工作都认真完成。如动员儿童姐妹上学,那也很不容易,我就向街坊邻居们讲上学识字长知识,打鬼子是爱国的表现。家长们听着是个理,所以不几天就动员一大批学生上了抗日小学,完成了任务,心里很是高兴。

学校里开展勤工俭学活动,提倡以作为学,我积极参加,我找来木材、请来木匠,仿照真刀真枪真手榴弹,一件一件做了许多。我们还找槐莲豆,用它的豆汁染布,染木把;我去马夹河拔三梭草,编草帽,去南地拔黄蒿拧草绳,薰蚊子。学校里的粪自己拾,拾了晒干上地,谷子长的很好,沉甸甸的,谷穗比谁的都高都大,给学校增加了财富。不用学生拿学杂费了,家长高兴,上级表扬,心里别提有多么高兴了。

那时上小学不仅学文化,而且学政治、学军事。因为我上学较晚,所以天天晚上都到郭老师家去补课,有时郭老师提问,让我回答。“中国出了个大救星是谁?”郭老师问,我马上答道:“是毛泽东。”“谁是帝国主义?”我便答:“日本鬼子。”“谁是帮我们打日本的老大哥!”我便答:“是苏联。”

接着老师让背书,我便恭恭敬敬的站在老师面前,一句一句的背诵课文。由于老师认真的教,我认真的学,进步很快,成了学生中的“小头头”,经常带领全体学生出操。大哥大姐们走在前边,我跟在中间,喊着口令,吹着哨子:“一二一”,嘟嘟!大哥大姐们走得很从容。低年级小班有的同学六、七岁,个儿小,力气薄,走一会儿,腿肚子就打颤了。手里木枪比真家伙还沉,可是大家兴趣浓,劲头足,咬着牙,鼓着劲,谁也不肯掉队。有时在田间劳动,大同学锄地,小同学拔草,头上累得出了汗。我就问:“累不累?”大家一齐答:“不累!”我们争先恐后的干,手上打了泡,痛得钻心,可是谁也不哭不叫,都有一股争先进的精神,经过师生的刻苦努力,我们学校成为乡里模范小学,我村的儿童团被评为全乡第一名。上级奖给的一面红旗,像火一样、鲜红的在空中高高飘扬。

1944年我和部分同学升入山东省王庄抗日高小。我当了六年级级长,学生会主席。一面学习,一面劳动。每逢王奉集日,我们便去演戏、扭秧歌,宣传抗日,宣传反压迫闹翻身的道理,还宣传科学,拆庙,破除迷信等等。我是学生干部,事事往前跑,紧张的学习和工作一直使我生活得很充实,进步很快。就在这个学校里,我开始练习写作,给《冀南日报》、《冀南教育》写稿。那时,文化水平自然很低,然而写的都是自己亲见过,心里想过的事,所以很认真,朴实。19471月,国民党反动军队二次侵占大名城,眼看群众得到的胜利果实难保,就写了《得保住我们的饭碗子》一稿,被发表了,还得到好评,后来,我成为了《冀南教育》的特约通讯员。

在党的培养和老师的教育下,我在政治上不断进步,懂得不但学习、劳动应带头干,而且办事讲原则,实事求是,不说假话,不乱整人,不乱给人扣帽子,是一个党员应具备的本色。有一件事使我记意犹新,1945年形势紧张时,有一个同学说玩话、说俏皮话。有一次他向另一个同学说:“你的思想有毛吆?”后来有人说他这是说反动话,要把他打成“反革命”。我一听,觉着不当,他从小爹娘就去世了,跟着大伯过,是个穷孩子,没有反革命的思想基础。于是我便向组织上反映说,他这话是啥意思,可以问清楚,不能不闹清真像就整人。组织上听了我的反映,问清楚了那个学生,原来他是说着玩、说俏皮话的。这样,这个学生只受了批评,并没戴什么帽子,挨什么整。

忆往昔,峥嵘岁月稠。看今朝国家兴旺,儿女满堂。我虽然离休了,但生活美满幸福,与童年比,真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我常常这样想:自己长大成人,实在不易,有多少人关心我,周济我,又有多少人培养我,教育我;我欠下许多人的恩情账,数不清,理不完。我只想清了一点,那就是:永远作一个好人,作一个真正的人,作一个有用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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