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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名一中四个十年点滴

时间:2021-09-15 15:11:32  来源:邯郸文化网  作者:韩志宏  浏览: 分享:

大名一中四个十年点滴

韩志宏

 我1952年来大名中学到1985年离开学校。这个学校的变化跟我们整个国家发展变化有很大关系,国安则校安,国乱则校乱,国兴则校兴。                                

 19528月,我刚刚18岁带着满身汗水,背着简单的行装卷,风尘仆仆地跨入了大名初级中学的校门。校门内路两旁的树木,挺挺翠绿,迎面的大礼堂巍巍矗立,路东的排排教室整整齐齐。再往里走,一片花果园林呈现在眼前,一架架葡萄,一棵棵果树,一片片林荫,一簇簇花草布满了大半校园。一座两层高的楼房便是教师的宿舍。学校西院是田园区,地里长满了正待收获的庄稼,绿丛深处有几排学生宿舍。五十年代的大名初级中学巳是远近闻名的花园式学校了。

 当时大名初级中学之所以远近闻名,不只因为它是花园式学校,还因为它的各层机构已很完善,各项制度已很完备,学校的教学秩序相当正规,教学设备也是我想象不到的完整。当时学校的教学区和生活区已初具规模,东院是师生的教学区,西院是生活区,在教学区内不但有整整齐齐的教室,而且还开辟了图书馆、阅览室、仪器标本室。在仪器标本室不仅有简单的理化仪器,使人吃惊的是那些整套的动植物标本。一排排的大柜内满满装着的是一层层制作精细的植物标本,大瓶小瓶里装的是各种动物标本。这些标本有的是从外地购置来的,有的是师生自己动手制作的,这些动物标本直到八十年代,教师们也常用来做课堂教具。我刚来到学校不久便听到一个关于教师到外地采购仪器的故事。1950年学校领导派老教师曹彦德到河南安阳去采购理化仪器,大名到安阳有200多华里的路程。那时大名还不通汽车只有赶着小毛驴车去。曹老师到安阳后在私人商店里买好了东西,商店老板给了他一支钢笔留做纪念。在那时一支自来水钢笔虽不值多少钱还是很时髦的,曹老师回来后没有讲这件事,也没有把笔交公。后来“三反”“五反”运动开始了,就这支钢笔他检查了三天,险些被定为贪污受贿行为,直到多少年以后,这位老师在开民主生活会时还要联系这件事检查自己的立场、观点,始终把它看成是自己思想行为上的一个污点。一进校门,看到这一切,听到这些事,这对我这个小青年来说都是很有份量的。

 五十年代的大名初级中学之所以远近闻名,更重要的它在那时巳形成了一套美好的传统,那就是从严治校的校风,严谨治教的教风和勤奋治学的学风。有了这“三风”,而且形成了传统,使这所学校成为我党在冀南大地上教育战线的一颗闪闪发光的“明珠”,吸引着八方学子赶赴这里来求学深造。1954年,我在教导处当干事,学校招收四个初中班200名学生,到报名截止时,共有2000名学生报考,生源范围不仅邯郸地区而且包括数百里之外的河南省清丰、南乐,山东的临清、莘县,直至梁山、寿张。这些学生都是怀揣干粮身背铺盖走来的。学校安排不下他们的住处,有的被安排到离城数里外的农村。那一天正赶上下大雨,学生到校时间有早有晚,有的夜里才赶到,附近实在住不下了,领导叫我带着报名的学生到离城数里外的红寺村一座旧教堂去住。红寺在哪儿?教堂在哪儿?我这个平时不出校门的人也摸不着,又是黑夜,还下着雨,走吧!反正不能叫学生在雨地里过夜。走了一个多小时,总算摸到了这个村子,学生也顾不得挑挑捡捡,摸到一块干地躺倒就睡了。我出校门时也没来得及带睡觉的东西,就和学生挤到一起坐了大半夜。第二天要安排他们吃饭、休息,第三天参加考试。这是我第一次和学生搞“三同”— —同吃、同睡、同生活。

 从严治校的传统首先来自一个内行而且坚强的领导班子。据闻,在我到校以前的唐香涛校长就是一位思维敏捷、作风严谨、办事很认真的“老革命”。我入校后无论和那位教师谈到这位前任校长没有不佩服的。我到校时的校长是耿云同志,这是一位和蔼可亲但又很认真的长者。记得我入校后的第二天,他把我与我同时来校的刚从河北师专毕业分配来的刘志仁同志叫到他的办公室,了解了我们的基本情况和经历之后,他说:“欢迎你们呀,你们是我校的新鲜血液,有了你们这样的新生力量,咱们学校今后会更有希望了,希望你们很好的向老教师学习,发挥你们这支生力军的作用,把咱们学校办得越来越有起色。”几句平平常常的话确是语重心长啊!这是一般照例的欢迎词吗?不是,这是一位革命长者对后来人的希望,这是老解放区的人民向我们这一代新人的嘱托。这不只表示了一般的欢迎心情,同时是交付给我们一付重任,给了我们一付重担。这几句话成了我以后几十年兢兢业业工作的动力。自四十年代末到五十年代初,在唐香涛、耿云两位校长的领导下,逐渐形成了较明确的办校指导思想,那就是培养革命事业的接班人,培养祖国的建设者和保卫者。那时虽然没有明确提出学校要以教学为中心,但在实际工作中却处处体现一切围绕教学,服从教学,积极建立正规的教学秩序这条主线,象解放前那种服务于战争,打游击式的办学思想不复存在了,也没有像现在有些学校,一味追求升学率,而是稳稳当当、扎扎实实地着眼于培养一代有较高的政治思想觉悟、有文化的劳动者。当时学校的各项制度已比较完善,而且从学校领导到师生员工都能自觉的遵守,其中有几项制度对我来说是很新鲜的,也是印象很深刻的。例如从领导到教职员工都执行“星期六”制度,学校要求具体工作人员要以校为家,在工作日期间不允许办个人私事,更不许擅自回家。这里说的工作日不是只指八小时以内,而是“全天候”、“全周候”,有家属的人只有等待星期六才能回家团聚。我记得当时有几位老师的家属就在城里,他们一律住校单身宿舍,只有在星期六放学后才能回家,平时家中有事家属来了,说完就走,绝不能妨碍工作。再如学生的请假制度也相当严格。对我印象最深的是学生请丧事假也相当难。学生的旁系亲属死亡,学校一般不准假,学生的直系亲属死了,必须有专人来校请假才准回去奔丧,而且只准三、五天。农村中长辈死后要过“四七”“三年”“十年”,每逢有这类事情学生哭着闹着要回家,班主任、教导干事、教导主任便层层做工作,晓之以理,动之以情,直至学生打消回家的念头。学校对工作人员和学生的要求是相当严格的,但对他们的工作学习环境却全力以赴的改善。建国初期,国家的经济正在恢复,学校的办校经费相当紧张,但在为教学服务的思想指导下,师生的工作、学习条件确有意想不到的改善。这所偏僻的城镇初级中学,使我吃惊的是学生晚自习全部实现“汽化”照明,都点上了汽灯。这对一般没有电灯的城市学校来说也是望尘莫及的。每个教室两盏明光耀眼的汽灯,这要比煤油灯、蜡烛亮的多了,所以五十年代我们学校的学生,近视的很少。这不能不说是当时学校领导对教学工作的重视和对学生身体的爱护。再有,在五十年代初大名县还没有暖瓶,为了使同志们能喝到热水,学校给每个同志特制了“土暖瓶”,用一个编织的很精巧的小草篓,里面衬上一层棉套,把磁壶放在里面就是一个很实用的保温壶。到了冬天,每个独身宿舍里安上了铁铸的火炉,样子设计的很好,火口上有三四层铁盖和铁圈,各有各的用处,可以用来做饭、烧水,炉子上安有烟筒,火道上还安有开关阀,可以控制火势大小和煤气的流通。这在当时来说是很先进的取暖设备了,可惜到了1958年大炼钢铁时,把这些铁炉都砸碎投入了“土高炉”。学校领导时时处处想到师生们的工作生活条件,尽量满足教学上的需要,尽可能的使师生生活更舒适一些,而领导的工作和生活条件与一般教职工一样,毫不特殊。在领导人的办公室兼宿舍,同样是一桌、一椅、一床、一架(书架)。如果说有不一样的地方,那只是办公桌上多一块玻璃板和一个台历。学校领导班子的办校指导思想正,工作作风正,工作方法正,使学校树立起严正的良好校风。

 严谨治教,也是学校当时形成的另一个良好传统,首先体现在有一套严格的教学管理制度。例如每学期初各教研组和每个教师都要认真制订教学计划。我到校后正值学年开始,看到每位教师的学期教学计划都是一份很正规的文件,有不少的老师还用正楷毛笔写字,内容非常详尽,教导处对课堂教学非常重视,把它看做是学校教育的主要形式,是衡量一个教师的教学水平的主要手段。1954年教导主任齐协恭同志赴旅顺参观,带回来课堂教学“五个环节”的教学制度,从此课堂教学有了一套完整系统的模式,带动了教学其他环节也有了进一步的改进。为了搞好课堂教学,教导处每学期要举行一次全校性的观摩教学,请一位教学水平较高的同志向全体教师做示范性的公开教学。主讲人的教案要经教研组讨论,集思广益经几次修改才形成正式教案,以标准格式印发给全体教师以备听课。教师听课后要进行评议,大家总结经验,座谈个人的心得体会,达到共同提高教学水平的目的,各教研组每学期还要举行一次公开教学,平时还执行个人听课制度。校长、教导主任每周都要到课堂听课,这叫领导深入第一线做调查研究。教导主任齐协恭经常到教研组办公。到课堂听课和大家一齐探讨教学水平,提高教学效果。他听课前要研究教材,要听取主讲人的施教方案,听课时教师的每一句话,每一个动作他都要认真审视,认真推敲,听后认真的和主讲人交换意见。有一次,他准备听一位语文老师讲《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结论部分,课文中有一段话:“文艺作品中反映出来的生活却可以而且应该比普通的实际生活更高、更强烈、更有集中性、更典型、更理想,因此就更带普遍性”。他向这位老师提出过几个“更”字后面几个词的含义向题。这位老师虽然说出些道理,但解释得不十分准确,不十分概括。他听了之后便和老师一起推敲,怎样解释得更准确、更概括。最后他指出:教师备课要字斟句酌,不仅把课文弄通弄懂,还要考虑用什么方法讲解给学生。要叫学生得到一杯水,老师要有一桶水。在此之后他向老师提出备课的三个基本要求,要备教材,备学生,备教法。还有一次他听一位数学老师的课,因为这位老师是新任课,教材不太熟,讲解过程中有不少夹生的地方。他静静地听完老师讲课之后,为了检验这堂课的教学效果,当堂向学生提出三个最基本的问题,学生没有答出来。课后他严肃的指出这位老师在讲课中存在的问题,以后还指定一位老师专门帮助他改进教学,和他一起备课,经常听他的课,使这位教师较快的提高了课堂教学效果。老师们在学校领导的指导、督促下,也把改进课堂教学当作完成教学任务的关键一环,努力提高每一堂课的质量,向四十五分钟要成绩。为了增强教材内容的直观性,教师在课余制作了大量的教具。老教师孙会Ⅹ当时任初中1213班的地理课,在一年内绘制了一百余张精美的地理挂图。他制作了一架土放大仪,好像是一台带支架的照像机,小电灯泡在暗室一亮,墙壁上便清晰地映出所要放大的图形。动植物课教师自制的标本占满了三间标本室。大概在1954年秋,学生在校园逮住了一只灌,动物老师张荆身如获珍宝,三天后标本室里又多了一件自制标本。立体几何老师刘志仁同志自制的教具成龙配套,有泥捏的,铁丝焊的,大大小小装了几大箱子。

 五十年代学生艰苦勤奋求学的精神今天回忆起来也是感人至深的。有的学生离校百里,来回都是徒步而行,平时学生不能回家,也不愿回家,总怕耽误了学习时间,有的一学期不回家一次,生活费由家长来校送。离家近一点的学生(所谓“近”指数十里以内的)每周回家一次背干粮,一日三餐便吃这些妈妈亲手蒸的馍馍,咬口妈妈亲手腌的咸菜,每餐只在伙房里订一碗玉米粥,有的连粥也不订,干粮也不热,只用开水泡模充饥,因为在伙房热一次馍,订一碗饭要掏几分钱,学生舍不得,夏天馍馍馊了,冬春天馍馍干得裂开了嘴,有的还被老鼠咬去了一大半,但是学生深知一粒粮十滴汗,爹娘一片心,怎舍得扔掉?女同学有一项传统的自发勤工俭学活动——掐草帽辫,从家里带来麦杆,在校利用课余时间加工成草帽辫,三天两头有人来收买,学生利用这项收入补充家庭供应的不足。生活虽然这样艰苦,但精神面貌仍是朝气蓬勃,学生穿的多是自织土布,紫花色的裤子,白色的制服上衣,女同学的宽裤脚八寸,有的还兴致勃勃的穿双花鞋,个个都是干干净净、整整齐齐,特别是女同学们留着时髦的分头发式,更增添了几分朝气。每到课间十分钟,校园到处响起了歌声,跳起了集体舞,连我们这些年龄比他们大不了几岁的老师也被卷进去了,和同学们一起享受这种青春的快乐,到上课时间和自习时间,学生都十分认真的听讲或预习、复习功课或完成当天的作业,那时上课堂堂有提问,每次提问教师都用“五级分”给学生记载成绩,如果一次提问得了2分,学生便认为是莫大的过错,下次非得五分才心满意足。学生的作业都是当天完成,整整齐齐,一丝不苟,如果有些潦草,便要接受老师的个别谈话,自觉地把作业重作一遍再交老师审阅。那个时候学校没有升学率的干扰,教师和学生心理上没有外在的压力,但内心里确有一股强大的动力,那就是要培养祖国建设的有用人才,要争个“三好学生”。学生遵守纪律的自觉性相当高。校院的当中有一片园林,里面有苹果树、梨树,还有几十墩葡萄架,无花果,每到秋季,各种果实成熟了,硕果累累挂满枝头,但学生没有一个随便摘的。校内的枣树一排排,一片片,每到枣子成熟了的时候好象无数的小红灯笼压弯了树枝。甚是喜人,甚是馋人,但没有一个学生伸手摘一个。用不着在大会上小会上发出应该这样那样的号召,也看不到处处写着禁止这样、禁止那样的字样,学生的行为是自觉的、自发的、传统的,学生的这种精神面貌至今难忘。

 五十年代大名中学的校风是那样纯正、健康,气氛是那样的和谐、饱满,师生的精神面貌是那样乐观向上,它正和当时我们伟大的祖国形势一样,像一只鼓足风帆的航船准备乘风破浪开始远航。

 时间跨入了六十年代。学校的形势和全国的形势一样,经过1957, 1958, 1959三年的接连不断政治运动的冲击,政治压倒一切,运动压倒一切,教学秩序出现了畸形。19591961年全国人民紧勒腰带渡荒年,学校的狂热气候也冷下来。也正是在这形势下,学校有了休养生息的机会,从领导到教师、学生不再集中精力搞运动了,而是拖着半饥半饱的肚皮,安下心来专心致志的来考虑怎样上好课,教好学生的问题了。

1958年,河北省教育厅明确我校为省、地、县三级重点学校,还向我校提出要成为全省“小宝塔”式学校的尖端。如何攀登这座“小宝塔”的尖端?这是六十年代摆在全校师生面前的一项光荣而艰巨的任务。1962年元月,党支部书记兼校长黄友贤同志调离学校,由邯郸地委组织部派长期在学校工作的汤振宇同志接任专职党支部书记。陈勇同志来校任校长。原教导主任齐协恭同志任副校长,主管教学工作。原政治教师栾景柯同志任教导处主任,原在邯郸行署教育局工作的陈绍孔同志来校任教导处副主任。从领导班子的配备来看,为学校的中心工作转移到教学工作上来创造了条件。1962年,大名中学的高考升学率名列地区前茅,这是攀登河北省“小宝塔”式学校尖端的起点。当年,学校领导提出二三年内高考全区争第一,全省争上游,全国挂上号的口号。经过两年努力,1964年高考升学率为83%,位居全省第二名,仅次于河北省辛集中学。1965年高考升学率为87%,又夺取了全省上游的光荣成绩,大名中学已攀登到河北省“小宝塔”学校的顶层,开创了校史上的光荣一页。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高峰期?原因是多方面的,有客观原因,还有主观原因。从客观条件讲,上级对这所“三级重点”实行倾斜政策,从人力、物力上给予了优先照顾,几年来陆续分配来数十名大专院校的毕业生,配置了成批成套的实验设备。这些都是物质基础,使学校有了较厚的实力。但是,更主要的是主观努力。当时学校主要具备了四项主观条件中:第一,有一个精干的领导班子,学校突出了以教学为中心,贯彻了德、智、体全面发展的方针,第二,建设了一支强有力的教师队伍,第三,有了一套行之有效的教学管理制度,第四,开辟了良好的教学环境。这四条中教师队伍是关键的一条。

从五十年代起,学校就已注意了教师队伍的建设。1953年曾抽调八名教师支援邯郸市几所中学。学校教师队伍受到一些影响,但这也迫使学校注意培养新生力重。经过十几年的努力,到六十年代已建立了一支老、中、青三结合的完整、健全的师资队伍,其特点有三: 

 一、各科教学都有骨干力量,成龙配套。各个教研组都有几位教学经验丰富的骨干教师,如数学组有“几何大王”刘志仁同志,“三角大王”罗杰同志,“代数大王”曹彦德同志;青年教师张宗敏同志,语文组有老教师叶丹枫同志,青年教师张颖聪同志,政治教师有栾景柯、杨缦雯同志,理化教师有王兴访、卢明臣、胡旭东、常振祥同志;史地教师有韩新运、刘兴中同志。这些同志有百分之八十以上是建国后从大专院校分配来的新型知识分子。他们从祖国四面八方来到这所偏僻的城镇中学,满腔热忱地把全部精力贡献给这片土地,一干就是十几年、数十年。大名中学的荣誉有他们的心血,大名中学的史册上留下了他们的青春脚印。

 二、教师队伍层层有骨干,形成“梯队”式结构。有几位老师具有几十年的教龄,有丰富教学经验,教学效果良好,很受师生的尊敬和佩服。如数学组的曹彦德老师、罗杰老师,语文组的叶丹枫老师,化学老师卢明臣同志,这些教师有的学历不高,但能抓着教材的基础知识,运用灵活的教学方法深入浅出将知识传授给学生。学生听他们的课很感兴趣,不知不觉中学会了知识。老年教师骨干带出了一批中年教师骨干,还有一批正在成熟的青年教师,这样形成了老、中、青三结合的梯队式教师队伍。在六十年代我校的中青年教师骨干刘志仁、杨缦雯、张宗敏、胡光勋同志,在七十年代先后成为大名县和邯郸地区教育局的领导干部,还有十几名同志先后调到邯郸师范专科学校和邯郸教育学院工作,现在都是那里的得力的教师,可见在六十年代大名中学中青年教师的实力是相当雄厚的。

 三、各年级都有骨干教师把关,层层保证教学质最。这一点和现在有些学校的做法不同。现在有的学校把骨干教师都集中在毕业班,只顾保证毕业班的教学质量,而忽视非毕业班,这样的做法往往形成头重脚轻的局面,两年底子打不好,最后一年难成才。六十年代的大名中学分配教师任课采取高低兼顾的方针,低年级也要保留把关教师,跟班走一直送学生毕业,这样既能提高教师的责任感,又便于掌握学生的智力发展规律,因材施教,事半功倍。

 六十年代大名一中的教师队伍犹如一团熊熊燃烧的烈火,热气腾腾光芒四射,照亮了一中校园,使这颗冀南大地的明珠更加光彩照人,直至名震河北。谈到那时教师队伍不能不记忆起在这支教师队伍中来自祖国四面八方的外地人。1964年大名一中是最光彩的一年,当时教师共有69名,其中外省、外地、外县的教师有59名,占全体老师的86%。这些教师最北的是吉林省的罗杰老师,最南的是海南岛的王兴访同志,最西的是陕西省的韩新运同志、李文涛同志。自1952年我校开始从外地分来大专院校的毕业生。首先来我校的是由河北师专毕业的丰南县的刘志仁老师,从此以后每年都有大专院校的毕业生分来我校,全部是外地人。到1961年我校才开始有大名籍的大学毕业生。这些外地同志来到大名中学首先遇到的困难就是离乡背井,千里迢迢,来往路途的艰辛。记得19568月份,漳河泛滥,由邯郸到大名汽车不通了,当时正值学校开学,外地教师必须如期返校。我和苏蕾同志离家回校受阻在邯郸住了两三天,心急如焚,归心似箭,最后和几位同志租了一辆马车从邯郸出发回校。走到半路又下起雨来,天也黑了,和车主说了许多好话,车费翻了一番,人家才答应冒雨摸黑赶路。雨越下越大,只有我带了件雨衣,连把伞也没有,全车人都淋成了落汤鸡。车主说:“要不是送你们这些老师到大名中学,我死活也不干这个差使。”车主这样的态度也很使我们感动,我把雨衣披在了他的身上,其实这只不过表示我们的一点心意,他早已淋成水人了。到了魏县拐里向东已是一片汪洋,马车无法再向前走了,我们一行人在大堤旁一间草房里过了一夜。第二天,乘船东行十八里,一直到西城门脚下才下了船总算到了学校。开学之后领导表扬我们有高度的组织性、纪律性,如期返校,保证了学校正常开学。有领导上的这句话,我们路途上的艰辛也就随着漳河水东流而逝了。再有就是生活上的困难。三年自然灾害,本地人都有点家庭补贴,至少每周可以回家一次吃个饱肚,回校时还可以带些代食品,而86%的外地人哪里有这个优势?他们一半以上都得了浮肿病。韩国籍的郑贤淳老师三年里也受了“洋罪”,每天要从野地里摘些马仁菜,用水洗一洗,加些盐,煮一煮,一边吃一边说:“和面条一样,好吃极了。”吃得还津津有味!一段时间以后,大便有成团蛔虫。有一位老教师连枕头里的谷秕子也抖出来当了代食品入肚了。有些学生看到老师这样太不忍心了,尽管自己也吃不饱,也要把从家里带来的代食品中拿出来些送给老师,老师怎能从孩子们的嘴里抠东西?宁可自己挨饿,也不肯接受这些东西,最后,学生偷偷把东西放在老师的碗里,含着泪走了。老师永远忘不了这段师生情。

 这些外地教师吃的是青草,挤出来的都是牛奶,数学老师刘志仁同志教的几何很受学生的欢迎,他教的课有几个特点,一是基本功过硬,板书规范化、语言规范化、教态规范化。多年来他练就了教几何的特殊基本功,徒手画图就是其中的一手。他在黑板上画图不用圆规,画出来的图上每个点距圆心的距离不差分厘,其二是启发学生思维,提倡一题多解。他讲课本上的例题不只是照本宣科,还要启发学生考虑多种解法,每个作业题他都要自己做一遍,而且采用多种解法;其三是教态教法适合学生心理,学生上他的课如小河流水,因势利导,水到渠成,学生送他的称号是“几何大王”。在这些外地教师中值得人们怀念的韩新运同志。他是陕西高陵县人,1954年从西北大学历史系毕业来大名一中工作,那年他24岁,来校工作时撇下农村户口的爱人和孩子。他在大名工作三十多个春秋,直到1986年才调回原籍,但已是年过半百的人了。三十多年来含辛茹苦兢兢业业,他教的历史课从到大名一中便是头把交椅,直到离开学校还是历史课的头把交椅,送过多届毕业生,当过多任班主任,培养过成千的学生,但他离开学校的时候仅是一身破旧的衣衫,一双补了又补的破袜,几个破旧的纸箱里装得满满的是读破的书和多年写的备课本,两袖穷风一身重压,为了什么?而回乡后等待他的又将是生活上更大的压力。妻子经几十年的生活折磨巳是瘫痪多年的病人,三个孩子中两个女孩已出嫁,一个儿子得了精神病。他回乡前没人关照他这个身在外地的教书匠,回乡后谁又认得这位半百的返乡人?三十多年青春献给了大名的教育事业,到老时带着一身穷气回故乡!大名一中的光彩历史是全体教师的心血结晶,更有这些外地教师的无私奉献。

 从1966年至1976年全国卷入了灾难性的动乱,历史出现了颠倒。大名一中的三级重点成了封资修的产物,“小宝塔”也成了资产阶级货色,攀登的越高罪名越大。大名一中成了重灾区。1976年“文革”结束了,但两个“凡是”笼罩着全国大地,“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还是一切工作的指导思想。到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从根本上拨乱反正以后,大名一中开始恢复正常秩序,掀开了历史新的一页。当时党支部书记兼校长是田辛茹同志。在他的领导下开始清除十年“文革”的遗患,号召并带领全体教职员要用三年时间恢复大名一中元气。恢复元气的内含是什么?他们提出一是恢复正确的指导思想,二是恢复大名一中的优良传统;三是恢复大名一中的教师队伍,四是恢复大名一中的荣誉。当时领导设计的这幅恢复大名一中元气的规划蓝图是好的,而且经过两年的努力确实取得了巨大成绩,如平反冤假错案,给大批受屈受冤的同志了结了十年、几十年的政治账,卸掉了包袱,重建了各项规章制度,恢复了知识分子的地位等等。但是,文革当中至1980年有数十名“文革”前的老教师离开了大名一中。这个大窟窿绝不是一年两年所能弥补的。教师队伍这关键的一环发生松动,不但影响了当时整个学校的阵式,而且也影响了大名一中的未来。

 八十年代大名一中主要取得了两项成绩:其一,扭转了1977年高考恢复后升学人数徘徊不前的局面,1985年高考绝对人数取得全区第二的良好成绩;其二,1982年以来,学校连续多年被评为体育传统项目先进单位,1985年、1986年国家教育部教育司、国家体委分别在我校召开学校体育卫生工作会议。1988年国家体委、国家教委向学校颁发了体育传统项目先进单位荣誉证书。这两项成绩说明大名一中八十年代在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培养学生德、智、体全面发展上取得了可喜可贺的进步。高考升学绝对人数位居地区第二,这对大名一中“文革”后几年徘徊的现状来说是前进了一大步,可是面对我校曾居全省第二的光荣历史是何等微不足道啊!但是就这一进步也是经过艰辛努力才得到的。做为当时的主事人深感办校的底气不足啊!这个底气就是教师队伍。“文化大革命”后到1980年有46名“文革”前的教师离开了学校,这是一笔巨大贵重的财富啊!这笔财富的流失是大名一中的重大损伤。这些离校的教师中有的是离退休了,有的是到领导岗位上去了,大部分是外地人调回原籍或调到大、中城市,这些流向大名一中是无力扭转的,只有抱着惋惜的心情送别他们到达理想的岗位。六十年代大名一中人才荟萃,这些人才是靠组织力量、行政手段集中到这块黄土地的。今后又靠什么汇集四面八方的人才?振兴百业靠人才,人才培养靠教育,而振兴教育又靠什么?主要还是靠好的老师。八十年代中期大名一中所以能够在教学成绩上有点起色,主要的还是靠当时在校的教师硬拼出来的。英语教师柴少白同志1984年任教高三毕业班,高考及格率达95%,居全地区第一名,但这时他已身染重疾。

 1985319日他刚刚上完《司机老李》这堂课,还没来得及回屋便吐血不止躺倒在血泊中了,从此他再也没有起来,再也没有清醒过来,几天后他永远告别了他的学生和他的事业在邯郸医院闭上了眼睛。化学教师赵明宇同志是天津人,初到大名县杏现中学。1980年调到大名一中,他把几年积蓄的力量迸发出来,把所有的热能全部的投入到教学工作。平时认真备课、上课,在课余时间还热心辅导学生的课外活动。1984年全国举行中学生化学竞赛,他组织了高中数十名同学参加了这项活动,他说:“贵在参与”。为了帮助学生应试,他百分之百的投入了,饭不顾吃,觉不顾睡,结果荣获了邯郸地区第一名的好成绩。他在课余还写了数十篇科普文章和科研文章发表在全国性和地方性的杂志上。正当他全力以赴地拼搏时,病魔却偷偷地吞啮着他的躯体。他早已发现了身体的不正常迹象,但他没有检查,顾不得检查,也不愿去检查。他相信自己的活力能抗过去,但等他抗到实在不能坚持工作不得不去检查的时候,肝癌已到晚期。1986年病故于北京,年仅43岁。

 八十年代大名一中在体育工作上的成绩实现了三个历史性的突破。第一是声誉上的突破,不但跨入地、省级体育工作的先进行列,而且在全国也榜上有名。国家教委两次在我校召开全国中等学校体育工作会议,还获得了全国体育传统项目先进单位的荣誉。第二是体育成绩的突破。自1985年以后,我校参加地区中学生田径运动会,连年取得总分前三名的好成绩,男子蓝球队参加地区中学生蓝球赛从1983年开始连续居前三名,1985年至1987年获三连冠的优异成绩,自1983年开始我校年年被省确定为《国家体育锻炼标准》达标先进单位。第三是培养体育人才的突破。从19801989年十年间共向省体工队、省体校、大中专体育院校输送43名学员,年年无空白,最多一次输送12名学员。特别是赵存林同学,1980年被选拔到河北省体工队参加训练,数年后成为我国二百米、四百米记录创造者和保持者。1990年参加第十一届亚运会,为夺得四百米接力第三名做出了贡献,并在该运动会上获得男子二百米铜牌,为祖国争得了荣誉。

 八十年代学校抓升学率的劲头开始升温,但也没有放松对体育工作的重视。1984年学校专设了体卫处,做为一个中层机构专抓学校的体育卫生工作,这在当时全国范围内也是有指可数的几家。平时坚持“两课、两操、两活动”(即每周每班两节体育课,每天坚持早操、课间操,每周每班两节体育活动),保证每个学生每天达到一个小时的体育锻炼时间。当时体育组组长白全贵同志、体育教师杨金彪、曹福成、陈妹贤同志每天的工作量相当大,除了开展正常体育活动外,还要带好各种运动队。白全贵同志的体育课不断地有外地同志来观摩。我也听过他不少的课堂教学。设计的很科学、完整,而且运动量相当大。当新授任务完成后他总要用表测量学生的脉博,看是否达到预计的运动量。如果脉博达不到或超过预计次数便认为是一次失败课。其他同志对体育课和辅导运动队也十分认真,有这样认真负责的体育教师是大名一中体育工作成绩不断提高的重要保证。

八十年代大名一中另一个突出的成绩是学校的基本建设有较大规模的发展。在万事复生的气氛中,有些小镜头也留给人们难忘的回味,如每周周一的升国旗仪式,虽非壮观但也有气势。升旗仪式由政教处主任主持,要求全体师生参加。每次升旗全体学生按年级列成方阵,由体育老师和班主任带队接受检阅。每次升旗的旗手由四名各班的三好学生轮流担任。旗手手持国旗正步出旗。随着庄严的国歌乐曲,全体师生注目国旗冉冉升起。

最后由学校领导做升旗致词,致词包括《祖国颂歌》、《大潮浪花》、《新闻捷报》、《新人新事》、《校园新曲》等系列专题,写成短小精悍的文章向师生讲诵,这成了进行爱国爱校教育的传统活动。每周一次全校性的卫生大检查,是五十年代留下来的传统,数十年未变。从教室到宿舍,从伙房到厕所,由有关部门组成几个检查小组,学校领导带头逐室逐屋检查,最后分班评比。我记得在检查男生寝室时最惹人头痛的是学生每周回家带来的干粮,大部分都挂在墙上,有大有小,有黄有白,各式各样的兜子上上下下的布满了白墙,四周还有大大小小的窟窿,甚不雅观。学校规定不许这样乱挂,挂者没收,弄得学生东藏西塞。其实学生把干粮挂在墙上是防鼠咬啮的较好措施,非此莫属,那时强行没收真有点不尽情理。还记得校内举行一次集邮展,展品布满了三间教室,有一位初中二年级女学生,一人交来三个集邮册,据说她从小学就开始了这项活动。集邮的同学自愿担任讲解员兼维持秩序,夜间为了展品安全还自动在教室里值班,学生的情绪满高,广大学生的兴趣也满高,展览一周每天课外活动时间参观者络绎不绝,可见当时学生的业余爱好是多方面的,是健康的,学生的艺术欣赏水平也有了一定的高度,这样的展览如果在十年前举行,学生还会莫名其妙呢!

 随着追忆学校的历史,也想起了个人在大名一中三十多年的所做所为,值得下笔的好事寥寥无几,而且模模糊糊,倒是些憾事却不断涌上心头。

 我在大名一中虽主持了几年工作,但不因此感到得意,也不因没有得到任何实惠而感到懊悔,扪心无愧而矣。压在心里的只是对一些同志的愧意和对一些战友的怀念。我衷心地祝愿这些同志活得比我好。更愿我的第二故乡——大名一中蒸蒸日上,再创历史新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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