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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时期教育工作的回顾

时间:2021-09-29 08:44:23  来源:邯郸文化网  作者:陈献德  浏览: 分享:

 青年时期教育工作的回顾

陈献德

一、初步教坛

 1963年(18岁)我大名师范毕业后,分配到大名县营镇公社任教。82日小雨不停地下,可年轻人上班心切,我便和同时毕业的呼克亮、魏启才冒雨到营镇公社中心完小报到。校长马云岭(已故)、教师赵一行、何北海、赵振太、张礼等热情地接待了我们。

 营镇公社中心完小座落在西营镇村南,卫河西岸,学校校舍宽敞,参天杨柳,绿树成荫,环境优美。那时正是阴雨连绵,河水暴涨,学校的教师被公社抽去上堤防汛,我们三个便在中心完小临时代课。

86日我被分到营镇公社黄庄完小,呼克亮分到张金庄小学,魏启才分到谢庄小学,我到黄庄完小顶替代课教师冯玉书。黄庄完小是土改时留下的二座地主庄院,三间北屋破旧无法使用,五间西屋(其中北边三间是一、三年级复式班教室,南边两间是学生伙房兼教师住室),五间东屋(其中北边三间是二、四年级复式班教室,南边两间是教师住室),西屋南头还有一间小北屋为女教师住室,外面西北院还有两座高小教室。我担任一、三年级复式班的语文和高小六年级的数学,从此开始了教育生涯。

 

 89日下午无情的洪水漫溢卫河西大堤,倾刻万亩良田成为一片泽国。水不断地上涨,浪借风,风助浪,洪水象一头凶猛的野兽,闯进一座座农家小院。随着第一个“呼咚”的房屋倒塌声,接着“呼咚,呼咚”,“咔嚓,咔嚓”。倒塌声相继不断。小孩、妇女的哭泣声,男人们的呼救声乱成一片。一夜之间200多户的黄庄村,仅剩下几座摇摇欲坠的砖瓦房。

 

 黄庄完小院落较高,院内有一尺多深的水,因房屋有十几层砖基,幸未倒塌,院内挤满了逃难的社员。人们望着无边际的洪水,脸上布了满愁容,心情无限的恐惧。

 “救护船来啦!”不知谁第一个看到船,扯着嗓子高喊着。有了船就等于有了命,人们高兴地蹦跳着,呼喊着,毛主席、共产党派来救护船。在县、社领导干部的带领下,按照小孩妇女优先的顺序,不分昼夜地一船船往卫河东岸抢救,直至全部脱险。若大的洪水,竟无一人遇险。

 洪水落后,学校秋季开学。学校负责人是冯殿修,教师有郭学信、阎洪仁、王香凤等,我和郭学信住在西屋南边的学生伙房内,同睡在通锅灶的土炕上,同在靠窗台的一个办公桌上办公。郭学信(现市文化局工作)任六年级语文,聪明好学,擅长音乐,非常精干。

 水后社员们忙建家园,大点的学生帮家长干点零活,小点的学生因天冷不愿上学,我和其他老师天天早晨起床从黄庄村北至村南,从黄庄到和庄(当时和庄没有小学),挨家挨户的动员李生上学,然后再回到学校上课。引河以西张王庄的高小生,因道路泥泞不能到校学习,我和郭学信曾在星期天背着小黑板,登门上课。就这样虽苦亦乐的教了一冬春两个学期的课。

 196494日我被调到营镇公社中心完小任教,临走那天下午,天真活泼、平时非常淘气的一、三年级小学生流下了眼泪,他们送出校门,送出村,送到了离村一里远的东大堤上。走上东大堤,继续前拥后推地往北送,走走停停,停停走走,吵不离,弃不得,留不下,走不脱,直至日偏西,我狠狠心飞车脱身,学生们眼巴巴地往北望,我不时地回头看……

 在营镇公社中心完小,我担任五、六年级两个班的数学,赵一行、何北海分别担任两个班的语文。校长马云岭个儿不高,精神饱满,讲起话来声音洪亮,工作抓得很紧。教师之间你帮我学,你追我赶,生怕自己教的成绩落后于别人。有时为争着辅导一个自习,互不相让的争吵不休,甚至找校长决断。那时学校教师团结和睦,工作紧张而愉快。

二、勇挑重担

 1965年春,我经公社书记田辛茹,校长马云岭介绍,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511日在党旗下举行了庄严的入党宣誓,从此获得了新的政治生命。那时入党指标控制得很紧,很多老教师多次申请未被批准,我一个刚参加工作不久的青年教师被批准,事出有因:校长熟悉我的工作无需多谈,公社书记了解我,是因为公社两次抽借。1964年春,我被抽借到公社,参加全国第二次人口普查。一个多月里,我到各大队核查人数、年龄、性别等工作,以我为主搞全公社的汇总工作,当时全社17个大队,69个生产队,10800人。1964年冬,又被抽借,搞了一个多月的征兵工作,协助武装部长调查、政审、体检。公社两次抽借,我干得都还算不错,给公社领导和同志们留下了一个好的印象,因此公社书记田辛茹直接介绍我入党。

1965年麦假后,校长马云岭调离营镇公社,公社校长成了缺额。在麦假开学后的第一个全体教师会上,我意想不到的,公社书记田辛茹、副社长董怀仁宣布我担任营镇公社校长,当时我才20岁,是全县最年轻的一个校长。在教师中资格老、能力大的也有几个,可机遇碰上了我。入了党,当了校长,别人都说我“双喜临门”,我也以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勇气,大胆地担起了这一重任。

 营镇公社位于大名县东北角,文化比较落后,两处完小有10个国办教师,17个大队只有7个国办小学教师,远远不能满足学生入学的要求,按照两条腿走路的方针,只能由大量的民办教师来补充。前王庄、和庄、刘庄新办起小学(原来学生到邻村上学),1965年麦假后在公社书记田辛茹的大力支持下,多次与大队联系协商,在西营、东营、黄庄创办三处农中,先后增添6名农中教师和26名小学民办教师,张德堂、周长秀、常启忠、常勤国、黄清江、何章海、黄素英、赵联萍等都是那时增加任教的,他们大多是未婚的男女初中毕业生,当时流传着:营镇公社是“光棍校长”带领一班“光棍教师”搞教学。

 那时没成家,不想家,也不顾家。1965年公社虽宣布我任校长,但县任命书未下来,我一边以教师身份继续上课,一边以校长身份抓全公社教育。每天早晨、上午上完两节数学课,便到各大队检查小学,下午或批改作业,或继续到各小学检查;晚上有时备课改作业,有时到各大队检查夜校和俱乐部的活动情况。

 那时搞普及小学教育,我按照1964年人口普查时的户口登记册,登记各大队的712岁的适龄儿童数,查各大队小学生在校人数,一个大队一个大队,一个学生一个学生的核对,再计算,比较各大队入学率的高低。好点大队入学率在95%以上,差点的也在90%左右。有的大队重男轻女,男孩不到年龄就入学,可女孩适龄不上学,到学校一看男女生比例,就能看出有没有问题(一般是男女对半),女生少的就提出批评,督促提高。

 小学教师非常辛苦,他们的待遇:国办教师大多是3450元,最高的也只有4350元,民办教师每天生产队记810分工分,个别村女教师每天只记6分工分,国家每月补助5元钱,最多时8元。他们的工作,除备课、上课、改作业外,还有动员学生入学的任务,有的还担任夜校教师或组织辅导俱乐部。在农村,社员往往以小学生能不能考上高小,高小生能不能考上初中,来评价教师的本事及教育工作的好坏,所以公社对教育抓得很紧,教师也都很卖力。公社每周都要分片或全社集中组织教师进行教学研究和政治学习。

 教学研究主要是教法上克服“满堂灌”,提倡启发式,语文课的识字教学、数学课的计算技巧等方面的内容。每学期检查评比12次教案、作业,还组织12次全社各年级的统一考试,比成绩,张傍公布。成绩好的大队,如:张金庄、后王庄、谢庄、张庄、前常庄等村的教师,很受学生的爱戴和家长的尊敬,成绩差一点的村,学生,家长对教师就不怎么热情,教师也有点抬不起头来。

 政治学习主要是学毛泽东选集四卷、甲乙种选读本和毛主席语录。教师争相购买毛著,本县买不到,还特意到20里外的馆陶、冠县县城去买。在学习的基础上,公社开展背诵毛主席语录、背诵“老三篇”、“红五篇”竞赛,联系思想、工作实际,谈心得体会。每学期召开“立竿见影”的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讲用会,学习张思德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学习白求恩对工作精益求精的精神,学习愚公移山的毅力。

 我虽年轻没经验,但凭着血气方刚的一股子热情,营镇公社的教育工作搞得还是有声有色的,在区、县还是比较先进的。

三、烈火熔炼

 19663月我和冀学绪、夏文炳、张震五、冯超亭等20多名同志,被县人民政府正式任命为校长。正当我们满腔热情地抓教育工作之际,轰轰烈烈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首先从教育上开刀。金滩镇中学校长王守仁、张集公社校长陈友信、红庙公社校长张殿臣等,被当作“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相继被“造反派”、“红卫兵”揪出来批斗。我们这些刚任命不久的校长,因是“当权派”也没有逃脱被批斗的厄运。

 我被红卫兵小将第一次批斗是6月下旬的一天上午(营镇集日),会场设在营镇中心完小第二排教室前,场上放一乒乓球案子,是专为我摆的批斗台。我听说被批斗,心里又气又急,早晨我破天荒的第一次异常地喝了点酒,虽没喝下多少,却震惊公社领导,也激怒了“造反派”。领导和同志们伯我经受不住这突如其来的打击,出于担心、关心,将我叫到公社副社长董怀仁的办公室里,有王功臣、董怀仁等安慰我,开导我,“要正确对待运动”等等。我是轻易不掉泪的硬汉,由于感到冤屈,不由得掉下串串热泪。

 此时会场上,“揪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陈献德”的口号,声连不断。我气愤地擦干眼泪,昂首阔步地走入会场,登上批斗台。“造反派”厉声质问:“为什么喝酒?”“这是对抗运动”“态度不老实”等等,我毫不胆怯地回答:“喝酒壮胆。”让我检查“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罪行”,我含冤地说:“我是按上级指示,抓教育,干工作,没执行什么反动教育路线。”红卫兵批斗发言,念了一遍又一遍“打倒”、“批臭”的口号震天。(开始还没有武斗,不然我那样的态度,后果不堪设想)。

 批斗会结束,我被专人,“护送”到我的住室,我怀着沉重的心情,瘫软在床上。昔日可爱的学生远远离开了我,亲密的同事、学友怕当“保皇派”,也不敢接近我。正在热恋中的人,也写下了“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过我的独木桥”的绝句。我痛苦地胡思乱想:前几天还是党员、校长,红得发紫,怎么转眼就成了“走资派”,黑得要命。完啦,事业完啦,前途完啦,一切都完啦,恐怕对象也难找啦,我曾经想到过轻生……。

 转而在领导的安慰下,在同事们偷偷地劝解下,心情逐渐地平静下来。心想:我才21岁,工作三年,应该相信群众相信党,相信毛主席。总有一天会还一个公道,要顽强地生活下去。情绪渐渐地不那么沉闷,态度不那么生硬。讲策略,我慢慢地作所谓的检查。在复课闹革命的指示下,放下校长架子,再当教师,毅然走上讲台给学生上课。重返讲台是在营镇中心完小第一排东头的三间教师里,没桌凳,是垒的砖台做桌子,垫几个砖做凳子。

 1966年冬至1967年“文化大革命”继续深入开展,在揪斗“当权派”后,接着又在教育战线上,揪所谓的“牛鬼蛇神”,一大批教师含冤受批判,戴高帽子游街,甚至挨骂挨打,精神和肉体都受到摧残。

 1967年冬县举办正确对待学习班(地点在现文化馆),全县挨批斗的校长都参加了。在学习班里,我们边学习、边提高、边诉苦水,男同志还好一点,女校长发言中泣不成声。在“正确对待领导干部”,“欢迎领导干部站出来革命”的指示下,通过我一次次的所谓“深刻检查”,1968年春我终于被宣布站了出来,结束了任命三个月,被批斗一年半的历史。

四、共渡难关

 196845月份,县政治部在后师举办“教师火线学习班”,我被指名当了金滩镇连的连长(以区为单位一个连),指导员是后师学生段秀梅,副指导员米勤录,成员一个公社一个,有张清芳、徐桂生、张俊祥等,以公社为单位搞所谓“核查问题”、“落实政策”,连部负责上传下达。

 学习班结束后,我回到营镇公社继续当校长,又开始投入到教育革命的洪流中。站出来工作后,经人介绍,我和张集中学教师董俊英订了婚。原订196881日典礼,因邯郸地区召开第一届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积极分子代表大会,我作为教育战线革命领导干部代表,81日需到邯郸报到开会,原订典礼日期无法进行。728日我到张集中学通报此事,在教师们的积极说合下,当晚举行简单的结婚典礼仪式(双方亲朋均未通知),第二天又到营镇中学热闹了一场,紧接着她回校教书,我赴邯开会,就这样了却了终身大事。

 1968年秋季开学,山东侯、王两位教师在《人民日报》上发表“国办小学下放大队来办”的文章,同时上级指示,大队办小学(国办小学教师回本村任教,记工分),联队办中学,公社办高中。营镇公社少有的几个国办教师,都回到本公社,如:任其法、呼克亮、李俊岭回到红庙公社,齐殿科、李明道、王珍回到上马头公社,魏启才、孙民回到北堤公社,仅剩山东的赵振太,邱县的赵一行和本社的何北海、杨平安等,我这个校长除民办小学教师外,几乎成了“光杆司令”。

 小学下放大队来办,靠民办教师;中学在原基础上办,也还凑和,新办高中,因没教师,实在无法开张。为完成创办高中任务,一方面暂时越级拔高使用教师,何北海担任语文,我临时上政治,有的学生风趣地说:何老师上高小是你教,上初中是你教,咋上高中还是你教,另一方面积极向县里要人,县文教组非常体谅营镇的困难,不久便陆续派来一大批大专(大本)和师范毕业生,刘文学(已故)从魏县调来教政治任负责人,张西元(现市普教处处长)毕业分配教语文,王培荣(现大名一中教导处副主任)调来教数学,王兰盛(邢台人,已调回)毕业分配教化学,李文俭(山西人,已调回)调来教物理,还有王庆堂、董俊英、郭玉花、石振江、王泽民、马俊芹等一批年轻的师范毕业生。学校负责人刘文学工作积极肯干,对人热情诚实。年轻教师朝气蓬勃,文化素质、思想素质都不错。营镇公社的教育,营镇中学的教学又红红火火地搞了起来。

 为了提高高、初中的教学质量,教师们全身心的投入教学教改中,研究教材,改进教法,互帮互学,取长补短,还多次组织教师到馆陶等外校参观学习。1969年麦假我和十几位年轻教师,从营镇出发骑自行车到邯郸参加毛泽东思想展览馆,接着到成安县何横城参加邯郸地区农业学大寨的典型。坦率地说:那时学校充满了“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生机勃勃的气氛,同志间真诚相待,你追我赶比着干。

 1970年为巩固提高高中教育质量,县决定全县高中相对集中,在县文教组冀修武等同志的积极倡导和支持下,确定在营镇公社黄庄创办“大名县第十二高中”,除招生营镇公社学生外,还招红庙、崔岳村、王乍村等公社部分村庄的学生。新创办高中谈何容易,没校址,没桌凳,没设备,一切白手起家。在县、社、村的大力支持下,经多方反复协商,在黄庄村西北征得部分土地,并千方百计筹措资金,一鼓作气地盖了4座教室,10间教师住室和5间伙房,并添置新桌凳。孙荣秀(已故)任校长,调营镇高中教师到“大名县第十二高中”(黄庄中学)任教。经过近一年的共同努力,“大名县第十二高中”于1970年底正式开班办学。

 197112月我作为教育战线知识分子代表,参加了“中共大名县第二次代表大会”。报到那天大雪纷飞,我和西营的郭孟尧(已故)、褚新玲(已故)冒雪骑着自行车、驮着被子,从河东106国道上绕路金滩镇、龙王庙到大名(那时卫河西没有柏油路,粘土地下雨雪无法走)。会后,营镇公社书记王金铎同志将我的工作关系,从教育战线转到营镇公社行政上。从此,结束了教育生活,开始履行行政工作的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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