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宫碑为《重修南宫县学记》碑的通称,清光绪十二年(即公元1886年)五月建造。全碑长3.3米,宽0.89米,正面碑文18行,738字,碑首为蛟龙帽浮雕,篆额写《重修文庙碑记》。全碑放置在赑屃座上,原碑树立在南宫城东文庙(转发者注: 县学,包括后来成立的中学,一直和文庙在一起,直到1966年底,文革祸起,河北南宫中学被迫解散) ,并有碑廛,1927年红枪会攻占南宫,飞弹击坏第七行毁一“取” 字,第八行缺一“之” 字,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文革时期将碑埋于地下,得以保存,于1978年挖出放置于县政府后院(转发者注: 自1966年底,南宫中学解散,县革委就占了南宫中学校本部) 。2001年为更好保护此碑,又将其移置南宫中学(转发者注: 该校自1966解散,1970年部分恢复,1971迁移至新校址,至今) ,并请苏州园艺技师造廊亭保护至今。
清光十一年(1885年),南宫知县李传棣督修县学,绅士宋弼臣致函恳请时任保定莲池书院院长的张裕钊先生,请其为南宫重修县学写碑文记其事,于是张裕钊先生撰文并书丹,又请在冀州的州官吴挚甫(吴汝纶)为其修正(转发者注: 张裕钊与黎书昌、吴汝纶、薛福成等师事曾国藩,世称“曾门四弟子” )。张在给吴的手札书信中说:“呈拙作南宫县学记,其碑已与南宫绅士宋弼臣有约,刻成当为我拓五百纸,并嘱任事者,督令工人精刻为要。”吴挚甫与张裕钊是清代桐城派著名传承后人,交往甚密,书信不断。吴挚甫为安徽桐城人,进士出身,曾先后任深州、冀州知州。当时张裕钊在保定莲池书院讲学并任院长,张先后给吴挚甫56封信,后吴珍视出版称《张裕钊先生论学手札》,享誉全国,并传至日本,在书法上产生了深远影响。
张裕钊,湖北省武昌即今之鄂州人,武昌鱼即产于此。三国时孙权建都此地称武昌,即旧武昌。在孙权迁都时吴人不愿跟随,便有“宁饮建业水,不食武昌鱼” 之说。张裕钊十六岁中秀才,二十四岁中举人,二十八岁授内阁中书。他不愿做官,看透了清政府的腐败,于是弃官从文(转发者注: 从文,从事教育)。 他古文造诣极深,书法名满天下,康有为称他集魏碑之大成,在他《广艺舟双楫》一书中说:“湖北有张孝廉裕钊廉卿(转发者注: 张裕钊字廉卿),曾文正公弟子也,其书高古浑穆,点划转折,皆绝痕迹,而意态逋峭特甚,其神韵皆晋、宋得意处,真能甄晋陶魏,孕宋、梁而育齐、隋,千年以来无与比(转发者注: 张裕钊与康有为、华世奎、郑孝胥并称近代四大书法家)。”老书法家于佑任先生高度评价张公书法,诗曰:“行草方圆逼似真,卷头歌诀见精神。书家自古如名将,一代天生不几人。”对他的内圆外方体非常称赞与敬佩。
张裕钊在《重修南宫县学记》里写道:“裕钊惟天下之治在人才,而人才必出于学” ,强调了教育与人才的重要,但清代办学并不是为了培养人才,而是“取士其立法之始,盖亦欲群天下之士范之” ,是为了笼络人才,要让学生死读书,是为了“欲群” 天下的知识分子,让其科考状元进士的仕途,更好为皇帝服务,培养的不是治国安邦平天下的真本领。碑文对当时的教育提出了严厉的批评。
南宫碑738字,字字如珠玑,每个字每一点划都经得起分析与审视,读起来爱不释手,看起来看不够,真养眼也。那行笔的内圆外方,交接处不露痕迹,从形状上看将魏碑的横势变成了纵势,犹如人体之美,字又极其工整肃然而让人肃然起敬,用笔意态逋峭特甚,结构如刀削铁铸,将篆之圆,隶之方化为一炉,而铸造成内圆外方的佳构。康有为誉为“千年以来无一比” ,至非过誉。至今在魏碑的书写中还没有见到能像张裕钊先生那样的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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