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宫碑为《重修南宫县学记》碑的通称，清光绪十二年（即公元1886年）五月建造。全碑长3.3米，宽0.89米，正面碑文18行，738字，碑首为蛟龙帽浮雕，篆额写《重修文庙碑记》。全碑放置在赑屃座上，原碑树立在南宫城东文庙(转发者注: 县学，包括后来成立的中学，一直和文庙在一起，直到1966年底，文革祸起，河北南宫中学被迫解散) ，并有碑廛，1927年红枪会攻占南宫，飞弹击坏第七行毁一“取” 字，第八行缺一“之” 字，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文革时期将碑埋于地下，得以保存，于1978年挖出放置于县政府后院(转发者注: 自1966年底，南宫中学解散，县革委就占了南宫中学校本部) 。2001年为更好保护此碑，又将其移置南宫中学(转发者注: 该校自1966解散，1970年部分恢复，1971迁移至新校址，至今) ，并请苏州园艺技师造廊亭保护至今。
清光十一年（1885年），南宫知县李传棣督修县学，绅士宋弼臣致函恳请时任保定莲池书院院长的张裕钊先生，请其为南宫重修县学写碑文记其事，于是张裕钊先生撰文并书丹，又请在冀州的州官吴挚甫（吴汝纶）为其修正（转发者注: 张裕钊与黎书昌、吴汝纶、薛福成等师事曾国藩，世称“曾门四弟子” ）。张在给吴的手札书信中说：“呈拙作南宫县学记，其碑已与南宫绅士宋弼臣有约，刻成当为我拓五百纸，并嘱任事者，督令工人精刻为要。”吴挚甫与张裕钊是清代桐城派著名传承后人，交往甚密，书信不断。吴挚甫为安徽桐城人，进士出身，曾先后任深州、冀州知州。当时张裕钊在保定莲池书院讲学并任院长，张先后给吴挚甫56封信，后吴珍视出版称《张裕钊先生论学手札》，享誉全国，并传至日本，在书法上产生了深远影响。
张裕钊，湖北省武昌即今之鄂州人，武昌鱼即产于此。三国时孙权建都此地称武昌，即旧武昌。在孙权迁都时吴人不愿跟随，便有“宁饮建业水，不食武昌鱼” 之说。张裕钊十六岁中秀才，二十四岁中举人，二十八岁授内阁中书。他不愿做官，看透了清政府的腐败，于是弃官从文（转发者注: 从文，从事教育）。 他古文造诣极深，书法名满天下，康有为称他集魏碑之大成，在他《广艺舟双楫》一书中说：“湖北有张孝廉裕钊廉卿（转发者注: 张裕钊字廉卿），曾文正公弟子也，其书高古浑穆，点划转折，皆绝痕迹，而意态逋峭特甚，其神韵皆晋、宋得意处，真能甄晋陶魏，孕宋、梁而育齐、隋，千年以来无与比（转发者注: 张裕钊与康有为、华世奎、郑孝胥并称近代四大书法家）。”老书法家于佑任先生高度评价张公书法，诗曰：“行草方圆逼似真，卷头歌诀见精神。书家自古如名将，一代天生不几人。”对他的内圆外方体非常称赞与敬佩。
张裕钊在《重修南宫县学记》里写道：“裕钊惟天下之治在人才，而人才必出于学” ，强调了教育与人才的重要，但清代办学并不是为了培养人才，而是“取士其立法之始，盖亦欲群天下之士范之” ，是为了笼络人才，要让学生死读书，是为了“欲群” 天下的知识分子，让其科考状元进士的仕途，更好为皇帝服务，培养的不是治国安邦平天下的真本领。碑文对当时的教育提出了严厉的批评。
南宫碑738字，字字如珠玑，每个字每一点划都经得起分析与审视，读起来爱不释手，看起来看不够，真养眼也。那行笔的内圆外方，交接处不露痕迹，从形状上看将魏碑的横势变成了纵势，犹如人体之美，字又极其工整肃然而让人肃然起敬，用笔意态逋峭特甚，结构如刀削铁铸，将篆之圆，隶之方化为一炉，而铸造成内圆外方的佳构。康有为誉为“千年以来无一比” ，至非过誉。至今在魏碑的书写中还没有见到能像张裕钊先生那样的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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