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在抗日战争最艰苦时期肥乡人民开展生产自救的情况

时间：2021-01-18 14:20:03 来源：邯郸文化网作者：郭泽民浏览：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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忆在抗日战争最艰苦时期肥乡人民开展生产自救的情况

郭泽民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日寇为了战争的需要,对我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进攻达到了最严重的程度。他们接连发动了五次“治安强化运动”,继续推行“三光”政策。加上连年的水、旱、虫、雹等严重自然灾害,致使根据地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困难。面对这种严竣的形势,在这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根据地军民紧急动员起来,自力更生战胜灾荒,坚持敌后抗日战争,直到取得最后胜利。笔者当时曾在肥乡县工作过,亲历过这一段艰难岁月,耳闻目睹到当时肥乡县人民开展生产自救的情况,现愿将它写出来,以兹纪念。

生死关头

1942年1月24日,日寇对我冀南三分区进行的“腊八”(农历十二月八日)“铁壁合围”后,肥乡的抗日斗争形势急剧恶化(肥乡属三分区)。我抗日根据地,被敌人的碉堡、公路所割裂,当时在肥乡县(指肥乡东半部,西半部划为永肥县)境内,敌人就修了30多个炮楼,几十条公路。县、区机关,只能由大划小,由明转暗,深入群众,分散进行活动,以保存实力,坚持斗争。日寇、汉奸、地主、恶棍猖獗一时。再加连年虫、旱灾害,农田几乎绝收,广大群众挣扎在死亡线上,卖儿卖女,背井离乡者屡见不鲜;以一个烧饼或一个馒头领一个姑娘做媳妇也不为新闻。小营村、东辛店等村外出逃荒者占半数户以上。天灾人祸,使这块土地大部荒芜,杂草丛生,以较大的村路庄为例,百分之八十的农户,有因饥饿而死亡者,尤其老人和小孩死亡率更高。在那一段时间里,村中出殡者接连不断,传出了“早死有人抬,晚死没人埋”的说法。据当时一区区长苗锦众同志(曾任邯郸市委副书记)说,这时期全区没有出生一个婴儿。尽管山穷水尽,可是穷凶极恶的敌人却依然狠毒地进行搜刮,不断派浪、派款,经常是上次没交上,下次又派来,到时候送不到,就挨家挨户翻箱倒柜,甚至“挖地三尺”。交不上粮款或遭毒打,或被绑走,或被杀头……。穷困到了树头菜被吃净了,榆皮(凉干后可加工成面)被剥光了,连杨树叶子也采下经沤制后当饭吃。1943年春季,大田地里去冬留下来的干野菜也拣的净光。如果谁家能吃上一顿带壳的棉花籽饼子,也感到莫大幸运。在残酷的斗争和饥饿中,人民能不能活下去,根据地能不能坚持下来,是摆在我抗日军民面前最大的问题。一些意志薄弱者经不起考验,有的妥协了,有的出卖灵魂,屈膝投降当了敌人的鹰犬。

紧急动员渡过难关

就在这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冀南区党委、三地委和肥乡县委,根据党中央提出在解放区开展大生产运动的指示和边区提出的关于救灾工作的精神。号召群众、组织群众,振作精神,自力更生战胜灾荒,战胜敌人,坚持抗战的最后胜利。特别是在听到毛泽东同志在延安召开的生产运动大会上讲的“在我们面前摆着三条路:饿死呢?解散呢?还是自己动手呢?饿死是没有人赞成的,解散也是没人赞成的,我们的回答是自己动手,自力更生”的精神后,大大鼓舞着解放区全体党员、干部和群众。他们抱着对党的热爱和信任,在“敌人围困万千重”中,一场积极工作,勇于战胜敌伪,克服困难的大生产运动在这里火热地开展起来了,决心要在生产自救、增加收入、减轻群众负担上打开新局面。

一、领导机关带头

肥乡县委首先带头,进行精兵简政,整个县委和县政府机关精简到20多人。领导同志以身作则,开展大生产运动,为群众做出样子。1943年春,肥乡县委在二区张庄(现广平南堡乡)东南,以2斗谷的保产量,租了外出逃荒户的一亩多紧靠井旁的地种瓜种菜,县委书记梁毅民同志亲自带领机关干部用辘辘车往田送肥,几个月后果实累累,以瓜菜充饥在当时也是难能可贵的,基本解决了县直的饥荒问题。县委委员、武委会主任韩国治和县妇联主任李学良带着群团干部活动在一区,就在这个区灾荒最严重、逃荒最多的小营村开荒种地,自己拉犁、拉耧种了豆类和谷子等20多亩收了近3000斤粮食,人均400来斤。这样,不但生活上较前改善,而且在精神上带来了巨大力量,除了解决干部自身的生活问题外,还帮助了一部分堡垒户。大约有一年时间,同我们一起活动的同志没有要财政上一点钱粮,完全靠我们自己的双手,将抗日政府规定的每日10两(16两1斤)小米和5分钱菜金全部节省了下来。苗锦众同志也和区里干部一起,于井头村西协助这村党员、干部打了一眼井,种粮、种菜。他们和村里集股在井头、郝辛寨开了两座油坊。县武委会和一区还与北行村党员马登瀛在东漳堡敌炮楼脚下合资开了个门市部,一面搞点营利,一面好探听些敌人活动情况。有了粮、菜吃,还有了经济收入,给政府大大减少了开支,给工作带来了诸多方便。

1943年底,县委按照地委的部署,在我所辖区内开展减租、生产和拥政爱民运动,反复贯彻毛泽东同志“凡不注意研究生产的人,不算好的领导者”,“凡不注意生产反而好吃懒做的不算好公民”的指示精神。一区的同志动员起来了,四区、五区等都在毛泽东同志讲话的感召下,也在冯国栋(区长)王学诗(武委会主任)的带动下,在大、小西高,北高、南庄等处搞起生产基地,同样收到了好效果。

同时,上级还明确地指出了“不注重组织党、政、军和人民群众的广大劳动力,以开展群众生产运动是错误的”,“农村党员应以发展生产,为自己充当群众模范条件之一”。当时,县委还曾发出号召,要农村党员在严重的灾荒面前,挺起腰板,坚定信念,不外逃、不退坡,同群众一起生产自救,渡过灾荒。令行禁止,一呼百应,党、政、军、民协同工作,在各自岗位上决心围绕着大生产运动把各项工作搞好。

由于领导和干部带头,给广大群众带来了战胜自然灾害的动力。1943年秋和1944年夏初,肥乡县遭到了历史上罕见的蝗虫灾害,飞蝗和蝗蝻普天盖地,落在庄稼上胜过蒜辫,一夜之间便全部啃得光秃,起飞时,犹如黄风遮日,其声如降雨一般。在一段时间里,干部、群众都用蚂蚱当饭吃。面对惨景,我党政领导和干部心急如焚,晚上开村干部会部署捕打,白天在“抬头是炮楼”的环境里,冒险去带着各村群众进行除虫活动。在当时没有灭蝗药物的情况下,只能采取:一是俩人一起用大绳拉,轰走;二是地边挖沟,驱赶蝗蝻到沟里,烧死或捣烂。由于蝗虫严重,秋收只有在被蝗虫咬枯竭禾苗的糠秕上精取细打,提取尽可食用的物品。但是,广大群众没有被灾害所吓倒。他们在党的领导下,积极主动地想办法,如种植晚莱、荞麦等去弥补损失,谋求生活的出路。

二、组织起来

为了更好地战胜灾荒和对付敌人的囚笼政策,1943年底,党中央号召“把群众的力量组织起来,这是一种方针。”根据地人民热烈拥护中央这一方针。时间不久,在肥乡一区我们工作较强的井头、王庄、山字丘、北行村、东高、东辛店、小营村、李庄,小移庄、郝辛寨等村都自愿结合,搞起了不同形式和不同规格的变工组、互助组。‘组织起来”战胜各种难关的精神蔚然成风。1944年夏季曾出席冀南三分区召开的劳动模范、战斗英雄表彰会的,肥乡县劳动模范、一区西南口村的常振江所领导的互助组,就是在这时期诸多互助组中的一个典型。这是在韩国治、李学良和苗锦众同志的具体帮助下,本着互助互利的原则,在男女劳力短缺的情况下,各自发挥专长,进行合理分工和换工变工搞起来的。能下地的下地,不能下地的妇女搞纺织等力所能及的活计,把所有有生产能力的人的积极性都调动起来了。这套较科学的办法,打破了过来妇女不下地的陈规旧俗,发挥了集体劳动、生产渡荒的优越性。当年的农业生产和副业生产都取得了较一般分散的农户都高得多的效益。常振江组十几户农民的起码生活可以维持下来。这个创举引起这带农民的关住,各区、各村抓住这个事例大力宣传,到处在学习他,县里还特地奖励这个组一头大黄牛,在全县引起强烈反响。县委曾发出“开展向常振江学习的决定”,笔者在当时曾以力耕的化名写成报道,发表在冀南三地委机关报《人山报》的头版上。一个时期,常振江成了肥乡县甚至全地区著名的新闻人物。

一人带一片,一村带全县。紧接着在一区就有王庄吴益珍李德堂,韩英朝东辛店孙某娘,郝辛寨郝如春、郝荫楠等不少党员、干部带头,制度较完备、生产有起色的互助渡荒组相继出现。1944年8月,肥乡县委贯彻冀南区党委抓好抗旱生产的指示精神,王庄村共产党员李德堂同志首先用“破除迷信”的拆庙砖,在他们村南地打了第一眼好井,下井筒时,县、区干部韩国治、李学良,苗锦众、马玉祥等前去拉滑车、淘泥,助威、祝贺。继在《人山报》上发表了“李德堂带头抗旱保丰收、打响了打井第一炮”的消息,在冀南区党委主办的《新平原》刊物上以及《人山报》上,进行了连篇报道。李德堂这眼井,给王庄村带来了福音,当年在井周围种了各种菜十几亩,使全村都得到了益处。随之,打井工作普遍展开,不太长的时间,一区就打井近百眼。从常振江互助组的实践上,使越来越多的干部、群众认识到“组织起来,人定胜天”的道理,更加有效地推动了这带互助渡荒、生产自救运动的开展。俟后,豆腐坊、馒头(实际蒸玉米面卷子)坊以及养羊、养兔等合作的,单户的生产形式蜂起。在这年秋后李庄村的庙会上,明显的看出,各种商贩增多,显示出一定的生机,一些断炊的农民锅灶上又冒出了青烟。

表率作用的力量是无穷的,“村看村,户看户,群众看干部”。干部的带头生产,吸引着众多人涌入“大生产运动”的洪流。肥乡县党政领导因势利导,组织群众开展起以粮换布、以棉易布和长途运粮,促进副业生产,进一步保证军需、民食,多方而增加群众收入,减轻农民负担,压缩财政开支。

以粮换布,是普遍发动妇女在开展纺织活动的同时,组织加工土布生产,对缺棉村庄,由政府向群众采取平价供棉花,优价收布匹的办法,协助贫困农民解决生产、生活出路。棉花多是从敌占区(如成安东部和肥乡西区等)通过“关系”几经辗转冲破重重封锁买来,分发下去,群众所织布匹,再按质量好,次分等号价收回,有棉花的施行平价平收,以价供粮。这期间我们所活动的村庄,在月光下,在棉油灯下,成伙围圈的、自然形成的纺织组比比皆是。她们进行比赛,“看谁纺的多,看谁纺的好”,一干就是大半夜,谁也不肯休息。一区王庄村村长吴益堂(曾任肥乡县委农工部长,已故)和其妹共产党员吴益珍(曾任邯郸地区妇联主任)把母、婶首先发动起来,除在东地开荒种粮外,还带头纺织渡荒。吴家3个妇女,连纺带织,三、五天内就织一匹布,即可换回20斤粮食,加上国家每匹奖励10斤,达到一斗粮食。他们家8口人,日均可达1斤,生活得满好。吴益珍娘仨带动了全村60多户,普遍行动起来,成效之明显,在全县著称,这带村传颂着“益珍娘、真能干,一天准纺半斤线!”正由于领导上支持,党支部抓的紧,抓的早,行动快,所以这个村在大灾荒之年,没有一个人外逃,没有一人讨饭,也没有一人饿死。事实教育了大家,一区所辖的24个村中,除了五、六个有敌炮楼村活动差点,其它各村都搞得较好。如北行村黑猪娘、陈友娘,郝辛寨郝如春娘都五,六十岁了,身体还不好,都和年轻姑娘们、媳妇们比着纺。杜寨村合的娘(姓啥不知道,人都这样称呼)就曾被县委命名为“纺织模范”,也出席了三分区的劳模会。由于宣传工作深入人心,群众生产渡荒运动的展开,我们设专人收购的土布一批又一批。这些布除保证军需外,还向其他缺棉、短布的根据地提供不少。在收购中,都是优惠供给的“平粜粮”(属救济粮性质,以示照顾生产优秀者),来调动广大群众的积极性,由于收购掌握了良、次不等价,所以土布越来越好。正如人们所说,“今日土布赛洋布”。据当时不完全统计,在我基础较强的村庄里以及在炮楼脚下的女共产党员中,妇女参加纺织活动的占半数左右,给他们渡荒起了不少用,由于王庄工作好、基础强,一时成为一区的棉花集散点。吴益堂兄妹在保管中付出了巨大精力和辛勤劳动。在土布使用上,“土法上马”,自己染造和缝制。我们战士的军衣是坑里污泥或椿树叶配些灶灰沤制成灰军衣,干部们多以胶泥和杏树根染,这种办法在当时还是“伟大的创造!”

“人勤日子活”,这是老乡一句富有哲理的俗语,分工在肥乡一区的韩国治同志就常引用这话来贯彻上级的指示精神,动员干部在天灾、敌祸面前挺起腰杆战而胜之。通过“以工代赈”动员了一部分村庄中的一批身强力壮胆大心细的自卫队员们参加的长途运输大军。他们按照县委的部署,由强有力的一区和五区武委会主任马玉祥、王学诗等同志亲自带队,民兵携枪掩护,先后几批到途经数道封锁线的东南方向的清丰,南乐一带(当时属冀鲁豫区)和西边的成、磁、邯去用车推、人担倒运粮食。在去的人中,每天供应一定数量的粮食自己起伙做饭,运回到肥乡的粮食,再按规定个人与政府合理分成。这样不仅有助于解决这带的严重缺粮,以保障军需、补助民食问题,而更重要的是有效地保护了这批劳力,以利后来的恢复生产,并获得一定的报酬,使各个方面都旨大欢喜。

在白色恐怖环境中,组织起这样大的举动,一套组织工作是细致而周密的,也有沿途敌工干部的“内线”协助。在1943年,仅一区就出动了近上千人次,运回各种粮食10万余斤。这对缓和人民出外逃荒等起了重要作用。人们感谢我们的干部不畏艰辛,奋力工作,感谢上级党和政府及时引导,开辟生路,尤其“感谢共产党、毛主席是人民的大救星”。群众有了依托,生活有了盼头,小营村、辛店、南口等灾情严重村庄的一些出外逃荒者先后回来了,他们在得到“平粜粮”后都激动的流下了欢乐的泪水。郝辛寨村郝如春老娘感慨万分地说:“不是共产党的领导,恐比民国十九年,二十六年的大灾荒还要严重好多倍哩!是毛主席又把我这把老骨头拣回来了!”

三、向地富借粮、赎地

在生产自救,互助渡荒的同时,于1943年春遵照冀南行署《关于借粮渡荒的指示》和1944年夏末《关于赎地的训令》精神,发动群众向地主,富农开展借粮、赎地斗争。如在南阳堡,就通过说理将刘老连的仓库打开,把数千斤粮食借给农民。这场斗争是肥乡县委在这村住时直接推动下进行的。刘老连(外号,真实名子不清楚)是周围几个村有名的大户,深宅大院,数宅连接,雇着多名长工。除了本家占有大量土地外,高利贷收入很多,囤积居奇严重。在1943年的危急关头,他依然置乡邻街坊于不顾,以“一斗粗(粮)换二斗细(麦子)”,狠心进行盘剥,民愤极大,在说理的情况下,他顽固抵抗,装出一副假态,妄图混过去。几经周折,恼怒了群众,经过面对面的斗争,分借了刘家约五,六千斤粮食。在清漳村农会主任某带领100多名贫苦农民,向号称数十顷良田的地主赵培元(名子可能有误)借粮,赵虽一时气势汹汹,但经过说理也不得不把掩藏特严的粮食借出来,以“年景好转后再偿还”的办法,打借条分给群众10多石粮食。

对于乘人之危,以低价(几斤粮食或几元钱)购去穷人土地的问题,是在借粮工作后,群众稍有生息时发动了赎地运动。其基本精神是:地主要中、穷户的坚决赎,中农相互间酌情赎,穷人要富户的一律不准赎。这样颇得人心,工作顺利。大约在几个月时间内就解决了问题,广大群众欢欣鼓舞,感谢党和政府“恩重如山”。

大地复苏

大生产运动的蓬勃开展,给肥乡人民带来了得意春风。群众从看得见摸得着的体会中,更加相信党和政府。干群关系进一步改善,互助互济,战胜困难,自力更生,搞好生产的积极性更加自觉。1943年秋后,县、区干部星夜发动,抓紧翻地抢种,把上级党委及时运来麦种据情贷给广大群众,小麦播种面积空前扩大,为1944年夏收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1943年秋后到1944年夏收以前,可说是肥乡抗日斗争中黎明前的黑暗。敌人扫荡不断,我们活动困难,真正是“夜宿炮楼下,眼观汽车灯,行走必过(公)路,天天跑敌情”,在敌、旱、虫灾接踵而至的环境里,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仍保证了各项工作的进展。特别是党的统一战线工作,发挥了巨大威力。就肥乡一区的小范围内来讲,在肥乡东区最孚有众望的人物,都加入了战胜天灾、敌祸的斗争行列。如朱尚珍(井头人,一代名医,解放后任肥乡县医院院长),张老雅(北口人)、王延安(赵寨人)和粟长春(北行村)等绅士名流。这些人行医多年,交往广阔,亲朋较多。我们依靠他们做了我们难以干好的工作。如从敌人方面搜集大量情报向我们提供,对伪人员进行说服,促使改恶从善,营救我方被捕的干部等。一区武委会的李德堂和财粮助理员李华峰同志,在被北口、大移庄炮楼敌人逮捕后,都是经朱尚珍、张老雅两位先生直接找到伪军队长,以误抓亲戚名义,保释出来的。正因为这些人士心向抗日,韩国治同志不断吃住在朱先生家,朱先生挚诚相待,视为至朋厚友,在家家几乎要断粮的时刻,常把为他人看病不要钱所得的“礼品”拿来给我们吃。他德高望众,受到广大人民的尊重,连肥乡臭名昭著、恶贯满盈的伪大队长程二锅子(原名程廷臣,广平宋固人)和伪县长安明新(谢村人)也为看病等有求过朱先生,这就使他们村周围的东漳堡、东赵村、路庄等不少炮楼的敌人都知“朱先生和城里大队长、县长有深交”,而对朱的活动有所计较。因之,使朱先生任何时候,任何地方都能畅通无阻,在协助我们搞好敌工工作上做出过贡献。一次,还安排韩国治同志与东漳堡伪小队长在井头村朱家对话,更好地分化和瓦解了敌人。他还受到我们的嘱托,多次只身冒险进城找程二锅子、安明新,劝其“改邪归正给自己留条出路”,尽管没能奏效,但在敌人内部却发生了一定的影响,使不少人不敢轻举妄为。如有一次,正在三区工作的郭朴真同志在东吕营村被敌人包网捉住,曾在我政府文教科当过通讯员后投敌的小路发现后,用以假乱真的办法逼郭去“担水”,送出村外解脱的。

当时在其他各项工作上,随着生产运动的开展,也都取得了新的进展。如参军参战,成了人们意识中的义不容辞的义务。肥乡县模范团的根子,就深扎在这块土地上。

1943年扩军时,干部、农民争相入伍。一,四区搞的尤其红火,那时父送子、妻送郎、兄弟相争的事例屡见不鲜。有一次我和县武委会干部武洪慈同志在南庄村集中新兵,按上级指示超过17人减少入时谁也不干。那次是补充八旅二十三团,傍晚从南庄出发东下,经过大移庄——北口、平固店——侯村两道封锁线,天明赶到馆陶徘徊头交分区武委会。当时每次参军人数都是超额完成。遇上战斗,个个生龙活虎,冲杀在前,不伯牺牲,闻名的冀南平原的“吕洞固战斗”中的勇士们,不少是肥乡籍战士。北高路国文、北河马魏修珍、路庄路建东、孙长秀、杨枝荣等是当时许许多多英勇善战新闻人物中的几个,他们在战斗中几次挂花不下火线。1944年夏末秋初的一天,在拨除大移庄炮楼时,战前备好20口棺材齐排在距炮楼6华里的王庄西头村口上,我们的战士,在战前争抢在棺材上写上自己的名子或记上符号。“这个棺材归我!” “这口我占下!”燕赵儿女慷慨悲歌,感天地而动鬼神。第二天战斗结束后,确实有我们的好战士、农民的好儿子为了人民过好日子,为了我们的今天而战死在血泊中,成殓在他们事前划定的棺材里。迄今60多年了,当时他们的英姿雄态,仍闪烁在我们当地人们的记忆中。致于农民的担架队也是如此,从家乡到漳河边,由冀南到冀鲁豫的黄河畔,每次战斗,都同样表现出不畏凶险,紧跟在战士后面,“打仗还是亲兄弟,临阵还是父子兵”,亲密无间的军民关系,是我们克敌制胜的根本。

在“睡觉要靠洞,过路要人送,吃饭要过称”,敌炮楼星罗棋布,旱、虫灾害危及生命中,我们的人民按“合理负担”保证抗日救国公粮入库。就一区为例,在炮楼夹缝中,敌人扰乱频繁,但和我们在患难中建起血肉关系的群众能够做到人心向我不资敌。就是有少数村有“资敌”行为时,也都主动来要我们批准,照嘱托应付办事,如路庄肖玉章、鸡泽屯老红等,虽是“伪村长”,可都是我党党员,在故人催粮紧急时,白天拖拉着把粮食收集好,夜间让游击队运走,并向敌人谎报粮食被八路军抢走,路庄尽管是敌人炮楼所在村,在肖玉章等党员同志的努力下,总是保证了救国公粮入库。

真正的铜墙铁壁是人民群众。我们依靠广大被发动起来的群众,群众也依赖和保护了我们,相依为命,亲如手足。这期间,肥乡县妇联主任李学良同志常住东高崔富生家,崔家8口人,缺粮断炊,不满周岁的孩子活活饿死。李看在眼里,痛在心上,把每天仅供给的10两(16两1斤)小米给崔家一块熬汤喝。老李熬的面黄干瘦,使崔家于心不安。由于我们体贴群众,群众也视我们如子女。1942年腊月间一天,李学良和殷耀中(女、现在北京工作)同志住在小营村安栋家,第二天就遭到北口炮楼日军的包围,这两位同志钻进洞内,安大娘刚盖好洞口,敌人就闯进来了,硬逼着安大娘“交出两个女八路!”安大娘不承认,敌人就到处乱翻,刺刀乱捅,随后对周围户直至全村进行搜查,敌人还把群众赶到街上,威肋说:“交出来两个女八路,皇军大大有赏,不说出来要杀头杀头的。”广大群众心向抗日政府,不予理睬,敌人扫兴而去。数日后,李、殷二人来东辛店,又遭包围,再次脱险。两次事件,发现是坏人李二保告密,被我处决。地洞当时是我们干部,群众的重要依靠。1943年冬,这县地道建设进入高潮。一区24村有18个村庄行动起来,不少地道是多户连通,能防能战,内有陷井,表面伪装,形成地下长城。如王庄村就是其中最好的一个。肥乡县的地道建设曾受到冀南区党委和三地委的表彰。我们的县、区干部多住在家有地洞的“堡垒户”里,如王庄吴益堂、杨荫堂,西南口魏清如,小移庄于成林,郝辛寨郝荫楠,井头村苏以及小营村安栋等家。这都是我们住明了的隐蔽处,坏人会知道、敌人包围的可能性时有发生。可是他们担着巨大的风险保护了我们。一天早上,四区区长冯国栋在大西高村被敌包围了,他的房东一家机智勇敢,见义勇为,尚未出嫁的姑娘闻讯,果断盘起辫子,改为发结。当敌人进屋讯问时,她从容镇定,声称冯是她女婿,骗过了敌人。回首往事,历历在目,记此来表达我们对战斗在这块土地上的死难烈士和革命同志的怀念之情,同时表达对生我养我的肥乡人民的眷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