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友云同志勤政廉政事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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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友云，大名县鲍庄乡中户村人，生于1908年，卒于1990年。早年就读于大名直隶第七师范学校，积极参与和领导过该校进步的学生运动。1938年至1940年在大名县“丁陈”抗日政府中任职，1940年至1941年在魏县抗日政府中任粮秣科长。1944年至1947年在冀鲁豫边区任参议员驻元城县小组组长。194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7年至1948年曾先后担任元朝县简师教导主任、一高校长兼师范副校长。新中国成立后曾任中共大名县委办公室主任、文教局长、人委办公室主任、县化肥厂革委会副主任、县招待所副所长、县政协副主席等职。
杨友云同志在长期的革命生涯中为党为人民作了大量工作，他的勤政、廉政精神为众多的人所称道，被人誉为革命队伍中的老“黄牛”。
百分之九十七
杨友云同志参加工作以来，特别是新中国成立以后，在工作岗位上从来没有歇过一个星期日。他一生调动过十次工作，更没有休息过一天所谓的“调动工作休息日”。杨友云同志很少请事假，每年请假未超过三次，每次请假未超过三天。他参加工作后，一年只在家过三天春节假日，其他时间全是在机关度过的。杨友云同志生前就自己的出勤情况进行过一次统计，几十年来，他的出勤率每年平均达到了百分之九十七。
能上能下
杨友云同志生前常说：一个共产党员要能上能下、能官能民、服从命令听指挥，才是一个合格的共产党员。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他一生数十次调动工作，总是头一天接到通知，第二天就愉快到岗，领导上征求他的意见，他总是一句话“行，明天就走。”从县委办公室主任到文教局任局长，从文教局长到人委办公室任主任；从人委办公室主任到常马庄建化肥厂，到党校当普通员工，又到县招待所任副所长、到县政协任副主席，几上几下，又官又民，杨友云同志从来没问过一句为什么。当旁人问他时，他总是说：“这是组织上的事”，“是工作需要”，“服从分配是作为一名共产党员的起码条件，一定要经得住考验！”
不坐小汽车
杨友云同志到政协工作后，外出办事有了坐车的条件，但他仍坚持不坐小汽车。他给机关人员算了一笔账，说：“去邯郸一趟，如坐公共汽车，往返只花三元六毛钱，而坐小汽车，司机补助加耗油就不知是几个三元六毛了。”搞文史调查时，1982年6月去南乐往返一百华里，同年八月去莘县往返二百三十华里全都是骑的自行车，年逾七十的老干部骑车访查，使南乐、萃县两地受访人员倍受感动。
杏现还债
杨友云同志革命一生，从未谋求过特殊待遇，从不搞以官谋私，对子女们也是以身作则，从严要求。有一年麦后，他的儿子墨成从岳城水库回了一次家，在返回岳城的路上拐到县城，对他父亲说：“家中自留地的红薯已经栽上了，薯苗是从杏现大队搞的，人家不要钱。”杨一听就发了火，斥问墨成：“你给人家钱是真心还是假意？我就不信，你不收我的钱，我就不要你的苗，看他收不收！你走吧，我去还债。”墨成接受教训，承认了错误，第二天返回了岳城。杨友云同志也于这天专程去杏现还了薯苗款。
不为子孙接班而离休
杨友云同志有一个孙子叫江勇，心灵手巧，种地、木工、缝纫、机械维修样样通，就是不安心农村生产，多次求其祖父为他在县城找个工作。老杨总是以“我是共产党员、领导干部，咱不能以权谋私”为理由加以拒绝。七十年代末期，有些地方和单位兴了一阵子“退休接班”，江勇以伺候祖父为名搬到城里和杨住到一起，一边在县城干零活，一边恳求祖父退休，让其接班。不久，江勇和县招待所一位女正式工谈上了恋爱，双方定婚时，女方家长找到杨，提出以杨离休为条件，说：“你离休，让孩子接班，或者你给他找个正式工作，这门亲事就算定了，不然，一个女正式工怎么能和一个打零工的结婚呢？”当时，杨友云同志确实动了心。他想“人非草木，孰能无情，爱子之心人皆有之。我们这些老头子干革命不就是为子孙后代造福吗？又有谁不为子孙的幸福着想呢？看来，这门亲事的成败全靠我一句话了。”但是，杨友云同志不愧为共产党员培养多年的老革命，他转而又想 ：“仅仅为了自己子孙的幸福去搞不正之风吗？能在组织尚未安排我离休之前，为一己之私而离开工作岗位吗？我是属于党的，应当听从党的安排！”想到这里他就决然地回答：“不离休”、“不找工作！”女方家长见杨态度坚决，怏然离去，孙子的这门亲事也宣布告吹了。
春蚕到死丝方尽
杨友云同志1983年离休，但他人退心不退，继续为党为革命做了很多力所能及的工作。是年十月他应团县委的邀请，在大名一中向出席县青年工作会议的一千二百多名青年作了学习十二大的辅导报告，对青年人进行了革命传统教育。从1983年到1988年，又先后为县党史、文史撰写了十余篇史料稿件。患病期间，神智清醒时还一直关心大名县的党史、文史工作，实可谓为革命操尽了最后一份心，出尽了最后一把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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