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名县抗日根据地的创建与发展

田修文

 大名县的人民，是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人民。大名县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和兄弟地区有力配合支援下，流血牺牲，前仆后继，创建与发展了抗日根据地，直至取得抗日的最后胜利。

 大名县抗日根据地创建与发展大致可分为创建、曲折、发展、挫折、恢复、再发展等几个历史阶段。

 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后，国民党政权纷纷南逃。七、八月间大名城内国民党军政人员即恐慌万状，准备南逃。但野心勃勃的国民党县长马润昌，企图在逃跑之前，在大名捞一把升官的稻草------把杨桥一带保护地主利益的反动组织“守望队”改编为他的保安旅。这时散居在农村的“七师”学生、共产党员解蕴山、李大磊、王纪明等，早已看穿马润昌的阴谋。同时，也看到地主阶级不甘心让马把守望队拉走失掉一部分枪支和自卫能力。解、李等同志就利用这个矛盾，提出“就地抗日自卫”光明磊落的口号，与马润昌开展了争夺守望队的斗争。当时住在杨桥的伪警官李俊德，将此情况报告了马润昌。马恼羞成怒，将李大磊和张步庭（张献之）两人扣压起来。后经解蕴山同志通过合法斗争，李、张等人获释。斗争结果，马的阴谋终未得逞，守望队一度为我们掌握，枪支未外流。这一胜利的取得，给以后建立抗日武装创建抗日根据地留下了物质条件。

 十月末，日军占领了邯郸之后，南侵到广平与大名两县交界处，与国民党二十九军某部对峙了十几天。二十九军撤退后，日军到处烧杀，在广平的大溜、小溜及大名的大李凝等村屠杀手无寸铁的老百姓。大李凝被杀十余人，造成了大李凝惨案。这时为我党员所掌握改编的守望队，因缺乏训练，纪律很差，恐日病严重，地主的子弟扛着自己的枪跑回家去了。改造守望队的工作随告失败。

 十一月十二日凌晨，大名城失陷，国民党政府逃走，学校停办，全县农村呈现一片混乱，土匪蜂起，民团林立，会道门密布，全县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是抗日？是当亡国奴？巳成为广大人民抉择的关键。这时散居在农村的党员解蕴山、李大磊、王纪明等同志在党的抗日政策指引下，挺身而出，聚会研究，响亮提出“反对外逃，就地抗战，保家卫国”的口号，四处奔走呼吁，到处宣传党的抗日救国主张，联系了当地的一些中小学生和有志青年，建立了抗日救国会组织。为了进一步扩大其影响，又联系了馆陶县的张祥甫、梁一民（又名梁兴帮）、广平的栗汇川（又名李向哲）等知识分子，于三七年十二月间，组成了大、馆、广三县边区救国会，解为主任兼大名县救国会主任。该组织迅速扩大，吸收了不少知识青年为会员，散发抗日传单，教唱革命歌曲，宣传党的抗日救国主张和政策，点燃起大、馆、广边区抗日烽火，使这一带的抗日气氛迅速高涨起来。此一时期在大名发展的会员先后有：胡子襄、田辛甫、李方舟、季方炎、赵北源、张觉三、王书堂、冯洋舟、廉伯雅、郭俊之、董佩玉、林省三、徐尧臣、鲁持久、张新亭、陈镜三等二、三十人。这些人不仅是当时大名县的参加抗日的先驱者，更重要的是成为八年抗战中的组织骨干，给创建大名县抗日根据地创造了先决条件。

三七年十二月初，从西北过来一股开始政治方向不明的土匪，集结在西店一带。匪首张发孟（又名张殿军）自种“天下第一军”，老百姓叫他“西北风”、“吃干队”。约有四、五百人，向各村要粮、催款，气势汹汹。另有一小股土匪，匪首郭献文约百余人，盘踞在田六店一带骚扰抢掠。还有西南魏县一带，匪首郭二科，集结五、六百人向我县西部边境遥遥觊觎。鉴于上迷情况解蕴山、李大磊等同志，在组织抗日救国会的同时，积极组织抗日武装。以防匪为号召，结合当地一些革命知识青年和知名士绅，动员地主家中的枪支，组建自卫民团。由士绅朱振英（又名朱堂，事变前曾任国民党广平县长）任团长、王相辅（又名王瑞林）为副团长，解蕴山为参谋长，还有李大磊、胡子襄等同志也先后到该团任职。约有百余人，驻扎在杨桥以西南贾庄一带。除了具体掌握朱振英民团外，又派田辛甫同志利用街坊关系进入樊河道村田境为首的会道门一一“南方离”（又名黄沙会，也称红枪会），具体掌握，使其走向抗日、保家卫国的道路。约有二、三百人，集结在边、马村一带。还有以苏资（又名苏润生）为首在黄炉成立了民团有百余人。

为了争取、改造政治方向不明的所谓“天下第一军”，由解蕴山亲自出马，与匪首张发孟谈判，顺说其抗日，给他们订了约法三章：抗日、不抢夺、不扰害群众。对苏资民团刚要筹划合适人选进入该团时，号称天下第一军的匪首张发孟却撕毁约章，向东骚扰，进入了苏资民团防区的霍庄、马时庄、黄炉等村，烧杀抢掠。该民团力薄不能抵御，就与城内日军勾结起来，对付张发孟。张发孟这股土匪遭到日、苏（资）夹击，很快就被消灭。一九三八年初，田境的红枪会，又结合苏资民团共约三百余人，围剿了盘踞在田六店郭献文的匪徒。自此后，全四区境内土匪绝迹。在消灭郭匪之后的苏资民团，曾一度和城内日军勾结，竟挂起太阳旗来，投靠了日本帝国主义。不久，该团遭到十支队某部一次夜袭之后，感到身处孤立无援地步时，有救国会和民先队成员廉伯维、郭俊之、崔炳南、董佩玉等趁机接受了这个民团，拔掉了太阳旗，建立了抗日自卫队，崔炳南、郭俊之任正副队长，廉伯雅任指导员。共有二、三十人，成为我县最早的抗日武装。三八年春，虽遭敌军两次袭击扫荡，与敌周旋，终于保存了这支抗日武装。

在这匪，团、会（道门）等组织纷纭、矛盾错综复杂的情况下，急需党的领导。为此，解蕴山同志于三七年冬，曾先后两次派王纪明同志到清丰找直南特委王从吾同志取得了联系，为了组织抗日武装，组织上派陈忠传（外号南蛮子）同志，帮助我们成立了朱振武民团。于三八年春，直南特委又派仇学起同志来，让解蕴山，李大磊，王纪明，胡子襄等同志重新履行了入党手续。

三八年春，魏县匪首郭二科，率匪五百余人向我西部边境西仲相固村进犯，遭到我掌握的朱振英民团的阻击，激战三日后，偷偷撤退缩回匪巢。自此后，该民团声誉大振。此时杨桥以东由田辛甫同志掌握的田境红枪会，又有廉伯雅同志领导的抗日自卫队在万堤为屏障。因之，杨桥一带的土匪则消声匿迹，而日军主力南犯，在城内也无力北顾，使这一带的人民得到了暂时的安定。正因如此，民团内部也发生了急剧变化。民团领导权掌握在地主阶级手里，我们处于参谋地位，在紧要关头不听我们的。他们认为任务业已完成，甚至想到该团再继续下去就要危害他们自身的利益，对于抗日主张，他们虽然口头上赞成，但与他们切身利益发生矛盾时，则打起退堂鼓，决定民团解散。这时解蕴山、李大磊等同志认识到改造民团真谛教训，我们没有掌握武装的领导权。为了不让这一部分武装毁掉，解、李二同志挺身而出，决然毅然接受了这个民团的烂摊子，重整旗鼓，加强了抗日救国教育，调整了成员，刷洗了一部分地主子弟、兵痞，吸收了一部分贫苦农民和有志青年，改编为抗日游击队，随于二、三月间，与驻防在万堤一带的抗日自卫队联合起来，成立了“大名县第四区抗日游击大队”（简称四大队），约有二百余人，李大磊为大队长，解蕴山为政治委员。下设两个中队，一中队长李贯一，政治指导员王纪明，二中队长崔炳南，后为郭俊之，政治指导员廉伯雅，部队的领导权牢牢地掌握在共产党和有志青年手里。自此后，大名县才有了在共产党领导下按八路军一套制度组建的第一支真正抗日武装，成为创建大名县抗日根据地的坚强柱石。

在四大队建立后，于四月间建立了第四区抗日政府。为了团结一切力量一致抗日，请出当时开明士绅张献之任区长。从而及时的保证了这支队伍的经济供给。这支武装日夜活动在城北广大农村，有力的打击了城内小股敌人的北犯，阻挡了盘踞在龙王庙的杨法贤匪部和魏县郭二科匪部的进犯，从而创建了东至卫河，西至县边境，南至油粉滩，北至县边境方圆五十余华里，约有三百多个村庄的一大块抗日根据地。

按当时形势和条件，很可以建立大名县抗日政府。但由于那时一些领导同志思想不够解放，对主、客观条件估计不足，致使错过了良机。国民党濮阳地区专员兼保安司令丁树本和他的副司令兼保安三旅旅长陈明绍，于三八年五、六月间在大名、南乐交界处北张村成立了大名县抗日政府。陈明绍当了县长。自此后，在大名县抗战史上出现了曲折，在这块抗日根据地历程上进入了新的阶段，在斗争上出现了错综复杂的局面。

陈明绍政府成立后，在我党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政策口号感召下，他接受了这一主张，并邀请一些共产党员到他的三旅和政府去任职。这时，我们在党的抗日统一战线政策指引下，同意接受了他们的建制与邀请。当时有不少共产党员和进步知识青年陆续进入了他的三旅和政府工作。如贺亦然与陈子敬同志任三旅政治部正副主任，解蕴山同志任民运科长，李一帆同志任民政科长，还有冯洋舟、陈镜三、鲁持久、田佩、刘亚南、刘今生、康敏、杨友云、陈蕴贤、司枕亚等比较知名人物都云集在这里。因此推动陈明绍在前一段时期和敌军进行过几次战斗，发挥过一些抗日的积极作用。

就在这同一时期，我一二九师的三八六旅开始在大名西部、北部邻县活动，冀南军区、冀南三分区、鲁西大队、四支队、中共广平县委和抗日政府也相继建立起来，我们和他们接触也日见频繁。利用这一有利情况，我四区大队加强了自身建设，由原来两个中队二百人的规模，发展为三个中队约三百余人。又在大队设了民运股，加强了发动与组织群众抗日工作，加深了军队与群众的鱼水关系。

 四大队早已成为陈的眼中钉，当他看到这支队伍日益壮大便嫉如仇敌。自称冯玉祥西瓜政策（外白内红）的陈明绍，终于揭开画皮，打开西瓜是人是鬼，黑籽白瓤一清二楚了。特别是在三八年九、十月间参加卫立煌召开的反共洛阳会议和国民党正式沟通关系后，其反动立场公开暴露，卷进了国民党蒋介石所发动的第一次反共高潮。陈一方面对他的三旅和政府中搞限制、清除共产党员活动，迫使一些共产党员和进步知识青年离去，一方面对我根据地各种组织采取限制、控制、压制、取缔等扼杀手段。因此，磨擦事件迭迭发生。

 三八年十月间，四大队在南马头，突然接到陈的一纸缩编命令，不让四大队发展。当时李大磊、王纪明、廉伯雅等同志立即研究采取对策，坚持了独立自主的原则，继续发展。终于在三八年末又组建了第四中队，人数发展到四百余人。

 三八年十一月间，陈明绍又以部队集训为名，调我四区大队到卫河以东集结。因我们赶到指定地点稍迟，陈就借题发挥，集合干部大加训斥，并含沙射影的攻击我党我军。当时在场的解蕴山同志挺身而出，一面据理驳斥，一面强调团结抗日。这样一场风波才得平息。翌日早晨，城内日军倾巢而出，向卫河以东进击。四大队依陈的指定的防区，坚强抵抗。下午五时许，陈部防区被日军突破后，陈率部南逃，并要四大队作掩护，随他南去。当时我们识破了他妄图吞并我大队这一阴谋，没有执行他的命令，立即西渡卫河，返回四区一带坚持抗日斗争。

 国民党和我们闹磨擦日益紧张的情况下，正式建立我县党组织也迫在眉睫。解蕴山同志曾派王纪明、冯洋舟、张新亭等同志，于三八年冬到三九年春，先后多次到广平县委、冀南三地委、冀南区党委联系，均未得到解决。后来由解蕴山等同志给冀南区党委写了一封强有力的恳求信，才引起上级党委的高度重视，终于在三九年四月十五日，冀南区党委组织部长于光汉到大正式建中共大名县工委。解蕴山为书记，冯洋舟为副书记兼组织部长，李大磊为武装部长，王纪明为宣传部长，组成了中共大名县工委领导班子。接着发展了一批党员，加强了党的力量。至三九年十一月间，由三地委组织部长曹海波到我县，对县工委领导班子又调整了一次。书记仍是解蕴山，副书记兼组织部长张新亭，宣传部长王纪明，武装部长李大磊，民运部长廉伯雅。为了加速党组织的基础力量，很快组建了四区党委，张力耕任四区区委书记。并以儒家寨战前支部的雄厚基础（当时有党员十余人）向周围村迅速扩展，先后在南贾庄、元寨、谢儿寨、东仲厢固、北贾庄、和寨、前沙圪塔、郭鸭窝、樊河道、胡马寨、杨桥、后齐庄等二十多个村庄，建立了党支部，发展党员约百余人，壮大了党的基层力量。

在建党组织的同时，抓紧建立了党的外围组织，于三九年二、三月间，成立了四区救国会，冯洋舟同志任主任，林省三、郭养之、徐尧臣、廉一波分别任组织、农民、总务、青年等部长。这一组织建立后不到几个月，杨桥、黄金堤等四十多个村庄相继建立了农救会、青救会、自卫队、儿童团等组织。为了提高这些组织的素质，于四月间在胡马寨办了两期二十多天的农会主任训练班。在农村群众组织风起云涌之时，各村抗日小学也蓬勃发展起来。以杨桥为中心先后建立了七、八十处小学和三处抗日高小。为了加强抗日救国宣传工作，在四大队领导下，组建了话剧团。在这短暂而复杂的时刻能取得上述这些成绩，不能不说是在建设这块抗日根据地史上写下了灿烂的一页。

自三八年国民党陈明绍南逃不到半年后，又卷土重来，其顽固倒退反动分裂气焰，不仅没有收敛，而是愈演愈烈。陈为分散与架空我们的领导力量，于三九年三、四月间把解蕴山同志调到为陈控制的第一行署任主任，解到任不久，陈即利用其爪牙，深夜闯进一行署驻地，企图暗杀解蕴山同志，恰巧解不在，幸免此难。自此后，解蕴山同志毅然回到四区工作，而陈对他也无可奈何。陈同时又让国民党员崔炳南当第二行署主任，来直接控制与分化瓦解我四区军政群组织。三九年五、六月间，陈下令取消我四区救国会，停止财经供应，并唆使国民党员成立“动委会”与我对抗。我们就与其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发动群众开展募捐自救活动，到处揭露其分裂阴谋。有一次，国民党员张文涛网罗一些国民党员、三青团员和受蒙蔽的一部分知识青年，在胡马寨立灶聚会。企图成立四区动委会。当我们听到此消息后，立即发动周围村的农会会员，闯进了他们的会场。他们讲，我们也讲，揭露其破坏团结的阴谋，群众听我们的不听他们的。一小撮国民党、三青团员就灰溜溜地走了。被激怒起来的群众则高呼反对分裂口号，拥进动委会住址，推倒了他们的锅灶，四区动委会宣告夭折。而我们四区救国会组织虽有短暂的内部分化，被崔炳南拉走了极个别不坚定分子，但对我们这一组织的骨干分子毫无破损，经过这一战斗洗礼，更增强了她的战斗力。

三九年秋，陈又下一道黑指令：由四大队组建的话剧团移交给第二行署领导，改编为第二行署宣传队。当时解蕴山等同志对此极为气愤，解蕴山同志与所谓陈的接受大员崔炳南进行说理斗争，在激烈争吵之后，达成协议，剧团分家。把全团所有人员集合一起，单横行一字排开，由解与崔双方讲明，愿到第二行署宣传队的往前迈一步，不愿去的原地不动。其结果，三十余人中只有崔几个亲属不过四、五人往前跨了一步。这场歇斯底里闹剧，不得不就此收场。

三九年秋冬之交，陈的秘书杨钟祥，率一个营突来四区活动。当时预感到一场新的斗争即将来临。果然，不几天杨通知我四大队和他的部队联欢。这时解蕴山、李大磊、王纪明等同志及时研究权衡了赴会与否的利弊之后，决定做好充分的思想、战斗准备参加联欢会。在会上杨讲话，大肆鼓吹一个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等老调，意在让四大队听他的指挥。解蕴山同志理直气壮的进行了反驳，大讲要想取得抗日最后胜利，必须搞好统一战线，任何一个党一个主义一个人不得包办代替……。解的言词激烈，气壮山河，鼓舞了士气。全体指战员振臂高呼：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万岁！共产党万岁！杨见我有了准备，未敢轻举妄动，只落个舌败、意灰而告吹。

到三九年末，四O年元旦前夕，有刘伯承、邓小平、陈再道、宋任穷等同志在东营镇清真寺内，召开了冀南三地委、冀鲁豫地区若干县委书记以上干部会议。当时大名县参加的除当时工委正副书记解蕴山、张新亭外还有工委委员王纪明、廉伯雅等，在这个会议上传达了党中央文件，其精神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反投降斗争。自此会议后，我一二九师三八六旅和冀南军区所属部队，向在华北闹磨擦的国民党石友三部全面反击，石部一触即溃。于四0年二月间（刚过罢春节）顺卫河两岸南退，而丁、陈部也尾随逃之夭夭。自此，改变了顽固势力长期盘踞冀南，勾结日军进攻我抗日根据地的严重局势。

我县抗日斗争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

丁陈撤走后，我县抗日根据地之广大，史无空前。中间虽有卫何与大、广公路之隔，但日伪除了驻防在城内、龙王庙外，其他村庄还未安碉堡据点，同时我县北部与东部又和冀南、鲁西广大根据地相连接。为了加强这一广大根据地的建设和顺应这一有利形势，迅速开展了三建（党、政、军）工作。于四0年二月间即成立了大名县民主抗日政府，民主选出了解蕴山同志为县长，并成立与设了一、二、三、四、五区区公所，任命了区长以及政府中各科科长。军队方面以四大队为基础和三大队、五大队合编为冀南军区游击第二支队，支队司令员李大磊，副司令员查茂德、政治委员王嘉善、政治部主任邱新野。全支队人数达一千五百多名。

由于我大名县抗日根据地与组织力量迅速发展与壮大，引起城内敌人的注目。敌人为了分割与破坏我抗日根据地，于四0年四月间在沿卫河的营镇、金滩镇（南桥口）和大、广公路上的刘军庄、张庄屯、柏村、王村集、杨庄、田固等村庄修筑了碉堡与据点。上级党委为了适应这一形势的变化，于四0年五、六月间，以卫河和大、广公路为分界线将大名分为大名、元城、魏县三个县。这时冀南一地委、一专署成立，大名归一地委领导。迅速调整了大名县党、政、军等组织领导班子。

四0年六月间分县后，随即成立了大名县抗日政府。县长郑一平。并设有行政、文教、财政、粮秣、司法、武装等科，下设一、二、三、四、五个区。六月间，县工委正式改为中共大名县委，原书记王纪明调一地委工作，由副书记张新亭负责全面工作，王绍卿为民运部长、田洪涛为组织部长、李耕任宣传部长。

四O年六月份，二支队过渡到正规部队后，随又建立了县游击大队、各区游击队、县模范连以及三九年秋建的青年连等抗日武装共三百余人。

在这一大好形势下，县、区群团组织：农、青、妇、文救会等也先后建立起来。

县、区各种组织建全后，其中心任务转向农村基层组织建设，广泛深入的宣传抗日救国，发动组织起来建立农、青、妇、文救国会及青抗先、模范班、自卫队、儿童团等。同时在农村积极推行减租减息，合理负担等农村经济政策。使贫苦农民生活基本上得到保证，更激起他们抗日的积极性。在发动组织与推行经济政策中，密切注意发现积极分子，在他们当中发展党员，建立党支部、在群众基础较好的村庄，民主选举了村长，建立了三三制政权。这样以来，使农村的党、政、军的领导权大都掌握在了贫雇农手中，统一在党的领导之下。截止到四O年底，以杨桥周围五、六十个村庄建立了各种群众组织和民主政权，有四十多个村庄建立了党支部，有党员五、六百人；在群武方面也得到空前发展，除有四十多村庄组织了自卫队、模范班外，有三十多个村庄模范班有了三到五支长、短钢枪，并集中组建了三十余人的民兵连。

在这一年里，我县军民，于六月末，配合兄弟部队，有力的粉碎了敌人“六·二五”大扫荡。这年六月二十五日，由大名、广平、肥乡、曲周等地出动日伪军三千余人，扫荡大名以北地区。我新八旅二十二团与日伪转战在西河寨、孟良寨、和寨、樊河道等村庄，经多次阻击，激烈战斗，共毙敌五百余人，我军团政委史钦琛及一百二十七名指战员壮烈牺牲，我县军政机关人员，除政府会计张X X一人牺牲外，其余均安全转移。我县根据地军民为了配合华北敌后有历史意义的“百团大战”，组织全县地方武装、干部、群众全动出击，骚扰敌伪据点，割电线、破公路、封锁沟、挖路、拆楼、平寨围等一系列活动，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这一大好形势持续到四一年春，我县抗日根据地和冀南敌后形势一样，开始出现恶化。日军在“百团大战”遭到严重打击以后，其主力由前方转向后方，回师华北。为了进一步推行他的“囚笼政策”、“蚕食政策”，和推行第一、第二、第三次“治安强化运动”，向我根据地疯狂扫荡，之后，又分别在营镇据点以西的崔庄、翟龙化、营镇、南桥口据点之间的王庄、阎庙和城北的康堤口、东门口等六个村庄安插了碉堡与据点，企图蚕食、分割与缩小我县根据地，妄图消灭我抗日力量。在这种情况下，我二、五区机关人员，暂时撤到一、四区的黄金堤、辛庄一带边沿区活劫。

当时我县根据地人民，为了应付与迎接这一局面，对敌进行了积极斗争。为了迎接与粉碎敌人的疯狂扫荡，开展了群众性打狗、挖路、破寨、拆楼、藏粮、空室清野等运动。同时，选择有利时期，组织我地方武装与群众武装主动出击敌人。如四一年春，翟龙化伪军三十余人到黄金堤抢粮，被我民兵（连长韩光启）伏击，缴获大枪、手枪二支，自行车两辆。四一年秋，在县委书记宋炎同志亲自指导下，由县大队配合四旅某部三打康堤口据点。前两次，双方均有伤亡，第三次攻打时，则通过敌伪工作，采取内应外攻的方法，终于拔掉了这个伪军据点。伪军有一个中队，被我击毙七人，生俘十余人，其余逃窜。从而打开了二、五区的囚笼缺口，加宽了二、五区与我一、四区大片根据地的相连地带。在同一时期，我县公安局破获了一起投敌案（公安队一班长xxx，暗中勾结翟龙化据点伪军，企图带人、枪投敌）。由县大队长赵良明指挥，用将计就计的办法，在翟龙化南地，生俘伪军十余人，获长短枪十余支。并枪毙了一名投敌分子和罪恶昭著的两名伪军。接着，在四一年冬，某夜，发动了全县干部、县区武装、民兵、群众达千余人，围攻了张庄等据点敌人。一夜之间，破公路、割电线达三里之长。此外我基干民兵还不断在夜晚骚扰伪据点，打消耗战，以消耗敌人的弹药物资。

 在这一年里对敌斗争上也有深痛教训。四一年春，敌人在我二、五区安设碉堡、据点，环境恶化，区机关暂时撤出。只是在黄金堤、辛庄边缘地区活动。有些干部畏难动摇，妥协回家，有的投敌叛变，二、五区工作中断。二、五区区长兼游击队长杨兴武和区助理员何梦九二人投敌。四一年冬，在和儿寨集中了一个民兵连搞集训。由于民兵内部不纯，民兵连副连长孟宪文（原土匪出身）暗中投敌，与龙化的伪匪勾结、策划，就在民兵集中的翌日拂晓时间，突然遭到龙化据点伪匪围袭，县武装干部刘亚南同志被捕（后越狱逃出），三十余只长枪被劫去，孟宪文随之公开叛逃。

四二年春，大名环境极度恶化，敌人为了推行第四、五次治安强化运动，在我根据地内疯狂反复扫荡之后，又分别先后在东司庄、于旺庄、屯头、杨桥、李马寨、程马寨、后桑圈（后迁刘马寨）、大霍庄、前海子、万堤、廉山庄、房庄等十二个村庄安插了碉堡、据点。再加上四一年前安插的共有二十八个碉堡、据点。碉堡、踞点之间公路相接，封锁沟相连。真是个炮楼林立、封锁线密布，出村任何一个方向，即可看到两个炮楼到三个炮楼。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为了保存力量，全县机关暂时撤出县境，在邻县馆陶境内活动，根据地的各基础组织中断了领导。

在大名县环境恶化前夜，四一年十二月间，华北局宣传部李大章同志，在沙圪塔村召开了一地委扩大会议。参加会的有一地委正副书记陈荣、申延纲，一专署专员兼大名县长解蕴山，县委书记李耕，魏县、成安书记田光涛、李廷以及分区敌工站薛宗周等。李大章同志在会上作了报告。其大意是：在一分区严酷形势下，如何坚持斗争、渡过难关、保存实力、保存干部，建立灰色组织或打入敌人内部，进行合法斗争等。又于四二年春节时，冀南区党委组织部长张策，在广平县平固店村，召开了一、三地委扩大会议（大名县有解蕴山、李耕参加了会议）。张策同志在会上作了报告，其大意是：粉碎敌人的治安强化运动，在残酷环境中继续坚持斗争。在我根据地积极打击敌人，巩固我根据地，在敌占区采取各种形式，利用会道门及社会关系作掩护，继续坚持对敌斗争。

根据上述两次会议精神，由当时的县委成员解蕴山、李耕、田洪涛以及分区敌工站薛宗周等同志先后两次研究决定：一、成立三个灰色组织，在后桑圈成立田境为团长的东团（也叫田团）由田辛甫同志掌握，在后辛寨成立张献之为团长的北团（也叫杨团），由孙行之掌握。二、在基层由我掌握的人充当伪村长、联络员，名为敌效劳，实为我服务。三、为了保存干部，可在灰色组织或利用社会关系自谋职业等，暂时隐蔽起来。四、留少而精机构、人员在靠近馆陶的边缘区活动。

不久，三个灰色组织很快在后桑圈、后辛寨、谢儿寨建立起来。名为伪“东亚同盟自治军”李春华部的贺润生伪团所属，实为我暗中掌握。这些组织，起初发挥了一些作用，如掩护了一批党员、干部。经常与我提供情报，了解一些敌人动向。但是，由于有些人匪性未改，经不起敌人威胁、利诱，不久就变了卦，田境首先倒向了敌人，张献之也畏缩退出。田、张二团也中断了给我们的联系。我们派进去的党员、干部也先后退了出来，但杨团始终给我们保持着联系，后虽被贺润生强制编到他所掌握的团内一个营，杨国才为营长，终于八月间在廉山庄率部起义，改编成我县大队一个中队。

五月间据点的日、伪军几乎是每日都到周围村催粮、要款、绑架。搜捕共产党员和基础干部，同时推行保甲制度、发良民证等一系列清乡活动，使农村处于白色恐怖之中。在这一严峻的时刻，有的党员坚贞不屈，死在敌人屠刀之下，也有的经不起这一考验走向了妥协、自首、叛变投敌道路。杨桥周围某些村的基层组织遭到严重破坏。另一严重情况是，当时撤出一分区境内的魏县、成安、临漳、大名及一分区、三分区直属机关、军队都集中在大名以北馆陶拐渠一隅活动，于四月二十九日遭大名、广平、馆陶敌人的合围袭击，我地、县组织受到很大的创伤。

自此后，上级党委认识到前一段的惨痛教训。为了扭转过去强调灰色组织作用的右倾情绪和部队集中目标太大被动挨打的局面，采取了将部队、机关化整为零，开展小队活动，组织强有力的武工队插入敌人心脏开展政治攻势。这时为了加强领导力量，一地委书记陈荣同志亲自调整大名县委领导班子，于四二年五月间史烈光任县长，张新亭任副书记，李方炎任宣传部长，陈自立任组织部副部长，随主持会议，根据上级党委指示精神决定成立三个武工队插到敌占区开展政治攻势，县委成员具体分工包片深入到敌占区恢复组织，对敌展开针锋相对的斗争。在这一时期，我县的武装力量也作了重新整顿，除军队、地方抽调强有力干部三十余人组成一个武工队外，原县大队改编一个中队，原各区游击队合编为一个中队，二十六团充实给一个中队组成县大队，另外还有公安队等。

 六、七月间青纱帐乍起时，一专署专员解蕴山同志亲自带领二十六团一个中队，县大队一个中队、专直武工队、县武工队，县公安队出没在敌人碉堡、据点周围村庄打游击。夜晚给敌人上政治课、记黑红账，并以解蕴山、李大磊的名义给伪军头目写信等。通过一系列政治攻势，起到了瓦解了敌人内部，打击了敌人嚣张气焰的作用，同时严惩了死心踏地的走狗汉奸，枪毙了叛徒靖仝。在干群中进一步扩大了政治影响，增强了胜利信心。五月份县委成员分工包片（副书记张新亭负责万堤以东漳河套，李方炎负责杨桥以西，陈自立负责杨桥以东），分别插到该片和当地武工队紧密联系配合，逐村恢复了党的组织。

 形势发展到七、八月间，分区二十六团配合我县大队组织力量不断围袭碉堡、据点。先后拔掉了刘马寨、杨桥（同年九月份复又修筑了碉堡）、东司庄、屯头碉堡，在我军事威胁与政治攻势下，九月初程马寨王庄的据点之伪军吓的撤回到廉山庄据点。随之我地下党员任伪营长的杨国才在廉山庄率部起义。八月末，驻金滩镇伪军受到严重创伤。之后，廉山庄、房庄之伪匪亦随他们全部退缩到城内。自此，大名县境内游击区逐步扩大起来，形势出现了好转。我地方机关、干部开始进入县境活动，出现了当时上级党委所提出的“有敌人无敌区”的良好局面。

根据当时形势发展变化，四二年十月间又作了第二次区划，由原五个区，划为六个区。在区级组织建立之后，迅速恢复与整顿了村级组织，对党员普遍的进行了审查登记。

四二年冬，再次开辟了五、六区工作。五、六区前身是原二、五区。受敌人统治时间较长，敌、伪、匪猖撅；我工作、组织基础薄弱，四一年区级干部撤出，曾开辟两次，均遭失败。为了加强其领导，当时的县副书记兼救国会主任张新亭同志兼五、六区区委书记，富有经验的刘建农同志任五、六区区长，原县农会主任庞建中任五、六区救国会主任。先后又有能征善战的王震、韩培文、刘亚南、王建中（女）、刘曙光、田英、马省等同志，分别充实到区公所、救国会、武委任职。进入五、六区后，首先配合县大队在孔台村全歼了王天林一大股土匪，击毙了十余人，活捉十余人。又先后枪毙了十几个小股匪首。五、六区境内土匪基本上被全部消灭，给五、六区人民除了一大害，取得了人民对我们的信任。在开创这一有利条件后，乘胜前进，迅速摧垮敌伪大乡、保甲长制度。相继建立了新的村政权。同时，发动群众组织农会、民兵等，并从中发现积极分子发展党员，及时建立支部。先后在五、六区交接处的南冯庄、张潘庄、郭庄、大栗庄、李炉、连庄、白杨庄、陈坟、贾许村、范村等十几个村庄建立了党组织，扎下了根基，开创了小块根据地，扩大了游击区。

正当我县抗日根据地、游击区逐步扩大，对敌斗争形势继续好转的时候，四三年春大灾荒降临，死人无数，惨不忍睹。光小潭口一个村庄就饿死了四分之一。树叶树皮，吃的净光，农村呈现出一片凄凉。在这一严重情况下，县委和政府号召全体指战员和工作人员与群众同甘共苦，节衣缩食，我工作人员由原来一年一套棉衣两套单衣，改为两年一套棉衣，一年一套单衣，由原一天吃粮一斤改为八两、七两到五两指标。并积极发动群众开展生产自救。成立纺织组，以工代赈，按月发放救济粮。同时在基层组织较好的村庄开展借粮斗争。当时在屯头村搞了借粮斗争试点，有一户地主献粮三千余斤。另一户地主经说理斗争无效后，从他家挖出许多余粮。胡马寨村借地主、富农六户余粮达二千四百多斤，发放给十六户贫、下中农，全村一个也没有被饿死。

八月中旬，又发生蝗灾，虽经我们组织群众捕灭，但秋收大减。九月中旬，虫灾刚刚过去，连降大雨七天，积水成涝，漳河漫溢。我们发动群众打堤筑堰，保住了一、三、四区绝大部分村庄。但我五、六区一百多个村庄却变成了一片泽国。水灾还未过去，十月上旬，霍乱流行，在当时缺衣少药的情况下，发动乡村中医，积极推行土法、偏方，全民开展灭霍乱运动，才逐步控制了霍乱病发展。

在这一年里，全县根据地人民与一系列自然灾害作斗争的同时，积极开展了对敌斗争。为了防止敌匪抢夺粮食，各村组织了以基本民兵为基础的“看青队”夜晚集中轮流巡逻，开展全民性藏粮运动，创造出双墙壁、假火炕、地洞、地窖等巧妙方法，使扫荡之敌，找不到一粒粮。为了对付敌人的铁壁合围，反复扫荡，在根据地内，开展了挖地道工程。如沙圪塔村成了地道村，村内地道成网，并通向村外野郊。

这年秋冬两季，对县、区干部，先后分批开展了整风学习运动。采用大、中、小型集训，抽调轮训等形式，学习文件，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党内外干部更加团结，革命情绪更加高涨。各地方并克服了过去某些分散主义现象，提高了党的战斗力。

四三年五月间，一专署从我县抽出一部分干部，到路南魏县帮助夏收夏征工作。五月二十六日（五·二六）遭到敌人合围。在突围中有许多同志英勇牺牲。其中有一专署专员解蕴山和曾在我县任过组织部长的田洪涛，以及我县、区救国会的庞建中、霍同堂等同志。他们为中华民族解放事业流尽了最后一滴血。

一九四四年，是我县抗日根据地继续巩固、发展的一年，是敌人垂死挣扎的一年，也是大名县人民开展局部反攻的一年。

四四年四月日军集中力量开始向国民党正面战场发动大规模进攻，我县的营镇、王庄、阎庙、崔庄、翟龙化之日伪军收缩撒退，使我五、六区形成了一百多个村庄的大片抗日根据地。但在我一、二、三、四区根据地却继续挣扎捣乱。四四年初，伪匪杨法贤部用一个团的兵力，在杨桥、前海子、万堤扩建了据点，由原驻防六十余人增加到五、六百人。敌人又利用当地某些土豪、恶霸、民族败类纠合了一、二百人，在张庄屯成立了所谓“反攻自卫团”，安设了据点，与海子、杨桥伪匪互相勾结，经常出来窜扰抢掠，对我一、二、三区，特别是对我二区构成极大威胁。五月，大名、广平千余名日伪军，又向以元寨为中心的我县党政机关驻地进行合击，捕去我县公安局长吴帮禹等三同志和群众数十人，并掠走大量牲畜、物资，使我一区一些村庄经济上受到极大损失。

六月间，我开始组织力量，有计划的向敌人出击。经我二十六团某部配合，县大队对海子、杨桥据点进行了几次袭击，敌伪外出窜扰大有收敛。特别是到六月末，我二十团某部和县大队，先后拔掉了李马寨、于旺庄碉堡之后，其余据点之敌，更不敢轻举妄动。我县根据地形势出现了根本好转。

为了巩固与发展我抗日根据地，广泛而深入的开展了一系列群众运动。

一是在四三年灾荒之后，为迅速恢复元气，继续开展了生产自救活动。二是准备局部反攻，和扩充兵源，于四月间，全县开展了扩军运动。由于群众抗日觉悟的提高，迅速掀起参军热潮。“母亲送儿上战场，妻子送郎打东洋”的先进典型层出不穷，一个村就有五、六名至十余名参军的生动事例，全县很快超额完成了扩军任务。三是贯彻执行冀南行署关于赎地问题训令，于八、九月间，开展了赎地运动。凡在一九三六年以来因生活所迫而典卖之土地，均照原价赎到贫苦农民自己手里。使基本群众的生产、生活得到改善，给巩固与发展我根据地起了重大作用。

通过以上生产自救、扩军、赎地等运动，群众的思想觉悟逐步提高，从中涌出许多积极分子，迅速发展与壮大了基层的党政群组织，据点以外的村庄，都先后建立了农会、妇会、自卫队、民兵等组织。基础较好的村，民兵有了枪支，民主选举了村长，建立了三三制政权。党组织由三九年到四0年的四十多个支部和八百多名党员（四二到四三年因环境恶化和自然灾害，组织处于停顿状态）的基础上，四四年一年里，发展到七十多个支部，一千三百多名党员。为我县根据地建设打下了坚实基础。

四五年初，进入了全面反攻阶段。全县根据地人民支前热潮空前高涨。各村组织民兵、担架，运输等支前工作十分活跃。我三分区二十三团，于一月十六日夜，突进大名城。伪“东亚同盟自治军”突击团团长张履亭率部四百余人起义，和我二十三团协同作战，一举歼灭日军一个中队和伪军一部，摧毁了伪军部、伪军署、伪警察局，击毙军长刘崑、参谋长檀松甫，活捉了警察局局长刘炳之。三月间，由二十三团配合我县大队，首先攻克了伪军实力较强的海子据点（伪军五百人），继而攻克了杨桥据点（伪军三百余人）。海子、杨桥据点拔掉之后，四月间，又拔掉了万堤、南桥口据点。张庄屯据点的“反共自卫团”一触即溃，当场击毙了伪反共自卫团正副团长张献之、赵西林，生俘伪军二百余名。翌日，张庄、柏村、王村集、高寨、蔡屯、田固、杨庄等碉堡之敌吓的分别跑回大名、广平城内。五月十四日，大名城内日伪军弃城逃向安阳，大名县境全部宣告解放。

大名城市解放，在当时是冀南城市解放较早的一个，上级党委为了加强城市领导，于七月间成立了大名市，直属三地委领导。县、市分开后，大名县遂重新区划，由原六个区划为五个区。县直属机关集中住在杨桥及其周围村庄，指导全县工作。

我县根据地人民，为了支援兄弟地区解放和巩固自身的建设，先后完成了以下几个任务：

六月间，组织了全县党、政、群干部，突击完成了夏征任务，并组织民兵、担架、运输等，参加与支援了成（安）、临（漳）、安（阳）战役。

七月间，广泛而深入的开展了减租减息运动。在这一运动中，向地主、富农和佃、雇农双方讲明团结抗日的意义，较顺利的推行了这一政策。但也有少数地主采取抵抗态度。如后桑圈反动地主薛宝仁利用与蒙蔽一部分中农中不明真象的人，一哄而起，打死了村支书申兰田，打伤农会主任薛鸿营，制造了“后桑圈事件”。因此激起周围村党员、群众的愤怒，集起了数百名民兵、群众，将该村围住，捉住了薛宝仁等十余人。经我县政府发出布告，枪毙了首要分子薛宝仁、薛一亭，平息了民愤。这一事件处理后，大长了群众斗志，大刹了顽固地主的反动气焰，一扫过去几年来减租减息的形式主义等不彻底现象，使这一运动开展的更加广泛和深入。

由于减租减息政策贯彻的好，群众生活得到进一步改善，抗日热情更加高涨。八月间，顺利的开展了扩军运动。在这次运动中，开展了以保卫胜利果实为口号的思想发动，和对对象本人、家庭成员、以及社会关系做了大量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从而，迅速的掀起了集体参军热潮。如赵鸭窝村民兵队长赵长柱，就带领民兵二十余名集体报名参了军。

八月十五日，日本政府宣布无条件投降。九月二日，日本政府在投降书上签字，持续八年之久的抗日战争胜利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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