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族革命女英雄郭隆真

 张恩棠

1931年4月5日上午，戒备森严的山东省第一监狱的大门打开了。二十多名被长期折磨得遍体鳞伤的共产党员，在两排荷枪实弹的大兵押解下走向刑场。其中有一名中等身材、长方脸型、三十多岁的女共产党员，戴着脚镣手铐，昂首挺胸；走在最前头，脚镣发出一阵“哗啦哗啦”的声音。

她是1930年11月2日在青岛被捕后解送到省城济南监狱的。在这五个多月的囚禁中，国民党反动派对她施用了严刑拷打等惨无人道的手段，始终没有从她口中得到有关我们党地下组织的活动情况和她本人的真实姓名。据青岛敌伪档案中记载：“妇人姓称为张马氏，继又供为张李氏，自称由天津来的，忽又称自济南来。据x'x x、xxx等供词，该张李氏确为重要共犯，乘隙煽动工潮……。”

道路两旁的人们都以惊异的目光，呆痴痴地望着这些为了中国劳苦大众的解放事业而英勇捐躯的英雄们。不少人还偷偷地流下了眼泪。

这位临危不惧视死如归，铮铮铁骨的“张马氏”是谁呢？

她就是回族人民中的女英雄、“五四”运动中在天津和周恩来、邓颖超等创办“觉悟社”的主要领导人，我们党最早的回族女党员郭隆真同志。

家世和父亲

古老的大名城位于卫、漳两河河套区的中心地带，因为历史上不断发生水患，使这座自宋代以来曾经十分昌盛、繁华的城市，随着历史的变迁也和中国的封建制度一样，年复一年的衰败下来。渐渐兴起的是卫河沿岸的村庄和集镇。弯弯曲曲的卫河自西南流向东北，在明清两代就成了沟通南北交通的大动脉。在大名县城东北三十五华里卫河东岸黄河故道的西大堤上，有一个南北长五、六华里的回、汉民族杂居的村庄-----金滩镇。这个镇不仅交通方便，所处地理位置也十分重要，它在直、鲁、豫三省的交界处，还是这三省边缘地区城乡物资的集散中心。逢集逢会，周围二、三百里的人们都赶到这里来做买卖。京、津和其他一些大城市的富商大贾也都常年住在这里收购他们所需要的农、畜产品。卫河内南来北在的大小船只，犹如穿梭，昼夜不断。不论是达官贵人、平民百姓或求学上进的学生们，都好在这里“打尖”歇脚。镇上，说书唱戏的，打拳卖艺的，占卜算命的以及酒馆饭铺，赌场烟馆等，无所不有。居住在这里的人们，消息都比较灵通。

金滩镇北街古老清真寺的错对门，住着一家姓郭的大户人家，自明朝初年以来，他家就是“书香门第，耕读人家”。1894年4月1l日，郭隆真就出生在这个回族家庭中。因她前边还有四个姐姐一个哥哥，虽然夭折了两个姐姐，按这里回族人民的匀惯，大家仍称她为六妮。

郭隆真的父亲郭荣桂，字攀蟾，人们都尊称他老攀。这个名字就成了他的“法定官名”，而荣桂二字却被人们慢慢地遗忘了。

每当人们回忆起老攀先生来，都以敬佩的口气把他说成传奇式的人物。他自幼熟读诗书，善书画，兼习医道，为人正直，思想开明，厌恶清朝官府，不愿走仕途发达的道路。在这一带，特别是在回民中享有很高的威信。大家公推他为金摊镇“回民聚进会”的名誉会长。其妻马氏，本镇东街人，性情温顺、贤惠，是位对丈夫百依百顺的“贤妻良母”。

郭老攀带头剪了辫子，并将自家开的中药铺改为“平均阁”，挂起了“贫病舍药”的牌子。当时曾有人问他“平均”二字有何取义？他回答说：“不患寡，而患不均，要是平均了，什么叛乱就没有了。”

在清末民初，郭老攀先生做的很多事情至今还被人们所称赞、传颂。一次，卫河沿岸各村镇的富商绅士们，为了讨好官府，都集合在金滩镇戏园子里，为卫河河厅姚东泉作了一块题为“志唯崇公”的匾额。老攀先生早就知道这个姚东泉是欺男霸女，无恶不作的吸血鬼，借修卫河之机残酷搜刮民财。当他们正要吹吹打打送匾的时候，郭老攀先生正言厉色地问道：“姚东泉何功何德，敢劳列位送匾？今天面对众乡亲说个明白再送不迟。”说罢，他拿起两块砖头就把匾额砸毁了。前来看热闹的人们都鼓掌欢呼。

父亲对她的影响

 在隆真幼小的心灵中，父亲是最了不起的人物，她很爱父亲，崇敬父亲，更羡慕父亲的为人处事。

 他们父女所处的年代，正是中国两、三千年的封建社会制度走向灭亡的时候。由于清朝统治者的腐败无能，国内农民起义彼伏此起，国外各列强疯狂向外扩张，第一次鸦片战争使中国的一切弱点，完全暴露在帝国主义者面前。清朝当权者无力抵御列强的侵略，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一个接着一个签订。老攀先生面对祖国的大好河山一块块被列强们掠夺去，对统治者苟且偷安的行为深恶痛绝，痛心疾首。他常年订着一份《申报》，从一些维新人物的主张中进一步认识到，国家要富强，就必须大力发展教育事业，提高全中国人民的文化知识水平。在这种富国强兵的思想促使下，他让女儿们从小就读书识字。隆真来到世上的那一年，正是中日甲午之战中国海军大吃败仗的一年。出于民族义愤和爱国之心，老攀先生经常把一些国耻和历史上抗敌雪耻的英雄人物的故事讲给儿女们听。

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老攀先生总认为救国是男儿的事，“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嘛，他以为“匹夫”就是男子汉。女孩家只有使她们成为“名门闺秀”，就是尽到作父母的责任了。所以整天将她们关在家里教她们读《女儿经》、《女诫》、《女四书》、《闺范》和《烈女传》等一类的书籍。一次，隆真找到父亲屋里问道：“为什么哥哥不读男儿经、男诫、烈男传呢？”父亲听了先是哈哈大笑，仔细想来颇感问得有道理，便回答说：“我国向来就是男治外女治内，因为所负的责任不同，所学的东西也就不同。”隆真不服气地说：“您给我们讲的木兰从军，梁红玉抗金兵，秋瑾闹革命是什么意思？她们不是和男儿一样吗？”父亲再也没有道理说服她了，只好说：“你说的有道理，你有志气，可以和你哥哥读同样的书。”父亲答应了她的要求，她再也不读以前那些书了。

随着年龄的增长和文化知识的提高，郭隆真对家庭中和社会上的一些现象产生了怀疑，对最初给她起的名字淑善感到不满意，认为没有志气，便先后改成嵌浚、隆贞等。她对这些名字仍然感到不够理想，经过反复查阅字典终于改成隆真（林一是党内名）。有人何她为什么这么改？她说：“从封建的旧礼教中隆起，追求真理”。对于那个六妮，她压根就没有承认。

郭隆真在成为共产主义者之前，对于为什么富人越来越富，穷人越来越穷？富商大贾、绅士财主们为什么任意打骂、欺压受苦人？怎样才能改变这种不合理的社会现实？她没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和奋斗目标。她唯一的理想是，尽快打破封建礼教的束缚，争取做一个和男子一样平等的新女性。她在自传中说：“我在当时所处的环境，是和她（指英姊一一笔者）同，尤其是指腹为婚事，在当时能帮助我的只有我的第二姊，亦可以说，这时家庭的压力减低了些。我们数年的识字、放足、平权的奋斗能成功，退婚的奋斗虽然无结果，但能做到逃婚，潜走天津，是时年十五、六岁”。

第一个女子小学堂

 1906年，郭老攀先生以学董的身份在金滩镇办了一所初等小学堂，聘请马泉卿等人为教师。这个小学堂不讲《百家姓》、《三字经》和《千字文》等，讲的是国文、算术、历史、修身等课程，人们称它为“洋学堂”。 学堂里仍然是只收男生不收女生。郭隆真还是被关在家里由父亲教她姊妹们读书。

 到了1909年（宣统元年），经她多次要求，又亲终于答应了在他们家中办女子小学堂。这对于十五岁的郭隆真来说，确实是一件很了不起的大事，她的心情特别激动，赶快收拾了三间西屋，在自家中拼凑了一些桌椅板凳，还做了一块小黑板。从此，郭家大门前便挂起了“元城县第一女子小学堂”的大牌子，这也是直鲁豫三省交界平原上第一块女子小学堂的牌子。上课的地方是有了，学生怎么办？郭隆真先是动员自家的妹妹、侄女们来上学，继而又说服和她家比较亲近的亲戚、邻居家的女孩子来读书。那些家中比较富有的女孩子们，总以为“女子无才便是德”， 隆真针对这些思想，反复向她们说明文化知识和德的关系。对穷家的孩子就帮助他们去干活，去割草喂羊，叫他们腾出时间来上学，很快就招收了二十多名女学生。郭隆真堂堂正正地站在讲台上给这些女孩子们讲课，讲古代女英雄的故事。学习用的笔、墨、纸、砚都是她家自备，遇到阴雨天气，她还要逐个接送她们，对学习成绩好的还要给以奖励。

在隆真的动员下，虽然有些女孩子来读书，摆在她面前的仍有两大难处：一是女生都没有正式名字，一是女生都面临缠足的痛苦。当地女孩子们在出嫁前都是叫X  X妮、X  X丫头、X X姑娘，出嫁后随夫姓叫X X氏。这些女孩子到了学堂里，个个都象出了笼子的小鸟一样，欢蹦乱跳，认为自己很快就会展翅飞翔了，她们的第一个要求就是有个和男子一样的名字。郭隆真就给她们每个人都起了个“官名”，如马孝文、马正中、马联所等。第二是放足。在多年的封建制度下，大名周围有这样一个习惯，每当女孩子长到十多岁的时候，逢集逢会，大户人家便赶上轿车子，带着自家的“千金”让她们把两只脚伸在车帘外，没有车的小户人家由长辈领着女儿们，名为赶集赶会，实为让人们看看自家女孩子的“三寸金莲”。脚越小上门的媒婆越多。放了足的闺女找不到婆家，对他们的家长来说是最大的耻辱。郭隆真在父亲的支持下，自己放足斗争取得胜利。她的那些学生都到了缠足的年龄，有的已缠足了。她为了解除这些女孩子的终生痛苦，向家长们反复讲缠足的害处，她还编了一些歌谣教给女学生去演唱。《七十二糊涂》就是比较典型的一首：“大姐绣房常啼哭，妈妈你好糊涂，两脚缠的麻苏苏，走路做活真受苦，妈妈你好糊涂，大姐终日气呼呼，妈妈你好糊涂，不叫出门去读书，妈妈你好糊涂……。”这些歌谣都和词牌子一样，在不同的时期填入不同的内容，一直流传到抗日战争后期。  

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编些歌谣宣传收效仍不大。1925年郭隆真从法国和苏联留学回来探家时，在家只住了一天的时间里，她仍然跑到戏园子里，在戏未开演之前跳上了戏台大声宣讲妇女放足的道理。她打比方说：“我们中国有一半人是妇女，一半男子，整个中国像一个人，把一只脚裹成残废，只剩一只脚还怎么走路？缺脚的人走路都不方便，还怎么劳动，国家咋能富强起来？妇女缠了脚就是戴上了镣铐，手不能提，肩不能挑。妇女要解放，男女要平等，就得砸毁镣铐，把脚放了。”

男子剪辫子，女子放足，办起学堂尤其是办女洋学堂，都是大逆不道的事。但流言蜚语并没有把他们吓倒，在一些开明人士的支持下，由于他们父女二人的努力，在两所初级小学的基破上，又办起了一所高级小学堂。

辛亥革命胜利后，中国从此结束了两千多年封建制度的统治，更进一步激发了郭隆真办好教育拯救国家的思想。她用工整的毛笔字写了一张告示贴在镇中的十字街口，至今在人民群众中还流传着这样几句：中华民国告成，强迫教育实行。男女以后平等，女子上学光荣。咱镇成立女校，专为女子启蒙。无论回汉女生，来校一概欢迎。                     

大名城内办女高

郭隆真和她父亲在家乡办学认真，学生成绩都很好，得到多数乡亲们的拥护和支持。人们都认为他们为人正直，作风正派，孩子跟上他们都不会走邪道，纷纷送孩子们来学堂里读书。县长马毓藻是一个顽固不化的旧官僚，他不重视新教育，对郭隆真父女办的学堂也不给立案，所以全县的学堂办得都很糟。直隶省政府对这个县的教育事业很不满意。

1912年撤销元城县建制后的农历5月间，省学台傅增湘要来大名视察的消息像春风一样，很快就在各学校传开了。这位学台思想比较开明，是拥护新思潮的，当他看到郭老攀父女的禀帖后，认为一个乡村集镇能成立一个女校，实属破天荒的新事。当即传谕挂出牌子，对郭淑善办女校给予嘉奖，并面示县长办女校是他的功绩。马毓藻对郭隆真甚是感激，就将金滩镇女子小学堂等注册立案，成为官府正式承认的学堂。省学台的到来，有力地促进了大名县教育事业的发展。就在这年秋天，大名城内宏济桥成立了大名县第一女子高级小学堂，郭隆真被请进城里来当教员。

“宣统二年半，中华大改变，推倒小皇帝，孙文把国建”，这是大名一带流传很广的一首歌谣，人们都把国家的富强寄托在孙中山先生身上。政体虽然改变了，残余的封建势力还很强大，旧的封建礼教依然束缚着人们的思想和行动。金滩镇只有五、六个女学生跟郭隆真来城内上学，大多数家长不愿叫女孩子出外读书，在大名城里入学的女孩子也不多。这使郭隆真在思想上非常沉闷，同时思想上还有三条绳紧紧地缠绕着她：一是怎样才能进一步摆脱封建礼教对妇女的束缚？在她现有的知识基础上，找不到正确的答案，二是由家办的初级小学升为高级小学，深感自己知识之不足，难以胜任，最大的压力还是那桩指腹为婚的婚事。

男方十一岁了，按当时的习惯富家子弟十二岁就可娶妻了。婆家离县城很近，三天两头来催婚。旧社会若是成了婚，只许男休女，那会让女子提出离婚呢？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郭隆真反复思考，夜难寐昼难食，一天天消瘦下来。

她敬仰秋瑾，羡慕她的斗争生活，尤其渴望能学到更多的知识，从中找到妇女解放的道路和真理。这条道路在那里呢？

机会终于来到了。1913年春，天津直隶北洋女子师范学校来大名府招生，县长感激郭隆真对保住他的禄位出了力，亲自写了公函，推荐她赴天津考试。大名第一个能去省城赴考的女子是郭隆真，郭老攀先生也感到很光荣，他十年多的心血总算没有白费。

考取了北洋女子师范

郭老攀先生租了一只快船，告别了家人，亲自送女儿去天津读书。隆真站在高扯风帆顺水而下的船头上，仰望蓝天，空中一群大雁排成“人”字形，扇动着矫健的翅膀向北方飞去……

她望着远飞的大雁，一阵喜悦之后又一阵忧伤涌向她的心头。喜的是她终于冲破封建礼教的禁锢，象大雁一样要展翅高飞了，她要飞到那遥远的地方去，永远摆脱这个使她痛苦和留恋的地方，忧的是，国事无望，窃国大盗袁世凯夺取了辛亥革命的成果，国家的命运如何？妇女的命运又如何？她无法设想。她站在船头的甲板上凝视着前方，望着那滚滚的浪花，心中久久不能平静。她猛然想起了秋瑾的《勉女权歌》，便轻声念道：

吾辈爱自由，勉励自己一杯酒，

男女平等天赋新，岂甘居牛后？

愿奋然自拨，一洗从前羞耻垢，

责任在肩头，恢复江山劳素手。

郭老攀先生听了女儿朗诵的诗句，引起他思想上的共鸣，一时诗兴来潮，便和了一首黄兴的《咏鹰》：

独立雄无敌，长空万里风，

可怜此豪杰，岂肯困樊笼？

一去渡苍海，高扬摩碧穹，

秋深霜气肃，木落万山空。

船像离弦的利箭，乘风破浪，飞驰而下……

坐落在天津宁纬路的直隶北洋女子师范学校是当时我国北方最高的女子学府，它那高筑的围墙和整天紧闭的大铁门，真像一座修道院。女学生们不能随便出校门，中年的学监像财主家的管家婆一样，日夜监视着来这个学校深造的学生们。

郭隆真应试及格，考取了预科班。这个学校的学生大多数来自大城市，只有郭隆真等两、三个是来自乡下的姑娘。她上身穿着蓝布罩褂，里面套着一件很新的红绸棉袄，操着一口大名土语，举止大方，待人亲切，生活习惯又不同于其他同学，这就引起了大家对她的注意。她脑子虽然并不聪敏，接受能力也较差，学习却特别努力，半年就升入了本科班。她那虚心和蔼的态度和处处体贴别人的行动，使得同学们对她都有极大的好感，都主动和她接近。刘清扬、张峥漪（后改名秀岩）、张若名、邓颖超等都成了她的好朋友。她自己居住的那间七、八平方米的斗室就成了大家集会的地方。她常把自己的身世讲给同学们听，大家对她为逃避不合理的封建婚姻来求学深表同情和敬佩。因她年龄比一般同学都大，所以大家都亲切地称她为郭大姐。

一个从社会实践中进入学校的人，深感自己知识的不足。郭隆真如饥似渴地拼命学习，每年的寒暑假，她都留校学习，从不回家。1915年当郭老攀先生“归真”（回归真主，即逝世）的噩耗传到学校后，对郭隆真是一个很大的打击，她偷偷地来到校内的僻静处，面对家乡，以十分悲痛的心情默默致哀，她深深怀念着父亲对她的教养之恩。事后她给母亲和哥哥写了一封长信，除对年迈的母亲表示安慰外，还说明父亲已入土很多天了，如果她回去，又会再一次掀起全家人的悲痛。郭隆真很快又投入了暑假前的考试。

为抗婚巧用脱身计

1917年刚进入夏季，直鲁豫平原一连下了几场大雨，卫、漳两河河水猛涨，破岸四溢。大名城东西南三面被洪水包围，河套区变成了一片汪洋。很多村庄、田园淹没在大水之中，成群结队的灾民们沿街乞讨，露宿街头，整个县城呈现出一付悲惨、凄凉的景象，卖儿卖女者屡见不鲜。反动腐朽的官府，对人民群众的疾苦视而不见，听而不闻，躲在衙门里花天酒地，过着荒淫无度的生活。

正在天津读书的郭隆真从报纸上看到家乡的惨状后心焦如焚，她多么想回家看看年迈的母亲啊！每当她想起家乡来，那桩不合情理的婚事就象一张网笼罩在她的心头，使她难以摆脱。父亲在世时和大名城北七里店村大财主杨宪章（文秀才）通家相好，情同手足。隆真五、六岁时，杨宪章的填房妻子怀了孕，两家就订下了这门亲事。杨家如生男就结为秦晋之好；如生女就结拜为干姊妹。结果生下来是个男孩子，取名雨田，这桩婚事就这样订下了。

目前，杨雨田巳经到了十七岁，早到完婚年龄。隆真心想，如果回去，仍会被封建礼教征服，成为关在家里生儿养女，洗衣做饭的“贤妻良母”，十多年辛辛苦苦学到的文化知识将付之东流。她反复思考，还是不回去为好。

将近暑假的一天，郭隆真突然接到家中来信，说她母亲病情严重，催她快些回去。她心里完全明白，这又是杨家催婚的信号，便将这一情况如实地告诉了她的好朋友刘清扬、邓颖超、张若名等人。朋友们推心置腹地对她进行了帮助和谋划，使隆真鼓起了勇气，决定回去看个究竟。

当她回到家乡金滩镇后，果然不出所料，杨家已多次催婚，并扬言如再拖延，就要到县衙门里告郭家赖婚。母亲和哥哥考虑到隆真那股倔劲，不敢作主，只有把她叫回来亲自对付这件事。二十三岁的郭隆真在思想上已基本成熟，四年来的大城市生活使她学到了不少待人处事的知识。这桩婚事怎么办？她已成竹在胸了。

为了不使母亲和哥哥作难，她欣然答应了下来，但要答应她在不破坏回族风俗习惯的情况下提出的条件，一是坐亮轿不坐花轿，以示平等，二是穿便装不穿花衣，以示革新，三是亲自在阿訇面前写“依扎布”（结婚祝词），以示平权。母亲和哥哥虽不敢作主，但又拗不过隆真，只好去和杨家协商。开始，杨家也不答应，认为是伤风败俗有损杨氏门庭。后来又考虑到郭隆真能回来“就范”，确实不易，一旦再“飞”走就不好办了，也就半推半就的答应下来了。

出嫁那天，哥哥租了一只船，将隆真送到七里店村石牌坊附近一户姓丹的亲戚家里落脚。当迎娶的轿子来到门前时，仍是一顶亮轿和一顶花轿。郭隆真摘下蒙在头上的盖头，也不让往外打小轿子，她亲手扯下轿帘，堂堂正正坐在矫内。这时全村都轰动了，男女老少都说杨老宪家娶了个“洋学生”，潮水般的涌向杨家大门看热闹。花轿一落地，郭隆真便健步走入杨家大门，站立在两边准备撒喜枣的中年妇女都被这从没见过的举动惊呆了。她们凝视着这位留着短发，身穿天蓝色短袖旗袍，两只大脚穿着白袜和黑圆口布鞋的新娘子，庄庄重重地向院内走去。喜枣没有撒出去就被一群男孩子抢光了。

在院子的正中搭起了一座大棚，王从一老阿訇坐在棚内八仙桌子后边的太师椅子上，他背后的帷帐上挂着用阿、汉两种文字书写的“喜”字。郭隆真举止大方地走到桌子前深深鞠了一躬，郑重地说：“阿旬老人家请您老暂不要写‘依扎布’，伊斯兰教教法经《维嘎页》中说，双方同意才能结婚，我们是一方同意，也没有介绍人，还是父母作主。所以这个‘依扎布’不能写，您说对吗？”王阿訇是位开明、忠厚的长者，他赶忙站起身来双手抱拳说：“郭小姐，郭女士！您说的对，说的很对！教法经是这样规定的。”他又面对杨宪章夫妇和大家说：“郭女士是位了不起的人物，钦佩，钦佩！告辞了，我告辞了！”王阿訇一边走着还不住念叨着：“有志之士，真乃有志之士！”

回族人民都知道，只要是出自《古兰经》上的东西，都是天经地义神圣不可违背的。在当时没有“依扎布”就是不合法的婚姻，人们也都不会承认它。郭隆真虽然面带微笑，但她心里却很激动、难过，她在想，可怜的人们哪！你们这样缺乏知识，我们的国家何时才能富强啊？！

到杨家来，这是对郭隆真决心和智慧的一次严峻的考验。第一步是胜利了，这出戏怎么演下去？围观的人们都拭目以待。郭隆真走到杨宪章夫妇面前彬彬有礼地鞠了一躬，亲切地说：“大伯、大妈，侄女淑善亲临贵府，不是完婚而是来退婚的。”声音虽然不大，却象晴天霹雳，使杨宪章夫妇惊呆了。人们一阵骚动之后，立即又平静下来，注视着事情的发展。矮小身材的杨雨田瞪着两只大眼呆若木鸡似的站在他父亲的身边。郭隆真上前拉住他的一只手说： “柱子（雨田乳名）兄弟，咱们的父辈是通家相好，才订下这门亲事，如果你生下来是个女孩子，那自然就是妹妹了，请收回你的‘该比拉图’（接受婚姻）吧。现在我愿把你当作我的亲弟弟带去天津读书，可以吗？”杨宪章赶忙拦住说：“可不行，他没出过远门，没见过世面，那可不行。”郭隆真转过身来面对大家说：“各位多斯提（朋友）！诸位乡亲们！我们中华古国目前是山河破碎，列强欺凌，大好河山正在被瓜分。淑善以为国家要富强，必须大力兴办教育，为振兴家乡教育事业，淑善决心再赴天津读书，不达目的，死不瞑目。我怎么能被婚事缠住手脚呢？大伯、大妈对淑善的大恩大德，永世不忘。”又转向杨宪章夫妇深鞠一躬。一番义正辞严的话，深深打动了看热闹的人们，大家都赞叹不已地纷纷离去了。

当天晚上借“偷媳妇”之机，郭隆真离开了杨家。第二天中午前本应再回来，可她却回到了金滩镇自己的家里。她外甥张勃川回忆说：“到家后她谈笑自若地述说经过情况，听后全家都惊呆了，但无可奈何。隔了两天，她便轻装搭乘民船返回了天津。”

回到学校后，郭隆真又将抗婚经过告诉了她的同窗好友，大家都称赞郭大姐有胆有识，有策略。后来郭隆真给杨家写了一信，说明她要奔走国事，不能在家过日子，请杨家另行寻娶。就这样，缠在郭隆真身上十七年之久的一条绳索，终于被她解脱了。从此，她与自己的家庭也就断了关系。

在以后的岁月里，杨雨田深受郭隆真的影响，将自己分到的一份家产“出散”给穷人，落了个“老善人”的称号。

发起成立女界爱国同志会

郭隆真回到学校不久，《民国日报》十月十日报道了俄国的革命事件，次日，《申报》、《时报》、《晨钟报》等报纸，都报道了俄国革命的消息。1918年李大钊同志在《新青年》上连续发表了《庶民的胜利》和《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等文章，介绍了苏联十月革命和马克思主义。

李大钊同志的这些文章，对那些正在寻求救国之路的热血青年们来说，是一场及时雨和指路明灯。郭隆真看了李大钊的文章后，心情久久不能平静，她对学校里修女一样的生活开始感到厌恶。她在自传中写道：“在学校生活期间所生的感想，当时认为，这样贤妻良母的教育，是绝对不能达到妇女解放的目的。进一层说，是不能改善社会的环境的。”还对她的妹妹郭淑文说：“现在我才懂得，从家到天津，如同从一个深渊到另一个深渊，如今国难当头，社会黑暗，政治腐败，我们无聊地活着干什么？不是当亡国奴，就是舍身取义。我宁愿舍身取义，也不当亡国奴。”她整天阅读北京和上海出版的进步报纸和刊物，时刻关注着国内外的动向，从中寻找拯救国家、民族危亡和妇女解放的真理。女师的围墙再高，制度再严，也难以阻挡新的思想潮流的冲击，它开始崩溃了。

1919年5月4日，北京各学校的学生们掀起的爱国主义运动的洪流，象迅猛澎湃的巨浪一样，震撼着中华大地，激荡着每个热血青年的心。天津直隶北洋女师的同学们听到火烧赵家楼，痛打卖国贼的消息后，沸腾起来了。辛亥革命时期曾经支持过地理教员白雅雨先生策划滦州起义的革命传统精神，在女学生中又迸发出来。5月5日下午，家事专科最高班的郭隆真以她几年来在同学们中树立的威信和影响，结合邓文淑（邓颖超）、张若名等人，共同倡议召开了各班的班长和积极分子会议。郭隆真是这次会议的主持人，她挥动着拳头，慷慨激昂地说：“同学们，姊妹们！我们不能再沉默了，腐败无能、丧权辱国的北洋政府的官老爷们，昨天向北京的爱国青年朋友们开刀了，他们残酷镇压学生们的爱国运动，我们要组织起来声援他们。现在是国难当头，妇女也要起来斗争，冲破封建礼教的束缚，共赴国难。”她还提出爱国不分男女，救国不能后人的口号。她的每一句话都引起一阵阵热烈的掌声。郭隆真看到毕业后回校探听消息的刘清扬站在窗外听她讲话，赶忙把她请进来参加了这次会议。恰好南开中学的代表也来联络，还带来许多传单，当场由郭隆真宣读，邓颖超、刘清扬、张若名等人发了言，大家听后很受感动，坚决支持郭大姐的倡议，一致赞同组织一个坚强的妇女爱国团体，领导女界爱国运动。这次会议还作出了四项决议：

 1、向北京政府打电报拒签凡尔赛条约，营救北京被捕学生；

 2、联络本校毕业学生（包括各女子小学教员）及各中等女子学校学生，组织妇女救国团体；

 3、联络各中学以上男校同学，采取一致行动；

 4、对日经济绝交，抵制日货，提倡国货。

因为大家都怀着一颗强烈的爱国之心，工作起来都很积极、认真，联络的面也很广泛。广大妇女都纷纷表示要参加爱国组织。5月23日在东门里仓敖街江苏会馆内召开了大会，参加这次大会的除北洋女师、中西女中、普育女校、贞淑女师、竞存女校的全体女生外，还有毕业的校友，各女子小学的教职员工，职业妇女和比较开明的家庭妇女等，共六百多人。大家都同意成立“天津女界爱国同志会”并公推刘清扬、李毅韬（女师附小教员）为正副会长，张若名为评议部部长，郭隆真、邓颖超为评议委员、讲演队队长。同时还决定创办妇女自己的刊物------《醒世周刊》，由女师学生许广平担任主编。从此，天津妇女在这些先进人物的带动下，和各界爱国人士团结在一起，掀起了轰轰烈烈的爱国主义运动。

男女青年并肩战斗

“女界爱国同志会”的成立，是天津妇女界前无先例的事。以前，大多数女校的学生由于受家庭和学校封建教育的束缚，只知道死念书，不关心国内外大事，尤其是一些职业妇女和家庭妇女，她们更是不问政治，也极少参加社会活动。女界爱国同志会的讲演队伍在郭隆真、邓颖超两位队长的率领下，除在固定的四个宣讲所讲演外，还分组到各个角落，深入每个家庭宣传爱国思想。

1919年7月20日，女界爱国同志会又召集女师，中西、普育、竟存、贞淑各女校的教职员和全体女生组成游行讲演队，每日在各街各巷进行宣传讲演，她们喊出的口号是：“外抗强权，内除国贼”、“拒签凡尔赛和约”、“取消二十一条”、 “取消一切不平等条约”、“收回青岛”、“不做亡国奴”、“提倡国货”、“抵制日货”等。随着“五·四”运动的深入发展，她们又进一步提出：“争取民族独立、自由”、“保卫国家的领土主权”、“要求妇女解放、争取妇女自由平等权利”、“反对包办婚姻”、“男女社交公开”、“婚姻自由”、“保护母性”、“爱护儿童”等口号。特别是郭隆真、邓颖超的讲演，热情奔放，言词生动，说理清晰，感动得很多妇女潸然泪下。邓颖超主演的《木兰从军》等话剧，深受广大爱国人士的欢迎，大家纷纷捐款资助女界的爱国运动。虽然她们也受到一些顽固势力的冷遇和诽谤，但始终没有动摇她们的爱国热枕。

在天津的“五·四”运动中，学生联合会和女界爱国同志会是率先成立起来的爱国进步组织，回族青年学生马骏、郭隆真、刘清扬等，都是这两个组织的主要发起人和领导成员。他们和各界爱国人士、爱国进步团体紧密团结在一起，男女并肩战斗，在十多次的请愿、游行、罢课、罢市、罢工运动中，面对反动政府的镇压、坐监从不后退，勇往直前。

声讨回奸马良

在全国爱国人士的强大压力下，北洋军阀政府的大总统徐世昌不得不答应各地请愿代表团的要求，电令中国参加巴黎和会的代表拒绝在凡尔赛和约上签字。

这就激怒了日本帝国主义和北京政府内的亲日派，他们密令其爪牙疯狂地镇压各地的爱国运动。尤其是山东省镇守使马良，自北京政府委任他为山东省戒严总司令以来，便采用了十分残酷的手段，逮捕、殴打爱国学生，并杀害了山东省回教救国会会长马云亭等三位领导人，激起了全省人民的愤怒。

山东省各爱国团体都派出了代表分赴全国各地请求支援。天津学生联合会和女界爱国同志会的回族领导人马骏、郭隆真、刘清扬等，听了山东代表的诉说后，义愤填膺，当即率领两个团体的全体成员上街游行示威。郭隆真带领大家高呼：“打倒回奸马良”、“向马良讨还血债”、“诛马良以谢天下”等口号，郭隆真、刘清扬深入到回民聚居区和回民小学内进行揭露马良罪恶的讲演。她们在清真寺门前召开了回民声讨马良大会，郭隆真站到石阶上高声讲道：“各位多斯提们，各位爱国同胞们！有人说天下回回是一家，回民争教不争国，这都是骗人的话。马良杀害我们尊敬的阿訇马云亭，他是回回吗？他不是，他是回奸，他完全失去了伊玛尼（信仰），他是我们穆斯林的败类。我们要向马良讨还血债！”这时，郭隆真的脑子闪出了幼年时父亲砸卫河河厅姚东泉匾额的情景，她带领愤怒的人们一拥而上，砸毁了马良送给清真寺“认主独一”的金字匾额，使马良在回族人民中的威信扫地。要求惩办马良的呼声震撼着天津。

会后，周恩来同大家一起进行了反复讨论，他充分地分析了当时的形势，并作出了应急的准备。他说，马良是北京政府委任的，他们决不会惩办他。周恩来估计到这次去北京请愿仍会被捕，他提议推选斗争性特别坚强的人为代表。大家公推郭隆真、刘清扬、张若名等十人为天津各界爱国人民声讨马良请愿代表团。马骏为后援队领队，周恩来负责照料大家的生活和联络工作。

1919年8月23日早晨，他们和事前联络好的北京的十五名代表（其中有瞿秋白）共二十五人，来到总统府门前将请愿书送了进去。  

北洋军阀政府如临大敌，门前军警林立，戒备森严，大兵们的枪都安上了刺刀。代表们一边交涉要求总统接见，一边向来往行人讲演，揭露马良的罪行。他们不吃不喝在烈日下整整曝晒了一天，有的还昏倒在马路旁，可是仍然没有人出来接见他们。

傍晚，郭隆真怒火中烧，她再也抑制不住心中的义愤，冲上前去拨开军警的刺刀，高呼口号，质问为什么不接见代表，她坚决表示，要为马云亭报仇雪恨，不达目的决不生还！

一声哨子响，大批军警蜂拥而出，包围了代表团，大家奋力搏斗，终因众寡悬殊，全体代表都被捕了。郭隆真边走边喊：“马良杀害回民爱国领袖，政府不但不惩办凶手还要逮捕代表是谁在破坏宪法？！”他们这种勇敢精神和行动；引起了人们的怒吼，都高呼声援代表们的口号，军警用枪托、皮带驱赶着人群……

反动警察总监吴炳湘扬言要枪毙二十五名代表，以“杀一儆百”，消灭爱国运动。

当被捕的代表押送到警察厅时，郭隆真和大家一边走一边还高呼口号，他们后边跟了很多人，形成了浩浩荡荡的游行队伍，押送的军警个个惊惶失措，面有愧色。

警察厅长常朗斋得知郭隆真和刘清扬是回族后，想用同是一个民族的关系来收买她们，每天叫警察从他的小灶送饭。一次，她看到菜中有洋粉丝（日本产）拌黄瓜，郭隆真毫不含糊，便当面问他们是否中国人，上前就推翻桌子，警察只好把菜端走了。在拘押期间，郭隆真一再表示，今天把我们放出去，明天照样参加爱国运动，坚决向马良讨还血债！

当马骏得知请愿代表被捕的消息后，即日让《学生日报》发了《号外》，天津广大爱国人士大骂卖国政府。他率领数百人的队伍奔赴北京，结合北京的三、四千名学生，包围了总统府，一连斗争了三天，英勇的回族爱国青年马骏也被捕了。

反动军阀政府的卖国行为，激起了全国人民和爱国穆斯林的反对，纷纷集会、游行，救援被捕代表的电报雪片一样飞向总统府。在全国爱国民众的震慑下，北洋军阀政府于8月30日把全体代表都释放了。郭义士、马天安（大闹天安门）的名字在京、津两地就传开了。

创办“觉悟社”

1919年9月2日下午，在北京------天津“特别慢车”的最后一节车厢里，坐着八个男女青年学生，他们正在讨论着两次进京请愿的经过和今后爱国运动的方向问题。他们是郭隆真，张若名，郑岩和周恩来等。郭隆真在一边低头沉思，一会儿，她抬起头来对大家说：“学生联合会和女界爱国同志会以后应该更加紧密合作，成为天津爱国运动的核心。”张若名索性说：“干脆把两个团体合并在一起，加强学联的阵容。”一直听着大家发言的周恩来站起来说：“好，我支持郭大姐和砚庄（若名）女士的意见。我以为，再从两个团体中各推出若干人来办一个刊物，对推动天津的文化运动更为有利，不知诸位有何意见？”郭隆真赶忙说：“翔宇君的主张很好，咱们说干就干，回去分头行动。”“好，好，翔宇高见！”接着是一阵掌声和欢笑声……

9月16日下午两点，草厂庵学联办公室打扫得干干净净，几十把椅子整整齐齐地摆成两行，十对男女青年代表着数万名学生们的心愿，分别坐在两旁。事先他们已协商好由周恩来担任这次会议的主席。他们当中有的已认识好几个月了，有的还是第一次见面。郭隆真，谌志笃分别向大家作了介绍后说：“翔宇，开会吧。”

周恩来综合大家的意见，将这个组织定名为“觉悟社”，刊名叫《觉悟》，组织形式是委员制，每个委员对外联络，写文章都用代号。他顺手将已准备好的五十个纸阄摆在大家面前。年龄最小的邓文淑（邓颖超）抓了第一号、取名“逸豪”，周恩来是五号，叫“伍豪”，郭隆真十三号，改名“石姗”，刘清扬二十五号，隐名“念伍”，马骏二十九号，改名“念玖”，李毅韬四十三号，取名 “峙山”，（为李峙山），谌志笃是五十号，当然叫“武陵”了。郭大姐从此变成了石大姐。

 周恩来又将他拟好征询过大家意见的方案公布：

一、用白话文，出一个不定期的小册子；

二、本着“革心”、“革新”的精神，以“自觉”、“自决”为主；

三、这个小册子定名《觉悟》，主办这个小册子的团体是“觉悟社”；

四、《觉悟》的内容：

1、通过共同研究发表主张；

2、批评社会全活；

3、介绍名人言论；

4、灌输世界新思潮；

他还提议用学生联合会和女界爱国同志会的名义，邀请李大钊先生来天津讲演。大家都佩服翔宇的才干，选他担任《觉悟》主编。

“觉悟社”成立不久，山东省又一个代表团秘密来到天津（因全省戒严），要求“觉悟社”邀集全国代表再来一次请愿。郭隆真第一个报名参加这次请愿。他们电请上海全国学联，共同邀集了七个省、区，组成了三十二人的代表团，仍由周恩来作了周密安排并带领数人一同进京照料大家。

10月1日，总统府门前人山人海，郭隆真仍和上次一样闯过警卫线，站在石狮子上挥动双拳，言词激昂地说：“同胞们！北京政府对外奴颜卑膝，对内多次镇压爱国正义运动，指示回奸马良杀害我们穆斯林的爱国领袖，我们要质问老混蛋徐世昌，卖国有罪还是爱国有罪？！”人群中不断报以热烈的掌声和向马良讨还血债的口号声。当晚十点多钟，反动当局又偷偷地逮捕了全体代表。郭隆真等在监狱拘押了三十八天，到11月8日，在全国各界爱国人士的压力下，反动当局才释放了全体代表。郭隆真的勇敢行为受到人们高度赞扬并载入史册。

三次坐监志不移

“五四”爱国运动持续半年多了，仍是前波未平，后浪又起，使坐在火山顶上的北洋军阀政府的亲日派日夜不得安宁。全国进一步掀起的抵制日货运动，给日本帝国主义和奸商们在经济上很大的打击。他们多次向反动当局施加压力，要求取缔各地的排日运动。亲日派认贼作父，连续发布命令，禁止广大人民的爱国运动。正如周恩来在《觉悟》上所说：日本对灭亡中国是处心积虑已久，即或巴黎和会拒绝了签字，野心的日本，也绝不会甘心，必然还会另出新花样。

统治直隶省的二曹（督军曹锟、省长曹锐）下令封闭了天津各界的爱国团体，逮捕了他们的领导人。日本浪人竟敢明目张胆地殴打清查日货的学生，这又一次激起了各界爱国人士的义愤。1820年1月29日，周恩来、郭隆真等“觉悟社”的领导成员，经过周密计划，决定与反动派斗争到底。当日下午他们集合了一千多名男女青年学生，冲破了军警的包围、封锁，到大街上游行、讲演、散发传单，最后到省政府门前请愿。反动当局将周恩来、郭隆真、于方舟、张若名四位代表骗入大门内逮捕了。警察厅长杨以德亲自指挥大批军警殴打、驱赶学生，在省政府门前又制造了一起惨案。

根据周恩来事前的安排，刘清扬扮作天主教修女混出天津，南下上海、南京等地，向全国学联等团体请求支援。上海和南京都组织了数万人上街游行、讲演，声援天津学生抵制日货的爱国运动。

郭隆真、张若名两位女代表关押在一间空房子里，屋内只有一张空床和简单的桌椅。张若名说：“大姐，这里虽然不好，我们却尝到监狱的滋味了。”郭隆真精神乐观地说：“我这是第三次了，砚庄，要沉着些，没有被褥也能睡觉。”看守们给她俩送来三件短军皮衣和一床被褥。第二天醒来，身上沾满了白毛，郭隆真笑着说：“咱们弄了一身军上衣的毛，也算当了兵入了伍了。”

先后被逮捕的代表二十八人，分别拘押在警察厅保安队各兵棚和侦察队里。大家乘杨梆子（杨以德绰号）“巡视”和“训话”的机会向他提出质问：“我们爱国犯了什么法？拘押我们是根据那条法律？为什么迟迟不送法庭公开审判？”问得杨梆子面红耳赤，无言答对。在拘押期间，周思来、马骏、郭隆真等组织大家到马千里、时子周（二人是南开中学教员）房子里学习功课，周恩来还不断给大家讲马克思学说。

反动当局对被捕的代表们采用了软硬兼施，恩威并用的手段，企图消磨大家的斗争意志。郭隆真、周恩来领导大家进行了绝食斗争，当这个消息传出后，邓颖超等二十多人来到警察厅要求替换被捕的代表坐监，她还动员被捕代表的亲属轮流去监狱探望自己的亲人。

4月11日是郭隆真的生日，周恩来等人为郭隆真送去了一个镶着国旗的镜子和一把小梳子，并列出同拘代表的名字，表示对她生日的祝贺。郭隆真收到礼物后心中十分激动，第二天她就回了一信：蒙你们诸位祝我的生日，我实在感谢，一鞠躬！劳你们诸位的精神，作个纪念品，再鞠躬！叫我的精神愉快百倍，三鞠躬！

 迫于全国各界人士的压力，反动当局不得不把代表们交河北地方检察厅进行“审查”。又经过一番斗争，终于在7月6日到8日连续三天开庭公开“审判”。坐落在三马路附近的地方法院周围，每天大清早都有四、五百人来旁听这次“审判”，大家不顾烈日酷署，一动不动地站在法庭内外。周恩来、郭隆真等二十名被拘押的代表大义凛然地走上法庭，他们的正义行动使听众发出一片赞叹声。

当起诉人念过起诉书后，刘崇佑大律师义务为代表们作了辩护。周恩来、郭隆真等人作了义正词严的答辩：“爱国有罪吗？为什么逮捕我们？卖国者为什么不被逮捕，治他们的罪？……”法官无言答对；审判人员在众目睽睽下变成了被审判者。他们不得不以拘押已抵足刑期为“理由”，当庭宣布释放全体代表。

在半年多的监狱斗争中，他们受尽了反动派的折磨、摧残，他们不向反动派屈服的英勇精神深受广大爱国人民的敬佩。当代表们面带胜利的笑容，健步走出法庭时，早有各界一百多人组成的慰问团等候在那里。他们给每个代表的胸前佩戴上“为国牺牲”的纪念章和大红花，人们把郭隆真拥到前排合影留念。之后，分乘九辆汽车参加天津各界组织的欢迎大会。街道上到处可以看到“欢迎被拘代表”的标语，沿途受到各界人民的热烈欢迎。

涉重洋寻真理

1920年8月初，在被捕代表出狱不久的“觉悟社”年会上，周恩来总结了一年多来天津青年学生和各界救国运动经验与教训的报告，他进一步指出了今后努力的方向。大家一致同意以“觉悟社”的名义去北京请李大钊先生给以指导。

8月16日上午，二十三名男女青年学生在北京陶然亭慈悲庵北配殿集会。他们是来自觉悟社、少年中国学会、青年工读互助团、曙光社和人道社等团体的代表。会议由刘清扬主持，周恩来、郭隆真、邓颖超先后发了言。李大钊先生在会上作了具体指导，他鼓励大家要有一个共同的主义，好团结一致。还指出，主义不明，对内即不足以使各团体今后进一步团结。经过大家几次协商，最后决定起草两个章程一一《改造联合宣言》和《改造联合约章》。在宣言中明确提出：我们集合在“改造”赤旗下的青年，必须以相爱相助的精神，组织一个打破一切界限的联合。还提出到民间去，切切实实地作点工作的口号。

自“五四”运动以来，全国已形成了出国勤工俭学的高潮。根据这次集会的精神，“觉悟社”的成员们考虑到郭隆真在一年多的时间里，曾先后三次被反动派逮捕，她的活动已引起反动当局的注意，就决定让她和周恩来等一同去法国学习。父亲已去世五年了，家庭已日渐衰败，隆真和家庭断绝关系也三年多了。“五四”运动中的生活费用还是靠妹妹教书和姐姐卖手饰来维持，赴法国的川资也确实成了她的一大难题。后来还是由同窗好友张若名借给她二百八十元，作为她出国的路费。10月25日经北京华法教育会审查同意，并办了赴法学习的手续。

1920年11月7日，他们一百九十七人作为第十五批赴法勤工俭学的学生，从上海搭乘法国博尔多斯号油轮启程，于12月13日，日夜行程三十六天抵达法国马赛。从此，郭隆真开始了国外的艰苦生活。

在法国的日子里

巴黎，这座欧洲美丽的英雄城市，已成为当时中国热血青年们向往的地方。市内有闻名世界的凯旋门、公社墙、卢浮宫、凡尔赛官和埃菲尔铁塔等纪念地及名胜古迹，赛纳河横贯全城。

郭隆真来到这里后，由先来的同学把她介绍到市郊一家云母厂，白天做工，夜间补习法语。在她们这批勤工俭学的学生中只有三名女同学，生活是十分艰苦的。隆真说：“我们到法国后，正是法国遍地失工时，面包问题发生，给了一个大打击，才分明资产社会之下的生活现象，在私有制之下贫人境域，使我最不能不记忆的，是因自己的肚子饿，明知道受资本家的剥削和利用，而每天还要在他们的门里当奴隶。因我脸黄，他们误认我是他们殖民地的工人，工资减低我一半……。”

这些困难并没有把郭隆真吓倒。她虽然身体不好，仍刻苦钻研技术，很快成为熟练工人，工资收入超过了很多同时入厂的人，她把省吃俭用节余下来的钱拿来帮助别的女同学交学费，让她们安心读书。还把积攒的微不足道的钱寄回国内，资助别的同学到法国学习。可她自己却常常是以烤马铃薯为主食，来填饱自己的肚子。这种忘我的高贵品德，深受大家的称赞和敬仰。

国内的反动军阀政府仍不放弃对这些在国外学习的爱国青年的迫害。他们以国内要派官费留学生为名，勾结法国当局拒收勤工俭学学生，还霸占了勤工俭学的学生们用做工省下来的钱借用旧炮台筹建的里昂大学。郭隆真积极参加了蔡和森、周恩来、向警予、李维汉、陈毅等领导的三次大的斗争，重新夺回了里昂大学。

郭隆真亲眼看到并且亲身经历了这种惨绝人寰的境遇后，悲愤交加，她曾说，“又以五四精神”向反动派宣战了。她咬破中指写了《人道血书》向国内各界控诉并请求支持。1921年12月22日上海《时事新报》把她的《血书》公布于报端，同时发了她附的简信：  

“吾国各界仁人君子，请速维持人道！施一粥半缕，隆真饿！隆真冻！隆真的冻饿，只是全人类间一分子之冻饿，何足轻重。不过隆真推想世人不愿见不人道之悲惨！发现二十世纪新世界人道的真理！请速维持人道！施一粥半缕，以救隆真饿寒交迫，身葬异乡之惨！附上《人道血书》。留法女生郭隆真断指表诚”

《时事新报》在发表《血书》时，写了极表同情的按语：“生活陷于绝境，同病不止一人，若不力谋救济，将杀许多青年。”

郭隆真又在法国省立女子高等学校含着眼泪写了一篇《人道泪书》寄回国内，进一步揭露了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腐朽黑暗和中外反动势力互相勾结迫害勤工俭学学生的事实以及造成这种悲剧的原因。

天津《益世报》用四行通栏大标题发表了消息，写道：“勤工成了苦役，俭学原是失学，我国驻法公使与法教育部合谋断送勤工俭学，当年觉悟社猛士，今将成为异乡饿俘。郭隆真女士呼吁，仁人君子速救身葬异邦之惨！”

这两封《血书》和《泪书》犹如两颗重型炸弹，在国内掀起了滚滚波涛，它木仅唤起了国内各界爱国同胞的极大同情和支援，同时也震憾着反动当局。在国内外进步舆论的压力下，加上广大勤工俭学学生的英勇斗争，反动派的阴谋不得不有所收敛。1922年上半年华法教育会不得不拿出一部分款子来维持在法女生的生活，郭隆真就在这年下半年考取了里昂大学文科班。同年6月间，在法勤工俭学学生中的先进分子成立了中国共产党旅欧支部。

1923年初春，《中国少年》杂志社记者到了里昂，邀请郭隆真等人对共产主义进行了两次讨论，都说她具备了革命者的条件，对于共产主义有相当深刻的认识。周恩来等同志介绍郭隆真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转为共产党员，并成为里昂组的领导成员，负责宣传工作。在这期间，他们和无政府主义、工团主义等进行了坚决的斗争。

1924年秋，党派郭隆真、李富春、蔡畅等十五位同志到苏联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她到苏联后，系统地学习了马克思主义，学习了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取得革命胜利的经验。使她进一步开阔了视野，增强了信心，对无产阶级在中国最后取得胜利充满了希望。她说：“被人剥削最甚的，他们的革命要求最甚。”她一再表示，要到劳动妇女中去，唤醒她们起来革命！

在李大钊同志领导下

1925年，当“五卅”反帝爱国运动在全国进入高潮时期，党急需一批有斗争经验的同志来领导这次运动，刚到苏联学习才半年的郭隆真同志就奉调回国了。她头戴漂亮的巴拿马凉帽，架着墨镜，手提折叠式皮包，俨然一位“高级华人”的气派，躲过了敌人侦探的盘查，顺利地到了北京，并及时见到了她的直接领导人和导师李大钊同志。

当时正是国共第一次合作时期，我们党支持孙中山先生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并协助国民党建立了北京特别市党部。在北京大学附近的中老胡同五号院，李大钊等同志和郭隆真进行了较长时间的谈话。大钊同志考虑到她在法国里昂时就和国民党左派关系搞的较好，所以决定让郭隆真（林一）同志协助国民党作妇女工作，当时的身份是国民党北京特别市党部妇女委员会委员，同时搞党的地下工作。具体任务是负责对各大学进行宣传和联络女学生，发展党、团员，建立地下党、团组织。西郊香山慈幼院是郭隆真发展的第一个工作点，在该院建立了团和党的组织。先后在大学里发展了张秀岩、陈璧如、韩幽桐为党员和一些团员。

北京的局势非常复杂、混乱。反动皖系军阀头子、老牌卖国贼段祺瑞执政，他对革命更为仇视，密布侦探，对革命干部进行严密监视，白色恐怖遍及全城。在这种形势下，郭隆真依靠广大群众和青年学生，对敌人进行了英勇不懈的斗争。为了更好地开展工作，她设了两个联络点：一是东城椅子胡同内井儿胡同，二是西单报子胡同三十七号的缦云女校。她白天在这些地方和大学生、工人以及家庭妇女谈话，或是整天关在屋里写东西。晚上四出奔走，进行联络。郭隆真同志的生活十分俭朴。一次她的外甥张勃川到沙滩椅子胡同去看她，只见在一间小平房里，只有一个小桌，一个木凳子，炕上一条薄被子。她已三十三岁了，仍是孑然一身，为了工作和党的事业，郭隆真从不考虑建立个人的幸福家庭。她有时一天跑几个地方，行程几十里路，火一般的热情和兢兢业业的工作作风，曾多次得到李大钊同志的称赞，大钊同志对她非常器重。

在对敌人的斗争中，郭隆真同志充分地表现了她机智勇敢，临危不惧的精神和工作才干，多次摆脱了敌人侦探的跟踪，化险为夷。一次，她在一所学校里正和一些积极分子商量工作，军警突然包围了学校，她立即组织大家装作听课的样子，骗过了敌人，大家对她这种应变的能力和沉着冷静的举动深表敬佩。

北京轰轰烈烈的群众革命运动，在以李大钊为首的北方区委的领导下，一浪高于一浪，使段祺瑞的统治地位摇摇欲坠，帝国主义在华的利益也受到严重损失。首先是日本帝国主义，他们阴谋支持奉系军阀张作霖入关占据京、津，取代段祺瑞，排挤同情革命的冯玉祥。日本帝国主义借《辛丑条约》规定的在华特权，用军舰掩护张作霖的进攻。受阻后，又联合英、美、法、意等国驻华公使，向段祺瑞发出最后通牒，各国军舰巳集中待命，限于1926年3月18日中午前答复。否则，将诉诸武力。

这一消息在北京传开后，全城沸腾，群情激昂，在党和李大钊同志领导下，3月14日举行了三十万人的国民反日大会。17日，李大钊同志率领全市各学校、各团体的代表团到国务院、外交部请愿。18日，李大钊同志又集合了十万余人在天安门举行反八国通牒示威大会。郭隆真带领广大妇女群众积极参加了这些大会。段祺瑞反动政府调集了大批军警进行血腥镇压。他们用排枪、刺刀、大刀，射击砍杀爱国群众，制造了一场大惨案。死者达四十七人，伤二百多人。鲁迅先生说这是民国以来最黑暗的一天。

“三·一八”惨案后不久，张作霖的军队占据了北京，加强了扑灭革命活动的部署，到处搜捕革命党人，连《京报》主笔邵飘萍，《社会日报》主笔林白水都被枪杀了。街头贴满了“宣传赤化，主张共产，不分首从，一律死刑”的布告。国共两党都转入地下，李大钊同志也迁到了东交民巷苏联大使馆内。风云的突然变化，使没有暴露共产党员身份的同志肩上的担子加重了，郭隆真等同志的危险也就更大了。郭隆真受命办了一所学习专业技术的“缦云女校”，名义上是这个学校行政负责人，实际上是搞党的地下工作。她还被选为顺直省委委员，不断向负责组织工作的于方舟通报城市内敌人的情况。

为了迎接北伐军，扩大革命统一战线，广泛开展妇女运动，国民党特别市党部妇女部决定从1926年9月起，出版一个妇女公开刊物一一《妇女之友》，由张悒兰担任主编。

这个妇女杂志大力宣传了妇女解放，并且打击了军阀政府，更为重要的是宣传了我党妇女工作的方针。不久，就引起了敌人的注意，被反动党局查禁了，给继续出版增添了很大困难。在专门讨论《妇女之友》如何继续出版的会上，当大家一筹莫展时，郭隆真说：“把这个任务交给我吧，”她把每期的稿子让陶永立用小楷写在极薄的纸上带到天津去，通过刘清扬同志的三哥办的新民印字馆来印刷出版。郭隆真为了保守机密还承担了校对工作。这是一个特别艰巨而危险的工作，一时不慎被敌人发现，不仅给革命造成重大损失，自己还会招来杀头之灾。郭隆真同志有时扮作阔太太，有时装扮成串亲戚的妇女和小商贩等，每次都能从敌人的眼皮底下顺利通过，把《妇女之友》安全运回北京，及时送到读者手里。敌人为此大为恼火，但又没有办法禁止《妇女之友》的发行。这个刊物能在血雨腥风的白色恐怖中先后出版了十二期，其成绩首先应归于坚强勇敢、机智善变的郭隆真同志。

1927年4月7日，奉系军阀和京师警厅出动了数百名军警宪特，包围了苏联大使馆，逮捕了李大钊等同志。他们又配合蒋介石发动了“四·一二”大屠杀，对全北京市的革命党人进行了大搜捕。郭隆真同志为了掩护别的同志疏散和处理党的文件，在缦云女校内也被反动军阀逮捕了。1927年4月28日，万恶的奉系军阀不顾人民群众和社会舆论的谴责，悍然下令杀害了李大钊等二十位革命者。在无任何证据和口供的情况下，判处郭隆真同志十二年徒刑，关在陶然亭第一监狱里。

反动派所称谓的“模范监狱”，实际上是真正的人间地狱，监房内阴暗潮湿，酷刑闻名，凶狠的狱警任意打骂欺辱“囚犯”。坚强的共产主义战士郭隆真同志，走到哪里战斗到哪里。

她除帮助完不成劳役任务的难友干活外，还向她们宣传革命道理，鼓励她们进行斗争。向看守人员揭露帝国主义侵略的事实，启发他们的爱国思想和觉悟，使这些看守很快就成了郭隆真同志向外传递消息的“交通员”。据张勃川同志说：“一天晚上，有一个中年妇女来宿舍看我，说她在第一监狱作女监工作，是郭隆真叫她来的，告诉我姨母在狱中的情况，并说亲属可以去探监。”在郭隆真同志掩护下脱险的韩幽桐同志去探监时，见到郭隆真身体瘦弱，面容憔悴，心中十分痛悲，失声痛哭起来。郭隆真却安慰她说：“你这孩子，别这样，这算得了什么，不要伤心。”她身陷囹圄，仍鼓励探监的人们要好好学习革命理论，坚定信心，继续和敌人斗争。

一年以后，张作霖被赶出北京，形势稍有好转，郭隆真同志的亲密同志张秀岩、陈璧如，通过北京警察头子马福祥的小老婆，用同是回族的关系打动她，遂以马福祥的名义，将郭隆真同志保释出狱。

由于地下党组织遭到很大破坏，有的同志调离北京，有的同志被捕殉难，郭隆真同志和组织失去了联系，她便离开北京去上海。她整天流浪街头，受冻挨饿，对党的事业矢志不渝，终于在静安寺路拐角处遇见了邓颖超同志，与党组织接上了关系。邓颖超回忆起当时相见后的情况时说：“我们已是久别十年不见了，一旦相见，那是难以形容的兴奋和快乐，更加鼓励慰人的，则是郭大姐。奋斗的精神益加增强，相关的热情更加灼烈，十年的奋斗，把她锻炼的更加坚强毅定，更加忠诚于革命的事业。十年的奋斗、艰苦、挫折、漂泊、逃亡、被捕、牢狱、刑罚。这种种的压迫，都不曾摧残了她，更不曾削弱了她，一个坚强忠诚的革命女战士，她始终在战斗着。”

战斗在北疆

郭隆真同志在党中央机关住了两、三个月后，再也住不下去了，多次向组织请求到最艰巨、最危险的地方去。再次申明作为党的地下工作者，她具备了较有利的条件：一本身是回族，有回民团体和群众为掩护，二是北方人，从语言上不会露出破绽；三是妇女，不大被敌人注意。组织上反复考虑，答应了她的要求。

1929年春，郭隆真同志化名石珊，被派到东北满洲省委领导职工运动。同年6月，中央又派赵之启（刘少奇）同志任满洲省委书记。当少奇同志到达沈阳时，也正是中苏中东铁路事件刚刚发生的时候。工人运动的中心在哈尔滨，少奇同志亲赴哈尔滨指导工人斗争，并把郭隆真同志等省委重要干部也派往这里，加强对工人运动的领导。

郭隆真同志担任了中东路三十六棚的党支部书记。因这个棚没有女工，职工家属也不多，开展工作是很不容易的事。她以李梅五家属的身份住在三十六棚附近偏脸子八道街工人宿舍二十九号院里。工人头发长了她为他们理发，衣服破了她给他们缝补。有的还把钱交给她，让她来操持家务。凡是大家托她办的事，都办得很周到。郭隆真性格豪爽，待人热情，谦虚朴实，和蔼可亲，深得大家的尊敬。所以，满洲省委的同志和广大工人群众都称她为大姐。她给大家讲工人斗争的历史，讲革命道理，很快在她周围团结了很多工人中的积极分子，为进一步开展工作打下了基础。根据中央和省委的指示，郭隆真亲自编写和刻印传单，揭露东北当局在蒋介石政府和帝国主义支持下制造中东路事件的阴谋，让群众认识真象，不受国民党假爱国主义的欺骗。

中央在指导中东路的工人斗争中，也有一些“左”的东西，郭隆真同志提出在当前白色恐怖十分严重的情况下，不能公开组织工人搞拥护苏联的游行示威活动，这会给刚刚打下基础的党的地下组织带来重大的损失。刘少奇同志完全支持郭隆真同志的意见，他说：“在工作上最积极，在政治上又最正确的是大姐。”在少奇同志的具体指导和郭隆真同志的亲自发动下，开展了怠工活动，很快发展到不少单位，党、团组织的工作也有了新的起色。

由于中东路事件引起的东北军和苏联红军在中苏边境上的冲突，东北军吃了败仗，签订了《伯力协定》，这给中东路的工人运动带来了非常有利的形势。郭隆真同志领导的工人失业组织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胜利，迫使当局撤销了工贼肖世平“工维会”会长的职务。正当工人运动步步走向胜利的关键时刻，隐藏在党内的托派分子李梅五等人原形毕露，公开对抗中央和满洲省委的指示，和“工维会”勾勾搭搭，偷偷去参加“工维会”的选举。用卑鄙的手段对郭隆真同志进行刁难、打击，他对郭隆真说：“我是反对派，是反对派的工人部长，我爱你是要你服从我这个反对派，你现在怎么样？立即表示态度，要服从就服从，不服从立即滚出去。”在维护党的事业面前，郭隆真同志态度明朗，立场坚定，不徇私情。把李梅五等人的叛党行为及时汇报给刘少奇同志并得到了大力支持。李梅五又进一步威胁、恫吓说：

“你是中央派来的侦探，你要马上滚，将来反对派得势我要枪毙你。”在与内外敌人进行斗争的艰苦险恶环境中，郭隆真同志表现出了一个真正共产主义者的坚强意志，她不动摇、不气馁、不妥协，始终维护党的路线，团结广大工人群众进行英勇的斗争。

1930年3月，李梅五被清除出党，郭隆真得到广大工人群众的尊敬和信任。组织上考虑到郭隆真同志的安全问题，便调她回沈阳，任满洲省委职工运动委员会书记。郭隆真同志到沈阳后协助被破坏后新组成的临时省委恢复党团的工作。1930年5月2日晚和王鹤寿等同志在大南门外文家坟开会，因为头晚上这里发生了偷盗案，警察搜查时见到坟地里有男有女，引起了怀疑，把他们抓了起来。富有对敌斗争经验的郭隆真同志编了一套被丈夫逼迫逃婚找人说媒的情节。警察没有得到任何证据，只好将其他几个同志释放，郭隆真则以“背夫窃逃，有伤风化”的罪名，拘押十多天。后有廖如愿托他在海军司令部工作的亲戚花了几百元，将郭隆真要出来，调回上海。

为党流尽最后一滴血

 1930年夏秋之际，郭隆真同志化名郭林一，由党中央派往山东省工作，除担任省委委员外，她还担任了青岛市委常委、宣传部长，和陈少敏、董汝勤等同志负责工人运动工作。

当时，山东省在叛冯投蒋的反动军阀韩复榘的残酷统治下，便衣侦探密布全省，白色恐怖特别严重。韩复榘连续两次破坏了省委机关，逮捕了省委的领导同志，我党发动的益都、博兴、诸城、日照、荣城等地的农民武装暴动也都被他镇压下去。以推行“乡村建设运动”为名，欺骗人民，强化封建统治。

在地下党活动十分困难的情况下，郭隆真同志不顾个人安危，千方百计地深入到工人中进行宣传鼓动和发展组织工作。她先在沧口纱厂做女工工作，后又到敌人控制较严的大英烟草公司，很快在这两个单位发展了一些党员。1930年10月中旬，青岛内外纱厂工人朱光清被厂方的日本人折磨致死，伪称在打包中被压死，不许工人声张。郭隆真得知真实情况后，就在工人中间开始活动，揭露了事实真象，鼓动工人团结起来进行斗争，要为朱光清开追悼会，要抬着棺材向厂方提出要求。同时还散发揭露厂方压迫虐待工人的小报，号召大家起来组织自己的工会。这就引起了敌人侦探对她的注意。

一次，她在海滨四方公园和工人林福昌的妻子林杨氏谈话，孩子闹着要东西吃，郭隆真顺手从衣袋里拿出了仅有的一块“袁大头”哄孩子，不慎被侦探盯梢了。11月2日郭隆真走进嘉禾路四方村一百号林福昌家里，被跟踪她的警察第五分局陈寄尘逮捕了。

被捕后，青岛市警察局对郭隆真同志进行了审讯。郭隆真先自称张马氏，继而又称张李氏，说她从天津来，又说从济南来，在青岛无固定住址，是无业游民。敌人本打算从郭隆真口中得到一些有关共产党地下组织情况，不但一无所获，就连郭隆真的真正身份也没弄清。敌人以张马氏被捕后“青岛红旗”随即绝迹为由，认定她是“共党重要分子”以“煽动工潮”的罪名，于11月17日将郭隆真等人解送济南高等法院。

在济南第一监狱里，凶恶的反动派对她施以种种酷刑，并开先例地给她戴上了手铐，（以前女犯不戴手铐）。郭隆真同志以绝食进行斗争，敌人不得不派人给她梳头、喂饭。郭隆真同志在狱中紧咬牙关，坚贞不屈，敌人始终没能从她口中得到我党地下组织的任何情况。在无任何口供的情况下，反动军阀韩复榘下令将郭隆真等同志判处死刑。敌人把她押赴刑场时，她以最后的力量，最后的生命，最后的热血，高呼口号，慷慨激昂地走进了刑场．使押解她的士兵都被感动得流下了眼泪。

郭隆真同志在关押期间，张勃川收到她从济南监狱寄出的信，即和张秀岩、陈璧如共同商量搭救办法，正准备去济南时，天津《益世报》发出一条消息：4月5日济南处决一批共产党人。党的好女儿、卓越的政治活动家，工人、学生、妇女运动的领导人，回族巾帼英雄------郭隆真同志，为了中国各民族人民的解放事业流尽了最后一滴血。

作者简介：

张恩棠，大名县人，《邯郸日报》报社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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