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文学大潮中的淙淙溪流
——当代邯郸诗歌写作的回顾、陈述与展望
王建旗
在现代化和一体化日益加速的当今时代，文化——尤其是艺术——的地域性边界变得越来越模糊不清。当代诗歌“地缘性政治”的因素就更少了，因此地域性的诗歌写作必须从整体谈起。因为从某种意义上说邯郸诗歌与中国诗歌，乃至世界诗歌拥有共时性天空，面临基本类似的生存困境。我们知道，现代诗歌（现代主义诗歌）是随着启蒙运动和文艺复兴产生的，其本质和指向是人文、人权、人性化、人的自由；紧随现代化出现的“后现代”是对泛化的人文理想主义的质疑和反拨，前者指出人的“出路”，后者强调人的“困境”。实际上它们是正反两面的“一张牌”。中国的现代诗歌晚起一步，但亦步亦趋，在五四前后由胡适一代人草创，那是负责任的一代；40年代前的诗歌还没有学会对精神生活的关注，就不幸中断；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的诗歌旨在找回汉语失落的尊严，诗的影响性大于艺术性，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黄金季节；90年代至今的现代诗歌在寂寞中走向成熟。这是中国诗歌的大致脉络，不幸与幸运交织，困境与出路同在，但主题依然是“人的解放”，只是在形式上趋向于“人本”向“文本”的转移。
如果勾画邯郸现代诗歌的发展脉络，当然要简单得多。邯郸现代诗歌的沿革与历史大致只有40余年（1979年至今），缺少本土的渊源和传统。因为汲取断裂的中国古典诗歌艺术传统是件艰难的事情，古典诗歌的“字词结构”与现代诗歌的“句群式写作”在方法移植上存在错位与脱节，何况我们在上世纪五十年代汲取古典文学的尝试在方向性和坐标上就发生了错误。当然，这一课是必须补的！在邯郸现代诗歌这40年历史之前，没有真正的邯郸诗人像样地参与了中国现代文学的实践和探索，虽然上世纪40年代冯至、陈辉等诗人在冀南有过短暂的停留，但基本上被邯郸乃至河北文学界所忽略；50年代邯郸籍诗人雁翼在诗歌界崭露头角，但对邯郸本土诗歌的实质性影响不大；60年代邯郸诗歌的最高荣誉是郭俊参加1963年的全国“青创会”，并写出了《马金保》等具有典型的五六十年代的时代特征的作品，也基本上不在现代诗歌的范畴……因此，邯郸成规模的现代诗歌写作是从1979年（以当年12月在邯钢招待所召开的大型诗歌创作研讨会为标志）开始的。这次会议在规模、成就以及时间（一个月）和人数（三十人）上都创出“邯郸之最”；会议由邯郸市群艺馆主办，主持人是群艺馆创作员、诗人赵英华，参会的有邯郸有当红诗人郭沫勤（中途退场）、孙桂珍，有在五六十年代出道的诗人郭俊、李亮、张志民、张良、宋绍顺、熊更发、牛连雪、张记书、杨文生等，有新近涌现的诗坛新秀尹川平、程小元、李成民、宋国庆、王建旗、赵英河等。这次会议是邯郸市现代诗歌写作的一次标志性事件，为迎接狂飙突进的八十年代的到来，在人才、平台、宗旨等方面做出了必要的准备，也使诗人赵英华成为八九十年代邯郸诗歌的主要领军人物。
随后，由赵英华主办的小型诗刊《花丛》问世，形成一个由郑红、郭轻海、张伟良、赵云江、赵英河、张林樱、王建旗等年轻诗人组成的松散型文学群体；1982年5期的《河北文学》对多名邯郸诗人进行了重点推介；1983年邯郸市政府斥资颁发首届“邯郸文学奖”，诗人郑红、王建旗获奖；1984年成立邯郸诗社，郭俊任社长，王建旗任秘书长，聘请雁翼为名誉社长，邯郸诗歌沙龙正式启动，邯郸工人文化宫的作家唐秉月、郭凌云为沙龙的正常开展给予了诸多的帮助；80年代中叶“大学生诗人”周力军加盟邯郸诗人队伍，80年代末又有军籍诗人张海源加盟，提升了邯郸诗人的综合实力……80年代是20世纪中国思想解放的黄金时期，政治清明，国运蒸蒸日上，各种受压抑的情感都可能找到表达的机会，每个城市都有敏锐的文学和艺术青年形成形形色色的文化圈子。正是这一开明、解放的时代特征赋予了邯郸诗人和邯郸现代诗歌最初的精神底色和审美指向。目前，这批诗人大都笔耕不辍，依然处在写作的“进行时” 当中；像后来不断加入邯郸诗人梯队的年轻一代诗人一样，准确地给予公正的评价尚有困难，但按诗歌的写作倾向可以进行大致的分类。
一、秉承“十七年”诗歌传统的写作（也包括广延的古典诗词传统）。在刚刚结束“文革”的70年代，回归“十七年”不是后退而是进步，然后才是打通40年代，回归“五四”传统。不能否认，“十七年”的诗歌有着意识形态、功利主义等局限性，但它同时也包含了中国古典诗歌的传统和一部分苏俄时期的文学传统，在艺术格调上强调言志、抒情、韵律、声乐等等。在60、70年代，这基本上是河北省诗歌的特色和强项，在70年代产生过不少“著名的诗人”，在当时的中国诗歌界已经气象渐成。如果不是70年代末开始的意识形态转型和朦胧诗派的崛起，中国现代主义诗歌登场后彻底改写现代文学史，河北、邯郸的诗歌境况可能会有完全不同的景观。在邯郸的代表诗人有郭俊、李亮、张良、赵英华、郭沫勤、郭卿海、郑红、赵振岐、罗萧、安秋生、张林樱、段立民、张楠等等。这些诗人们在80年代之后，不少人的诗风发生了大幅度的转变（为什么没有固守和不变？这是个问题）。还有些诗人改弦更张，在另一块艺术园地里插柳成荫，比如赵英华很快转入诗歌理论的研究，写出《几维树上的几维鸟》《异化劳动的诗歌写作》《鲨鱼究竟吞噬了什么》等重要文章，引领了邯郸诗歌的进步，代表了邯郸文学的最高成就；安秋生转向散文写作，把平实的文风延进幽暗多姿的历史文化领域，写出《药鬼子》等多部有民风乡韵的散文体著作，备受同仁们侧目。
二、具有人本主义精神底色的诗歌写作。在漫长的“文革”时代，邯郸诗人虽然没有参与最初的挑战，但在70年代中期之后（以“四五运动“为标志），邯郸诗人陆续加入到当代诗歌写作的转型行列，虽然时代尚没有完全“解冻”、“古典加民歌”诗风依然统领诗坛，但他们已经或明或暗地悄悄转型，不约而同地发出各自的不同声音。如孙桂珍（伊蕾）、赵英华、王建旗、赵云江、张伟良、赵英河、白墨、王建凯、郑保章等等。他们的写作历程与同代人类似：最初的表现是思想上的抗争，彰显人的价值，相继的是“叙述”方式的逆转，由“人本”转向“文本”，最后殊途同归。孙桂珍在70年代中叶由一名天津知青落户邯郸，在1977年写出《我今寻见孔雀石》等名篇，在《人民文学》发表享誉文坛的长诗《独身女人的卧室》，成为在全国非常有影响的先锋诗人和女性主义诗人的杰出代表；王建旗在写诗的同时坚持多种文体的写作尝试，写出了《双重的自然》《自由之路》等探索性文本，被陈超称为“跨文体写作”，获得中国“探索诗人奖”，最后转入文学评论，但他的批判意识与启蒙立场没有变；赵云江在90 年代初就成功转入小说创作，写出了《上学去》《铁萧、怪鸟及其他》等多篇优秀中短篇，使邯郸的小说进入一个新层次，但他的精神底蕴是在《第五个m之歌》《荆轲》这样的早期诗歌当中就已经奠定了的；张伟良、赵英河在诗歌写作上是非常值得研究的个案，他们40年如一日坚持自己的写作立场和发语方式，这在张伟良这里展现了一个优秀诗人可敬的执着，在赵英河这里可能会反证出当代诗歌写作已经显现的“问题”，一个难得的把自己“隐藏”起来的先行者；他们都是中国个体主义写作的典范。如果细究，这里有“一个孤孤单单地写作的人”和“一群热热闹闹地写作的人”都应当警惕的问题。因为，在已经成为历史的经典当中取舍、思考和写作，与正在泥沙俱下的当下状态里取舍、思考和写作，其境况有很大的不同。当然，问题不一定这么绝对，但是这是一件值得每一个诗歌从业者进行严肃思考和反思的事情；白墨和王建凯是挚友和搭档，具有良好的思考力和行动力，他们共同的特点是锲而不舍、大器晚成，在进入21世纪之后爆发出新的创作生机，白墨的诗与文依然以思想力见长，立意突兀，运思缜密，不断出现新的增长点；王建凯的写作有“反诗歌”倾向，才情恣肆，气象独具，写出一系列旨在冲决艺术秩序和“边界”的诗篇；郑保章早年就是颇有名气的“大学生诗人”，诗歌清新端丽，富有生机，90年代后则转入学术界，成为大学的名教授和博导。
三、90年代之后秉持“民间话语”的写作。“民间立场”是相对于“知识分子写作”而言的，在90年代后期的“争论”中它是个伪命题，但在90年代之后变得普泛化了。它在艺术倾向上指把经验、常识、生存的具体现场和当下的日常生活作为诗歌的根本资源，接近于这一写作倾向的邯郸诗人有王建旗、罗萧、张楠、赵瑞民、郭焱冰、温建军、王建民、如风、邓少儒、田志军、青小衣、今水、赵会喜及更多的邯郸年轻诗人。当然，这样的划分是不全面的，比如王建旗、郭焱冰等在不同程度上接近过“知识分子写作”，王建旗发表在《诗神》《文论报》上的文章《倡导知识分子写作》《我对“民间立场”的三项要求》曾经被收入“知识分子写作”评论参照体系当中，但其《说出了它就战胜了它》等诗歌具有显著的“民间话语”特征，并因此诗获得河北省“十佳作品奖”；郭焱冰是个有精英意识的诗人，“民间话语”在他的写作里似乎是一种汲取养分与活力的策略，在他的许多诗歌里我感到有来自两端的互相渗透与瓦解；张楠的诗歌一向平稳，他出版过多部诗集，是那种既有“民间”立场，有注重个体意识的稳重型诗人；赵芮民创办了《燕赵诗刊》，尝试民间、先锋与包容的艺术倾向，这正像他的诗歌本身尝试兼顾，并能够在形而上与形而下之间找到很好的结合点。温建军是个能够沉静写作的人，他的诗歌有“民间话语”的表征，但又努力把触角延伸到人性的幽暗当中，陈超曾这样评价：“建军是个有艺术自律精神，力图将自己的写作放置到清醒的省察、高度的耐心和反复研习的技艺下的诗人。”温建军是河北省的“燕赵七子”之一，他不仅自己写，还主持民刊《建安》，甘为诗歌及邯郸诗人“做嫁衣”；王建民的诗歌倾向具有当下的、即时的特征，但多出了一层鲜明的抒情成分，埋入硬朗的乡韵，在某种程度上他更像是“民间立场”的“左派”，走的是那种拥抱生活、健康生长的路子；如风在邯郸诗人当中是一个“后现代”色彩突出的诗人，他还是南方一家成规模的民刊《赶路诗刊》的合伙人，他的诗歌更像是一个“民间立场”的业内人士，近年来的诗歌有迅速长高的势头；邓少儒的诗龄并不短，他喜欢“潜水”，与诗坛保持一种不即不离的状态，但他是一个诗艺成熟的诗人，他的诗更注重“小处”和细节，力求意象的准确和稳妥，越来越显出扎实的诗风；在同代人当中田志军是个“另类”，他意在坚持独立的品质，在诗歌的写作和语言资源上有明显的欧化和“专业化”倾向，他重“民间立场”情怀，而民间话语的成分稍减，我私下里把他划归“民间立场”的“右派”，且越来越具有“独善其身”的纯熟意味……
进入90年代之后，“民间立场”企图从本质即现象、现象即本质的现象学理论那里寻找思想援助。在写作方式上力求用“大众的”代替“专业的”，用“民间的”代替“知识的”，用“及物的”代替“虚化的”。这些都无可厚非，问题是：一、要警惕大众化背后的微观权力运作，不能回避对当代重大问题的发言。二、对大众物语的过度浸沉，会使诗歌一点点地沦为“市民生活的传声筒”。三、不能自甘“边缘化”，应当努力争夺重要问题的话语权、命名权。比如欧阳江河在90年代中期提出“中年写作”，21世纪初藍隶之等人倡导的“中产阶级写作”，都有很好的启示作用。因此“民间立场”强调的应该是独立的立场，而不应当是反“知识”、反“知识分子写作”的立场。在精神倾向上应当努力在整合、消化、占有大众语言的过程中不至于丧失了与对象的距离感；在抒情方式上必须反对平面化、粗鄙化和感性化。艾略特在《传统与个人才能》当中，从反对浪漫主义的角度提出“非人格化”的学说。针对浪漫主义者关于诗歌是诗人感情的表现的观点，他认为主观的感受只是素材，要想进入作品，必先经过一道非人格化的、将个人情绪转变为普遍性、艺术性感受的提炼过程，也就是将经验转化为艺术的过程。我觉得这个观点并不过时。
进入21世纪，中国诗歌进入一个平稳的增长期，在邯郸虽然没有出现像80年代那样的成批诗人涌现的现象，但又有不少新的诗人崭露头角，使邯郸诗人的梯队在年龄结构和艺术风格上呈现出新的层次。出现了70年代末的青小衣、郭玉民、常秀芳，80年代的左小词、刘胜、雨山，90年代的黄河若、怀石以及更年轻的诗人群体。青小衣的诗歌有典型的女性主义趋向，具有彰显情感诉求而又消解主观抒情意识的魅惑色彩，厚实的语言基本功帮了她的忙，使她的诗风准确，灵动，有感人的乐感，她是70后诗人和“女性主义诗歌”的代表。郭玉民诗风质朴，走的不是“纯诗”的路子，但他追求诗歌里平实意象的灵动，在风格上彰显了虚实相间的趋向。左小词的诗歌读起来不温不火，她似乎刻意在写作过程中学习隐忍，走在先锋与守成之间，与显性的诗歌趣味不远不近，显得少年老成，据说小说是她的强项，但我没有读过；常秀芳其实并不迷恋于写诗，她是那种喜欢读书、学院、哲学课，并在生活的间隙做梦、闲游和沉思默想的人，因此她的诗有一种内在的抒情、唯美、倜傥的浪漫主义气息。90后的黄河若和怀石是同一个学院的学生，黄河若的诗歌写得铺张，有野性，锋芒毕露，四面出击；怀石的写作有一些收敛或内敛，有时稍显拘谨；还有一位00后的学生诗人赵子莹，从目前可以读到的诗来说，我觉得她写的有一点“飞扬”和骄傲，字里行间充溢着青春气息，但是那种让人“放心”的青春期写作……三位年轻人的写作，未来的变数还很多，对他们做任何的规定性的评价都为时过早，因此对他们更多的应该是期许。虽然我一向不赞成说“诗歌是青年人的事业”，但却始终认为“青春”是诗歌的底色，它们与成熟和暮气有天然的对立，需要在激情与动荡当中保持警觉与平衡。所以诗歌的形态倾向于“风生水起”，而不是“尘埃落定”。我相信，这群年轻诗人的加盟必将——实际上是已经——给邯郸诗歌带入了新鲜的血液和靓丽的容色，让这片艺术的园地变得更加娇艳与好看。
邯郸诗人们历经40年，艰难地走过了自己的的蜕变与成熟之路，使诗歌写作的着力点由集体转向人，由宏大叙事转向个人叙事，由人本转向文本，使当代诗歌写作在日趋浮华的城市生活当中保持了基本纯正的先锋姿态与艺术品质。当然，如果非要讲“不足”之处，我觉得邯郸的诗人们在写作过程中有一种不追时尚、不赶潮流、闷头写作的“老式做派”，这样的做派使他们在当今被许多人当做“名利场”的文学圈子里显得有些笨拙和不入流，从而失却许多“功成名就”的机缘。但作为当事人，我觉得正是这样的做派和际遇在另一种意义上成就了他们，使他们的写作变得淡定、隐忍、韧性、能够经受风雨，进而也成全了他们诗歌艺术的质地和诗人的品质。其实，早在上世纪80年代，邯郸诗人们就在《人民文学》、《诗刊》、《诗神》等多家报刊上集体出过专辑，70、80后出生的一代诗人加入这个群体后有不少人经常在全国重要刊物上发表作品，展现出更为强劲的竞争潜力。但是总体上讲，邯郸的诗人群体在全国严肃的诗歌圈子里依然处在一种“未名”的状态，起码这种状态与他们的真实水平是不对等的。我个人喜欢这样的一种写作状态：让诗歌的质地超过诗人的名分，使诗歌在更多的意义上向深刻的“个人主义”和个体写作靠近；而不是相反，比如诗人的名分高于诗歌的质量，这样有可能会使一个写作者因为艺术的退化造成诗人品格的缺陷，邯郸诗人应该警示这样的缺陷。但更重要的是，作为一个诗人，你要坚持什么、捍卫什么？这是每一个写作者都要面对的问题。我觉得邯郸的诗人总体上经受住了这个考验，虽然他们没有走在一条充满鲜花和掌声的路上。如今，邯郸现代诗歌刚过不惑之年，它是年轻的，强劲的，有能力获得更高质量和成就的！通过这四十年，我庆幸地看到邯郸诗歌确有健康正派的传承和进步，有不断的源于自己的反思和省察。虽然诗歌的写作者会一代代老去，但诗人们身后必然是一片春色。在这一片片春色里，让我们目送这条起自漳河滏水间的溪流淙淙地流入江河，汇进大海，看湛蓝的天幕下唯有大海苍茫如故。
作者简介
王建旗，60年代初生于河北邢台，诗人、艺术批评家、中国作协会员，曾长时间担任邯郸诗社秘书长、邯郸诗人协会会长和诗歌艺委会主任；在故乡老苍会接受启蒙教育，随后务过农，做工过，长期在一家报纸从事编辑、记者和总编工作；曾在《人民文学》《诗刊》《诗选刊》《星星诗刊》和《文论报》《文艺报》《文学报》《人民日报》等全国重要报刊发表诗歌、文论和随笔，出版诗集、文论集8部，有多篇作品被选入多种选刊，作品偶有获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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