邯郸起义前的高树勋将军
高金荣
抗日战争开始，我离开老家河北省盐山县城，投奔高树勋将军，在他身边担任侍从副官八年。邯郸起义后，我继续留在他身边担任警卫参谋，直到一九四六年十月民主建国军成立一周年之际，高将军为了提高我共产主义思想觉悟，送我到晋冀鲁豫军区军政大学学习，我才离开紧紧跟随了九个年头的高树勋将军。现将高树勋将军在邯郸起义前的情况记述如下：
决心走自己的路
高树勋将军率第三十九集团军于一九四二年从豫北跨黄河、过陇海，回到“娘家”大后方以后，先后在安徽界首、太和，转河南项城、商水、漯河、临汝、宜阳，再陕县、渑池、洛阳，又洛宁、芦氏、浙川、内乡、镇平、南阳，最后驻防在西峡、南召。顶头上司先是卫立煌、蒋鼎文、汤恩伯、刘峙，最后换了胡宗南。总之是，足迹遍河南全省，领导五易其人。但高将军没一天安宁，“杂牌军”走到哪里也要受歧视屈辱④。到了胡宗南、陈诚面前，还要受人格污辱。先被夺走了六十九军，后又有胡伯翰夺新八军军长的权，最后连三十九集团军的番号也被取消⑤。更有甚者蒋介石又派一批职业特务如陈仙洲、刘惠沧、杨理斋来监视他，不准他去抗日，而强迫他违背自己的意志去跟八路军部队“对抗”。他们对部队搞分化瓦解，对高将军本人则又打又拉。高先生实在忍不下这口气，也曾当着特务们的面大骂了一顿胡宗南，结果使自己的处境更加困难。高驻镇平时，有一班从濮阳来的马戏团，他们以故乡人（当时濮阳县属河北省辖）的情份来拜望高将军，高将军也感动地回访他们。高将军去看望他们时，马戏团的领班正训练狗熊，一忽儿用鞭子抽，一忽儿奖给一些食品糖果。高先生问其原因，领班诙谐地回答：“我打也好，奖也好，就是为了把狗熊训练出来给我挣钱，养家糊口。”这一句话触动了高的隐痛，在回来的路上问我：“金荣，你看我像不像马戏班里那只狗熊？”我不解高先生问话的意思，就说：“您是大将军，人人尊敬，怎么能这样相比。”高树勋将军严肃地说：“谁会尊敬我？我只能算蒋介石这个马戏班里的一只狗熊！”
在胡宗南命令他移兵南召，向从伏牛山区、汉水流域南下的八路军部队进攻时，共产党人王定南同志来到高部为宾，帮助高将军分析国内国际形势：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在即，日寇必亡已成定避，而抗日作战胜利后，蒋介石必然要把主要精力对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军民，中国必然会出现内战。这些分析触动了高将军的心，就在这时王定南同志又帮助高将军与河南军区独三旅陈先瑞同志火线会见，达成彼此支援共同抗日的协议，从而避免了一场与八路军间的互相冲突。高将军为这件事非常高兴，一时间心情也比较愉快，他看到了希望，增强了信心。高将军鉴于二十五年来，特别是抗战后这七、八年的斗争经历，深深懂得了一条：蒋介石这个人和石友三是一丘之貉，他们间没有本质上的差异和区别，这就像袁世凯和曹辊、冯国璋、段琪瑞一样，都是祸国殃民的国贼，不同的只是他们的姓名、面貌和服饰；相同的是他们血液、脉搏和心室。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和慎重思考，欲实现救国救民之夙志，必须脱离蒋介石、陈诚、胡宗南这些大大小小军阀政客的束缚，坚持“高树勋姓高”，走自己的路。他从中国共产党身上看到了希望和未来，所以决心和中国共产党合作，开辟自己要走的路。根据时局的发展，他曾不止一次的对王定南说：“只要新八军不被胡宗南吃掉，我就打回老家去，在冀察边区创造一块国共合作共同开发的模范区。他满怀激情地给他抗战期间新交的朋友彭德怀将军写了一封信，让王定南同志亲自上太行山面交彭老总，请共产党支持他走自己的路。
王定南同志北上后，一日我给高收拾房间，见他案头放着用工整苍劲的颜体写的一幅字，记得叫《狱中题壁上》，大意是“身似虎，气如虹，那堪囚蛰在笼中；安邦志，济民衷，潜伏爪牙，忍气吞声；彼辈小丑且横行，他日身返潭穴后，再作霖雨济群生”。高树勋将军没有坐过牢，我揣想这首词不是他作的，但词中所绘情景正是他当时心境的真实写照。
日本投降后的处境
王定南同志走后半月——八月十五日的凌晨，日本天皇裕仁广播《停战诏书》，宣布无条件投降。
日本投降了，抗战胜利了！中国人民胜利了！消息传到新八军，全体官兵欢腾起来。新八军这支军队，大都是河北平原的普通老百姓，日寇占领了家乡后，因不愿当亡国奴，才从军拿起武器，赴国难，抗日寇。在八年抗战中，几近半数的战友为国殉躯，战死在沙场；转战南北，到了国民党区又备受欺凌虐待。不管忍受多大的痛苦和污辱，经过八年艰苦抗战，终于取得了抗日战争的胜利，打倒了日本法西斯。这时，怎能不高兴呢？八月十五日这一天，大家狂欢了一整天，杀猪宰羊庆祝，酒足饭饱以后，又激动得一个通宵没有休息，大家流着眼泪商量着回老家的事，期待着能实现全家团聚。但蒋介石和胡宗南发来了电令，叫高树勋将军及所部“原地驻防待命”。接着广播里又不停地播放着军令部给第十八集团军朱德总司令、彭德怀副总司令“原地驻防待命”的命令。当时日本帝国主义虽然广播了日本天皇的《停战诏书》，但还没有给日本的作战部队下就地向中国作战部队缴械投降的命令，日寇还在继续作战，继续屠杀中国人民。中国抗战的部队还有向日寇继续作战，迫使日寇迅速投降的作战任务。但是蒋介石叫新八军和八路军“原地驻防待命”，说穿了就是划地为牢，不准这两个部队向敌人受降，而由蒋介石及其嫡系部队任意抢掠胜利果实！蒋介石一方面不让八路军和一些“杂牌军”受降，而另方面却授权日寇和伪军维持地方秩序。这些命令使新八军的将士气炸了肺，高树勋将军尤其感到奇耻大辱，所以决定违抗蒋介石的指令，打下山（伏牛）去，促迫日寇迅速投降。就在这时，第五战区司令长官刘峙来电要高部进军南阳，第十一战区司令长官孙连仲来电，邀高去新乡，以便向北挺进，收复北平、天津。高树勋将军立即接受了孙连仲的“邀请”，当夜就从南召驻地出发，冒着滂沱大雨，日夜兼程，赶到郑州。高在郑州听说驻防新乡的伪军头目孙殿英在郑州，他就先与孙殿英见了面，此时孙已被蒋介石委为“抗日先遣军司令”。这个投降日寇，出卖祖国的大汉奸，反而成了蒋介石“先遣”到新乡的大功臣了。但高急欲北进，不在郑州逗留，以防夜长梦多，所以在和孙见面了解到豫北、冀南沿途一些情况后，没有等大部队赶到就先带上我们传令队三十多人，再乘上他从保定府带出来跟随了他八年的大卡车从郑州出发了。出发前，曾有人劝阻高将军，说过了黄河桥就不安全了，沿途有十余股共产党的部队活动，可能会发生意外情况，但高将军为了抢时间造成已行进在北上路上的既定事实，迫使蒋介石承认他的北上受降权，所以高谢绝了孙殿英和其他参谋人员的劝阻，连夜越过黄河向新乡进发。据说，高在到了新乡以后，蒋介石才发觉高已违抗命令，北上到了新乡的情况，本欲处罚高的擅自行动，幸有孙连仲“顶”了一下，蒋介石也就顺水推舟，派特使王仲廉乘飞机赶到了新乡，给高将军送来一张“第十一战区副司令长官”的委任状。孙连仲如此保举高树勋，也是有他的用心，他知道高有些“粉红”色，素与八路军合作的较好，其目的是为了借高的这点关系，来当他的“开路先锋”，达到沿平汉路顺利北上的目的。所以，高刚到新乡，孙连仲也乘飞机赶到新乡祝贺高就任他的副司令长官。但孙连仲和蒋介石、胡宗南一样，仍不把新八军的军权交还给高将军，却突如其来的要任命他的亲信池峰城担任新八军军长，以填补胡伯翰之缺。高当然不便提出理自兼军长，而坚决请求三十军副军长黄樵松将军来新八军任军长，抵制孙连仲对池峰城的任命，结果孙连仲不肯接受高树勋的要求，而池峰城也不肯来高部，孙也不便使高感情上过不去，为了抢战胜利果实，他便急急忙忙乘飞机到北平去了，所以新八军军长一职仍属空缺。
北上的如意打算
新八军于九月底在新乡集结完毕。这时，从安阳以北的河北磁县到石家庄以南的高邑县，全长约三百华里的平汉路已全部被八路军所控制，其中磁县、邯郸、沙河、邢台、内丘、临城、柏乡、高邑等铁路线上的十数处县城都已经解放。高树勋的部队连同新归他指挥的河北民军乔明礼部，不足两万人，按照孙连仲的命令“迅速打通平汉路”已没有可能。高树勋将军在日本投降前夕，不甘忍受蒋介石、胡宗南的排斥、暗算，本有回冀察边区开辟一块新区的打算，并因此而派王定南去太行山找彭德怀将军，争取共产党对他的支持。但现在抗战胜利了，却又要从坚持华北敌后抗战八年的八路军手中抢夺他们从日本手中夺取的县城，觉得于理不公。当时国共两党正在谈判，而蒋介石却发下来《剿共手本》，一道又一道的命令，迫使高部进攻解放区。高将军确实感到这就是内战的开始，心情非常沉重。一则，高树勋将军厌恶这种同胞间兵刃相见的内战；二则，高先生是过来的人，他参加过三一年在江西对工农红军的第三次“围剿”，经历了一九三九年至四一年的两次反共高潮，都是以失败而告终，教训是沉痛的。现在经过八年浴血抗战，人民需要休养生息，需要民主，需要和平，而不要战争，高树勋将军绝不想当首先挑起内战的历史罪人。
十月初，王定南同志从太行山回来了。当时新乡城里兵集如蚁，十一战区长官部已经迁到了这里。高立即叫王定南同志到城外王的夫人唐宏强同志的住处等候他，很快由我陪着高将军来到唐宏强的住处，王定南同志详细向高报告了他到解放区的经过：他于八月中旬到新乡，见到了在孙殿英部队做地下工作的朱穆之同志，朱陪王离新乡进解放区，在林县任村碰到在延发参加中共七大后返回华东前线的新四军代军长陈毅同志和到冀鲁豫军区去检查工作的滕代远和薄一波同志。陈、滕、薄三首长接见了他。陈毅同志告诉他，在延安就听到高树勋将军与陈先瑞同志在伏牛山区会见的情况了，党中央和毛主席高度评价高陈会谈，认为高树勋将军是一位爱国将领，是受蒋介石排斥的，希望王定南同志很好协助高树勋将军认请形势，站到人民方面来，共同参加反对蒋介石独裁专制，排斥异己的斗争。随后王定南同志到涉县又赶到黎城，会见了晋冀鲁豫军区司令员刘伯承和政治委员邓小平。刘司令员亲笔给高树勋将军写了一封复信，并派路展、辛良智两同志来高部争取高站在坚持和平民主、反对内战的行列里来，共同反对蒋介石发动的内战。
高将军看过刘司令员给他的亲笔信后，非常激动，大有“拨迷雾，见青天”之感，为了预防万一，立即烧了这封信，继续和王定南同志谈他的新想法。他要求刘司令员、邓政委准许他带新八军和河北民军（一个纵队）借道北上，沿途收编的伪军全部带走到保定、北平；而沿途所有城市，除石家庄、保定外，全部交给八路军接管。高立即请王定南同志带上他这个计划回太行商请得到刘、邓的支持。事实上，高这个设想是很不现实的。就在高打这个主意时，国民党的三十军和四十军也都集结新乡，蒋介石和孙连仲的主意不是借道而是假道灭虢，由借道之便进攻解放区，消灭八路军，实现他们想象的南北一统天下。而这时高树勋的如意算盘还想叫三十军、四十军改道津浦路北上，而他单独率新八军、河北民军沿平汉路“借道”北上。
据王定南同志以后向高汇报说：他到涉县赤岸，向刘邓首长汇报了高树勋将军的恳求时，刘邓首长体谅高的处境，同意高的请求，并立即令王定南同志回新乡复命。但就在这时 ，蒋介石、孙连仲却驱使高树勋率新八军、河北民军当打内战的急先锋，沿平汉路居中，三十军在左，四十军在右，三路齐头并进已由新乡出发，越过安阳、磁县大踏步向北推进，已经到了马头、成安、彭城一线了 。高树勋将军左右不了国民党反地派要打内战，进攻解放区，企图消灭抗战有功的八路军这个形势。我八路军部队为彻底打垮国民党部队向解放区的进攻，当然不能放四个军（含河北民军）“借道”了。刘邓首长于胜利结束了上党战役后，立即率领一纵、二纵、三纵等主力部队在峰峰矿区以南展开，对进犯解放区的三十军、四十军、新八军和河北民军形成包围。并从彭城以南追回王定南同志，刘邓首长峰峰前方指挥所向王定南同志说明敌人改变了原“借道”的初议，所以原准予“借道”的方案也要敌变我变了。刘邓首长坚定地说：“为了守住华北解放区的南大门，争取东北我军进入阵地的时间，必须消灭来犯之敌，彻底打退国民党部队的进攻。为了不让高树勋部做蒋家王朝的殉葬物，根据新形势的变化，你要立即去说服高树勋将军不要再到冀察边去了，而要配合我军完成阻止国民党北上进犯解放区的战略部署。要当机立断就地起义，和我们共同反对蒋介石发动的内战。”刘邓首长又选派曾与高树勋将军有私交的晋冀鲁豫边区政府参议室主任申伯纯同志和靖任秋同志协助王定南同志到高部做高树勋将军的工作。王定南等同志穿过火线于马头镇会见了高树勋将军，响他转达了刘邓首长对他的期望和要求。
光荣起义
当王定南同志向高转达了刘邓首长的意见后，高神情上显得特别紧张，情绪非常不安，思绪纷乱，在室内来回踱步，很久不说一句话。高毕竟是一个旧军人，他虽与国民党、蒋介石有矛盾，但要站到人民方面来，这一步迈得确实很困难，他原来缺乏这种思考，也没有这方面的思想准备。现在摆在他眼前的现实是：要么替蒋介石殉葬，和三十军、四十军一齐被八路军消灭；要么就地起义，站到反对内战一边，再没有别的选择。
这时，进攻解放区的国民党部队已被包围，滞留在这里一个星期了，东线马法五的四十军，一部已被一纵消灭，三十九师一个团已在阎家浅被二纵吃掉，新八军前沿的一个团也有较大的损失。要后退不仅八路军不放走，蒋介石也不会同意。经过一番激烈的思想斗争，他终于说话了：“起义！看来只有这一条路可走了，反对蒋介石，不打内战，我有这个勇气，只是有二点……。”高向王定南等提出了两个问题：
一、三十军、四十军都是老西北军的部队，怕西北军同仁再像我杀石友三时那样，对我不理解；
二、夫人刘秀珍与我同甘共苦，相依为命，已和唐宏强经开封转徐州，然后去天津。现正在徐州，怕起义后，蒋介石加害刘、唐。
本来刘邓部队准备于十月二十八日子夜发起对被包围的国民党部队的总攻，但为了等待高树勋将军起义，又把发起总攻的时间推迟了。
经过王定南、申伯纯等同志的耐心工作，高树勋将军终于在十月二十九日下定了战场起义的决心。刘邓首长接到高已决定起义的报告后，立即又派晋冀鲁豫军区参谋长李达同志代表他们通过火线到高部来看望高树勋将军。李达同志原是老西北军的人，一九三一年参加董振堂、赵博生领导的宁都起义后参加了中国工农红军，他们一见，非常亲热，畅谈了他们分别十多年的情况，李达同志说：高将军能在当前中国两种命运搏斗的紧要关头，毅然高举义旗，反对蒋介石的内战，其深远的政治意义不亚于十多年前的宁都起义。高、李会谈后，高更坚定了就地起义的决心。
高于十月三十日在马头镇召集总部科团以上军官训话，宣布起义，反对国民党发动的反人民的内战。
高一宣布，大部到会军官惊恐不安，不知所措。但他备述蒋介石不抗日，排斥新八军，抢掠胜利果实和发动内战的罪状，引起多数军官的共鸣；更多的人长期追随高先生，以高为是，赴汤蹈火，愿意跟着高走。也有极少数反动分子，如副军长马润昌、参谋处长袁家洪等要求回蒋管区，高立即同意他们的请求，并派人送出解放区。
接着，他向第十一战区副司令长官兼四十军军长马法五、三十军军长鲁崇义和十一战区参谋长宋肯堂打电话，争取他们参加起义，共同反对蒋介石发动的内战。对方如闻睛天霹雳，惊慌失措，妄图逃跑，但早已被发起猛攻的我解放军部队包围。
几天来，高树勋将军由于过份的紧张和激烈的思想冲击，虽然是走向了革命，但眼前的这一切都来的太突然了，要彻底变成自觉的革命行动还需要时间。所以，在宣布起义后，显得异常疲惫，许多善后工作和应付复杂混乱的局面，全靠王定南、申伯纯等同志来协助处理。
黎明时电话已与刘邓的指挥部接通，三十一日上午九点，刘司令员、薄一波副政委都来到高总部看望他，当天下午，高树勋同志率领起义部队（含河北民军）一万多人，撤出内战战场，开往武安县伯延村。一路上，受到解放区军民的热烈欢迎，高树勋将军这时才变得精神焕发，显得异常激动。十月二日，毛主席、朱总司令向高发来贺电：
“建侯将军吾兄勋鉴：闻吾兄率部起义，反对内战，主张和平，凡属血气之士，莫不同声拥护，特电驰贺，即颂戌绥。“
同一天，晋冀鲁豫党、政、军首长刘伯承、邓小平、杨秀峰、滕代远、薄一波、张际春、李达等同志也发来贺电。
就在这一天 ，刘邓首长的前方指挥部发来战况通报：邯郸战役胜利结束，消灭敌三十军、四十军两万多人，活捉十一战区副司令长官兼四十军军长马法五、十一战区参谋长宋肯堂及第四十军副军长刘世荣等高级将领。鲁崇义率三十军一部突围逃窜。
同一天，新华社正式向全国播发了高树勋将军率部一万多人起义的通电稿。
又过了几天，刘邓首长通知高树勋同志，说新四军四师张爱萍师长已派侦察员化装进徐州，把高夫人刘秀珍和王定南同志的爱人唐宏强同志接到解放区了，不久，即可送到武安。高树勋同志接到这个通知，激动地说：“党中央，毛主席如此关心我，实在使我受到感动。”
十一月十日，在武安伯延村召开大会，宣布党中央和中央军委批准，以高树勋将军原部新八军和河北民军为基础，成立“中国民主建国军”，任命高树勋同志为总司令，王定南同志为总政治部主任 ，范龙章为第一军军长，乔明礼为第二军军长。
同月，中国共产党中央批准高树勋同志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从此，高树勋同志以崭新的精神面貌、高昂的无产阶级革命热情和鲜明的无产阶级立场开始了他的新生活。
注；
①1945年初，高树勋从河南镇平到西安拜见第一战区司令长官胡宗南，胡在西安郊外别墅接待高，谈话间胡用手拧高的脸蛋来戏弄高，高一气之下，立即返回镇平防地。
1944年秋天，陈诚代表蒋介石到芦氏县看望黄河保卫战参战部队时，几次打断高在总结会上的发言，并说了些污辱高的话，高愤然退出会场。
②39集团军原辖新八军、六十九军两个军。六十九军系石友三部改编，军长米文和。1942年高率部过黄河后，六十九军被汤恩伯挖走。高原是39集团军司令兼新八军军长。蒋介石又派胡伯翰任39集团军副司令兼新八军军长。
③1944年末，胡伯翰因轻慢高树勋，被高打了耳光，离职去西安。不久胡宗南电高，撤销第三十九集团军番号，任命高为“冀察战区”总司令，新八军归冀察战区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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