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是，不爱钱财。古代混迹官场的人，不爱钱财为数极少，升官发财是各级官员心照不宣的普遍通则。刘秉忠并不为钱财所动，整日穿着他在紫金山穿的那套旧僧衣，夜以继日，废寝忘食地为忽必烈策划军政要务。蒙古官员没有薪俸，个人的钱财来源主要靠抢掠，刘秉忠不会抢掠也反对抢掠，所以身无余财。这样一月可以，一年可以，几年也可以，但要再长期下去，就说不过去了，以至连忽必烈也看不下去了。面对刘秉忠鞠躬尽瘁的尽职尽责的工作精神，面对刘秉忠无以伦比的突出贡献，忽必烈拿出千两白金赏赐刘秉忠，刘秉忠说，我是个山野鄙人，饶幸碰到了现在这个机遇，我的服品用物都是官方供给，我自己没有家，要金子千什么，没有什么用处。忽必烈说，你没有家室，难道还没有亲朋故旧吗？送给他们也可以。刘秉忠还是不接收，忽必烈说不要不行。实在推不掉，刘秉忠把二百两白金送他兄弟刘秉恕。刘秉恕说，哥哥多年勤劳，受赏物是应该的。我没有功劳，我不要。这下可真的犯了难，最后只好把赏金胡乱散发处理了事。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说：“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民间谚云：“人为财死，鸟为食亡。”刘秉忠不为财利所动，别说贪婪的追求，就是给也不要。这种人生境界是一般人很难达到的。
二是，不求官位。古往今来，官位似乎是人生事业成功的主要标志，因而为众多的人羡慕、追求，有的甚至达到了如醉如痴、类狂似颠的地步。当然官位可能还有一些不言自明的其他好处。为了取得一级高过一级的官位，在历朝历代的政治舞台上演出了多少勾心斗角、尔虞我诈的航脏卑鄙的丑剧。求官的人太多，而官位又太少，官路还很窄，于是在求官的路上，又出现了一幕幕攻评诽谤、落井下石的闹剧。鲁迅先生曾写过爬、撞、推的杂文，形象而深刻的揭露了一些追逐争抢官位的丑鄙灵魂。在元代，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取消了科举，儒生们取得官位的虽窄但还有希望的路子也被堵死了，一些流落民间的文士们就写词曲戏剧来发散心中的激愤和不满，很有点狐狸吃不到葡萄就说葡萄是酸的那种心态。说来也有趣，文人们的激愤和不满，使中国文学史上冒出了一朵奇葩——元曲。如果元代的文人们有官可做，大家都忙于挤官位，格调特异的元曲未必会出现，至少不会象那样卓然有味。然而，不论说官贵也好，说官酸也好，刘秉忠却不为所动，仍然披着他从紫金山带去的破旧僧衣，尽心尽力地为忽必烈统一全国策划着军政要务。有时只有他和忽必烈两人密谋，其他的人一无所知。可是，象这样一位可以参与最高核心决策机密的人物，却连一个最低微的官位名头也没有。虽然刘秉忠平淡如水，却给其他官员出了一个大难题，总不能直呼其名吧，没有办法，只好称“聪书记”。这是刘秉忠在故乡天宁寺掌文书僧职时的称呼，不象今天各级领导机关里对书记的尊称。刘秉忠似乎并不挂意，依然勤勤恳恳地办他的大事。翰林学士承旨王鹗对这件事实在看不过眼，就向忽必烈写了一封奏章。《元史·刘秉忠传》是这样记载这封奏章的：“秉忠久侍藩邸，积有岁年，参帷幄之密谋，定社稷之大计，忠职劳积，宜被褒崇。圣明御极，万物惟新，而秉忠犹仍具野服散号，深所未安，宜正其衣冠，崇以显秩。”忽必烈看了奏章，连连点头，深为刘秉忠这种不谋官位的精神所感动，当天就下令任命刘秉忠为光禄大夫、位太保，参领中书省事。一下子由一介僧人提拔为最高行政长官，类似现在国务院总理。太保是三公之一，是最高的荣誉官衔，元朝是不轻易授人的，有元一代，享受这一荣位的只有刘秉忠和另一位叫太平的人。在此之前，刘秉忠不但没有官位，也没有妻子。于是，忽必烈又下了一道诏书，命翰林侍读学士窦默的次女，配刘秉忠为妻。窦然是肥乡人，肥乡西距紫金山只有100多里，窦默是在刘秉忠之后投奔忽必烈的又ー个汉族大知识分子，后来官位很高，学问也很大。这一年，刘秉忠已经49岁了。忽必烈特意在元大都赐给刘秉忠奉先坊一处宅第，一应物品都由少府官籍监户供给。忽必烈的这些硬性赏赐指令，在他人看来可能会感到荣耀之至，然而却未必是刘秉忠的真正心愿。刘秉忠对于官位，对于虚浮的煊耀热闹，并没有多大的兴趣。公元1268年，当刘秉忠主持建造的元大都竣工后，他随即就主动辞去了参领中书省事的职务。（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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