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帮林立说特色·安秋生
中国商帮的历史悠久文化灿烂，但重视商帮文化的研究和宣传，却仅仅是改革开放以来的几十年时间。
国人喜欢“贴标签”，喜欢弄出个什么“十大”“八大”来。有关“中国十大商帮”的说法也是五花八门。学界一般认为，明清时期“中国十大商帮”包括：山西商帮、徽州商帮、陕西商帮、山东商帮、福建商帮、洞庭商帮、广东(珠三角和潮汕)商帮、江右商帮、龙游商帮、宁波商帮。
也有人为武安商帮贴上“中国十大商帮之一”的标签，也能讲出一番道理。
南京大学历史系范金民撰文指出，“商帮”的提法，大体上晚至清末光绪年间才能在相关文献中看见，然而商帮在明代已实际上形成。他在《明代地域商帮的兴起》一文中列举的明清十大商帮则为：安徽各支商帮、山西商帮、陕西商帮、广东商帮、福建商帮、江西商帮、山东商帮、河南商帮、浙江各支商帮、江苏各支商帮。同时他认为所谓河南商帮，在明代大概只能指彰德府的武安商帮。
王兴亚《河南商帮》一书讲到：明清时期的河南商帮主体包括两个部分：武安商人和怀庆商人。而武安商人的数量、影响，远远超过怀庆商人。商帮的主要特点：拥有会馆办事机构和标志性建筑。在全国各地，“山陕会馆”最多。例如：河南社旗的山陕会馆，安徽亳州的山陕会馆，山东聊城大运河边上的山陕会馆。每一座会馆都是规模宏大，雕梁画栋，金碧辉煌。我们感到。山陕商人们真是财大气粗，魄力非凡。
也有中国历史“三大商帮”的说法：粤商、徽商、晋商，也有人说是陕商、晋商、徽商，陕西商帮才是“天下第一商帮”云云。
又有人说：粤商与徽商、晋商、浙商、苏商一道，在历史上被合称为“五大商帮”。
但是，所有这些提到名字的商帮，其商人的来源都是一片较大的区域。有的以省为帮，例如晋商、陕商、粤商，有的以州府立帮。例如徽商(徽州一府六县)、潮商(潮州商人)。龙游商帮是个例外，龙游是江西一个县，但实际上“龙游帮”虽以龙游命名，但并非单指龙游一县的商人，而是实指浙江衢州府所属龙游、常山、西安(今衢县)、开化和江山五县的商人，其中以龙游商人数量最多，经商手段最为高明，故冠以龙游商帮之名，简称“龙游帮”。
即使以省立帮的商帮，他们在一地建立会馆时，常常与其他商帮联起手来，例如“山陕会馆”，甚至“山陕甘会馆”。几个省的商人在一起扎堆，以壮声色。
武安商帮似乎是个孤例。他们在外经商，很少去打什么省什么府什么州的招牌。他们直接告诉世人：我们来自武安，是“武安帮”。武安！没听说过吗？就是太行山里的武安，就是产生过三个“武安君”的武安，就是从战国开始炼铁的武安，就是卖药卖绸缎补锅张箩能把全中国跑遍的武安。没听说过不要紧，从今天起，你不就听说了吗？以后，会让你的耳朵听出茧子来的。
树有根水有源。追问商帮的起源，是因为商品经济经过几百年的发展，到明清时期，商品行业繁杂和数量增多，商人队伍日渐庞大，竞争日趋激烈，而封建社会统治者向来推行重本抑末的政策，在社会阶层的排序中，士、农、工、商中商也是屈尊末位。对于商人而言，国家没有明文的法律保护，而民间又对商人冠以奸商的歧视。商人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利用他们天然的乡里、宗族关系联系起来，互相关照，同舟共济，使自己既成为市场价格的接受者，也成为市场价格的制定者和左右者。
同时，商帮在规避内部恶性竞争，增强外部竞争力的同时，在封建体制内利用集体的力量更好地保护自己。一句话，商帮就是为了在远离家乡的地方“抱团取暖”，就是利用集体的力量相互“遮风挡雨”，“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亲不亲，是乡邻，美不美，家乡水”，“大树底下好乘凉”。而武安商人觉得，我们武安人自己团结联合就“足而够之”了，我们自己就有足够的“火”相互“取暖”；我们自己就是一棵“大树”，足以遮风挡雨。
武安商人的底气来自哪里？数字最能说明问题。1940年版《武安县志》载，1934 年，武安县人口为377515 人。其中在外商家1950家，从业25000余人。根据他们的经商地，又分为关东帮、河南帮、冀鲁帮、苏皖帮、热察绥帮和山陕甘帮。
其中势力最大的，是关东帮：商家1500，商人2万。
依据这张表格以及大地采访，我们得以知道，武安商人的经商区域。
对照现今的行政区划，至少在18个省市区以上，其中包括：河北、河南、北京、天津、辽宁、吉林、黑龙江、内蒙古、山东、山西、安徽、江苏、上海、浙江、陕西、甘肃、宁夏、新疆等地。
至此，我们似乎可以得出一个结论：武安商帮是明清直至民国期间，一支地域最小，而经商区域很大的商帮。
我国地域辽阔，各地民风民情差异极大，同样由于地区和历史原因，各支商帮呈现出鲜明的个性特点，一般说来，北方重义，南方善商；北方厚重，南方灵活；北方重古典，南方更现代。以晋商、徽商、粤商为例——
晋商：经营模式最先进。晋商是明清时国内最大的商帮，足迹不仅遍及国内各地，还出现在欧洲、日本、东南亚和阿拉伯国家，在商界活跃了500多年。他们抓住了“开中制”“茶马互市”等重大机遇，后来又独创票号，稳稳地把自己放在全国民间钱财流通主宰的地位上，山西票号俨然成为清政府的“财政部”。山西人具有战略眼光和经商天赋，其文化程度相对于其他商帮较高，其经营模式也是最先进的，股份制、资本运作等现代经营方式，在中国商业史上影响巨大。
徽商：贾而好儒。徽州商人曾活跃千大江南北、黄河两岸，以至日本、暹罗、东南亚各国和葡萄牙。其商业资本之巨、从贾人数之众、活动区域之广、经营行业之多、经营能力之强，都是其他商帮所无法匹敌的，在中国商界称雄数百年。“无徽不成镇”的谚语，说明了当年徽商的兴盛景象。他们善干研判经济走势，在买贱卖贵的不等价交换中牟取厚利，大规模的长途商品贩运是徽商致富的一个重要途径。另外，囤积居奇、特权牟利、牙行制度、高利贷等，也是不少徽商致富的手段。徽商与其他商帮的最大不同，就在于一个“儒”字。徽商们很爱读书，白天经商夜晚读书，在路途中也是时时忘不了读书。这既促使徽州成为文风昌盛之地，又对商业经营产生积极影响。
粤商：喜欢“头啖汤”。粤商深受岭南文化的影响，远离政治中心，不受所谓“正统”“权威”观念的束缚。粤商为了赚钱，天不怕，地不怕，擅打擦边球，有冒险精神是其最为突出的特性。他们永远敢做“吃螃蟹”的第一人，喜欢“头啖汤”。粤商以快制胜，出击迅速。粤商从不将自己的生产经营局限于某一固定的框架之中，注重灵活变通。粤商文化信奉“开放包容不排外”，“不揾独食、有钱大家赚”。他们深信“有出息的男人是不会呆在家里的”，勇于冒险，积极进取，似乎天生就是商人。
那么，武安商帮的特点是什么呢?从武安商帮的兴起、发展直到终结的历史看，武安商帮始终是名副其实的“民商”，他们从来没有得到官府的特许，不靠黑道的保护，同时并不十分依赖帮口。武安绸缎商人在开封、苏州建造了两座会馆。但两万多药商，却从来没有建造一座自己的会馆。武安商人的最大特点，是笃信“和气生财”，靠正确的“义利观”、精益求精的技术和热情周到的服务，赢得顾客占领市场，凭精明、勤劳和手艺赚取利润积累财富。从商号单体上看巨商较少(伯延房家拥有百万家资，故有“房百万”之称，其他人似乎够不上)，但“遍地麻雀”，飞遍有生意可做的地方。他们有头脑有眼光，能吃苦会经营，努力争“天时”，抢“地利”，赢“人和”，较早实行了科学的管理体制，与现代企业管理的理念和制度颇有近似或者暗合之处。
在世人的记忆和心目中，武安商帮是一群靠优质服务赢得信赖而赚取财富的人。例如，宁夏银川德泰永这家200年的老药店，他们留给银川人的印象是货物齐全，服务周到，诚信经营，信誉第一。公私合营半个多世纪后，当地媒体仍然有人撰写文章，盛赞德泰永当年的经营：
“西德泰永”原设在鼓楼不远处路北，“东德泰永”设于“玉皇阁”斜对面，两处铺面相当，柜台约长15米~20米，能同时容纳20个以上的人抓药，根本不用久等。店员众多，售药、应酬顾客全力以赴。除此，还要从事药材切削、碾碎、杵烂等工序。除一般草药外，盒、瓶、袋装的成药膏、丸、丹、散，亦能满足社会需要，像“人参再造丸”“天王补心丹"“乌鸡白凤丸”“灵宝散”“避瘟散”“六神丸”“益母膏”“狗皮膏”均不难购到。名贵药材如人参、鹿茸、麝香、牛黄、狗宝等供应不断，即使是产于深山密林中之虎肾、蛇胆、蝎子、蜈蚣、穿山甲、蝉蜕等也样样俱全。有些药分生熟，如生石膏、熟石膏、生大黄、熟大黄、生地、熟地，分门别类，绝不混淆。有些药讲究出处，如四川的黄连，西藏的红花，云、贵、川、陕所出之名药，该铺设专人采办。货真价实，童叟无欺，名不虚传。药铺内叮叮当当杵药声不绝于耳，足见生意之兴隆。
那时，药方普遍用白色长方形纸条，毛笔书写，竖排，店员接过药方，用一个一寸见方、七八寸长的漆色短木条顺边压住，从头至尾看一遍，对药名、药量心中先有个数，如发现药中有某些差误，便向顾客言明，劝其找大夫重审，为病人负责。遇柜橱中的药有短缺，即安排店员到别的药库去寻取，总要为顾客把药找齐。
在药的包装方面，更有独特之处，即一味药包一个小包，有多少味药，就包多少小包。核符后，再把若干小纸包合为一个大纸包。引子药另放在大纸包外捆扎，向顾客交代引子药的处理：何时加入，如何调制，用白水或酒类，全药熬多长时间，需水量大或小，交代的一清二楚。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药店还备有红、黄、绿、白各色油光纸印成的一寸宽、一寸半长的小药签，上面有字有画，画的是药的根茎、叶、花，形状各异，文字说明其出处、性能、功能、主治何病。包小包时，便放入此药签。该药铺为患者着想如此细心周到认真负责，但药费并不因此而抬高，目的在于治病救人，使患者信任，在信誉中求利。这种“信誉第一”的经营作风和职业道德便是两处“德泰永”生意经营之特点。
曾经辉煌的晋商、徽商在清朝末年就走向了衰落。有史学专家指出，晋商、徽商从性质上讲都是地道的封建商帮，他们与封建政府之间有着不一般的相互结托关系，封建王朝的衰落必然导致他们的衰落，封建王朝的垮台，也必然牵连他们殉葬。官商的性质决定了他们随着封建制度在中国的消亡，必然走向末路，正所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历史总是这样的无情。
武安商人本身就是民商，代表着当时社会生产力中最为活跃的部分，他们从事的行业也是老百姓日常生活所必需的。所以清王朝的垮台，对于他们非但不是打击，而且是某种意义的解放，于是进入民国后依然保持活力朝气蓬勃，兴盛了20 多年，并目出现了向现代商业、现代工业转型的苗头，比例如转向制药、纺织、印刷等。如果不是日寇大举入侵，至少武安商帮的药业仍会正常生存发展。至于以后的重大社会变革，则是任何人都难以预料和无法阻挡的。
作者简介
安秋生，又名安隆，字季三，号神钲散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河北省散文协会副会长，邯郸市散文学会主席，神钲书院院长。有散文、诗歌、纪实文学、传记等著作多种。研究武安商帮20年，著有《药鬼子记事》《武安商帮史话》《大商风华》等，曾受邀赴日本明治大学、大阪市立大学和国内多地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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