描述宋代官家生活题材的水墨画 （图源网络）
北宋繁官冗员缘何为历朝之冠
——包拯《论冗官财用等奏》札记
纵看中国封建王朝，北宋的官僚机构之臃肿，官数之冗繁，无疑为历朝之冠。有史家统计，中国历朝每十万人口平均拥有的官吏数目为：东汉13人，晋42人，隋27人，唐35人，元27人，明37人，北宋则为51人。
宋仁宗皇佑二年，时任谏院普通官员的包拯上疏《论冗官财用等奏》道：宋真宗景德、祥符年间，天下文武官员总计9785人。但到宋仁宗皇佑年间，内外官员总数已达到17300人（还未统计未受差遣的京官、使臣及守选人等），当朝官员增加了一倍多！由此，包拯疾呼：前朝“虽设官浸多，然未有如本朝繁冗之甚也。”
那么，北宋这么多的繁官冗员是从哪里冒出来的呢？
包拯在奏疏中指出：除了朝廷命官之外，一是“台寺之小吏”，即御吏台、大理寺、中书监等各官府所设的下属机构中额外增加的官吏、衙役。二是“府监之杂工”，即各官府为自己办事方便而增加的勤杂官员。三是“荫序之官”，即因祖上做过官、立过功而受封的家属子女，或凭关系受照顾的亲属、官亲贵戚。四是“进纳之辈”，即用金钱或买或捐的官吏、衙役等等。同时，国家每三年举行一次科举考试，每次也要录取一千余人。
当然，包拯对北宋的官员繁冗现象还未讲透。这种现象有其封建王朝的制度共性，也有其时代特性。北宋前期，在统一国家过程中，采取“伪署并仍旧”的办法，同时为加强中央集权，在保留后周旧机构的基础上又增设了一些平行的新机构，使之互相牵制。这样，就形成了“一官而数人居之，一事而数人治之”的现象。结果，一是造成官名与实际职权不一致，因而职责不明，上推下卸，互相推诿，政事淹滞。二是造成机构繁复，彼此牵制，导致重床叠加，闲官过多，效率低下恶果。三是造成冗官冗费，耗竭财力。四是造成寄禄官制度混乱。这种与前代风格不同的品秩制度，职事分离，使得庸碌腐败的官员大增。
对此，包拯不无忧虑地说道，现在，全国有州郡320个，县1250个。按照定额用吏不过五六千人，现在已经超过三倍多。“是食禄者日增，力田者日耗，则国计民力安得不窘乏哉！”吃国家俸禄的官吏日益增多，耕种田地的人一天比一天减少，造成国家财用、老百姓物力更加匮乏。现在国家每年的收入比前朝增加了一倍多。而且，先祖时国家所征收的税目只是实物，后来收取赋税时将实物折算为钱，这样，税户在常税之外增加了五六倍的赋税。
为之，包拯痛心疾首地大声劝谏：“重率暴敛，日甚一日，何穷之有！”“方今山泽之利竭矣，征赋之入尽矣”，“输者已竭，取者未足，则大本安所固哉！”税率本已很重，再加上官府横征暴敛日益严重，且没有止境。土地不会增加，纳税的老百姓已经一无所有，而官吏冗员多，所耗用度就多，长此以往，国家的根基能安定稳固吗？
宋代著名画作《夜宴图》（局部）
面对种种官制痼弊和财政窘困的局面，自真宗朝以后的历朝有识之士，大多上奏要求“去冗”、“减费”、“裁官”。尤其到了仁宗以后，问题已成燃眉之急。当时，除了包拯还有王禹僻、杨亿、宋祁等不少“以天下为己任”的士子和官员，纷纷上书朝廷，要求改革症弊。范仲淹就向仁宗条陈十事，主持“庆历新政”，革新吏治。包拯以其卓越的政治眼光和胆魄一针见血指出：“欲求其弊，当治根源，在乎减冗杂而节用度。”
为此，他强烈劝谏“澄汰冗杂”，裁减多余的官吏和勤杂人员，严格科举制度，科举考试公榜无名的全部免除等。同时建议停止不急需的建筑工程，减少宫中过分奢侈，节省朝廷内外多余的不正当费用。包拯警告说：“若冗杂不减。用度不节，虽善为计，亦不能救也！”如果这些多余的官吏和勤杂人员不裁减，国家支出不节省，筹划的再好也不能挽救现状。
据史载，以后的宋神宗开展了“元丰改制”社会改革运动，对中央政府机构进行了大幅度的改革、调整和精简，成为中国古代官制史上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当然，北宋时期一切致力于解决冗官问题的建议和改革都无一例外地失败了。作为封建帝王，要奉行历代相沿的争取地主阶级各阶层广泛支持的政策，只得避开宋代官僚政治中冗官成灾这个核心问题。至多在维护宋王朝统治的前提下，采取治标的策略，在机构设置、职守调整和清理品阶上做些“微调”。
对北宋统治者来说，冗官虽“ 役多民劳”，但却可以大开仕途之路，既可换得地主阶级的支持，又可避免五代十国分裂割据、君权筒弱乃至被取代局面的再现。因此，即使增加赋税，加重对人民的盘剥，也不愿意因裁减冗官而损害地主阶级自身的利益。因此，终北宋一朝，任何人都根本无法解决冗官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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