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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沟桥事变前后亲历记

时间:2022-05-27 14:27:55  来源:邯郸文化网  作者:韩立才  浏览: 分享:

 卢沟桥事变前后亲历记

图片来源于网络

卢沟桥事变前后亲历记

 

韩立才

  

“卢沟桥事变”前,我在冀察绥靖公署任职,事变发生前后我正在北平,现将“卢沟桥事变”前后的所见所闻记述如下:

 

抗战前夕的北平

日寇占领东北以后,逐步向华北蚕食鲸吞,政治事件、军事冲突层出不究,华北成了多事之秋。一九三五年殷汝耕在通县成立了伪“冀东自治政府”,日寇在通县驻有重兵,敌人就在肘腑之下,给驻守在平津附近的二十九军以较大的威胁。当时,居住在北平的达官贵人、富商大贾,一个个地陆续南迁,有些工厂、商店被迫停业或减员,失业人员越来越多。到大街上一走,各个胡同口、电杆上,到处帐号了一些“吉房招租”的红条子。日本浪人和朝鲜浪人趁机强行“租”房,搬进去以后,不是卖大烟卖白面就是招众聚赌,不但不付房费,尽夜还不能关门,房东们都叫苦不堪。

  

日寇在北平的驻屯军,经常派人制造事端,为进一步侵华制造借口。他们派出便衣特务,在光天化日之下,到北平市公安局门口屙大便,到北平警备司令部门口打飞鸟,两机关的警卫人员和过路群众都怒目而视,义愤填膺。但是南京政府一再指示要睦邻友好,大家只好忍气吞声,敢怒而不敢言。

  

从一九三六年夏季开始,日寇就在北平城郊搞军事演习。他们的步、骑、炮、工、通以及坦克、装甲兵等各兵种,从通县出发,要经过北平市向演习地点开进。大街上尘土弥漫,杀气腾腾。我亲眼看到,极度愤慨的沿街群众,和飞扬跋扈的日寇官兵,在表情上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一个主权国家的文化古城,音容忍邻国的军队在大街作过境演习,这是国际社会罕见的事例,是中华民族的国耻!

  

一九三七年五月以后,北平附近的日军频繁调动,越来越明显的迹象表明,日寇要搞军事行动,社会传输论也呼呈北方当局要作好应变准备。当时我在冀察绥靖公署军务处当科员,冀察绥署是冀察两省和平津两市的最高军事机关,干部们来自廿九军和东北军两部分。当时上班以后就议论抗日问题,大家以亲眼目睹的事实表明,日本鬼子欺人太甚,我们决不当亡国奴!我是河北省盐山县人,距宋哲元的故乡只有卅多华里。廿九军军部里有很多同乡,有时我到南苑廿九军军部里去看望同乡,到处都在底座中日冲突和中日战争的前途。青年军官们绝大部分都是速胜论者,我他们濂:日本的常备军只有几十万人,我国的军队有两百多万,尽管他们的军队素质好,装备好,但作战经验不够,我国的军队在许许多多的内战当中积累了丰富的作战经验,打起伏来都是在中国境内周旋,天时、地利、人和都对我军有利。日寇劳师远侵,补给困难,而且语言不通,困难重重,用不了一两年的时间,就可以把日本军队拖垮。他们还谈到:中国这么大,把日本的军队都摆到中国来,一个县里能有几十个日本鬼子兵?日寇占领的地方越多,他们背的包补领就越重,迟早象八月十五杀鞑子一样,把侵略中国的日本鬼子一个一个收拾掉。听到他们这些议论,我也觉着有道理,认为中日战争迟早要打起来,早打比晚打强。

  

冀察绥靖公署是一九三六年二月成立的,廿九军军长宋哲元兼任主任,他平时很少到绥署办公,日常行政工作委托给总参议石敬亭和参谋长付占魁主持。“芦沟桥事变”前,日寇在北平附近闹得很历害的时候,宋哲元到绥署讲过两次话,他是召集全体干部讲话,我也在场。讲话的目的是表明态度,安定人心。他说,最近一个时期,日军一再闹事,时局显得紧张,我希望大家沉住气。日本在北华北的驻屯军共有多少人,咱们清清楚楚,日军就是那么几千人,今天往这里调动,明天往那里移孩,都是虚张声势,制造假象来迷惑我们。我天天派人监视着他们,不管往哪里调动,还都是原来那几千人。宋哲元还说,听说大家受不了日军的窝囊气,急于要打,这种心情我理解。关于打不打的问题,要有中央(指南京政府,下同)的指示,中央没有明确指示,我们一个军打起来,中央不接济我们怎么办?如果是那样,日军在前面打,后面断了供应,我们这个军就处于危险境地,大家教具过这些问题没有?宋哲元又说,打起仗来,我们这个军毫不含糊,日军有飞机、坦克,我们有大刀,在喜峰口等地我们是较量过的,两军杀到一块去,飞机坦克就不如大刀顶用,今后局势不论怎么变化,我宋哲元绝不当汉奸,绝不卖国!听了宋的讲话,大家有了一个底,但仍有相当多的青年干部有急躁情绪。这些干部的指导思想是宁为玉碎,不为瓦全,日寇这样疯狂,先干掉他们,也许在短时期内会“老实”一些,这种想法也许是片面的、天真的,但是可以看出许许多多的青年军官是主张积极抗日的。进入六月份以后,日寇几次在北平城郊演习,廿九军就和他们在同一个时间演习。值得玩味的是,日寇在哪个地方演习,廿九军就在日寇演习地点的两侧演习,我们一些同事把这种演习叫作肉烧饼式的演习,就是说,不论日寇在哪里演习,廿九军都要把他们包起来,要演习就演习,要打就打。

  

绥靖公署位于北平铁狮子胡同一号,是北洋政府的海军部旧地。六月份绥署各大楼的房顶都涂了保护色,军务处第一科是军械科,积极筹备弹药,据说,廿九军在捷克购买的武哭弹药都不科学 没有到达。绥署及廿九军的随军家属,都限期迁回了原籍,绥署的干部也都停止了事假并加强了值班。

卢沟桥事变

  

日寇经常在北平附近闹事,北平成为北方最敏感的地区,一旦北平的安全发生问题,绥靖公署是否存在也值得考虑。绥署人员既关心国事也关心自己的生活,为此,对日寇在北平附近的每一次军事行动都要锐意分析。军务处三科科长韩树栋(字乙范)是我的本家,四科科长杨靖国(字芳洲,乐陵人)是我大哥的挚友,参谋处中校参谋杨学潜(字听鱼,河北盐山人)是我姑夫的胞弟,尽管我当时是一个中尉,可是在他们那里听到不少消息。一九三七年七月六日,日寇驻丰台的部队要通过宛平县城到长门牌店附近演习,这一无理要求遭到了我军的拒绝。七日我军得到情报,日寇于当天要进行实弹演习,廿九军的卅七师当即作了应战准备(当时卅七师师长是冯治安)。六日夜十一时许宛平县附近有枪声,不久,日本使馆通知我军,说他们一名士兵失踪,要求进入宛平城里搜查,当即遭到我驻军的严词拒绝。接着日寇威胁说,如不许搜查,他们要采取军事行动。我方为避免事态扩大,经商定共同派人举行谈判,我方的谈判代表是:河北省四区专员兼宛平县县长冷斋、冀察政务委员会外委会专员林耕宇及冀察绥署交通处副处长周永业;日方代表是:绥署顾问樱井、日军辅佐官寺平和秘书斋藤。他们于八日晨到达宛平县署,谈判中间,日寇在宛平东西两门外发动进攻,我军奋起自卫,双方发生了激战。接着廿九军军部对守军发布命令说:“芦沟桥即为尔等之坟墓,应与桥共存亡,不得后退。”官兵接到命令后,都表示决心,誓死守土,给敢于来犯的敌人以狠狠地打击。

 

原来驻守在卢沟桥附近的是廿九军卅七师一一O旅的一个团,“七七事变”爆发时,又增加了几个团。我军的兵力很雄厚,双方打打停停,停停打打,日寇始终没有得逞。在此期间,全国的报纸、杂志纷纷揭露日寇的暴行,赞扬廿九军决心抗日;全国各界尤其是爱国学生、进步团体都在发表谈话或通电声援廿九军抗日,所有这些行动,都给廿九军的官兵以很大的教育和鼓舞。我们在绥署里,天天问战况、议战争,看到全国各界都在声援廿九军抗日时,感到无比激动,我们科里的中校李植阳(字润亨,河北盐山人后来全家迁密云),少校王德廉(字洁忱,河南周口人),上尉丁仰恒(字希晨,安徽蒙城人),梁尔昌(河北丰润人)和中尉纪剑峰(河北人)都找科长、处长报名,要求调回原部队参加抗日。绥署特务营请来了十几名磨剪子抢刀子的工人为他们磨大刀,除去管饭以外,每一天给一元钱的补帐号。磨刀工人听说是磨了刀要杀日本鬼子,他们表示光管饭吃就行,不要补贴。特务营说服他们说,他们的家属也得吃饭,不要补贴不行,磨刀工人们兴致勃勃地干起来,几天之内把全营的大刀磨的又快又好。

 

一九三七年七月廿七日夜间,日寇由通县等处向南苑集中,当晚宋哲元下令把廿九军军部移到北平城内。廿八日晨日寇向团河及南工凶发起猛烈进攻,敌人以十数架飞机支肝他们的坦克、步、骑、炮兵联合作战。通县距南宛只有几十华里,敌机起飞不久即可到达南苑,我军装备差,火力远远不如敌人,再加上没有制空枚,战斗一开始我军就陷于苦战。驻守在南苑一带的有参谋训练班,军事训练团,手枪旅的一部分,还有刚从河间调来的一三二师的先头部队等等。总的人数不算少,由于缺乏统一的指挥,重武哭又少,官兵们凭着爱国的郝诚和组织性纪律性,手持劣式武哭和敌人展开了激烈的战斗。副军长佟麟阁、一三二师师长赵登禹均在第一线指挥战斗中不幸牺牲,一时部队里失去指挥中心,官兵们遭到了重大伤亡!

 

廿八日清晨我们正在绥署宿舍大楼里酣睡,忽然被猛烈的枪炮声惊醒。很快传来消息,日寇进攻南苑,我南苑守军正在进行顽强抵抗。消息传来,人心振奋,我们盼望已久的抗击日寇的军事行动终于成为现实。住在集体宿舍的绝大多数都是我们年轻人,校官以上的都在市内租有民房,家属走了,房子大半没有退,他们仍然住在家里。我们这些年轻人分头聚拢,议论着战争打起来之后,我们要做点什么?我们多属于绥署刚成立时才参加进来的,没有原来的单位,议论的结果是,如果批准了一些同事回原部队的申请,我们就把他们的工作担当起来,至少可以部分担当起来,处里的勤杂工作,我们都可以抢着干,各班的值班,我们可以包下来。我们议论的很热烈,南苑传来的枪炮声越来越密集,拂晓以后,敌机开始肆虐,炸弹爆炸声清晰可闻,我军火力差,预料到我军会有较大的伤亡。但是,廿九军是受气的部队,多年来受蒋介石气,最近几年又因为蒋介石执行不抵抗主义受日本军队的气,廿九军是哀军,哀军必胜。谈论到,我们预料到南宛的官兵,会给来犯的日寇以有力的还击。

   

廿八日上午,绥署的干部上班特别早,见面后喜笑颜开,都为南宛的抗击日寇欢呼。从早晨开始,大街上响起了鞭炮声,不久,全市大面积响起了鞭炮声,这是北平各界对抗击日晥牟表态,也是对廿九军爱国行动的支持。从上午九时开始,北平各公共场所及大街两旁的便道上出现了许多宣传队,游行队伍川流不息。学生们用自泪斑斑的事实,控诉日寇的各种暴行,周围的听众深受感动。我看到街道上的行人个个喜形于色,精神特别振奋,北平各界迅速组织起抗敌后援会,其中包括募捐队、医疗队、救护队、运输队等,可以说整个北玉市都行动起来了。由此使我加快起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在北平参加示威游行的情景:一九三一年夏,我在盐山初中毕业后考入北平市立第一中学,入校不久就发生了“九一八事变”。我参加了北平市大中学生联合举行的示威游行,在游行队伍的行进路线上,万人空巷,都站在队伍两旁为学生助威。大街上的所有声音,都为学生们的口号声压倒,队伍内外,彼此会意,心连着心。前一次游行,我是一个爱国学生,这一次战斗,我是抗日队伍中的普通一兵。前后两次我在北玉市的所见所闻,使我深深地认识到,抗击日寇不仅是北平各界的强热愿望,也是全中国人民的迫切要求,谁以实际行动抗日,谁就受到称颂,谁后对抗日,谁就受到唾弃。

   

廿八日下午,我和几个同事到了东四大街看看市面情况,见到一批批的廿九军队伍向市内撤退。每批不过几十人、百多人,精神很疲惫,他们每到一处都受到群众的鼓掌欢迎。刚刚坐下来,递烟的、端茶的、送饼干点心的,一个接踵而来。感动的官兵们热泪盈眶,有的群众请他们报告战况,带队的干部即席汇报战斗经过,他们虽然退下来了,群众们却给予安慰和同情。

北平陷落

   

廿八日夜我为了躲避空袭,宿在朋友杨芳洲家里。廿九日晨我提前到绥署上班,一见大门口没有警卫,我心里一楞,到了办公室,空无一人。不久通讯员朱宝元来到,一见面他就对我说:“廿九军退走啦,咱们不上班啦!”听到这个消息我大吃一惊,我决定马上把这个消息告诉杨芳洲。刚走到大门口,正碰上参谋长付占魁乘汽车来到,他一见有几名干部往外走,下邮汽车用手一甩说:“回去,咱们照常上班”。我转回办公室,梁尔昌等几个同事正在漫谈,不久,通讯员雷风阁送来了报纸,各报的头版头条的标题是“时局急转直下,宋哲元到达保定”,附题是“廿九军已撤离北平,阮玄武旅负责维持秩序”。看见了报纸,证实朱宝元的话是可靠的,我们几个人心情沉重,两三分钟以内谁都默不作声。我回到单身宿舍里看了看,有几名勤杂人员带着手拉车正在收拾私人的东西,我见势不好,立即叫了一国内人力车,把我的东西拉到友人家里。当天下午我又到纷署看了一看,宿舍的东西一抢而光;办公室的家俱正在遭的洗动,整个绥署大院,都已人去楼空。我和刘宗智、王启文、展玉信、苏绍游等住在东四十二条廿一(?)号,我大哥韩立园从南苑退出来,也住在这里,我叔父(韩月桥字铁岩)在北平行医,后来也搬来和我们住在一起。

   

廿九军已经撤退,日寇马上要进城,我们这“一家七口”除去我叔父有行医执照以外,我们这六个半大小伙子算干啥的?首要的问题是更改户口。原来是集体户口的,要改成分户户口,原来是军人身份的,要改成其他行业,我们决心到警察局去求情。到局里一打听,不仅仅是我们,所有滞留在北平的廿九军的官兵,一律按各自的具体情况改变了户口,听到这个消息,我们以非常感激的心情,向警察局表示谢意。据我所知,在绥靖公署八个处一千多人当中,宋哲元只带走了参谋处长宋梅村(山东长清人)、作战科长芦风策(保定人,保定军校毕业)和情报科长孙绥先(东北人,东北讲武堂毕业,可能是陆军大学毕业)三人,其余人员全部留在北平。至于廿九军滞留在北平来不及撤走的更不止此数。更改户口是在廿九军撤走以后,日寇未入城以前这个间隙里进行的。时间短,工作量大,北平正在“改朝换代”,警察局本身也有这样那样的问题待解决。这在这种时机,把成千上万的廿九军的人员的户口改正了,这是一个了不起的行动。还有,我在北平困处了一个多月,没有听说哪一家房东揭发廿廿九军的人员,导致他们被迫害被杀头。如果不是军民关系好,这两件事无论如何是做不到的。四十七年过去了,原来的警察、原来的房东,一定还有些健在的,可爱的警察和房东们,廿九军感谢你们!

   

事变前,北平的主要街道上,熙熙嚷嚷人流不断。日寇一进城,青年妇女及女学生大街上几乎绝迹。有事上街的妇女,穿着特别朴素,有的还化装,打扮的又老又丑。日、朝浪人及日本便衣特务,随便坐人力车,这些家伙很多不会华语,上车后比比划划,哇里哇啦,人力车夫听不懂,光挨打。日寇在市内各区都设有军事据点,他们抓劳构筑工事,据传说,重要工事完工后,把劳力杀掉灭口。由此我加快起天津海河的一批批浮尸来,“九一八事变”后,日寇在天津大筑工事,海河里几乎天天有浮尸,那些浮尸都是在工事完工后被日寇杀掉的。

   

日寇侵占北平以后,经常用一些军用汽车在大街上全速行驶,车上装的是全付武装的鬼子和军用物资。有一次我们看到汽车上摔下来一个鬼子,我们很高兴,摔死一个少一个。哪知摔下来的鬼子“会杂技”,掉到地上能全身跳跃,我们才明白车上的鬼子都是橡皮人。又一次我看到汽车上摔下来几个弹药箱,箱子摔坏了,里面的子弹全是石头子。从这两个怪事分析,战争开始的时候,日寇的兵力确实不多,为了虚张声势,吓唬中国人,他们才这样变戏法。由于日晥牟军用车在马路上横冲直撞,碰伤人、轧死人的事件不断传出,行人横过马路都视为畏途。在大街、商店里,有几次看到“中国人日本兵”,他们都是高个子、平后脑勺,在体型上和东洋鬼子有明显的不同。据店员们说,这些“中国人日本兵”多数进店后不吭声,个别的会讲流利的东北讲。他们买东西给钱,不发横,不打人,这可能是被迫征调来的,他们没有忘记是中国人。

   

日寇进城不久,北平出现了一批新贵,江朝宗当了北平市市长,绥署经理处副处长郭自新当了晋、冀、察、绥四省统税局局长。据悉经理处的干部跟着郭子新当汉奸的是极个别的,该处绝大多数干部都陆续逃到后方,参加了抗战。当郭子新粉墨登场的时候,滞留在北平的绥署人员,都骂他是廿九军的败类,是中华民族的罪人。

逃出虎口

   

住在东四十二条的我们六个年轻人都是学生成份,参加绥靖公署固然是为了谋生,也是因为廿九军抗日我们才自愿加入的,我和苏绍游、刘宗智三人,穿上军装还不到两年就遇到这种挫折,思想上的苦恼难以想象。我们为了抗日想念团体,象被大人丢掉的孩子思念家长那么迫切,我们困处在北平真是度日如年,为了逃出北平,我们多方找向导,向导找不到,我们想混出城门去寻找部队。熟悉情况的人说,城门门禁森严,对学生对有军人嫌疑的人检查特别仔细,而且北平郊区各要路口上都设了关卡,侥幸过关是很困难的。正在我们焦急的时候,天天传说要检查户口,我们这些假商人,既没有商业知识,又没有哪一个商号承认我们。为了争取店员或学徒的资格,多次计议找关系户。商人们胆小怕事,担心招了我们这几个假店员、假学徒惹来是非,都不愿意担担子。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我们寄希望于平津通车。天津有租界、有海口、有亲友和老乡,只要能逃到天津,就大有回旋的余地。我们决心抗日是不可动摇的,无论如何不当汉奸。

   

八月  日平津第一次通车,火车进北平车站的时间,正好是上午九时十八分,这是日寇精心安排的。一九三一年日晥参东北搞了一个“九一八”,这一次平津通车,他们又安排在九点十八分进站。北平是中国的文化古城,日寇占领北平,他们认为这是另一个“九一八”。

  

平津第一次通车时,韩立园、刘宗智、展玉信乘车去津。(一九三八年韩、刘到延安抗大学习,尔后加入了共产党员)那一次我要走,叔父不同意,一是路费不足,而重重要的是担心我哥两个同时遭到不幸。九月上旬我和苏绍游乐陵人)、李胥五(乐陵人)、韩树声(我们同村人)四人同车去津。我们打扮成商人,各带一条棉被,我戴着巴拿马式草帽,身着深蓝色杭纺长衫,化装成典型的绸缎庄“跑外水的”。一登上火车,旅客们面面相觑,没有一个人讲话,奇怪的是所有的小孩都不哭不闹,好象他们都已经懂事,知道他们这些长辈们都已不自由了。火车开动以后,日寇开始检查,有两个鬼子持枪站在两个车箱门口,监视着旅客们的行动,另两个着手检查。检查的重点,一个是学生,二是已经化装的军人,学生宣传抗日,廿九军打过他们,日寇对这两种人恨之入骨。检查我的时候,先摘下草帽,看看头顶峰 面部有无分界线(军人常戴帽子,头顶白,面部黑)。接着摸手心,反来复去地摸,摸摸手心上有无老茧,摸了左手摸右手。之后他用双手从我的一直摸到脚后跟,摸了一遍又一遍,身上没有发现问题不检查行李,打开我的被子,从这一头捪硬驱那一头,又从那一头摸回来。检查完毕,一个鬼子说:“买卖、买卖”,我随声附和说:“买卖、买卖”,我这个假店员,如果头部表皮有分界线或者手掌上有老茧,那就真有麻烦了。不论检查到哪一位旅客,全车的旅客都为之担心,尽管闷闷不语,却都息息相关。我们车箱里被抓走三人,后来放回一人,从表情上看,每抓走一人,大家忧心如焚,每放回一人,都觉着如释重负。旅客们虽素不相识,在残暴的敌人恐怖之下,浓郁的民族感情,把全车的旅客紧紧地联系在一起。

  

到了天津车站,天桥尽头直到出站口,都站立着两排持枪的日晥以,两排相向而立,枪口上着刺刀,两排刺刀潦中间仅能容一人通过,在这长廊式的刺刀中间行进,不能惊慌,不允回顾,走出出站口,我们才发现苏绍游“丢“了,剩下的三个人雇车住到法租界的人和栈。我们谁也吃不下饭去,三人分头到路口上寻找,我们是上午九时许到达天津,到了下午四时终于找到了苏绍游。据说,他被抓进一个大仓库里,在二百多难友当中,半数以上是学生,其余是军人。苏绍游说,和他挨在一起的都是北京大学的学生,在鬼子检查别人的时候,他们沟通了情况,学生们同情他,都证明他是商人,所以他被释放了。

  

抵津的次日,我和韩树声到罐头商店找到我们的同学蔡维光,向他打听廿九军的情况,准备从陆路寻找部队。蔡找了一些熟人作了调查。据说,廿九军正在沧洲以北作战,日寇从海上运来不少援军,天津郊区又被他们占领,每个路口都设置了盘查哨,老弱妇孺经严格检查后可以放行,青壮年一律不许通过。蔡维光说,连日暴雨,由陆路逃离天津,既危险又不好走,不如乘轮船去青岛,经济南再转津浦线。我们采纳了维光的建议,决定坐轮船走。下午韩树声、李胥五到太古公司买票,不久他们回来了,说是轮船公司不卖票,怎么说也不行。我们合计了一下,路费不多,不能久停,要抓紧时间寻找部队,于是四个人一起到轮船公司。卖票的是两个中国人,都在四十岁左右,一边扇扇子,一边喝茶水,态度非常悠闲。我们要求售票,他们说开船日期未定不能卖票。我们问他啥时候能定?他们让我们明早八点去公司听消息。当时在场的除我们四人以外,还有七八个要求买票的,都得到同样的答复,我们只好回来。

  

第二天我们六点多钟就到公司门口排队,前边已经排了六七个人。上班后还有那两位值班,站在前边的人问他们卖票吗?他们说客满了,大家要他拿出登记簿来,他们不拿。买票的人越来越多,群情激愤,非要他们公司登记簿不可。他们马上改了中级,说是一个单位包下来了。大家又问,是哪个单位承包的?我们自己去联系,他俩谁也不说,很明显是他们编造的。旅客们称一言我一语,说得他俩很窘,于是又改耍花招,说是优待从北平逃出来的人员,对军人学生实行优待,让这些人先买票。我们四个人立即站到前边去,并说他们是廿九军的,请按优待办法售票。他们说,光说话不行,得拿出证件来。我们说,鬼子检查的那么严格,谁敢带证件呀!他们说,没有证件不能说明身份。我们为了解决船票问题,光对他们说好的,于是把在北平的遭遇,火车上的检查,我们今后的决心,向他们俩如实倾诉,希望得到他俩的同情和支持,赶快给我们解决船票。在旁边买票的人们都感动了,可他俩就是无动于衷,一定要我们拿出证明来才解决。我们立即找蔡维光,请他办法证明。蔡维光陪同我们到了轮船公司,行前他们单位给蔡开了证明信,证明蔡维光是罐头商店的人。蔡维光说,请卖给他们四张票,这四位都是我们的同乡,出了问题我负责任。卖票的说,需要请示公司领导人。蔡说,这是正常业务,不需要请示领导。当时等着买票的人都气愤极了,有的说,大家都是中国人,在国家有灾难的时候,为了一张船票,你们为什么这样枝节横生,刁难自己的同胞?有的说,这些年来日本帝国主义把中国欺侮的够受了,凡是有正义感的中国人,都应该热爱自己的祖国,痛恨日本帝国主义,他们仗着外国人的势力,借着买票权,给自己的同胞制造麻烦,这样做对谁有利?大家都理直气壮地向那两个卖票的说理,他们理屈词穷,不得不被迫卖票。站在先头等着买票的那几位,主动后撤,让给我们四个人先买。从天津买到青岛的船票本来是五元一张,他们说最近涨了价,每张船票十五元。我们这才明白,他们一再变卦,一再耍花招,目的就是为了提价。我们拿到船票以后,苏绍游用手指着那两个卖票的大声斥责说,你们两个都忘记了自己是中国人!

  

九月十日晚们乘船向青岛进发,统舱里绝大多数是从北平逃出来的学生和军人。轮船在海河里徐徐前进,两岸上和在海河当中乘舢板游弋的日寇,纷纷向轮船上起哄,鬼子讽刺中国人乘外轮南逃。站在船舷上的同胞们,有的怒目横扫,有的大声还击,当时日寇还不敢向外轮开枪,他们也莫可奈何。轮船驶入渤海海域,水天一色,一望无际,有的学生议论说,海水是纯洁的,现在日寇的兵船往来穿梭,海水正在遭到侵略者的污染,等到这次抗日战争胜利的时候,要通通把日寇逐出国土,到了那个时候,我们的祖国将会加速建设,展翅雄飞!

  

轮船进入了山东海域,船上发布消息说,青岛有情况,改到烟台登陆。到了烟台在虎头崖靠岸,当地没有码头,旅客由小船接运。当我们见到国旗在岸上高高飘扬,一个个两行热泪夺眶而出,我和几位同行者同时在小船上起立、脱帽,向国旗深深地行了一个鞠躬礼。我们默默向祖国汇报,您的这些赤子们,在沧陷区遭受了一个多月的凌辱与折磨之后,现在又回到了您的怀抱。亲爱的祖国啊请您放心,您的这些孩子们将重新拿起武哭,在今后的日日夜夜里,为您的尊严和荣誉,和敌人展开顽强的战斗!

  

到了烟台,我们在苏绍游的大哥家里住了两天,之后我们各背起一个大包袱徒步西行,经过黄县、招远、掖县到达潍县。农村里表面上是平静的,成年人、物质力量 知识分子都非常关心抗战,每到一地他们问长问短,渴望我们介绍一些平津的情况。在这种时机,我们有意识地把日寇的暴行和沦陷群众的苦难告诉他们,借以提高同胞们的爱国心,坚定他们抗日救国的信念。由于前些时芦沟桥敌我双方的对峙,加上报纸宣传廿九军抗日的事迹,各地群众对匡正九军表示赞扬,可以看出,广大群众都是抗日的,当他们知道他们是廿九军的军官时,都表示慰问和欢迎。在潍县,我们乘火车去济南,火车上秩序还好,从沦陷区逃出来的人员一律免票车,也都不要证明。实行这一办法,使沦陷区逃出来的人感受到亲人的温暖,感受到祖国的热爱。火车上有许多宣传队,绝大多数宣传员是从平津逃出来的学生,他们很会演讲,也都有亲身经历,讲起来有血有肉,感染力很强。

  

我进入盐山初中的那一年,正值北伐军进抵济南,由于日寇挑衅发生了济南惨案。我们学校里自编自演济南惨案话剧,学生们激起了强烈反响。这一次又因为日寇侵华,迫使我们到了济南,旧恨新仇,使我进一步认识到,不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中国将永无宁日。在济南车站上,我们巧遇到军务处的战友丁仰恒,我们高兴极了,情不自禁地热情握手,都想争取用最快的时间最简短的语言,把别后的情况向自己的战友倾诉。在济南探知敌我对峙的第一线就在沧州以北,宋哲元的司令部驻在泊镇附近,此时,廿九军已扩编为第一集团军,由宋哲元任总司令。原来属于廿九军的第三十七师、卅八师和一四三师,分别扩编为七十七军、五十九军和六十八军。由于连下暴雨,泊镇一带及其以北地区一片汪洋北方船支极少,弄几块门板连结起来,凑合着陆地行舟。当时面粉两元钱一袋,雇民工行前线运面粉,每袋运价一元,前线上没有蔬菜,农民的柴禾淋湿了,第一线的官兵吃顿热饭也不容易。前方越是艰苦,官兵越是团结,军民越融洽,抗敌意志也锻炼的更加坚强。据汇报,战壕里水深及腹,遇到水浅的地方,同班战士都互相让位,听到这些消息,我们极为感动。到了前方,我们受到了教育更深刻。到总部报到以后,韩树声、李胥五分拨到付官处,我和苏绍游分拨到军务处,军务处处长是孟绍濂,他是个同盟会的会员,为人笃厚能以身作则,我们在他的直接领导下,开始了新的战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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