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邯郸近代名绅王铭鼎

时间:2022-01-04 14:53:00  来源:邯郸文化网  作者:李发勇  浏览: 分享:

邯郸近代名绅王铭鼎

 

作者:李发勇 

 

 邯郸近代名绅王铭鼎

 王铭鼎 

邯郸近代名绅王铭鼎 

王铭鼎长子王绍轩一家

邯郸近代名绅王铭鼎 

王铭鼎故居

 

邯郸近代名绅王铭鼎 

 

邯郸近代名绅王铭鼎

王铭鼎之孙王广仁夫妇

邯郸近代名绅王铭鼎 

王铭鼎之孙王佛仁夫妇

邯郸近代名绅王铭鼎 

王铭鼎曾孙女王佩杰

邯郸近代名绅王铭鼎 

编者按——

本刊连续刊登了邯郸城内中街李景濂等名人故事,历史也将近代邯郸名绅王铭鼎托出了水面。王铭鼎的哥哥王铭盘早逝后,王铭鼎对嫂子、侄女尤为照顾,其侄女嫁给的正是李景濂,由此他们成为翁婿关系。

 

在邯郸市城东街有一处百年老宅子,始建于1918年,这所宅子的主人就是近代邯郸工商业缔造发展和历史见证人王铭鼎。

 

《邯郸县志·德业》这样记载:王铭鼎,字文山,东门里人。幼失怙,事伯母及母至孝。因贫辍学营商。性慷慨,人有急难,每倾资相助,邑令钟公嘉其公正,延使襄办城工,管理三十余年,民六大水,坏城二百余丈,乃百计图维,缮葺完整,绕隍植柳栽芦,皆其力也。性善规远势,清光绪己亥,欲引沁东注溉傍城田,以源弱不克就。曾充劝业所长,开沙东水利,增溉田三百余顷,其距河远者则导使凿井;开织工厂;立西粉公司;设农场、苗圃;造农林、桑田,以及植树,筑路,平粜,赈灾;立图书馆,修明湖。凡所擘画,无不期以久远。卒年六十六。实业之兴,后人犹赖其利。

 

白屋起家以致荣显,清同治初年(1862)出生在邯郸县城东门里。据王铭鼎祖父《县学生王廷辅墓碣铭》记载:“明嘉靖中有以进士户部郎中者,曰良佐,于君为七世祖。”王铭鼎父亲王密弟兄两人,大伯王寅没有男嗣,有王铭鼎哥哥王铭盘为继承人。王铭盘早卒无无男嗣,女适光绪甲辰科进士李景濂,以王铭鼎长子王丕绪为继承人。“铭鼎之幼,生事攌穷,门祚益薄,事大母,母、嫂以孝闻”。王铭鼎从小失去父母,“君幼失怙,母卒不能具丧礼,鬻地以葬”。那么穷困潦倒的王铭鼎是怎么发迹的呢?《邯郸县志·商业》,“邯境粮商以东南门里最盛,集镇村庄较为次之,至四乡稍为富庶之村又次之。自清光绪末年至民国六年,这里就有粮行13家。资本以五千元为最,少者不过二三百元。十数年来,多有购自湖北、河南等处,运至北平趸售者,获利颇丰”。从这里可以看到王铭鼎“因大感奋,锐营商业,设肆于所居之庐”,辍学经商。在东门里临街自己居所,利用得天独厚地理位置,“躬若劳作,经营商业。每犯风寒巡行近县,忍饥受冻,腹内空空,孤身一人而归”。而贫民百姓“人或急难,倾身相助”。由于人诚品真,经营有方,不几年生意兴隆,居然成了邯郸县城赫赫有名的富绅。

 

《县学生王廷辅墓碣铭》:王廷辅“尝设教城西北之常家庄,晨往暮归,日以钱六文充午食,而讲诵不辍。卒之日,有田五亩”。《邯郸市档案史料选编》,土改前在邯郸市区所辖周围53个村庄中,最大的地主是北门里冀国藩家族(明万历进士,云南按察使冀光祚裔孙),有地240亩,东门里的王铭鼎家族有地200亩。《清康熙·邯郸县志序》“以邯剧于魏,地瘠民且贫”“土地而瘠,邑敝而冲”,从王铭鼎“君幼失怙,母卒不能具丧礼,鬻地以葬”,“因贫辍学经商”发展到响当当的地主和富商,可见王铭鼎是白手起家,有超凡的聪明和睿智。

 

济世情怀仁沁于心

 

清末光绪己亥年(1899),年方36岁的王铭鼎,初出茅庐,以赤诚之心,济世情怀,初现大志,为邯郸人民解忧谋福。

 

沁水,亦称“牛首水”,是邯郸的母亲河,“自邑西建瓴而下,由城北关东注滏”,举世闻名的“学步桥”就屹立邯郸城门北关沁河上。王铭鼎“念环城之水涉之者众,雨集川盈,欲引沁水东注溉傍城田,然以源弱不克就”,壮志未酬,仁沁于心。

 

《邯郸县志·大事记》:民国六年夏,大水成灾。六月六日,天降大雨一昼一夜。七日,山洪暴发,沁、渚、滏等河横流无际,平地一片汪洋,全县几成泽国,秋禾淹没,天庐荡析(分崩离析),诚巨灾也。《劝业所长王文山墓志铭》:“坏城二百余丈,乃百计图维,缮葺完整,绕隍植柳栽芦,皆其力也。”

 

据《邯郸县志·职官志》记载,从民国元年至民国二十七年,愚政破败,农宿艰难,万民屈辱。邯郸县知县如走马灯一样调换了整整29位。而这个时候邯郸县沉疴虚弱,国资贻尽,百废待兴,何以图存?民国七年有邯郸知事陆长荫委任王铭鼎为劝业所长。

 

“劝业”是风雨飘摇的清王朝重臣袁世凯、张之洞、刘坤一等鼓吹的一项“新政”。当时有一种认识,西方国家的富强,不是“以商”而是“以工”,摆脱贫弱,须要“劝业”。清末的“劝业”,与汉代《史记》的“各劝其业”、《盐铁论》的“百姓劝业”相比,被赋予特定的意义。所谓的特定意义,即提倡实业,“实业救国”。邯郸县“实业行政在民国初年,系警察所筹办,并无专员为之提倡改进。民七之际,知事陆长荫悯邯郸实业不振,延邑绅王铭鼎积极筹备,遂相定旧训导属及废马号南官地,除菜莱(荒草)填坎坷,挖池沼,建亭榭,栽花莳柳,名为苗圃,而劝业所寓其中”。

 

位于畿南重地,子午之冲,邮传络绎,凋敝未起,满目疮痍的邯郸县,此时王铭鼎走马上任,无疑是临危受命。王铭鼎以赤手起家,富甲一方;倾万贯资财,首富而首善;执权为民,解忧谋福,造福闾井。

 

《邯郸县·地理志》:“仅土地而言,全县之大势,东则土多沙砾,西则地傍山冈,往往有不可耕耘之田,不可垦辟之坡。综而核之,为数亦属不少。加以村落繁多,人口稠密,因而树木鲜少,更无森林之可言。影响所及,遂致近年以来地雨量缺乏,或且酿成旱灾,民食时形不足,又生计困迫之一大原因也。虽城东有数十村地滨滏水,不致寸粒俱无,然统一县计之,则不及十之一二。约要以言,谓邯邑为土脊民贫也可。”

 

引河凿井以恤民生

 

《劝业所长王文山墓志铭》:“君喜规远视,兴水利,尝欲引沁水傍城灌田千顷,以源弱功不得就。又穿滏东岸,导水下注,灌田三百余顷。其距河远者教以凿井法。辟井田数十百区,洒卤为腴,赢入无算。”

 

民国二十二年《邯郸县志·水利》记载:“民国九年直隶旱灾奇重,第二年春,省令各县扩充水利,以恤民生。”邯郸县境内古来最大的河流滏阳河,沿滏阳河岸,历史上原建有罗城头、柳林、苏里三闸。《沙东新开水利官绅功德碑记》:“考三闸灌田,统计不过千余顷,而以罗城头闸所灌为最少,才八十余顷,其抛弃余水之多可以想见。数十年前,屡有人建议扩充沙东水田之利,辄以沟洫费巨,而三闸定章启闭限期无丝毫伸缩之余地,又恐激起诉讼,更多纠葛,往往畏难而止。民国十年春,大吏适有扩充水利之训令,于是王安堡乡绅李君献之等,商同劝业所长王君文山,谋所以扩充水利者,遂承请前任县长荫楣,拟由罗城头闸迤东开挖新沟十余里,可灌田一百数十顷或一百顷。陆公极端赞成,乃邀同三闸绅耆迭次磋商,毫无阻碍。遂绘图具说,勘定沟线,克期兴工,越一年而工始竣,计增多水田一百六十八顷而强。是役也,陆公总其成,何公麟皋善其后,而始终其事不辞劳怨。如警长孔纯洁,及乡绅李献之,劝业所长王文山,率皆餐风宿露,奔走于灰尘烈日中,尤为所难能”。最后大功告成,大利民生。沙东各村饮水思源,“乃知官绅扩充水利之功德,将与水田俱永矣。是不可以不记”。并于民国十七年王铭鼎逝世那年树立《德政碑》以作永久纪念,这也是邯郸历史上少有的殊荣。同时王铭鼎的事迹被载入《邯郸县志·德业》,流芳百世。

 

邯郸的水利工程一向以引用滏阳河水为主,凿井取水只限于饮用水范围,绝少将井水用于大面积灌溉。井泉灌溉之利,与川渎(河渠)同功,是以管子有抒井之谟(计谋,策略),汉家重桔槔(井上汲水的工具)之制。吾邯处大河之北,每苦旱干,而民间农业知识极形幼稚,于凿井灌田之利素不讲求,一遇亢干,辄至束手无策,良可浩叹。

 

民国十年,豫北袁公述之,袁世凯的堂弟袁述之,与陆荫楣私交甚厚。“秉承慈命,朝达夙愿”,慨解义囊,捐洋五千元(贷)付邯郸农民,作为凿井费用,亦资提倡,但由贷款所凿之井定名为“袁公救荒井”,以示纪念。民国十二年,大名镇守使孙公禹行(孙岳,河北高阳县人,时任第十五混成旅旅长兼大名镇守使之职)由罚款项下拨三千元,归邯郸凿井费用,一切办法与袁公无异,惟定名“邯郸救荒井”,名称上微有不同耳。在劝业所所长王铭鼎具体实施下,一时间邯郸县除西区少数冈地不易凿井外,其余各区不贷借井款,自行凿井者日益增多。《邯郸县志·井泉》记载,中区约七百眼,东区约六百眼,南区约九百眼,西区约四百眼,北区约六百眼,计三千二百眼井之多分布全县各地,初步形成了农业井灌网。井灌技术的推广改善了农业的生产条件,提高了抗拒自然灾害的能力,促进了全县的农业发展,同时也为农业的商品化发展创造了条件。数十年间,邯郸县人民“洒卤为腴,赢入无算”。

 

招募捐款工赈筑路

 

1906年4月16日京汉铁路通车以后,迅速改变了邯郸的交通条件。“铁路既通,邯郸当南北之要冲,工艺鼎兴,阛阓又稍稍振云”。当时邯郸境内的传统官马大道和县乡间弯曲崎岖、坎坷不平的道路网,已经不能适应近代商品经济的发展需要。1920年代初,随着开始修筑近代公路,也就所谓的“汽路”,逐步形成了以邯郸为中心的近代公路交通网络。邯郸通往各县公路的兴建,最初采用“工赈筑路”方式。所谓“工赈筑路”是有赈灾机构结合当地政府或士绅,以其“慈善”的面目出现,利用各地赈灾捐款,招募灾民进行筑路。

 

1920年华北五省大旱成灾,民不聊生。北洋政府在北京组织了一个国际赈灾委员会,开展赈灾工作。外交部则通过驻外使馆,在华侨同胞中劝募赈款,民间的劝募活动推进了美国红十字会的捐款赈济筑路计划,其中,在邯郸利用“以工代赈”的方式,修筑了邯郸至大名、邯郸至武安的两条近代公路。《劝业所长王文山墓志铭》:“九年旱灾,饿莩载道,君力谋赈救,计口授食,筑马路以代赈,全活甚众,长官匾表其门以劝云”。

 

《邯郸县志·大事记》:九年,自春徂秋无雨,大旱成灾。

 

是年,天旱无雨,二麦不收。十年春,美国红十字会华洋义赈会以工代赈,修筑大邯、邯武汽车路。邯郸民赖以保全生命者无算。

 

呕心沥血倾其实业

 

《邯郸县志·仓廒》:民国六年,大水多灾,县知事陆长荫呈明,分别赈借出粜。以岁屡前,现尚未还仓。王铭鼎在辅助历届邯郸县知事平粜、赈灾方面多有建树,《劝业所长王文山墓志铭》有云:虽当乱炽之时,尚能勉强维持,不至惊扰窜散者。邑大兴作,十役九偕,或身督事而任其空乏,坐是声名大起。凡所举措,一指目君,即有难沮,皆曰:“公在,吾属何患?”君果不辞,事以立就。

 

民国七年,王铭鼎参与筹办怡丰面粉公司。名绅王琴堂、朱陆怡邀请邯郸县城西关宋慎斋、永年县城北大街范伯西、王铭鼎之子王绍轩,筹集15万元,在火车站东南角,正式成立了邯郸怡丰面粉股份有限公司,“怡丰”取朱陆怡“怡”字。王琴堂任董事长。所用机器以75马力锅驼机(蒸汽锅炉)为动力,共装直径750毫米的机械石磨三盘,俗称“火磨”,日产面粉100袋。1924年更换为4台钢磨,日产增到300袋。1929年更换美式磨粉机5台,日产800袋。1930年代前期怡丰面粉公司是河北省除天津外第二大面粉加工企业。怡丰面粉公司是邯郸近代开办较早、经营较为成功的一家民族资本企业,也是今邯郸市面粉总厂的前身。

 

1904年清政府在实行“新政”中,要求各地开办纺织工厂。在这之前民间普遍使用旧式织机“用土法自制之线织成,俗称土布,亦曰家机布,土人普遍穿用,并无销路。”商人出身的王铭鼎筹集京钱1200串,遂“购机辟地”,于1907年开办了“邯郸织工厂”,仿西法织布,“改良土货”,常年流动资金3000串。这是邯郸的第一家官办近代企业,也是邯郸最早的织布工厂。1920年代初,因为怡丰面粉公司需要大量白布制作面袋,而当时所以(用)白布全系家庭纺织产品,不能满足市场要求。王铭鼎、王绍轩父子看准这个行情(商机),遂起用春场村织户王用民,发动春场村有织布机的织户20余家,采取集中和分散相结合的生产方法,“以线易布,仅织户于伊家中为之。织户之机系新式人力木机及铁机,共计二百余张”,进行织布加工生产,企业所得纯利,以三七分成方法计发织户工钱。

 

1925年,王家父子为了扩大生产,将春场村的木机改造成拉梭机,并投入1000元资金,正式成立了广济织染厂(《邯郸文史资料》第八辑),厂址设在仓道街(今南门里街),使用洋线织布,提高了白布的产量和质量。“初此项布匹仅供面袋或丧布之用,销路甚狭,殊非久计。后刻正研究计划改良,以期与高阳、潍县等不相颉颃”。

 

1926年,王绍轩派王用民等人到高阳一带学习织布技术,返回后又继续扩大织布工厂,之后王绍轩又将工厂移到东门里衙门前街,仍然实行分散与集中相结合的生产经营方式,并利用城内中街李景濂45间房,正式设立“民生织布厂”。随着织户的数量增多,由原来春场村发展到苏曹、陈庄、军师堡、王安堡一带。民生织布厂不仅棉布产量提高,棉花、棉纱等运销业务也不断扩大,“民生织布厂经营棉花仅二三年就获利巨资”。而后民生厂生产工艺也有了重大进步,不但生产白布,还生产花布,在市场上成为紧俏商品,远销外地市场。到抗日战争爆发前的一个时期,王绍轩成为邯郸的大富户之一。

 

现在看来王铭鼎父子所办“实业”,是邯郸近代工业企业仅仅还处在兴办阶段,但毕竟看出了近代工业文明的光亮,正如《劝业所长王文山墓志铭》所述,“邑人始向工商业,市廛骎骎立矣”。“使贫窭子弟咸得仰也自活也”。然而王铭鼎呕心沥血,倾其一生所创建的邯郸民族工业竟被侵华日军掠夺和捣毁!

 

凡所擘画无不久远

 

民国二十九年《邯郸县志·丛台公园图说》,“台上穴城为井,在据胜亭之西南,邑绅王铭鼎所凿也”。并拍摄了数张清晰的丛台图片,这也是邯郸保存最早的图片资料。从图文资料我们看到王铭鼎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修建的丛台原貌。

 

民国十一年陆军第十一混成旅旅参谋长何遂撰,邑人王琴堂书《丛台集序》碑:时统军孙公禹行驻邯郸,胡公立生驻邢台,岳公西峰驻洹上,爰相与集资,属邑绅王君文山董其事。就台旧神祠改建武灵旧馆于其侧,新筑三楹。名“如意轩”,与斯台同其不朽。王铭鼎不仅修建了“武灵王丛台”,而且“蔺相如回车巷,君皆饰而新之”,“据明湖,宛在亭诸胜,花木明瑟,女士欢汴”。

 

民国十三年(1924),邯郸知县何毓琦捐养廉银一千二百元,劝业所长王铭鼎等名绅捐款创建了邯郸图书馆。馆址设在丛台下县议会内(即旧县党部),内为西塔寺故址。修建楼房三楹,楼上为藏书室,楼下为图书借阅处。这是邯郸第一个公共图书馆,成为邯郸近代传播文化科学知识的重要场所。

 

王琴堂书《苗圃记》文:吾邯之有苗圃,始于民国己未之岁。前县志陆友梅以大吏督促提倡实业,而苗圃之名于是成立,今已三阅星星霜矣。先是,表弟文山以孔庙西儒学废署瓦砾荒秽,殊非所以尊圣之道,乃创议开辟公园,籍以为游人憩息之所。遂首先捐资兴工,于是各机关及绅民等佥有资助。……经始于己未之夏,告成于辛酉之春。近则竹树、梧桐、杨柳,间以蔬菜,圃中几无闲地。

 

“设农场,苗圃,田畦,造林、拓桑田四十余亩,植树四千余株”。使垂垂哀滞的古城焕发了蓬勃生机。

 

晚年退隐闲居,在邯郸县城东门外半里许购买一处荒废亭园,铲除荒秽,开辟为园,颐养天年。他请表哥王琴堂书丹《王氏半亩园碑》文:吾邯向无园林之胜,吾创是园,虽借以为后半世节劳游息之所,而吾乡之父老子弟可随意游览,纳凉,休憩,莫或禁也。则是园半为吾有,半与众共,子与氏独乐众乐之义,又何在园之广狭哉!曷亦锡佳名?余曰:是即名“半亩园”可矣。遂记之。王铭鼎殚精竭虑与邯郸人民同甘苦、共患难,无处不彰显“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高尚情怀。

 

王铭鼎的善举在一定程度上起到缓和社会矛盾,减少政治隐忧的作用。更为惊诧的是,他百年前“君喜规远势,兴水利,设农场,拓桑田,植树造林;修丛台、据明湖、建图书馆,立议会”,即使今天局势来看也毫不为过。《劝业所长王文山墓志铭》“凡所擘画,无不期以久远”。“呜呼!国以人兴,虽都邑独不然,昔孔子适卫先谋富庶,富庶不易也,亦规划之得人耳。今之名都大邑,世事变迁,有骤归衰歇者矣,论者每以为忧。夫徒忧何益,曷不相与鼓舞为君之所为乎?”每览此文,无不肃然起敬。

 

王铭鼎于民国十七(1928)年三月十一日病逝,享年66岁。王铭鼎去世后三子王丕基介其堂姐夫光绪甲辰科进士李景濂,请桐城学派吴闿生撰文墓志铭,贵阳戴百贤书丹,于民国二十二年五月树碑立石,安葬在邯郸市“城西冈之原”祖茔。史无前例的“文革”年代,刮起一股“死人要为活人服务”之风。原邯郸市城郊区苏曹公社后郝村大队第四生产队盖牲口棚时,把王铭鼎及其祖父王廷辅墓铭碣、石供桌一起作牲口槽。墓砖垒猪圈用,棺材板棚猪圈顶用,1970年开挖“团结渠”引水上山做了垫脚板,王铭鼎全部财产可谓“裸捐”。笔者于2012年春节在前郝村废弃的牲口棚院中,找到了王铭鼎墓志铭残碑和遗落他处的两张石供桌。

 

他的后人文风蔚起,英杰伟伦,甲第蝉联,忠孝贞廉,芳踪高躅。长子王丕绪,字绍轩,北京交通大学经济部毕业;次子王丕谟,字禹九,北洋经济科毕业;三子王丕基,保定武备学堂毕业,俱是国家栋梁之才。

 

1938年4月25日清晨,日寇在邯郸县制造震惊社会百家村惨案,屠杀128人,烧毁房屋1800余间。消息传到北平,当时远居北平王绍轩王禹九兄弟闻讯义愤填膺,并在北平率先组织为蒙难同乡募捐粮款衣被,并火速运送邯郸。在百家村开仓放饭近两个月,他们慷慨解囊帮乡亲解燃眉之急,助乡亲之危难善举被传颂。

 

王铭鼎故居在邯郸东门里,建于1918年,分东院和西院。1937年10月,日寇占领邯郸,东院被日伪霸占作“新民会”多年。1945年8月曾做过几个月国民党“三青团部”。解放后曾做“邯郸行署”和“邯郸行署招待所”。2011年3月31日,邯郸市人民政府公布为全市第一批历史建筑之一。保存较为完整,有极高的文物价值,是具有爱国主义、社会主义、民族精神教育的重要场所。王铭鼎是邯郸近代实业家,不但是首富,而且还是一位热心公益事业的首善典范!  (图片由李发勇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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