兰石画家彭八百的一生
白孝恒 田荣泉 张跃生
我国著名兰石画家彭八百，字溥臬，曾用名彭鸿恩，号耕兰山人。光绪八年(1882年)生于曲周城关南街。他自幼聪明勤奋，为人忠厚正直，酷爱绘画，解放后一直任中央文史馆馆员。他的兰石画独树一帜，画技娴熟，成就卓著，和国画大师齐白石、张大千交往甚密，也常和郭沫若合作作画、题诗、锦绣天成，珠联璧合。毛主席、周总理、朱总司令及斯大林同志都藏有他的画多幅。一九七一年彭八百在北京逝世。享年九十岁，骨灰安葬在八宝山革命公墓。
清贫的少年
十九世纪中下叶，中国处于封建社会末期，清朝政府政治腐败、经济落后、外强入侵、朝廷卖国、民不聊生、百姓涂炭。彭八百的父亲为人忠厚老实，以种地为生，别无长技，家中仅有两亩薄地、几间破房，家底微薄，收入很少，全家老小的生活常是半饥半饱，糠菜参半。他望着妻子怀里新生的儿子，不知是喜还是忧，虽是中年得子，但由于家道清寒，得子之喜并没有冲淡生活的忧愁，但他还是希望儿子将来能过上好日子，就请人给儿子起了个名子叫鸿恩，意思是祝愿儿子将来遇到“盛大的恩泽"，过上好日子。父亲望子成龙心切，不顾家道艰难，硬将八岁的儿子送入私塾。彭八百天赋极好，又刻苦好学、成绩总是名列前茅，深得先生的喜爱，先生留下的功课他很快就可以做完，“人之初，性本善”之类的课文他可倒背如流。在课余的时间里他常常被学馆院子里的假山和花草吸引，假山上的太湖石百千姿百态，奇形怪状，颇为好看、假山下的花草争奇斗艳，郁郁葱葱、美丽可爱，他不由地就在功课本上画起假山、花草来，越画越爱画，渐渐地都画满了。这时他从先生那里又知道了神笔马良和王冕学画的故事，他心想我要是象马良那样得到只神笔该多好呀!但他也深知现实生活中是没有“桥上老人"的，只有象王冕一样勤奋刻苦。于是他就在学习之余画呀、画呀、有时竟忘了吃饭，画得如痴如醉。
一次他放学回家后，母亲问他的学习情况，看他写的字，打开本子一看，全是“画”儿，母亲问他这是什么，他说这可是好东西，等我以后画好了，成为一个画师，就可用“画"来养活您……
正当生活之舟在逆风急流中挣扎的时候，一家的掌舵人一一父亲撇下一家老小与世长辞了，这一巨大的打击如波涛压顶，使彭八百一家几乎沉入深渊。父亲去世后家里生活越来越困难了，只能靠母亲替人纺线来维持生活，艰苦的生活就象催熟剂一样，使彭八百过早地尝到了人世间的艰辛与寒凉，生活使他比同龄的孩子明显地懂事、成熟，从这时起他就养成体贴大人和勤劳俭朴的好习惯，从不乱花一分钱、不浪费一粒粮。为使母亲少为自己操心，放学后他从不在外贪玩，总是早早地回到家里帮母亲干点活，尽量减轻母亲的负担。
由于家境日趋艰难，十九岁的大姐也因病无钱医治而死去，彭八百也失学了，但艰苦的生活并没有泯灭他对绘画的追求，忙碌之余也时时画上几笔，这成了他一种精神寄托，望着自己的画，他有一种难以名状的快感，象是对艰苦生活造成的精神压抑的暂时解脱，也象是对未来“盛大恩泽"的憧憬。为了替母亲分忧，十六岁他在本街徐家煤厂当了小伙计，从此踏上了漫长的谋生路途。
由于彭八百天资聪颖，嗜画成癖，绘画技巧日趋提高，又写得一手好字，当时在本街已小有名气。到煤厂后，伙计们见他和气勤快，举止有方，恭敬谦逊，都很喜欢他，谁家有个红白事需写写画画的，或是写封书信、契约之类的他都主动帮忙。伙计们见他自幼丧父，家境贫寒，都乐意帮助他，还经常替他干活，以让他有更多的时间去绘画、写字。彭八百聪明过人，决心很大，只要想学的总是下决心学会，一次他看煤厂帐房先生打算盘算帐很有意思，感到这是一种能耐，此后柜台上不很忙时他就站在一旁看别人打算盘，没过多久就看会了，随即就能帮助帐房算帐。
在煤厂干了几年，终因收入微薄，难以养家，无法再干下去。如何才能生活下去呢?年已二十岁的彭八百，望着苍苍长空，茫茫大地，不知何去何从，眼看着母亲由于操劳过度明显地过早衰老的脸庞，心想自己堂堂男子汉，不能养活母亲，不禁潸然泪下。
颠沛流离的生涯
生活能扭曲一个人的性格，也可强制一个人的好恶。彭八百本是个性情温和、举止文静的白面书生，可是出于生活所迫，在他人的介绍下，到山东省济南臬署给胡景桂(河北永年人)当文书。胡见彭八百少年英俊，文墨精良，为人忠厚，甚是喜爱，颇为器重，胡在翰林院时书画就很有些名气，他们在公暇时经常探讨书法，切磋画技，这一段时间不仅使彭八百的生活有了着落，画技也有不少进步。宣统元年(1909年)，胡在调往山西任巡抚的途中暴病死亡，临终时将彭八百介绍给山西文官鹿钟麒，彭八百为胡办理完丧事就赴山西了。
这一时期的中国是封建社会最末阶段，也是中国人民遭受苦难最深的时期，由于八国联军侵略中国，签定了《辛丑条约》，清政府对中国的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的主权又进行了一次大拍卖，清政府成为帝国主义在中国的驯服奴仆，成为镇压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的工具，他们对外卖国、对内更加猖狂地对人民进行敲骨吸髓式地搜刮和勒索，造成人民生活极端痛苦。彭八百对中国这一残酷的现实，随着他视野的开阔、知识的丰富，眼光逐渐越过自己生活的小圈子，触及到了社会的本质。特别是他到山西后不久，鹿钟麒由于内讧被阎锡山枪杀了，他在同乡的掩护下才得以逃脱，这一事件给了他当头一棒，迫使他不得不向更深的方面思考，但是答案在那里?出路在那里?他不得而知……于是苦闷、彷徨象两块巨石重重地压在他的心上。
从山西逃出后，他应朋友的函约到苏州充藩署统计处文案。这时中国爆发了辛亥革命，一九一二年元月一日，孙中山先生在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中华民国成立了，推翻了满清，宣告了两千多年来封建帝制在中国历史上的终结。民国元年，彭八百应北京拱卫军前统领王汝贤之约，到京充拱卫军统领部书记长。
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清王朝，取得了反封建的重大胜利。但是南京政府内部各种势力是复杂的，除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外，还有立宪派、旧官僚和封建军阀等，他们在临时政府内都占有重要地位，至于各地方政权，当权者更多是旧官僚、军阀和立宪分子，因而孙中山很难行使其大总统的权力；再加上资产阶级本身的软弱性、妥协性和脱离群众的根本性错误，所以同年四月一日孙中山就被迫辞去临时大总统职务，五日南京政府被迫迁设北京，被反革命的北京政府所取代，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果实被袁世凯所窃有，从此中国陷入了北洋军阀反动统治的灾难深渊。它较之清王朝的反动统治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在这一新旧交替、错综复杂的历史阶段，彭八百作为一个下级军官不可能、也不能够看清这一社会变化的本质，他以传统道德规范来约束自己，不过多地过问政治，公务之余只是埋头绘画，读书、练字。后来拱卫军改编为第八师，他仍充师部书记长，此间以《新青年》为代表的宣传新文化、新思想的刊物如雨后春笋般的诞生，一场新文化运动蓬勃发展。他由于经常去北京图书馆查阅资料、读书学习，结识了当时的图书馆主任李大钊同志，时适毛泽东同志也在图书馆工作，在同这两位革命大师的接触中使彭八百感到耳目一新，学到了不少新知识，懂了不少新道理。他也经常送几幅画给他们两位，他们相处得很投机，彼此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建国前夕，毛主席到一家工厂参观时见到了一幅兰草画后马上说：“我认识此画的作者，他过去叫彭鸿恩。”
在这前后一段时间里彭八百先后随军征募到河南、陕西、湖北，曾在湖北任军总司令部秘书，1921年王汝贤因病辞职，由王汝勤接任八师师长兼长江上游总司令，委任他为本部秘书、军法处长等职，1926年王汝勤辞职，这时巴东县张知事因故被撤职，宜昌各界要求举荐公正、廉洁人士维持巴东，司令部选中彭八百为巴东县知事，到任后不久，北伐战争就开始了。巴东县在长江上游，在湖北省西部，地控三峡之险，邻接四川省，向为川、鄂两省交通要冲，是历代兵家必争之地。为取得北伐胜利，我党派地下工作者去巴东组织工作，不料被军阀发现，上司令彭八百去逮捕我地下工作者，这时的彭八百经过十几年的军队生涯，使他看到辛亥革命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中国问题，连年军阀混战给人民带来的只是灾难，而且各军阀背后都有不同的帝国主义者支持，相互倾扎，其结果只能是丧权辱国，他越来越感到悲观失望，思想消沉，报国无门、前途茫然。来巴东做知事明是升官、实为降职，自己只不过是军阀内部互相争斗的牺牲品而已。回忆起前几年在北京图书馆和李大钊、毛泽东在一起时，他们对中国现实和前途的分析，再看眼前的实际情况，他越发感到军阀们不是中国的希望，战争有百害而无一益。当他接到上司要他去抓共产党的指示的时候，他首先让自己手下的人去通知他们，然后他才去“抓”，当然是扑了个空。一九六零年八月十二日他在给外甥女的信中对这段往事回忆到：“民国十五年(1926年)在长江上游充任秘书时，被公举为巴东知事，不想捕本县城南谭党员，我与李大钊是好友，先给一信，令其脱险，再去差捉捕，会本村写一报告，复文挽事。”还有一次他听说监狱里关押了十九名青年学生，心想青年学生能有什么罪，也值得关大狱，后经询问知道他们是因宣传进步思想、反对军阀统治而被捕的，经交谈，他从思想上赞成这些青年的主张，随后就以他们年轻无知，应由学校加以教育为由，将他们放了。这两件事更加失去了上司对他的信任，他也从心里厌恶了战争，于是就辞去了县知事回到了北京，住在前门外大街永太和纸店，专门从事书画，以替商号写匾、卖画为生。
十几年的颠沛流离生活，使他经历了一个从希望到苦闷、彷徨、失望，后来渐渐看到了一缕光明，坚定了生活的信念。
刻苦自学始得真谛
彭八百因自幼家贫，除读过几年私塾外，没有进过正式的学堂，更没有受过正规的、系统的美术教育，他的艺术成就是全靠刻苦自学得来的。
失学后，由于生计所迫，不得不整天干活，但他没有因此而停下笔，一天下来不管有多么累，他也要画上几笔。离家谋事后，他一有闲暇就读书、作画。他相信只有多画，才能熟中生巧。别的同事闲时去打麻将、寻花问柳，他从不与他们合伍。在武汉驻防时，他常到九江庐山去写生，庐山上大林寺里一个老和尚见他常常来此画画，并且有些功底，只是画的杂而欠专，就对彭八百说：“百事通事事难成，一着精走遍天下，你什么都画，什么也难以画精。专攻一项才能登峰造极，象郑燮的竹子是无人可比的。”一番话，使彭八百顿开茅塞，他明白了这些年自己费力不小，长进不大的原因。那画什么呢?对!画兰和石!后来他向友人回忆起当时的情况说：“我在几十年读书，做事中了解，接触到的古今人物很多，唯有大诗人屈原对我影响最深，我为什么决定画兰石呢?石是刚强之物，代表着气节，兰是高雅之象征，屈原将他们喻为正义、高洁之物，此后就一直是仁人志士的象征。一从屈子行吟后，千古高风说到今，所以我画兰、石也多是为了自勉。彭八百是很敬仰屈原人品的，一九六二年他在一幅画上题过一首诗：“一幅兰蕙一首诗，此情此景而扪思，屈原去后无知己，谁续离骚作楚辞。
我国所产兰蕙种罕而品雅，极不易画。俗语云：“半生竹、一生兰”，故一般人少有成就。宋元以后，有人专画兰草；但所画的兰与真兰相去甚远。为了在兰石上有所突破，彭八百经常带着干粮到山中观赏实物，体验生活，对着怪石、兰草潜心观摩、如痴如醉。将兰花、兰叶阴阳背向，姿态神气细致捉摸，对石头的结构纹路认真的分析。在北京居住时还年年由河南信阳等地买来兰蕙，从湖北宜昌买来玲珑石，从四川买来吉攻山石，经常对着这些实物作画，一画就是大半天。他还十分注意从古人画中吸取营养，宋代郑所南的兰草画对他就影响颇深，在他后来的画上常见有“所南宗法”的题字。但他学习古人也好，对实物作画也好，都不是生搬硬套，照葫芦画瓢，而是写意、讲究传神。后来他对人说：“如画兰草，就要认真观察它。叶子是怎样长的，花儿是怎样开的，抓住它的特点、精神；画的时候要有自己的创见和风格，表现出一定的思想感情，不能以虎画猫，呆呆板板”。彭八百的外甥女王兰(南京特级教师，民革中央委员)在回忆他时说道：“一次我在舅舅书房看他作画，只见他大笔在纸上滚了几滚，又信手点了几下，画了几笔，一块玲珑石和一盆兰草就跃然纸上、神韵丰彩。我激动地说舅舅把石和兰都画活了，您是如何画的呀?舅舅停下笔深情地说：“要画兰、石，就必须将兰的血脉、石的神髓溶入自己的性灵，化为自己的血肉，再倾注于笔墨，才能画出它们的风韵，体态、气息。”
彭八百还爱石成癖。曲周县城曾有“三山不见，四海不干”之说，三山就是三块大怪石，光泽如玉，很招人喜爱。城东街，吴老纬因爱其美观，将其抬到他家当作影壁，后来邻居王友三又将此石搬到他家，不久他两家儿子都闹了病，一时议论四起，认为此石是不祥之物，要将其抛诸野外。此时恰好彭八百在家住着，他见其可爱，不信这种传言，将怪石搬到他家，花费了很大的精力，刻上兰草、书法和图章以示珍爱，后一直放在他家门前。在艺术上他从不知足，晚年八十多岁还经常到中山公园去看怪石，从没间断过一天作画。一九六三年，八十二岁高龄的彭八百还给家乡来信寻找名人字画，借以临摹。
看到了国家的希望
自一九二六年彭八百在巴东当县知事时，因厌倦战争，放走了共产党和进步青年，辞职回北京隐居后，就一直闭门不出，以卖画为生。当局几次请他出来做官他都谢绝了。“七七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大举侵略中国，北平沦陷在侵略者的铁蹄之下，到处是一片腥风血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都被日本人所控制，日寇、汉奸、特务非常猖狂，到处为非作歹、草菅人命，日本人几次请他出来做事都被他回绝了。当时他14岁的外甥女王兰，因曲周家乡事变跟着他住，正失学在家，他宁让孩子继续失学，也不让上日本人办的学校，并意味深长地说：“日本侵我国土，乃野兽之行径，我堂堂炎黄子孙，岂能为强盗效力。惜由夷不食周栗，陶渊明不为斗米折腰，我怎能食嗟来之食。”这真是“宁为兰摧玉折，不作萧艾荣”。他经常骂日本人、汉奸，盼望抗战早日胜利，表现了一个爱国老人的民族气节。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抢占了人民的胜利果实，接管了北平，彭八百对国民党接收大员“五子登科”非常气愤，常骂国民党贪污腐败，独裁卖国。在曲周同乡中有我地下党，看到彭八百是个有正义感的画家，就把他作为“统战对象”，向他宣传国民党卖国求荣，挑起内战，及我党的救国政策，在进步同乡的影响下，使他从本质上看清了国民党和北洋军阀是一丘之貉，不是国家希望所在，只有共产党才是国家的希望，民族的未来。这时，他多少年积塞在心头茫然之情从此好象消失了，仿佛看到了祖国的美好未来，人也象一下子年轻了好多，再也不愿做“隐士”了，开始配合我党工作，在文化界上层积极宣传我党的政策，掩护我地下工作者。解放后他在给亲友的信中曾写到过：“师范大学学生刘鸿纲，改名徐康，因与国民党学生斗争，我十分掩护，至今在崇文区委工作，还有王运生改名王震，在中国大学一面求学，一面秘密工作，我援助多次，现今充督学。我三十年前信仰非共产党不能救中国。”
信中提到的徐康，解放前是北师大的地下党总支委员，学生运动领导人。解放后，曾任北京市崇文区区长，现已离休，他在回忆彭八百老先生时说：一九四八年八月十九日，国民党反动政府出动军警、宪特包围了北京各大学，在报纸上公布了共匪匪谍职业学生名单二百五十人，指名传讯拘捕，这二百五十人都是历次学生运动中的活跃人物，其中有一部分是地下党员和盟员，当时我担任北平师范大学地下总支委员，学生自治理事和华北学联代表，很受敌人注意，亦被列入传讯名单。
我先在红十字会医院躲了两天。第三天根据地下党组织的指示，准备离开北平，经过天津去解放区泊头镇，当时华北局城工部设在那里。当天已错过去天津的火车时间，只好在北平再过一夜。当时我姐姐刘鸿惠在北平的住家已受到特务注意不能再去，又怕特务盯梢，也不能去其他地下党员家里，当时便到东城马大人胡同彭老家中。彭老一见我便马上把我让到屋里，对我说已看到报上你的名字了，你打算怎么办?，我说：我准备去解放区，今天先在您这里住一夜。彭老果断地说：没关系，住几夜都成!，当时彭老的老伴有些紧张，但彭老还是谈笑风声，又骂起孔祥熙、宋子文等国民党大员来，当夜我住在西套间里。
半夜忽听街上人声嘈杂，狗吠人跑，邻居家的拍门声很紧急，喊叫声、拍门声很快近了。彭老夫妇以为是来抓我的，赶快起来，我也做了一切应急的准备。
他们在门口听了一会，见人声渐渐远去，才放下心来。第二天，我告别彭老夫妇赴天津去解放区，到泊头镇城工部接待站后，见到被列在名单的其他同志，有两位同志说，因在名单，至亲好友都不敢留住宿。这使我更加感到彭老不顾自己安危留我住宿，掩护我去解放区，实在令人敬佩。
北京解放后，我解放军胜利进城，由于解放军是在《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教育下成长的军队，不拿群众一针一线，彭八百看到解放军这样遵守纪律，高兴地说：“真是纪律严明，秋毫无犯呀!我活这么大年纪还没见过这样的军队呢。”
彭八百解放前一直靠卖画为生，一直没有什么积蓄，解放初期由于没有人买字画，他没有别的收入，生活很困难，仅靠老伴给人家做针线勉强度日，但彭八百没有丝毫怨言，他说国家现在百废待举，要办的大事非常多，难免有不周之处，但共产党是英明的，新社会的政治是清明的，将来定能把国家治理好，人民也一定会富裕起来，国家的前途是光明的，希望就在眼前。
画如其人
彭八百是位兰石画家，他的一生也象兰一样纯洁、高雅、无私，如石一样正直、顽强、坚实。
他年少时在煤厂当小伙计时就以孝顺闻名街坊，同街邻居都夸他懂事又孝顺，谁也羡慕彭家有这么个好儿子，邻居的大娘、大爷们常和他母亲半开玩笑地说：“你们家的鸿恩都快能进二十四孝了”。一年的中秋节，煤厂的老板开恩，中午给每个伙计发了两个月饼，只有十五六岁的孩子正是嘴馋的时候，他成年又连顿白面也没吃过，更不知月饼为何滋味，但他没有象其他伙计那样当即吃掉，而是想到了母亲，他硬是将月饼在怀里揣了半天，晚上带给了母亲。母亲见儿子递过来的月饼激动地说：“儿呀，你整天在外卖力气，娘连顿象样的饭也让你吃不上，我老了不中用了，还是你吃了吧!”“我还年轻以后吃的机会还多着呢。”说着硬是将月饼塞到母亲手里。出外谋事后，他每月领了薪水，头一件事就是给母亲捎钱。后来他谈到这方面的事时说：“我们中国是讲究忠、孝的国度，忠就是要忠于自己的信仰，为之而努力；孝就是要尊敬双亲，使老人生活愉快。二者皆备，才不枉为人。”
他还平易近人，谦恭有礼，不论是朋友、同事还是学生，不分地位高低和年龄长幼，他都能与与其融洽相处。艺术界有些人恃才高傲，狂妄自大，性格怪癖，对别人的作品常大肆贬低，有时就影响同行之间的关系。每当这时彭八百都是以宽厚的长者去说服双方，调解他们的关系。对向他求教的年轻人，他总是热情接待、诲人不倦，耐心解答所提出的各种问题。为了鼓励青年人，使他进步更快，他还多次和学生合作绘画，从一幅画的构思到成画，处处对他们加以引导，从没有过盛气凌人，使人感到可敬可亲。北京电力科学研究所《华北电力技术通讯》主编李民厚是彭八百的得意门生，彭八百曾多次和他合作绘画，现在他已是一位颇有名气的业余画家。对朋友他慨慨大方、乐于助人。解放前象彭八百一样以画为生的画家颇多，一但他们的画卖不出去，就有挨饿的危险，有的甚至到了老年，因无力执笔，就穷困潦倒，也有的正直进步的画家，讽刺了当局，就被查封、监禁。彭八百对有困难的朋友从不吝啬，总是给予热情的帮助，尽自己的最大努力来帮助朋友脱离困境。抗战期间他在北平琉璃厂街住时，有一个落难朋友的全家在他家住了好几年，不但分文不取，还不时帮助他。著名画家书法家刘风惠在危难之际就曾得到过他很大的帮助老艺人张九功，身体多病、生活无着，全仗彭八百的接济。
彭八百结交甚广，上至达官显贵，下至平民百姓他都与之来往。吴佩孚下台后在北京隐居，且爱画竹子，彭八百常和吴探讨画艺，一起作画，吴的儿妻也曾做过彭八百的学生。一些青年学生，甚至出家的和尚也和他交情很好，常向他求画，每次彭八百都是有求必应。不论是外地还是家乡人来信要画，他都热情寄去，从不把画和金钱划等号。东北曾有一青年来信求画，他很热心地给寄去，使青年很受感动，以后便常来往通信，竟成了不会面的朋友。
彭八百热情好友，但他从不滥交，很注意结交正派、清廉的朋友。在煤场做工时有个管财务的，办事认真，克己奉公、心地坦白，将帐目整理得有条不紊，彭八百很赞成他。曾给他画了一幅露根兰草，并在上面题诗道：“兰为王者香，几卉无与伍，髓处露好根，不染尘与土”，真是诗中有画，画中有诗，这仅是对他人的赞誉，也是他本人品质的一个最好验证。
在旧军队任书记长时，虽有职有权，但他从不媚上欺下，以权谋私。因他正直、廉洁，常受排挤，可贵的是他没有因此改变自己，屈从于势力和他们同流合污，宁可弃官不做，也不能办有辱良心之事，后来他说到在巴东因放走共产党而丢官的事时说：“我怎么也不能为当县长而拿人头送礼呀!”
从当县知事到著名画家，他一生艰苦朴素，从不讲吃喝，给予别人的甚多，很少为自己索取，就是在解放初生活最困难的时候，他都是想到国家有困难，从来没有向政府伸过手，后来，他在给毛主席的信中说：“每月可作精品廿余件，希望随时便赠送至，八百夫妇二人只求略为照顾食住不发生恐荒足矣。”多么高尚的情操呀!甘愿奉献自己的一切，宛如一株圣洁的兰草，只求一杯清水，给人以无尽的芳香。
兰石神手画影亦画香
一生不懈的耕耘，无止境的追求，彭八百在兰、石绘画艺术上的造诣，达到了炉火纯青、无以伦比的境界，大笔滚几下，再略加皴点就成了一块石头，“胡乱画几笔再勾几朵小花就成为幽雅的兰草，极为得心应手，运用自如，他的艺术风格得到了充分发挥，技巧娴熟，构思巧妙。他画的石，挺拔、多孔、怪奇，形态似飞天飘飘欲仙，妙处若即若离，藕断丝连；画的兰草叶长短蹁跹、清秀、素雅，如闻幽香扑鼻而来，似豆蔻婷婷玉立，真可谓“随心泼墨成妙画，任意挥毫皆丹青。”
特别是他的兰草画，写意写神画影亦画香，达到空前的程度，是书画界公认“当代无双”的。他曾于一九三四年三月由北京琉璃厂伦沧出版了《彭溥皋石兰画册》，画册由著名书画家张九峰和王丹忱两人作序。张九峰在序中对彭八百的兰石画予以高度评价，说“彭君壮岁投笔从戎，后又挂冠以书画自遣，朋辈竟以先得为快，户限几为之穿，不惟兰石并‘二郑’ (指宋代兰草画家郑所南和清代兰草画家郑板桥)鼎足，而其山水花卉翎毛尤擅，妙手即作人物佛像生气蓬勃，须眉欲活，是继吴道子(唐著名画家，擅佛像、壁画)正宗法传”。此序还介绍了彭八百的简历及各时期所充任的职务，对彭八百的前半生给予恰当、公正的评价。
王丹忱在序中对彭八百的兰草画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誉为神来之笔，并借名家之口高度赞扬彭八百的艺术素养。他说：”吾友曲周彭君溥皋，性嗜画，于人物山水之余兰石研究垂三十年，颇入化境，每为一幅，酣畅淋漓，大气磅礴，具有一种不可思议之奇气，所谓神来之笔是也。
彭君宦游各省，大江南北足迹所经，饱看名山大川，于是胸中有物，笔迹随之其作品之跌宕隽逸，名画家张大千君推之为求之古人尚无其敌况近今。
蓬莱吴玉帅(吴佩孚)称之为不惟今时有一无二，即古名家亦不多睹焉。以玉公之识力之声望揄扬如是，其作品起越，迥非常者可司日语矣……。
这本画册共收入彭八百的兰石作品十二幅，并有王丹忱的英文序，在当时的美术界影响很大，反映甚为强烈；人们竞相购买，书店供不应求，为满足各界人士要求，中华印书局，购买了出扳权，对画幅数也进行了增订，于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再版发行，其发行量比前者有很大提高，分售也大大增加，南至南京，北至绥远，东至济南，西至宁夏共有16个分售处，订价为国币一元，影响之大，声誉之高，为当时书画界不多见，白崇然为之作序。序中不但对彭八百的艺术给予了高度的评价，而且对他的人品也予以高度颂扬，称彭八百为“当代贤豪”，对朋友有求必应，屡索不厌。
此画册的首页还影印了彭八百的照片，其背景的一幅画上有张大千给彭八百的题词：“溥皋老友别十年相遇故都写兰为赠，发叶抽芽清芬从指尖出，求之古人尚无其敌，况今邪，所谓兰之性情也，大千：初习绘事，未谱法度，不自写其胸臆耳，因涂此求?
从此题词可看出彭八百和张大千的交往是很深的。在这赠订的画册里有不少幅上都有名人的题词，其中一九三一年作的一幅《观世音像》有张大千、王丹忱、张九峰和吴佩孚四人的题词，都对此画作出了极高的评价，称彭八百是“深得六朝遗意”。彭八百也自称此画是“师吴道子笔意”。
彭八百挂甲隐居北京后，常常举办个人画展，在开展时卖一些画以维持生计，也常应邀参加集体画展和评奖画展。此时他的兰草已很有名气，常在评比中获较好的名次。一九三五年在参加河南省书画展览时，他的一幅《色兰》在四十名获奖的中国画中名列第十九，他除此幅外尚有山水三幅、关公像一幅、观音像一幅、芦雁一幅、兰石二幅参展。
展览会后，河南省赈务会和河南省教育厅为使玉珠无遗，将这次获奖的丹青墨宝影印成书，名曰《河南省画展览会书画册》，在这本书册的引言中写道：萃书画之英，比垂露生花之笔，润彼穷檐纸贵洛阳，胜发敖仓之粟，艺传梁苑，同扶范麦之舟，既兹豫民，频遭岁侵，大官之赋不足广其人，水衡之钱不足承其乏。吾豫当局本救灾恤难之怀，为乞画微书之倡乃，集名流各奏其技，或精诣八法，或深造三五，璧合珠联，五光十色，经本会影印成帙，公之于世，代群黎而呼……”因当时忧虑财力不足仅印三千部。
这次画展在全国影响很大，对书画艺术的发展是个很好的促进，当时正是西洋油画技法、水彩技法传入我国之时，中国吸收西洋画的构图、光感、透视及意境等方面的优点，进行自我改造，进一步完善和发展的时期。各界人士对这次画展评价很高，称之为“丹青升华”之会。
经过几十年的不懈研究，彭八百的兰草达到入神的境界，已为各界所注目，艺术大师们所颂道。齐白石大师曾给彭八百题词：“自古画兰者有之，精此只有八百老人，神乎矣”。
他一生也有很多书法留世，在解放前，北平不少大商店的牌匾都是出自他的手，五十年代还可见到一些。北京陶然亭公园存有一块彭八百的兰草石刻，上面还有吴佩孚的竹子及几位名人的题跋，在解放初期出版的《北京旅游指南》一书中，关于陶然亭公园的介绍中还写道：“园中有彭八百的兰草石刻”。五十年代他还应当时中国保卫和平大会秘书长刘贯一同志之请，画过一幅仕女，刘曾将此画交于郭沫若，邓拓和中央文史馆诸老题词，郭沫若题的诗是一首七律，最后两句为“神州三亿新巾帼，不让须眉独戒晨”。真是诗画皆佳，珠联璧合。刘贯一同志将这幅画视若拱壁，去山西任副省长时，特将此画携带前往。
彭八百除着画兰石外，还画菊花、梅花、海棠、鸟鱼等。一九八五年中南海毛主席故居藏画挂历上刊出了他在一九六三年画给毛主席的画，其中一幅是《梅花图》，一幅是《兰石图》。《兰石图》上题道：“石是无量寿，兰为香之祖。癸卯秋，毛主席正教，彭八百敬绘”。《梅花图》．是彭老在游．劳动人民文化富时，看到人们练拳舞剑，锻炼身体，气氛之热烈、态度之认真，象腊梅抗寒、傲雪，颇受感染，遂做《梅花图》，以舒发心中之感慨。上题：“公孙大娘舞剑器，书家见之得书意，今晨我见盘臂拳，写入梅花有太极。国庆节后游文化宫，见拳家盘臂，归而作此”。画上的梅花，枝头高擎，骨朵点点，精神抖搂，给人以力的感受，真象公孙大娘在那里舞枪弄棒。
国画兰要素是：画面、题词和印章。彭八百虽只上过几年私塾，但他经过自己刻苦自学和不懈的追求，文学素养也极高，大都是自己作画，自己题词，他的题词和画的内容配合恰当，互相烘托，遣词造句异常高雅，精美，令文学大师也刮目相待。一九六四年，82岁时他在一幅《海棠》上题词道。东风袅袅泛崇光，香雾空蒙月转廊，只恐夜深花睡去，故烧高烛照红妆。这题词用字准确，而且含蓄、巧妙、传神，象把夜雾说成是香雾，这个香字和画配合之默契，抓住了海棠的特征。最妙的还要算后两句，“只恐夜深花睡去，故烧高烛照红妆”用拟人的修辞手法，把花赋予了生命，栩栩如生写出海棠的精神，风格，象红烛一样燃烧了自己，照亮了别人，无私的奉献，一生光明。
幸福的晚年
一九四九年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了。中国人民经过艰苦卓绝的斗争，推翻了三座大山，终于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十月的北京，金秋中的天安门，到处是欢歌笑语，古城沸腾了，年近古稀的彭八百也欢欣鼓舞，他激动自己几十年来颠沛流离，报国无门，现在终于盼来希望，自己可以大显身手，为国为民尽自己的暮年之力了。他出于对毛主席的敬仰和爱戴，给毛主席画了兰草、梅花等四幅画，从邮局里寄去，没想到只隔了几天，毛主席身边两位工作人员带着一大盒点心去看望他，并说：“是毛主席派我们来看望您老人家的。”随后把毛主席写的一封亲笔信交给了彭八百。彭八百激动不已，双手接过信，小心地剪开信封，恭恭敬敬地打开信纸，信上写到：“八百先生：惠书并大作四幅收到广甚为感谢，顺致敬意。毛泽东、七月七日。”(这封信的原件自彭八百去世后，由北京图书馆保存)，这两位同志又询问了彭八百的生活情况，说准备为他安排工作，彭八百感动地说：“只有共产党毛主席才这么关心我这老人呀!”后不久毛主席亲自批示人事部门：“如此人无政治大问题，拟可以进文史馆工作。”尔后，于五二年彭八百由周总理聘任为中央文史馆馆员。
当时文史馆馆长是符定一先生，副馆长是章士钊先生，馆员都是知名老人，收到聘书后，彭八百非常高兴，并说：“要做新事得读点新书”，随后就找到了《中国共产党三十年》和《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等书。后来彭八百又给朱德总司令画了幅兰草，朱德同志很喜欢兰草，对彭八百的兰草画很欣赏，亲笔给彭八百回了封信，信封上写“曲周，彭八百先生启”，内容为“彭八百先生：送给我的画收到了、谢谢。祝你健康长寿。顺候近好!朱德。一九六三年六月七日。”出于对两位国家领导人的敬仰，彭八百将这两封信并排挂于书房正中。后来他还不断到朱总司令家里赏花，作画。他还给其他中央领导人画过不少画。如周总理、李济深等。一九八八年周总理故居藏画挂历上印有彭八百的两幅《石兰图》。
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二十七日，斯大林同志七十大寿。彭八百应邀给斯大林画了兰石四幅，以祝斯大林同志健康长寿，由我国外事部门代转，斯大林同志看到后非常高兴，并称赞我国绘画艺术之高超。一九五七年彭八百又给苏联苏维埃主席伏罗希洛夫同志一幅兰石，为此李济深同志给他回信一封，上写“八百同志：来书并附献给伏罗希洛夫主席兰石作品一幅，意至善也，兹经转致主管机关请为惠存矣。知注专浚、并祝康乐、李济深。一九五七、五、四”。
彭八百老先生把自己的艺术无私地献于祖国，他把自己的命运和祖国的兴旺紧紧联系起来，他在给毛主席信中写道：“蒙将给斯大林元帅兰石四幅，由外交部代转，既欣且感想各国友邦如有可赠之处，八百本为人民服务，志愿敬祈，并开单示知，从速照办，当好随时寄上或吾。”他这甘为人民公仆，不惜牺牲自己的献身精神真是令人可敬可佩，表现了他一切献给人民，献给世界和平的志向和高尚的国际主义精神。
彭八百一生经历坎坷，但他生性正直，不向恶势力屈服，为革命做了不少工作。一九五九年元旦在开团拜会时，在人民大会堂周总理见了彭八百高兴地握着他的手说：“毛主席说你当两个月的知县就为革命做了不少好事，也放走了不少共产党，人民是不会忘记你的。”彭八百激动地说：“是党领我走上了新道路，给了我幸福的晚年，我对人民感激不尽。”
我们国家对文化艺术非常爱惜，对艺术家的生活照顾的很好。解放后，彭八百三次住院，都是国家为他治好的，他常感激地说：“是党和人民给了我第二次生命，如没有新社会，我这把老骨头早就不知被抛到何处了。”组织上为照顾他的生活，在六四年特地把其子彭若林的户口从老家办到了北京。
一九六三年第七期人民画报上以《欢度晚年》为题，介绍了中央文史馆的情况和部分馆员的生活、工作、文娱片段，其中有彭八百的一幅照片，他正在挥毫泼墨，执笔作画，下注：馆员彭八百是位善画兰花的国画家。同页上还刊载了馆长章士钊正在注疏古典文学作品的照片和副馆长谢无量正在挥毫作书的照片。同时还介绍了中央文史馆馆址静心斋座落在风光如画的北海公园里，先后共聘任馆员一百九十人，其中有清代翰林、进士……，有旧时代政府高级官吏；有教授、考古学家、金石家、书画家、医学家、文学家、工程师、还有社会知名之士，馆员都是六十岁以上，最高的已九十六岁。还说“静心斋”是一座著名的园林，环境清幽，老人们每星期在这里聚会两次，和老朋友见面谈心，或谈谈时事，谈谈诗歌书画和掌故，或打打健身拳，下下围棋。老人在生活上得到政府的照顾，生活得非常幸福，馆里常举办书画展览，供馆员进行欣赏研究，馆员们也常把自己收藏的书画精品展出，互相观摩欣赏。彭八百在受聘于馆员以后，除参加馆员的定期活动外，平日自己在家里看书、作画，假日里和家人共叙天伦之乐，在书房里经常听见他爽朗的笑声。晚年他对艺术的追求更加不懈，大有“烈士暮年、壮心不已”之势，曾以诗言志：“黄昏情更迫，年暮觅真谛”。他常说：艺若逆水之舟，不进则退，迟暮之年要保持学艺不老就必须做出更大的努力。稍一松懈，就会顺流而下。由于他不懈的追求，晚年的画更加丰彩盈盈，灵气丰沛，石的苍然风骨，兰的摄魄幽香，都显示出他暮年的风姿。书画之余他还写写诗，到公园转转，他常说：我能在这样一个伟大时代度过自己晚年是莫大的幸福。
建国后祖国建设日新月异，各条战线形势一派大好，在国际上，我国冲破了帝国主义的封锁。为世界和平起了重要的作用。彭老对我国的建设及国际形势很关心，常以画来歌颂党和人民，赞扬祖国欣欣向荣景象和世界革命的大好形势，亦常用诗的形式来表达自己的思想，他曾按毛主席《送瘟神》韵写了一首七律“世界和平福利多，妖虫怎耐巨龙何，九区运转人人颂，万国兵消处处歌。博古通今开化育，翻天覆地变山河，风云际会英雄业，字海澄清永不波”。歌唱了世界巨龙腾飞的景象，憧憬着美好的和平未来。
彭八百把毕生精力献于艺术，一生为人热情，对他周围的青年，不但在艺术上给以指导，而且在思想上也给以教诲，是既教画又育人。他常对青年人说，做人要首先做到“诚、苦、勤、戒、乐”五个字，方能于人有益、于世有益、于已有益。一九六三年彭八百为徐康(刘鸿纲)全文抄写了毛主席诗词三十七首，为激发、鼓励他的工作热情，最后题词：“毛主席诗词雄伟豪迈冠绝千古，辉煌万代，令人欢欣鼓舞，激昂慷慨。今书全诗词三十七首，以赠刘鸿纲，冀尔革命意气更为奋发也。”下署八十三岁彭八百书并识。
彭八百老先生热爱桑梓，时刻惦记着家乡的一切，在抗日战争期间，对曲周县遭日寇蹂躏极为痛心，解放后，对家乡的经济建设和文化事业都非常关心，每逢老家来人，他都详细询问家乡的情况。他还常常感慨地对人说：“鸟飞返故乡兮，狐死必首丘，我一血肉之躯，怎能忘怀家乡。”真是忧忧故乡情，拳拳游子心哪!。尤其使人难以忘怀的是，在六十年代初，彭老先生，在北京发现了曲周县清代书画家贾琰的一幅山水画，当时正是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彭老先生的生活也不宽裕，用仅有积蓄购得这一稀世珍品，准备请中央文史馆各位老先生加以题跋，然后寄回曲周县文化馆，说明这幅画的文物价值和来历，希望县文化馆妥善保存，并希望本县爱好学习书画之人有所观摩。文史馆的各位老先生，如陈云浩、钟子年、韩敏修等人为彭老先生怀念家乡热爱艺术的无私之举所感动，为曲周珍品“还家”所庆幸，纷纷以此为题来题跋，在各位老先生的题跋中，韩敏修老先生的题跋最为使人难忘，他题的是一首七律诗，因此诗所述内容和徐康(刘鸿纲)家的祖上：有关系，因而彭老先生曾亲笔抄了一份给徐康，全诗为“司空画意迈荆关，老辈风流未易攀。继起洛阳才子裔，挥毫泼墨写江山，筏翁好古仰前修，履齿经行遍九州。此日楚弓仍楚得，分帮文物重琳璆”。彭老先生曾对此诗做一解释说：“司空”是指明代工部尚书刘荣嗣，字敬仲，号简斋，曲周县人，(县志上有传)是徐康的七世祖，曾总督河道，政绩卓著，并精书画，有《简斋文集》行世，后竟以修黄河时用了一位显宦祖坟上的树木，被谗下狱含冤而死。“荆关”是指五代时著名画家荆浩和关同。“继起洛阳才子禽”就是指贾琰。彭老说，贾琰不但画得好，书法也精，在曲用县城三官庙戏台上有一块写着“今古鉴”的大匾，就是贾琰所书。钱翁就是传说中寿八百的“彭祖这里指彭八百，这两句诗就是说彭老敬仰前贤，行踪遍及全国各地。“楚弓楚得”是用春秋楚共王出猎失弓，“楚人遗弓，楚人得之”的典故，来说明曲周县画家贾琰的画遗失多年，又为曲周人所得。“琳璆”都是美玉的名称。这诗的最后一句是说曲周的这件珍贵文物是重过一切美玉的，彭老对这件传世文物非常珍视，寄回曲周后还时常打听这件文物的下落。
一九七一年春节时，彭老因病住院，他的好友及学生都非常关心彭老的病情，象徐康及李民厚、李民淑兄妹都一直守候在彭老的床前，但因医治无效，于一九七一年二月十二日十二时半逝世。
彭八百先生的一生是奋斗的一生，他不仅给我们留下了丰富的遗产，他那高尚的情操，朴实的气质、坚韧不跋，锲而不舍的刻苦自学精神也将永远激励着后来人。(曲周县政协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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