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画像石中看士大夫玩“交际舞”

东汉时期宴乐画像砖（四川成都昭觉寺汉墓出土）（图源网络）

汉画像石，是镌刻在石棺、石阙、墓壁和石祠堂表面上的纹样，是汉代特有的一种文化现象。其中，汉画像石中的乐舞图像，不仅反映了汉代音乐文化的繁盛，也反映了汉代的社会生活状况。欣赏汉画像石，可以观察到一种有趣的社会现象——“以舞相属”。

从现今遗留的汉画像石来看，本文题图的成都昭觉寺出土东汉乐舞图，就像是一个文人雅集的宴会。一舞者弯腰鞠躬，似在向另一舞者施礼；另一舞者正展臂起舞，二人相向而望，似乎在准备接舞。四川彭县出土的一块画像砖画面上，两舞者长袖飘飘，一舞者一手半举，一手前伸，似乎正在邀请另一人起舞；而被邀者正缓缓而起，奋袖起舞。从二舞者头上戴冠，背后有两人摇扇情景可推测，二舞者应该不是乐妓，而是宴飨中的贵族宾客。这些画面，都是汉代“以舞相属”的基本表演形式。

所谓“以舞相属”，是文人宴集时的一种交谊舞的形式。“属”者，即邀请之意，前一个人舞罢，顺邀另一人起舞，此即为属。一般由主人先舞，舞罢，以舞相属于客人，客人起舞为“报”，然后再以舞相属于另一人。如果被属之人不起舞，便会被视为失礼不敬。

这种宴集邀舞习俗始于西汉时期。《史记•魏其武安侯列传》中记载，为人刚直的灌夫约丞相田蚡一起赴魏其侯窦婴的家宴，但田以醉酒相忘而推脱未去，第二天前往时又故意缓慢行走，灌夫由此非常生气，“及饮酒酣，夫起舞属丞相，丞相不起。夫从坐上语侵之，魏其乃扶灌夫去，谢丞相。”由于田不起舞为报，灌夫便不顾君臣之礼，当众责骂田蚡。可见，“以舞相属”之习俗由来已久，只是在西汉时还不是士大夫聚会中专有的活动，到东汉时“以舞相属”渐渐成为士大夫宴集时重要的交流形式。

从现存遗留的汉画像石来看，“以舞相属”在汉代十分盛行。汉代是中国舞蹈繁荣的时代，无论是宫廷乐舞还是世俗乐舞都得到流传和普及。歌舞在汉代不仅成为主要表演艺术，且已普及到社会各阶层；不仅是人们抒情达意的表现形式之一，也是增进友谊、交流感情的社交工具。当时很多人均能歌善舞，士大夫们和皇室贵族一样追求乐舞享受。在这样一种乐舞环境中，士大夫们的舞蹈兴趣和舞蹈才能大为发展，从而造就出属于他们这个阶层的即兴舞和礼仪舞，成为汉代舞蹈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

首先，“以舞相属”的盛行，在于它的礼仪外交性特点。以舞相属是一种专门体现礼仪的舞蹈，大小官员在任何场合都可以相邀舞蹈，以此加强人与人之间的联系和往来。其内涵外延在王侯将相相互之间的礼尚往来中，邻邦使国、封王觐见时的接待仪式上得到了新的延伸拓展。《史记》记载，定王刘发是汉景帝的庶子，因为母亲程姬卑微无宠，他的封地只能是卑湿的贫国。汉景帝二年，各诸侯王来朝见，以歌舞为父皇拜寿。这时，刘发仅“张袖小举手”，显得很笨拙的样子，景帝不高兴而责问他。刘发对景帝说道：“臣国小地狭，不足回旋”。他巧妙地借舞蹈比喻自己的困境，引起景帝的重视。于是。景帝“乃加封武陵、零陵、桂阳。”自此，长沙国的辖地又扩大至湖南大部地区。长沙定王在帝王的宴飨中，通过以舞相属，巧妙地实现了自己拓展疆土的意愿。

其次，“以舞相属”的盛行，还在于它的自娱性、即兴性的娱乐性特点。由于这种舞蹈形式简单易学、场地不受约束，易于人们借舞抒发情感，即兴而舞。以舞敬酒，是以舞相属的基本内容之一。如陕西绥德出土的汉画像砖描绘的庞大宴飨场景中，九名宾客之中有人在举杯痛饮，有人在相对而语，两侧有侍从站立服务。酒酣之际，主人率先起舞，动作幅度热烈奔放，旁边的客人两袖初举，似乎要起身接舞。由此可见，以舞相属是汉代一种固定礼仪化的宴飨杂舞。宴飨至高潮时，主人先起舞，舞罢便以舞相属于某客人，该客人紧接着起舞，以作酬答，然后再属舞于另一人，如此以往接连不断，使酒宴气氛非常活跃。士大夫在宴会上通过舞蹈，进行邀请、敬酒、劝酒，来实现某种个人意图或政治意图。 

东汉时期画像石和陶俑作品中的舞蹈画面

 当然，正是由于“以舞相属”礼仪性带有的个人情感和政治意图，又酿成了不少官场闹剧甚至悲剧。譬如《后汉书》记载，东汉文学家、书法家蔡邕，因受人陷害流放五原，后逢赦欲归。五原太守王智设宴为其饯行。酒宴上王智起舞相属蔡邕，蔡邕因鄙视他的人品，故不以舞相报。王智感到在宾客面前丢了脸面，于是怀恨在心，设计陷害蔡邕。蔡邕自知祸事难免，只有逃亡江南，浪迹吴地。

另据《三国志》记载：陶谦任舒县县令时，郡守恰是其同乡、并与其父交往甚密的张磐。张磐甚是亲热，愿引他为亲信。陶谦却深知其为人，觉得在他管辖之下是一种委屈。有一次，张磐设宴请陶谦，并于席间起舞来属他，陶谦勉为其舞。但舞到该转身时，陶谦却不转身。张磐问他何以如此，陶谦对她说：“不可转，转则胜人。”陶谦此语的言外之意是：我若一转，就不再屈居于你之下了。张磐自然能领会其中深意，甚为恼怒，并由此记恨陶谦，处处与陶谦为难。后来，陶谦不得不弃官出走。

由此看来，作为礼仪性舞蹈，通常情况下，席间有人以舞相属，属者定会欣然以舞相报，而不属者大多是因为发生不寻常的事或与当时的政治背景有关。

在汉代，积极入世的儒家思想占绝对优势，儒家是在人际交往中确认个体价值、社会地位以及身份尊卑的。儒家十分重视乐舞的教化作用。因此，以舞相属的内涵就不仅仅在跳舞本身，其主要目的是要通过这种舞蹈来证实个体存在的价值以及远近亲疏的日常伦理。身居高位的士大夫十分讲究以舞相属中的礼尚往来，认为以舞只是一种形式，更为重要的是“属”，即通过舞来确定对方对自己的尊重和认可，通过属来确认是否是“心相印、气相吸”的朋友，以此来巩固和发展自己在皇宫和官场的势力。这时，舞蹈已完全成为一种礼仪外交的手段而失去了本身的娱乐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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