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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辙:从大名府开启仕途与诗途

时间:2023-10-17 14:02:53  来源: 赵都文化  作者:吴蓉  浏览: 分享:

 苏辙:从大名府开启仕途与诗途

 

吴蓉

 

 

苏辙:从大名府开启仕途与诗途

 

苏辙,字子由,生于北宋宝元二年(1039年),眉州眉山(今四川眉山)人,唐宋八大家之一。19岁中进士,被宋仁宗誉为“宰相才”。他解褐入仕,即为大名府留守司推官。虽在此任上只有短短一年时间,但他为政之余,笔耕不辍,在大名府留下了不少的诗文作品。

 

苏辙:从大名府开启仕途与诗途

苏辙雕像

 

 

1

 

宋神宗治平二年(1065年)三月,苏辙首次入仕,任大名府留守司推官。不及一月,升任大名府路安抚都总管司管勾机宜文字。虽为幕僚,但苏辙对边地防务的关注和对百姓疾苦的同情丝毫没有减弱,为政之余留下了不少诗文。“周旋穷政体,出入解心焦。……百年时节在,四海众心翘。”在《王公生日》一诗中,苏辙不惜笔力,对大名知府王拱辰的为官之道大加赞誉,不难看出,他本人的政治理想也寓于其中,那就是纾国困、解民忧、流芳后世。

 

大名府一带曾因安史之乱生灵涂炭、民不聊生。“天宝乱已定,河壖兵更多。故城埋白骨,遗俗喜长戈。卧兽常思肉,奔鲸不受罗。纵横竟安在,谁见冢嵯峨?”(《次韵王君北都偶成三首》)尽管这段历史已经过去了300年,但在这首诗中,曾经的战乱依然在苏辙心中刻下清晰的伤痕。

 

自宋王朝建立以来,大名府承平百年,百姓生活却依旧艰难,“水旱嗟嚬蹙,疮痍费抑搔。”(《次韵王临太博马上》)负责勘问刑狱的苏辙,面对众多铤而走险者,常感力不胜任,写信给时任丞相韩琦实情相告:“旱气方退,流民未还,盗贼纵横,犴狱填委。是健吏厉精竭力而不足之日,非庸人偷安自便而能办之时。”苏辙断案从不轻易以刑加人,这一主张在他1057年进士省试答卷之一《刑赏忠厚之至论》中就有阐述,为官大名,他依然遵循当时的观点,刑罚尽可能轻些再轻些,奖赏尽可能厚些再厚些,大名勘狱状况由此有所改善。

 

苏辙:从大名府开启仕途与诗途

苏辙《和文与可洋州园亭三十咏其二十九南园》书法作品。

 

 

做好本职工作之余,苏辙发现大名府屯戍十分薄弱,“时平馀古木,兵散有空屯”(《次韵王君北都偶成三首》),他不禁为之忧虑,并为此付诸行动,苏辙常随王拱辰一同练兵,时时关心边境防务:“河转金堤近,天高魏阙新。千夫奉儒将,百兽伏麒麟。校猎沙场暮,谈兵玉帐春。关南知不远,谁试问番邻。”(同上)练兵练到太阳西沉,他也毫无倦意,又跟到大帐中,兴致勃勃地继续研讨排兵布阵。

 

可毕竟是书生,繁琐而受约束的幕僚生活,时常令苏辙感到不适应,“暮归何暇食,堆案簿书高”(《次韵王临太博马上》)、“簿书填委休何日,学问榛芜愧古人”(《送陈安期都官出城马上》)。卷宗太多,学业荒废,初尝失去自由读书时间和优游山水可能的苏辙在《次韵沈立少卿白鹿》一诗中,以白鹿自喻,形象勾画被圈养的无奈:“白鹿何年养,惊猜未可驯。轩除非本性,饮食强依人。……独游应已倦,忽见乍疑神。”并在诗尾发出向往自由之叹,“何缘解缰絷,奔放任天真。”

 

“岁月逼人行老大,江湖发兴感平生”,在另一首《登上水关》中,深觉光阴的无端逝去,又让这个年轻人心生去意。

 

治平三年(1066年)四月,其父苏洵卒于京师,苏辙离开大名回乡丁忧。

 

在大名的短短一年时间里,苏辙对官场有了最初的了解,随着眼界的开阔,处理政务日渐得体。仅过了三年,熙宁二年(1069年)苏辙上书论事,神宗即日召对延和殿,聊了很长时间,当场提拔他为条例司属官。当时“辙尚为选人,召对便殿乃殊遇……故事,选人未得上殿者,自此遂为故事云。”(徐度《却扫篇》)让神宗打破戒律,召苏辙进殿面谈的《上皇帝书》最引人关注的地方,是对“冗吏”“冗兵”“冗费”三种弊病的具体论证以及对应策略,很多建议极具操作性。南宋叶适认为,“辙三冗疏,过于平生文字,大苏亦不能及”,评价甚高。今人概括北宋中期的社会弊病时,也经常采用“三冗”的说法,由此不难看出苏辙政治见解的高超,这与他初入仕途即打下良好的根基不无关系。

 

在大名的短短一年时间里,苏辙与大名知府王拱辰、元城县令强至等人相处得非常愉快。“有美佳宾贤主人,布衣曾共脱京尘……它年此会应图画,传入谁家屏障新”(《次韵王君贶尚书会六同年》),相得甚欢的场景可以入画了;“无人携手共吴语,得意摇头时越吟。何日东郊过微雨,并骑鞍马去同寻”(《和强君瓦亭》),东郊风景那么美,我想和你去看看;“此花久已待我至,况有朋友相携扶。来邀反覆不能往,岂独负君花已辜”(《寒食赠游压沙诸君》),压沙寺花开多时,再不去赏就辜负了春色辜负了你。

 

1085年,王拱辰去世,苏辙闻听此讯后,特作《王君贶宣徽挽词三首》,其一写道:“从军在河上,仗钺喜公来。幕府方闲暇,歌钟得纵陪。它年老宾佐,过国泣楼台。犹有坟碑在,仍令故客开。”

 

从追忆二十年前生活的字里行间,不难看出苏辙对大名生活刻骨铭心的记忆,让他念念不忘的,还有大名的山山水水。

 

 

2

 

 

仕途起步大名,苏辙历经宋仁宗、英宗、神宗、哲宗、徽宗五朝,仕宦四十余载,曾官至门下侍郎,克尽厥职,勠力政事;也是从大名起步,苏辙宦海沉浮,被一贬再贬,自问平生功业,“筠州雷州循州”,他游宦的足迹踏遍大半个中国;仍是起步大名,苏辙由“学而优则仕”到“仕而贬则学”,在文史哲领域收获颇丰,学问贯通儒释道三家。他留下《栾城集》50卷、《栾城后集》24卷、《栾城三集》10卷等传于世。

 

嘉祐二年(1057年),苏辙与哥哥苏轼进士及第,被仁宗誉为“宰相才”。回家乡丁母忧后,嘉祐六年(1061年)再到京城开封,参加该年举行的“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考试,苏辙以四等(一、二等为虚设;苏轼为三等,是北宋开国百年来第一人)及第。那一年,苏辙只有22岁。

 

未与苏轼同列三等的原因,是苏辙在对策中将矛头直指当朝君主宋仁宗,笔锋犀利,极言执政得失,在朝廷掀起轩然大波,同时名动京师,司马光看完苏辙的对策,激赏道“所试文词,臣不敢言”,认为“于(应试)四人中最为切直”。但由于主考官胡宿强烈反对,才被抑入四等。

 

凭借这个了不得的成绩,苏辙被举试秘书省校书郎充商州军事推官,但“辙乃奏乞养亲”,理由是“先君被命修礼书,而兄子瞻出签书凤翔判官,傍无侍子。”(《颖滨遗老传》)

 

苏轼闻听苏辙辞官不赴,表示不解,“答策不堪宜落此,上书求免亦何哉。”(《病中闻子由得告不赴商州三首》)。苏辙做《次韵子瞻闻不赴商幕三首》作答,“闭门已学龟头缩,避谤仍兼雉尾藏。”

 

一说养亲,一说避谤,均为苏辙自言。还有研究者认为,苏辙辞官是因为职位太低。那么,苏辙辞官到底为了什么?有两条史料曾以他人角度论及此事。

 

孔凡礼《苏辙年谱》载:“知制诰王介甫意其右宰相,专攻人主,比之谷永,不肯撰词。……知制诰沈文通亦考官也,知其不然,故文通当制,有爱君之言。”吕希哲《吕氏杂记》载:“初,欧阳文忠公举苏子瞻,沈文通举苏子由应制科,兄弟皆中选。时王介甫知制诰,以子由对策专攻上身及后宫,封还词头,乃喻文通为之,词曰:‘虽文采未极,条贯靡究,朕知可谓爱君矣。’盖文与介甫意正相反。”

 

据以上史载得知,宋代知制诰有“封驳”之权。知制诰王安石认为苏辙答策对上不敬,对其中的观点极为不满,不肯撰词。苏辙本以为可以凭借优异的成绩少年得志,没想到遭遇阻抑,看似不大不小,但他终生在意。

 

此事的结局是,沈遘写了推荐信,苏辙仍辞官不赴,并写信致谢沈遘,信中说:“古之所谓乡愿者,今之所谓中庸常行之行;古之所谓忠告者,今之所谓狂狷不逊之徒。”(《吕氏杂记》)毫不掩饰地抒发内心的怨抑和不平。可见,苏辙辞官不赴,有养亲和避谤的原因,但最主要的则是心中的抗议和不满。

 

在人们的印象中,苏辙为人如其文, “汪洋淡泊,……不愿人知之。”其实不然,苏辙虽然沉默含蓄,始终笼罩在苏轼的各种光环之下,但他从来拒绝成为苏轼的影子,在政治态度、政治原则、政治方向上,与苏轼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甚至更加优秀、更加鲜明、更加坚定、更加尖锐。

 

逸兴遄飞,秀杰不因年轻掩;初入仕途,便以直言不见容。这种性格伴随了他一生。

 

3

 

 

论及苏辙诗文,就绕不过一个人,这个人就是他的哥哥、同为唐宋八大家之一的苏轼。检讨二苏全集可发现,二人不仅是情深意长的兄弟,更是一生中最重要、最长久的诗友。

 

嘉祐六年(1061年),苏轼被任命为凤翔府判官,这是朝夕相处二十多年的兄弟俩第一次分离。此后经年,苏辙弟兄各自在宦海浮沉,聚少离多,书信唱和从未间断,不可剥离。清人查慎行在为苏轼作注时,将苏辙“和诗”“次韵”一并刊行。林语堂曾说,往往为了子由,苏轼会写出最好的诗。苏轼平生第一首影响深远的诗作,就是独自去凤翔上任途中所作《和子由渑池怀旧》,其中“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泥上偶然留指爪,鸿飞那复计东西”写尽对生命漂泊的忧患和无奈,传唱至今。

 

治平二年(1065年),苏轼作《华阴寄子由》表达三年未见弟弟的思念之情,“三年无日不思归,梦里还家旋觉非。”史载,时在大名的苏辙是有和诗的,可惜已佚。

 

当年中秋夜,苏辙作《中秋夜八绝》。“猿狖号枯木,鱼龙泣夜潭。行人已天北,思妇隔江南。”“看久须扶立,行贪遂失归。谁能终不睡,烂醉羽觞飞。”知音不在,无人倾诉,这一夜,苏辙借酒浇愁,明显喝高了,他向着西北方眺望,不知道何时才能弟兄重逢;他也不知道,《中秋夜八绝》表达的思兄之情弥补了《华阴寄子由》和诗不存的遗憾;他更不知道,这八首绝句为中国历史上最好中秋词的诞生,埋下了幽微而深远的伏笔。

 

1065年中秋夜,苏辙在大名想念兄长,大醉,终不睡;1076年中秋夜,苏轼在密州欢饮达旦,大醉,怀子由。在11年的光阴流逝中,弟兄二人用最文雅的语言,写下远超兄弟私情的时空对话。

 

有想念,就有重逢。

 

“乌台诗案”后,苏轼贬谪为黄州团练副使,苏辙贬为筠州监酒税。元丰三年(1080年)正月初一,苏轼离京赴黄州,经过陈州,苏辙自南京来送别。苏轼在黄州安顿好后,苏辙又带着嫂子及侄子赶往黄州与之会合,过池州至巴河口时,苏轼以诗相迎:“惊尘急雪满貂裘,泪洒东风别宛丘。又向邯郸枕中见,却来云梦泽南州。暌离动作三年计,牵挽当为十日留。早晚青山映黄发,相看万事一时休。”

 

诗的前两句,回忆了与苏辙陈州分别的情形。三、四句用“黄粱一梦”典故比喻刚刚经过的“乌台诗案”,就像一场大梦,结尾发出人生无常的感慨。

 

由于风浪,苏辙被困磁湖,不能按时到达见面地点,作次韵诗寄之:“西归犹未有菟裘,拟就南迁买一丘。舟楫自能通蜀道,林泉真欲老黄州。鱼多钓户应容贳,酒熟邻翁便可留。从此莫言身外事,功名毕竟不如休。”

 

诗中他安慰兄长,结尾处就苏轼提到的“邯郸枕”进行生发,再次申明功名是一场梦,提醒哥哥今后莫再轻言政事。

 

磁湖中惊涛拍岸,白浪冲天,苏家弟兄以“邯郸枕”为通道,隔湖相述,用诗为久别重逢酿造出浓醇的诗外之意。

 

 

4

 

 

作为政治家,苏辙为官之道最显著的特点是无论公私,态度鲜明,私交可以不泛泛,政见不一则绝不苟同。“王安石初议青苗,辙数语柅之……元祐秉政,力斥章、蔡,不主调停。及议回河、雇役,与文彦博、司马光异同。西边之谋,又与吕大防、刘挚不合。君子不党,于辙见之。”《宋史·苏辙传》中的这段记载,体现的正是苏辙不群不党的特点,也是对其初仕大名时便已确立的为政观的坚持与延续。

 

举一事一文为例,即苏辙担任户部右曹侍郎时,因反对“回河”,坚持己见,屡次上书,以及他的驳论《再论回河札子》。

 

北宋一朝,黄河多次决口,至仁宗时,其下游形成两条河道:一为北流,从澶州商胡埽(今濮阳东昌湖集)决出,经今滏阳河与御河之间,下合南运河、大清河,在今天津市区入海;一为东流,在魏县(今大名东南)决出,东北经今马颊河入海。大致来说,北流涉及当时的河北路,水势较顺;东流涉及当时的京东路,随着泥沙堆积,变成由低向高走,水势愈趋不顺。时人忧虑水势较顺的北流可能进入辽国疆域,导致辽人在自己境内渡过黄河,对宋形成威胁,所以许多官员主张强制黄河东流,而逐渐闭塞北流,此即所谓“回河”工程。

 

元祐二年(1087年)十一月,苏辙担任户部右曹侍郎,主要负责“新法”遗留的大量经济事务,他连续三次上书,反对“回河”工程。

 

苏辙在写作上诸体兼擅,除诗词外,“论事精确,修辞简严,未必劣于其兄。”(《宋史·苏辙传》)以三次上书中的第二次《再论回河札子》为例,可以看出他精确简严的论事风格。

 

这篇驳论写于元祐三年(1088年)末。在苏辙看来,这个工程对自然规律的违背,对人力物力的消耗之巨,以及成功希望之渺茫,已经无需多论,只有所谓“边防”之说,似乎还可以成为一个切口。所以,他着重就此作出分析。首先,他回顾了五代石晋之败与宋真宗澶渊之盟的往事,说明边境安定与否并不决定于黄河的流向;其次,他又引证前代专家李垂、孙民先的说法,认为黄河北流不仅无碍,还有利于北宋边防;接下来,他力图消除人们对辽军在自己境内渡河南侵的担忧,说辽人并无能力造船架桥,即使他们这样做,也可以通过外交手段阻止或凭宋朝军事力量去摧毁。如此步步为营,使数百字的论述层次分明,逻辑严密,堪称驳论的典范之作。

 

明代茅坤读后感叹:“如游丝之从天而下,袅娜曲折,氤氲荡漾,令人读之情鬯神解而犹不止。”

 

元祐四年(1089年)六月,苏辙改任翰林学士,不再负责经济事务,但仍然继续奏上《论黄河必非东决札子》。此后出使辽国,回来又于元祐五年二月奏上《乞罢修河司札子》。据统计,在当时主张放河北流,发言最多的就是苏辙。

 

按照苏辙自己的说法,他之所以屡次上书,是因为身为财政大臣,不能眼看朝廷发起一个超过国家财政承受能力、且毫无利益和成功希望的巨大工程,不发一言。那么,他改任翰林学士和担任使辽使后,为什么对此仍颇多关注?

 

苏辙曾被授以“栾城区开国伯,食邑八百户”,并将个人文集命名为《栾城集》,其为苏轼所撰的墓志铭中明确提出“苏自栾城、西宅于眉”;其父苏洵《嘉祐集》中的《六经论》《春秋论》《上皇帝书》等几十篇文稿均署名“赵郡苏洵”;苏轼的文集、诗词、书帧中,也常署“赵郡苏轼”“栾城子瞻”。可见苏辙父兄对祖籍——曾经的赵地栾城念念不忘。放河北流与曾经的赵地生民息息相关,除抱负宏远,以治国安邦为己任外,故土难忘或许是不再负责经济事务的苏辙不断发声的重要原因。

 

 

5

 

 

在宦海沉浮的路上,苏辙弟兄同进同退,“乌台诗案”后,二人一贬再贬,跟随苏轼的被贬路线“黄州、惠州、儋州”,苏辙遭坐贬的路线为“筠州、雷州、循州”。辗转途中,他始终保持对政治局势敏锐的洞察力,参政意识从未消退,到晚年,仍有诗作表达再起从政的愿望。

 

元符三年(1100年),宋徽宗继位后,重新起用“元祐党人”。苏辙弟兄同时获赦,离开贬地,启程北归。这一次,静如处子的苏辙表现出动如脱兔的一面。当年二月,朝廷将他移置永州(今属湖南),他马上动身北上,四月又移置岳州(今湖南岳阳),十一月许他任便居住,他在年底前便到达京城附近的颍昌府(今河南许昌)。相比之下,一向口不择言、嫉恶如仇的苏轼行动相当迟缓,在接到命令后拖延了好几个月才离开海南岛,走了大半年还未翻过南岭。兄弟二人北归的迟速不同,或许可以反映出他们对于重新卷入党争的不同态度:经过多次贬谪,苏轼已下定决心远离政治纠纷,而当过执政大臣的苏辙却并不甘心认输,仍有寻机归朝的意图。

 

令苏辙没有想到的是,到颍昌后,他再也没能往前一步,宋徽宗对新旧党争的“一边倒”政策,让他永远成为弃子。此后,他闲居颖昌12年,闭门不出,少有客至,以读书自适、饮酒自娱。

 

同为饮酒,大名、颖昌两地的酒局现场天壤之别。在大名,他与同僚欢宵达旦,放浪形骸,有诗为证:“谁能饮酒如倾水,……升斗任君无复避”(《和强至太博小饮》)、“邺宫士女喜行乐,坐上醉客谁亲疏”(《明日安厚卿强几圣复召饮醉次前韵》)、“饮来未觉岁华晚,醉后能令秋气春”(《次韵王君贶尚书会六同年》)。而在颖昌,他“眼暗书罢读,肺病酒亦稀。经年客不至,不冠仍不衣”(《闭居五咏》)、“闭门不出十年久,湖上重游一梦回。……可怜举目非吾党,谁与开樽共一杯”(《游西湖》)、“府县嫌我旧党人,乡邻畏我昔黄门。终年闭户已三岁,九日无人共一樽”(《九日独酌三首》)文字虽超然脱俗,了无挂碍,笔下却透着独自品酌的萧居离索和孤单寂寞。

 

政治上的失意,却给晚年的苏辙带来充足的时间写作并整理已有的著述。除《栾城集》《栾城后集》《栾城三集》外,他还写下了《应诏集》12卷、《诗集传》20卷、《春秋集解》12卷、《老子解》2卷、《古史》60卷、《龙川略志》10卷、《龙川别志》8卷等传世之作。在北宋文化人当中,苏辙著述之富赡与全面,罕有其比。

 

一切不慌不忙的人,他们更不容易放弃理想。十余年的宁静生活,没有消磨掉苏辙尖锐的政治锋芒。大观三年(1109年)六月,蔡京第二次罢相。听到消息后,苏辙作《去年秋扇二绝句》:“箧中秋扇委尘埃,春晚炎风拂面来。旧物不辞为世用,故人相见莫心猜。”其中第三句的寓意很明显,他仍有回到政治中枢的期待,但历史没有再给他机会。

 

苏辙去世的政和二年(1112年),他又作秋扇诗:“团扇经秋似败荷,丹青仿佛旧松萝。一时用舍非吾事,举世炎凉奈尔何?汉代谁令收汲黯,赵人犹欲用廉颇。心知怀袖非安处,重见秋风愧恨多。”(《感秋扇》)

 

苏辙:从大名府开启仕途与诗途

河南郏县三苏坟

 

 

被废弃的政治家以秋扇自喻,在古诗中并不少见,比如“不得团圆长近君,珪月鈋时泣秋扇”(李咸用《婕妤怨》)、“谁分含啼掩秋扇,空悬明月待君王”(王昌龄《西宫秋怨》)、“秋扇交情薄,儒衣行路难”(戴复古《赠张季冶》),但多安于现状,语意偏于悲切,像“一时用舍非吾事,举世炎凉奈尔何”这样保持清醒的诗句却不多,其中“汉代谁令收汲黯,赵人犹欲用廉颇”一句,以落寞后的汲黯、廉颇喻己,自诉虽废弃之身、岁暮之年,报国之志尚存,读来令人伤感。但从另一个角度说,苏辙虽至死不满足于怀道含光而不用于世的生存状态,但毕竟在最后时刻完成了一个士大夫人格的自我塑造。

 

从大名金堤到颖水之滨,从初入仕途时的“闭门已学龟头缩”,到白发萧萧时的“闭门不出十年久”;从虎虎有生气的持不同政见者,到深沉的人生反思者;从犀利评论当朝君主失之执政,想在政坛一展鸿图,到精神远离君主的意识形态,他闲游在自己的精神世界里,用47年的倔强与坚执,走完他的生命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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