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辙：从大名府开启仕途与诗途
吴蓉
苏辙，字子由，生于北宋宝元二年（1039年），眉州眉山（今四川眉山）人，唐宋八大家之一。19岁中进士，被宋仁宗誉为“宰相才”。他解褐入仕，即为大名府留守司推官。虽在此任上只有短短一年时间，但他为政之余，笔耕不辍，在大名府留下了不少的诗文作品。
苏辙雕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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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神宗治平二年（1065年）三月，苏辙首次入仕，任大名府留守司推官。不及一月，升任大名府路安抚都总管司管勾机宜文字。虽为幕僚，但苏辙对边地防务的关注和对百姓疾苦的同情丝毫没有减弱，为政之余留下了不少诗文。“周旋穷政体，出入解心焦。……百年时节在，四海众心翘。”在《王公生日》一诗中，苏辙不惜笔力，对大名知府王拱辰的为官之道大加赞誉，不难看出，他本人的政治理想也寓于其中，那就是纾国困、解民忧、流芳后世。
大名府一带曾因安史之乱生灵涂炭、民不聊生。“天宝乱已定，河壖兵更多。故城埋白骨，遗俗喜长戈。卧兽常思肉，奔鲸不受罗。纵横竟安在，谁见冢嵯峨？”（《次韵王君北都偶成三首》）尽管这段历史已经过去了300年，但在这首诗中，曾经的战乱依然在苏辙心中刻下清晰的伤痕。
自宋王朝建立以来，大名府承平百年，百姓生活却依旧艰难，“水旱嗟嚬蹙，疮痍费抑搔。”（《次韵王临太博马上》）负责勘问刑狱的苏辙，面对众多铤而走险者，常感力不胜任，写信给时任丞相韩琦实情相告：“旱气方退，流民未还，盗贼纵横，犴狱填委。是健吏厉精竭力而不足之日，非庸人偷安自便而能办之时。”苏辙断案从不轻易以刑加人，这一主张在他1057年进士省试答卷之一《刑赏忠厚之至论》中就有阐述，为官大名，他依然遵循当时的观点，刑罚尽可能轻些再轻些，奖赏尽可能厚些再厚些，大名勘狱状况由此有所改善。
苏辙《和文与可洋州园亭三十咏其二十九南园》书法作品。
做好本职工作之余，苏辙发现大名府屯戍十分薄弱，“时平馀古木，兵散有空屯”（《次韵王君北都偶成三首》），他不禁为之忧虑，并为此付诸行动，苏辙常随王拱辰一同练兵，时时关心边境防务：“河转金堤近，天高魏阙新。千夫奉儒将，百兽伏麒麟。校猎沙场暮，谈兵玉帐春。关南知不远，谁试问番邻。”（同上）练兵练到太阳西沉，他也毫无倦意，又跟到大帐中，兴致勃勃地继续研讨排兵布阵。
可毕竟是书生，繁琐而受约束的幕僚生活，时常令苏辙感到不适应，“暮归何暇食，堆案簿书高”（《次韵王临太博马上》）、“簿书填委休何日，学问榛芜愧古人”（《送陈安期都官出城马上》）。卷宗太多，学业荒废，初尝失去自由读书时间和优游山水可能的苏辙在《次韵沈立少卿白鹿》一诗中，以白鹿自喻，形象勾画被圈养的无奈：“白鹿何年养，惊猜未可驯。轩除非本性，饮食强依人。……独游应已倦，忽见乍疑神。”并在诗尾发出向往自由之叹，“何缘解缰絷，奔放任天真。”
“岁月逼人行老大，江湖发兴感平生”，在另一首《登上水关》中，深觉光阴的无端逝去，又让这个年轻人心生去意。
治平三年（1066年）四月，其父苏洵卒于京师，苏辙离开大名回乡丁忧。
在大名的短短一年时间里，苏辙对官场有了最初的了解，随着眼界的开阔，处理政务日渐得体。仅过了三年，熙宁二年（1069年）苏辙上书论事，神宗即日召对延和殿，聊了很长时间，当场提拔他为条例司属官。当时“辙尚为选人，召对便殿乃殊遇……故事，选人未得上殿者，自此遂为故事云。”（徐度《却扫篇》）让神宗打破戒律，召苏辙进殿面谈的《上皇帝书》最引人关注的地方，是对“冗吏”“冗兵”“冗费”三种弊病的具体论证以及对应策略，很多建议极具操作性。南宋叶适认为，“辙三冗疏，过于平生文字，大苏亦不能及”，评价甚高。今人概括北宋中期的社会弊病时，也经常采用“三冗”的说法，由此不难看出苏辙政治见解的高超，这与他初入仕途即打下良好的根基不无关系。
在大名的短短一年时间里，苏辙与大名知府王拱辰、元城县令强至等人相处得非常愉快。“有美佳宾贤主人，布衣曾共脱京尘……它年此会应图画，传入谁家屏障新”（《次韵王君贶尚书会六同年》），相得甚欢的场景可以入画了；“无人携手共吴语，得意摇头时越吟。何日东郊过微雨，并骑鞍马去同寻”（《和强君瓦亭》），东郊风景那么美，我想和你去看看；“此花久已待我至，况有朋友相携扶。来邀反覆不能往，岂独负君花已辜”（《寒食赠游压沙诸君》），压沙寺花开多时，再不去赏就辜负了春色辜负了你。
1085年，王拱辰去世，苏辙闻听此讯后，特作《王君贶宣徽挽词三首》，其一写道：“从军在河上，仗钺喜公来。幕府方闲暇，歌钟得纵陪。它年老宾佐，过国泣楼台。犹有坟碑在，仍令故客开。”
从追忆二十年前生活的字里行间，不难看出苏辙对大名生活刻骨铭心的记忆，让他念念不忘的，还有大名的山山水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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仕途起步大名，苏辙历经宋仁宗、英宗、神宗、哲宗、徽宗五朝，仕宦四十余载，曾官至门下侍郎，克尽厥职，勠力政事；也是从大名起步，苏辙宦海沉浮，被一贬再贬，自问平生功业，“筠州雷州循州”，他游宦的足迹踏遍大半个中国；仍是起步大名，苏辙由“学而优则仕”到“仕而贬则学”，在文史哲领域收获颇丰，学问贯通儒释道三家。他留下《栾城集》50卷、《栾城后集》24卷、《栾城三集》10卷等传于世。
嘉祐二年（1057年），苏辙与哥哥苏轼进士及第，被仁宗誉为“宰相才”。回家乡丁母忧后，嘉祐六年（1061年）再到京城开封，参加该年举行的“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考试，苏辙以四等（一、二等为虚设；苏轼为三等，是北宋开国百年来第一人）及第。那一年，苏辙只有22岁。
未与苏轼同列三等的原因，是苏辙在对策中将矛头直指当朝君主宋仁宗，笔锋犀利，极言执政得失，在朝廷掀起轩然大波，同时名动京师，司马光看完苏辙的对策，激赏道“所试文词，臣不敢言”，认为“于（应试）四人中最为切直”。但由于主考官胡宿强烈反对，才被抑入四等。
凭借这个了不得的成绩，苏辙被举试秘书省校书郎充商州军事推官，但“辙乃奏乞养亲”，理由是“先君被命修礼书，而兄子瞻出签书凤翔判官，傍无侍子。”（《颖滨遗老传》）
苏轼闻听苏辙辞官不赴，表示不解，“答策不堪宜落此，上书求免亦何哉。”（《病中闻子由得告不赴商州三首》）。苏辙做《次韵子瞻闻不赴商幕三首》作答，“闭门已学龟头缩，避谤仍兼雉尾藏。”
一说养亲，一说避谤，均为苏辙自言。还有研究者认为，苏辙辞官是因为职位太低。那么，苏辙辞官到底为了什么？有两条史料曾以他人角度论及此事。
孔凡礼《苏辙年谱》载：“知制诰王介甫意其右宰相，专攻人主，比之谷永，不肯撰词。……知制诰沈文通亦考官也，知其不然，故文通当制，有爱君之言。”吕希哲《吕氏杂记》载：“初，欧阳文忠公举苏子瞻，沈文通举苏子由应制科，兄弟皆中选。时王介甫知制诰，以子由对策专攻上身及后宫，封还词头，乃喻文通为之，词曰：‘虽文采未极，条贯靡究，朕知可谓爱君矣。’盖文与介甫意正相反。”
据以上史载得知，宋代知制诰有“封驳”之权。知制诰王安石认为苏辙答策对上不敬，对其中的观点极为不满，不肯撰词。苏辙本以为可以凭借优异的成绩少年得志，没想到遭遇阻抑，看似不大不小，但他终生在意。
此事的结局是，沈遘写了推荐信，苏辙仍辞官不赴，并写信致谢沈遘，信中说：“古之所谓乡愿者，今之所谓中庸常行之行；古之所谓忠告者，今之所谓狂狷不逊之徒。”（《吕氏杂记》）毫不掩饰地抒发内心的怨抑和不平。可见，苏辙辞官不赴，有养亲和避谤的原因，但最主要的则是心中的抗议和不满。
在人们的印象中，苏辙为人如其文, “汪洋淡泊，……不愿人知之。”其实不然，苏辙虽然沉默含蓄，始终笼罩在苏轼的各种光环之下，但他从来拒绝成为苏轼的影子，在政治态度、政治原则、政治方向上，与苏轼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甚至更加优秀、更加鲜明、更加坚定、更加尖锐。
逸兴遄飞，秀杰不因年轻掩；初入仕途，便以直言不见容。这种性格伴随了他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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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及苏辙诗文，就绕不过一个人，这个人就是他的哥哥、同为唐宋八大家之一的苏轼。检讨二苏全集可发现，二人不仅是情深意长的兄弟，更是一生中最重要、最长久的诗友。
嘉祐六年（1061年），苏轼被任命为凤翔府判官，这是朝夕相处二十多年的兄弟俩第一次分离。此后经年，苏辙弟兄各自在宦海浮沉，聚少离多，书信唱和从未间断，不可剥离。清人查慎行在为苏轼作注时，将苏辙“和诗”“次韵”一并刊行。林语堂曾说，往往为了子由，苏轼会写出最好的诗。苏轼平生第一首影响深远的诗作，就是独自去凤翔上任途中所作《和子由渑池怀旧》，其中“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泥上偶然留指爪，鸿飞那复计东西”写尽对生命漂泊的忧患和无奈，传唱至今。
治平二年（1065年），苏轼作《华阴寄子由》表达三年未见弟弟的思念之情，“三年无日不思归，梦里还家旋觉非。”史载，时在大名的苏辙是有和诗的，可惜已佚。
当年中秋夜，苏辙作《中秋夜八绝》。“猿狖号枯木，鱼龙泣夜潭。行人已天北，思妇隔江南。”“看久须扶立，行贪遂失归。谁能终不睡，烂醉羽觞飞。”知音不在，无人倾诉，这一夜，苏辙借酒浇愁，明显喝高了，他向着西北方眺望，不知道何时才能弟兄重逢；他也不知道，《中秋夜八绝》表达的思兄之情弥补了《华阴寄子由》和诗不存的遗憾；他更不知道，这八首绝句为中国历史上最好中秋词的诞生，埋下了幽微而深远的伏笔。
1065年中秋夜，苏辙在大名想念兄长，大醉，终不睡；1076年中秋夜，苏轼在密州欢饮达旦，大醉，怀子由。在11年的光阴流逝中，弟兄二人用最文雅的语言，写下远超兄弟私情的时空对话。
有想念，就有重逢。
“乌台诗案”后，苏轼贬谪为黄州团练副使，苏辙贬为筠州监酒税。元丰三年（1080年）正月初一，苏轼离京赴黄州，经过陈州，苏辙自南京来送别。苏轼在黄州安顿好后，苏辙又带着嫂子及侄子赶往黄州与之会合，过池州至巴河口时，苏轼以诗相迎：“惊尘急雪满貂裘，泪洒东风别宛丘。又向邯郸枕中见，却来云梦泽南州。暌离动作三年计，牵挽当为十日留。早晚青山映黄发，相看万事一时休。”
诗的前两句，回忆了与苏辙陈州分别的情形。三、四句用“黄粱一梦”典故比喻刚刚经过的“乌台诗案”，就像一场大梦，结尾发出人生无常的感慨。
由于风浪，苏辙被困磁湖，不能按时到达见面地点，作次韵诗寄之：“西归犹未有菟裘，拟就南迁买一丘。舟楫自能通蜀道，林泉真欲老黄州。鱼多钓户应容贳，酒熟邻翁便可留。从此莫言身外事，功名毕竟不如休。”
诗中他安慰兄长，结尾处就苏轼提到的“邯郸枕”进行生发，再次申明功名是一场梦，提醒哥哥今后莫再轻言政事。
磁湖中惊涛拍岸，白浪冲天，苏家弟兄以“邯郸枕”为通道，隔湖相述，用诗为久别重逢酿造出浓醇的诗外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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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政治家，苏辙为官之道最显著的特点是无论公私，态度鲜明，私交可以不泛泛，政见不一则绝不苟同。“王安石初议青苗，辙数语柅之……元祐秉政，力斥章、蔡，不主调停。及议回河、雇役，与文彦博、司马光异同。西边之谋，又与吕大防、刘挚不合。君子不党，于辙见之。”《宋史·苏辙传》中的这段记载，体现的正是苏辙不群不党的特点，也是对其初仕大名时便已确立的为政观的坚持与延续。
举一事一文为例，即苏辙担任户部右曹侍郎时，因反对“回河”，坚持己见，屡次上书，以及他的驳论《再论回河札子》。
北宋一朝，黄河多次决口，至仁宗时，其下游形成两条河道：一为北流，从澶州商胡埽（今濮阳东昌湖集）决出，经今滏阳河与御河之间，下合南运河、大清河，在今天津市区入海；一为东流，在魏县（今大名东南）决出，东北经今马颊河入海。大致来说，北流涉及当时的河北路，水势较顺；东流涉及当时的京东路，随着泥沙堆积，变成由低向高走，水势愈趋不顺。时人忧虑水势较顺的北流可能进入辽国疆域，导致辽人在自己境内渡过黄河，对宋形成威胁，所以许多官员主张强制黄河东流，而逐渐闭塞北流，此即所谓“回河”工程。
元祐二年（1087年）十一月，苏辙担任户部右曹侍郎，主要负责“新法”遗留的大量经济事务，他连续三次上书，反对“回河”工程。
苏辙在写作上诸体兼擅，除诗词外，“论事精确，修辞简严，未必劣于其兄。”（《宋史·苏辙传》）以三次上书中的第二次《再论回河札子》为例，可以看出他精确简严的论事风格。
这篇驳论写于元祐三年（1088年）末。在苏辙看来，这个工程对自然规律的违背，对人力物力的消耗之巨，以及成功希望之渺茫，已经无需多论，只有所谓“边防”之说，似乎还可以成为一个切口。所以，他着重就此作出分析。首先，他回顾了五代石晋之败与宋真宗澶渊之盟的往事，说明边境安定与否并不决定于黄河的流向；其次，他又引证前代专家李垂、孙民先的说法，认为黄河北流不仅无碍，还有利于北宋边防；接下来，他力图消除人们对辽军在自己境内渡河南侵的担忧，说辽人并无能力造船架桥，即使他们这样做，也可以通过外交手段阻止或凭宋朝军事力量去摧毁。如此步步为营，使数百字的论述层次分明，逻辑严密，堪称驳论的典范之作。
明代茅坤读后感叹：“如游丝之从天而下，袅娜曲折，氤氲荡漾，令人读之情鬯神解而犹不止。”
元祐四年（1089年）六月，苏辙改任翰林学士，不再负责经济事务，但仍然继续奏上《论黄河必非东决札子》。此后出使辽国，回来又于元祐五年二月奏上《乞罢修河司札子》。据统计，在当时主张放河北流，发言最多的就是苏辙。
按照苏辙自己的说法，他之所以屡次上书，是因为身为财政大臣，不能眼看朝廷发起一个超过国家财政承受能力、且毫无利益和成功希望的巨大工程，不发一言。那么，他改任翰林学士和担任使辽使后，为什么对此仍颇多关注？
苏辙曾被授以“栾城区开国伯，食邑八百户”，并将个人文集命名为《栾城集》，其为苏轼所撰的墓志铭中明确提出“苏自栾城、西宅于眉”；其父苏洵《嘉祐集》中的《六经论》《春秋论》《上皇帝书》等几十篇文稿均署名“赵郡苏洵”；苏轼的文集、诗词、书帧中，也常署“赵郡苏轼”“栾城子瞻”。可见苏辙父兄对祖籍——曾经的赵地栾城念念不忘。放河北流与曾经的赵地生民息息相关，除抱负宏远，以治国安邦为己任外，故土难忘或许是不再负责经济事务的苏辙不断发声的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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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宦海沉浮的路上，苏辙弟兄同进同退，“乌台诗案”后，二人一贬再贬，跟随苏轼的被贬路线“黄州、惠州、儋州”，苏辙遭坐贬的路线为“筠州、雷州、循州”。辗转途中，他始终保持对政治局势敏锐的洞察力，参政意识从未消退，到晚年，仍有诗作表达再起从政的愿望。
元符三年（1100年），宋徽宗继位后，重新起用“元祐党人”。苏辙弟兄同时获赦，离开贬地，启程北归。这一次，静如处子的苏辙表现出动如脱兔的一面。当年二月，朝廷将他移置永州（今属湖南），他马上动身北上，四月又移置岳州（今湖南岳阳），十一月许他任便居住，他在年底前便到达京城附近的颍昌府（今河南许昌）。相比之下，一向口不择言、嫉恶如仇的苏轼行动相当迟缓，在接到命令后拖延了好几个月才离开海南岛，走了大半年还未翻过南岭。兄弟二人北归的迟速不同，或许可以反映出他们对于重新卷入党争的不同态度：经过多次贬谪，苏轼已下定决心远离政治纠纷，而当过执政大臣的苏辙却并不甘心认输，仍有寻机归朝的意图。
令苏辙没有想到的是，到颍昌后，他再也没能往前一步，宋徽宗对新旧党争的“一边倒”政策，让他永远成为弃子。此后，他闲居颖昌12年，闭门不出，少有客至，以读书自适、饮酒自娱。
同为饮酒，大名、颖昌两地的酒局现场天壤之别。在大名，他与同僚欢宵达旦，放浪形骸，有诗为证：“谁能饮酒如倾水，……升斗任君无复避”（《和强至太博小饮》）、“邺宫士女喜行乐，坐上醉客谁亲疏”（《明日安厚卿强几圣复召饮醉次前韵》）、“饮来未觉岁华晚，醉后能令秋气春”（《次韵王君贶尚书会六同年》）。而在颖昌，他“眼暗书罢读，肺病酒亦稀。经年客不至，不冠仍不衣”（《闭居五咏》）、“闭门不出十年久，湖上重游一梦回。……可怜举目非吾党，谁与开樽共一杯”（《游西湖》）、“府县嫌我旧党人，乡邻畏我昔黄门。终年闭户已三岁，九日无人共一樽”（《九日独酌三首》）文字虽超然脱俗，了无挂碍，笔下却透着独自品酌的萧居离索和孤单寂寞。
政治上的失意，却给晚年的苏辙带来充足的时间写作并整理已有的著述。除《栾城集》《栾城后集》《栾城三集》外，他还写下了《应诏集》12卷、《诗集传》20卷、《春秋集解》12卷、《老子解》2卷、《古史》60卷、《龙川略志》10卷、《龙川别志》8卷等传世之作。在北宋文化人当中，苏辙著述之富赡与全面，罕有其比。
一切不慌不忙的人，他们更不容易放弃理想。十余年的宁静生活，没有消磨掉苏辙尖锐的政治锋芒。大观三年（1109年）六月，蔡京第二次罢相。听到消息后，苏辙作《去年秋扇二绝句》：“箧中秋扇委尘埃，春晚炎风拂面来。旧物不辞为世用，故人相见莫心猜。”其中第三句的寓意很明显，他仍有回到政治中枢的期待，但历史没有再给他机会。
苏辙去世的政和二年（1112年），他又作秋扇诗：“团扇经秋似败荷，丹青仿佛旧松萝。一时用舍非吾事，举世炎凉奈尔何？汉代谁令收汲黯，赵人犹欲用廉颇。心知怀袖非安处，重见秋风愧恨多。”（《感秋扇》）
河南郏县三苏坟
被废弃的政治家以秋扇自喻，在古诗中并不少见，比如“不得团圆长近君，珪月鈋时泣秋扇”（李咸用《婕妤怨》）、“谁分含啼掩秋扇，空悬明月待君王”（王昌龄《西宫秋怨》）、“秋扇交情薄，儒衣行路难”（戴复古《赠张季冶》），但多安于现状，语意偏于悲切，像“一时用舍非吾事，举世炎凉奈尔何”这样保持清醒的诗句却不多，其中“汉代谁令收汲黯，赵人犹欲用廉颇”一句，以落寞后的汲黯、廉颇喻己，自诉虽废弃之身、岁暮之年，报国之志尚存，读来令人伤感。但从另一个角度说，苏辙虽至死不满足于怀道含光而不用于世的生存状态，但毕竟在最后时刻完成了一个士大夫人格的自我塑造。
从大名金堤到颖水之滨，从初入仕途时的“闭门已学龟头缩”，到白发萧萧时的“闭门不出十年久”；从虎虎有生气的持不同政见者，到深沉的人生反思者；从犀利评论当朝君主失之执政，想在政坛一展鸿图，到精神远离君主的意识形态，他闲游在自己的精神世界里，用47年的倔强与坚执，走完他的生命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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