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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 史 的 回 眸

时间:2023-03-10 14:36:08  来源:邯郸文化网  作者:司枕亚  浏览: 分享:

 

历史的回眸

 

司枕亚

 

前言

 

我已过了八十周岁的生日,已进入人生最后一站。我有时在想:还有什么我应该做而未做的事,想来想去就萌发了写这篇文稿的念头。

  

我经历了八年抗日战争的全过程,在炮火连天、硝烟弥漫、艰险困苦的斗争中,我二哥为国捐躯了,母亲和弟弟也遭敌杀害。我是九死一生的幸存者。日本帝国主义宣布无条件投降后,紧接着又经历了三年的解放战争,推翻了蒋家王朝长期暗无天日的统治。在“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的高歌欢舞中迎来了新中国。我是五十年前开国大典的参加者。新中国的成立标志着我国由长期的武装斗争已转向和平建设时期,但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没有前人经验可以借鉴。我们半个世纪特别近二十年所走的历程创造出辉煌的业绩,使我国国民经济的综合能力和人民的生活水平实现了飞跃。但也还有坎坎坷坷、风风雨雨,走过来的路并不平坦。

  

在历史巨变、大转折一个接一个的进程中,我是怎样走过来的?这的确是我应该回答的问题。这篇文稿就是我的答卷。我这样做的目的和动机,只是作为家史留给子孙后代和少数至亲厚友,决无扬名而抬高自己之意。当然在撰写过程中,我遵循“存真”、“求实”的原则,力求如实的反映历史的本来面目。但由于旷日持久,某些细节可能有出入,文字表达也定会出现不当之处。这就无关紧要了,因为只作家史,留给子孙后代。

                 

一、青少年时代

 

  

我1918年11月25日(农历戊午马年即民国七年10月22日),出生在河北省大名县城内马厂街的一个小职员家庭。我祖居在大名城东12华里的李茂堤村三牌,是那一辈迁移到城内的,我说不清。但李茂堤村三牌至今仍保留我家的祖坟地,司姓远亲还很多。我父亲司玉成(信斋)居长,下有二叔和三叔,还有一个姑姑,嫁于城内黄小街安家。我兄弟五人:司宗儒(文卿)、司宗文(景周)、司宗海(汇川)、司宗孟(希贤)、司宗贤,没有姐妹。大哥司宗儒系前母所生,前母去世后,我母亲续弦到司家。我出生时祖父、二叔、二婶、三婶都早已先后去世,只有慈祥的祖母和勤劳的三叔给我留下难忘的印象。

  

我开始上学,是在北大街路东蒙家后院的北屋读私塾。学生有二十来人,都是家住附近的孩子,年龄大小差别较大,都挤坐在这三间大北屋里。屋中桌上供奉一牌位,上写:大成至圣孔老夫子之神位。桌上还放有一个戒尺。老师姓米,家住北城隍街,就坐桌旁的椅子上。米老师给我们讲解《孟子》、《论语》等书,并叫我们背书,一有差错,就拿戒尺打手心,很痛也很怕,我至今记忆犹新。我读私塾约一年,于1926年初,当我七岁时即转入羊市街第一完全小学。学制为六年,1932年初毕业于第一完全小学。我二哥、三哥都是先于我在这所完全小学毕业的。

  

大名县地处河北省南端,为冀鲁豫三省要塞,系兵家必争之地。历史上长期设“府”、“道”行政机构,成为河北省南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的中心。当时省立学校就有三处:男七师、女五师和十一中学。我二哥司宗文于1926年夏考入第七师范,是六班的学生。我三哥也报考过七师而未被录取后,他考取了十一中学,也考取了永年的十三中学,但由于家庭无力负担学费、膳食费而放弃了就读的机会。因此当我小学毕业时只有一个想法:报考第七师范。师范学校不仅免收学费,而且每人每月还供给膳食费,先是现大洋五元,后减为四元七角。学生自治会的膳食部管理,根据当时物价和生活水平月月有节余。所以师范学校在那个年代特别吸引人,报考的学生最多。1932年初我在第一完全小学毕业,由于中等学校冬季不招生,所以又到第七师范附属小学补习一学期。同年夏天,在报考学生一千多名竞争中,我幸运地考取了第七师范。那一年招生两个班,八十人,我被录取到十四班。

  

1923年第七师范创办伊始,校长谢台臣就高举五四时代民主与科学的旗帜,为推动直南一带的新文化运动起到相当大的作用。1926年中共豫陕区委委员冯品毅同志在校任教期间建立起共产党的组织。1927年4月接收了学校领导人谢台臣、晁哲甫、王振华入党后,从而党就掌握了学校的领导权。1929这一年学校党组织有了很大发展,我二哥司宗文就是这一年参加共产党的。这时党、团员和反帝大同盟等外围组织的成员,合计占全校师生总人数的三分之二。在当时国民党白色恐怖统治下,第七师范成为传播马克思主义、培养党的干部基地,形成直南革命的一个重要策源地。1930年以后,学校遭到国民党反动派的镇压和破坏,也受到党内两次“左”倾错误路线的严重危害,致使党对学校的领导权先后两次被国民党反动派夺走。1930年6月教育厅正式任命反动的张达夫为校长;1932年暑假国民党蓝衣社分子郭鸣鹤又篡夺了七师校长。

  

我进入第七师范是我一生思想上的飞跃。什么是阶级?什么是阶级斗争?什么是国民党?什么是共产党?……诸如此类的一些问题,是我到七师后才开始有了认识和觉悟。七师创立后的最初几年,谢台臣“以作为学”教育方针的实施和贯彻,尤其是共产党的建立和发展这一辉煌时期我并没有赶上,我是在国民党蓝衣社分子郭鸣鹤篡夺校长后,首次招生考取进来的。我亲眼看到郭鸣鹤一上任,就安排一批国民党分子到各个岗位。教育主任姚丽卿、训育主任郭湛波都是凶险恶毒的国民党分子。我们一入校就立即推行蒋介石的“新生活运动”,倡导尊孔读经,开展童子军训练,并积极推行会考制度。他们制定一系列的守则、简章、规定和办法,对学生进行法西斯式的管理和统治。如《传达室规定》中,“凡外来邮件须经传达室择要登记后,再呈校长审查,始得分别投送”。在《学生开会规则》中规定:“无论开何种会议其决议均应报告训育部;无论开何种会议均须由训育部派员参加指导;学生不得开秘密会议……”。总之,我们学生一点自由也没有,犹如关在监狱里。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郭鸣鹤一伙的倒行逆施,理所当然的遭到富有革命传统学生的反对,这样反郭学潮就爆发了。1932年暑假招生一结束,学校尚未开学,留校的一些党团员和进步同学,把落榜未被录取的几百名同学发动起来,他们认为这次招生录取不公正。一来录取的新生年龄普遍偏低,而且录取的有些学生同郭鸣鹤一伙都有这样或那样的瓜葛,如郭鸣鹤的弟弟、郭湛波的弟弟、儿子都录取了。他们砸坏了郭鸣鹤办公室的门窗玻璃,冲进去找郭讲理,并要求公布考卷。吓得郭越窗而逃,学生在后面追赶并高喊:打倒郭鸣鹤!

  

开学后,学生陆续到校。谢台臣过去是教历史的,根据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曾编写过《中国历史讲义》,郭鸣鹤因禁止翻印,而又引发反郭学潮。一波未平,一波又起。1932年冬,我们要求撤换教员高廉九、沈藻翔遭到校方训斥,又发动了反郭学潮。国民党员文痞高廉九是教我们十四班的语文,有一次在他将到教室上课之前,我们把教室门虚掩起来,稍留空隙,把笤帚、簸箕放在门上,高廉九来教室上课一开门,这些东西一起掉下砸在他头上,引起同学哄堂大笑。我们就是这样对待反动的教员。尤其当时国难当头,而郭鸣鹤一伙却不准参加抗日活动,反而高唱“攘外必先安内”。在1934年秋某月的一天,以“攘外必先安内”为题,在大礼堂举行全校讲演比赛,几个跳梁小丑先后上台歇斯底里的漫骂共产党而获奖。这场闹剧使进步同学嗤之以鼻。总之,学生每次的合理要求都横遭训斥,甚至开除出校。后来学生纷纷离校罢课,对坚决不返校的一百多名学生又遭开除学籍。反郭学潮就这样起起伏伏,坎坎坷坷,连绵不断的持续了三年有余。

  

1936年初终于把郭鸣鹤赶走了。这时谢台臣已经病故,委任王振华接任校长,晁哲甫为教务主任,黎琴南为训育主任。为纪念谢台臣这位革命教育家,王振华、晁哲甫一回校,便发动校友树立起谢台臣纪念碑。由于郭鸣鹤的残酷破坏,学校原有的党员已被开除殆尽,几乎看不见党员了。他们来校后在工作上仍然贯彻“以作为学”的教育方针,继承七师的革命传统,在恢复整顿上作了很多工作。由于日本帝国主义加紧侵略华北,签订了“何梅协定”,宋哲元卖国求荣,成立了冀察自治委员会,动荡的形势发展迅速,不久爆发“七七事变”。南逃的国民党军队驻进学校,1937年约在八月学校便停办了。

  

从1932年暑假至1937年暑假,我到第七师范读书整整五年时间,虽然获得了毕业证书,还不能算是个正式毕业生。在这五年的学习生活中,可分为前三年半与后一年半两个截然不同的历史阶段。也可以说前三年半是反面教员的教育,后一年半是正面教员的教育。但都使我由爱国主义、民主主义的革命思想而升华为向往共产主义的思想,从而奠定了我一生为这一崇高信念而奋斗的信心和决心。

 

二、逃亡到河南

 

  

1937年7月7日,震惊世界的卢沟桥事变爆发后,华北的时局转瞬即变。日本侵略军占领北平、天津后,兵分两路沿平汉、津蒲铁路夹击河北,节节向南推进。国民党军队抵挡不住日本军的进攻,形成兵败如山倒的溃退局面。广大群众面对这样兵荒马乱的景象,人人忧心忡忡,惶惶不可终日。在我走投无路,徘徊不定之际。八月中旬的一天,大哥司宗儒对我说:“城内吴水坑街的王庆林是个老朋友,他所在的中央军现驻在河南省周口,你带着大嫂和两个侄子司丕德、司丕忠投奔他去吧,以后我也去找你们。”我父亲司玉成在旧政府是征收土地税的小职员,他1932年夏(?)病故后,大哥继承了父亲的职业,手中有些积蓄,而我是刚离开学校的穷学生,很想乘机南逃。因为当时流传说:“日本兵奸淫烧杀无所不为,特别对一些知识分子见了就杀。”同时对战争的形势认识不清,认为黄河是天然屏障,日本兵打不过去天险黄河……。眼看着不少知识分子改头(把长发剃光)、换装(脱下学生装换成农民装),已经或正准备南逃。恐怖的心理,使我产生急迫逃往河南的思想。

  

“七七事变”那年,我还不满十九岁,从没有出过远门。大嫂是个家庭妇女,目不识丁。而且两只小脚,行动极不方便。两个男孩都是几岁,正需要他人照顾的时候。还必须带上换季衣服和必不可少的被褥。正是在这些困难的情况下,我们告别了母亲,一行四人乘汽车到了邯郸。日本兵占领区的火车站,当然不可能通车了,仍在我们军队控制下的火车站,火车并没有停止运行。在一列北来南去的火车刚在邯郸车站停稳,我先帮助大嫂、侄子抢步上车,我紧跟也上来了。火车上都是清一色的外逃难民,秩序混乱,拥挤不堪。次日傍晚才到终点漯河站。不幸的事件又发生了:一伙军警对出站难民逐人搜查,不仅搜身,还要打开行囊进行检查。我是一无所有,但在大嫂的行囊中搜出了银圆,悉数没收了。大嫂哭天抹泪、苦不堪言。我暗中在想:我们是难民,离乡背井,颠沛流离,政府不照顾难民,反而压榨我们。银圆没收了,河北省银行出的钞票在河南又不通用,真把人逼上死地!

  

经过千辛万苦,一路折磨,终于到周口找到了王庆林。他四十多岁的模样,穿军服,少校军衔。看来不像是个带兵的,好像是个文职人员。部队是何军何师?任何职务?王庆林闭口不谈,我当然不便多问。他在周口这个家就住在一个大杂院里的一座平房南屋。王庆林在大名老家是否有妻室、子女,我不清楚,但在周口是独自一人生活。我们找到他还算热情,他把大嫂、侄子安排在一户地主外院的东屋,叫我就住在他屋的外间,临时放了一个床。吃饭成了大问题,我没有钱,也不能顿顿往大嫂处去吃,一来路远,二来也不愿老依赖他人。王庆林在这里没有家属,他吃饭还没有固定地方,我当然难以只靠他。真使人左右为难。

  

周口虽然不沿铁路,但公路四通八达,水路有沙河横贯市区,是豫东一战略要地。我逃亡到这里,由于苦闷无聊、无所事事,便天天逛大街、串小巷。有一次走到沙河大桥北岸,听到锣鼓声,便凑过来看热闹。见一江湖老艺人边敲小锣边言道:

 

打起锣鼓响当当,

挑起担儿走四方。

南边收了南边去,

北边收了北边往。

若是南北皆不收,

黄河两岸渡春秋。

  

观众越来越多,后来老艺人叫同伙一女孩演唱:“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九·一八,从那个悲惨的时候……整日呀在关内流浪……爹娘啊!什么时候才能欢聚在一堂……”。女孩边唱边哭,声泪俱下。我和女孩同病相怜,也抽泣不止。后来才知道:这伙人不是耍把戏的,而是抗日文工团演出的街头剧:《放下你的鞭子》。而《在松花江上》这首歌却唱出了我的心声,也激起我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决心。

  

随着日本侵略军的猖狂进攻,从北方逃来的难民日渐增多。郑州、开封、洛阳这些大中城市到处是难民。白天流浪,夜宿街头。小城镇甚至农村逃来的难民也不少。镇平县邮政局有个大名籍的职工,投奔他来的乡亲就有几十人之多。大名县原来有个文具商店──五美斋,是专门经营笔墨纸张的。五美斋的老板是许昌×××村人,投奔他的大名县籍人也不少。我也在他家落过脚。听逃来的乡亲说:二哥司宗文、三哥司宗海、五弟司宗贤都先后逃来了。三哥住在郾城城关;五弟住在舞阳县城;二哥是第七师范图书馆的管理员,领导上安排他押运学校的重要图书、仪器,也到了舞阳县北舞渡镇。听到这一消息,我的心早飞到他们身边了。告别了王庆林,告别了大嫂,我徒步先到郾城;又徒步到舞阳;最后徒步到北舞渡镇。三哥、五弟都说:逃难在外,举目无亲,吃住无着,看看形势变化,仍想回故里。二哥说:河北省教育厅长李金藻带不少经费来河南,在北舞渡筹建“河北省联合师范、中学”,收留河北省逃来的青年学生。你来了,就不要走了,这里有吃有住都不收费。第七师范的化学老师王显周还担任联合学校的总务主任。我听了二哥这番话,就留在这里了。

 

三、在太行山上

 

  

1937年秋,中共中央北方局军委书记、负责国民党第一战区长官司令部统战工作的朱瑞同志,为解决抗日战争初期急需的干部,要在太行山的晋城举办“华北抗日军政干部训练班”(简称“华干”)。晁哲甫到新乡见到朱瑞同志,知道这一情况后,晁哲甫、王振华并转告王显周、司宗文、林恒飞等都要到晋城去。二哥一向关切我的成长和前途,让我跟着他一起上太行山。我当然很高兴,特别愿去。因为我早厌烦这所“联合师范、中学”了,当前国难当头,日本军侵略的炮火把我们赶到黄河南,谁还有心听几何、代数……的讲课,真令人不可思议。若不是在这里混饭吃,我早想离开了。

  

约在九月上旬,我随二哥离开北舞渡镇,乘火车北上至新乡,又换乘道清铁路的火车到清化(博爱),尔后改乘汽车上太行山直奔晋城。“华干”设在晋城东关马骏中学,领导人是刘子超。晁哲甫、王振华也参加领导,据说第七师范结束时,有些剩余经费,他们带来都交这里了。司宗文、林恒飞是第七师范早期入党的老党员,他们边参加学习,边承办些后勤事务。我们到“华干”时,已经来了很多学员,约有三、四百人,大都是爱国的青年学生。并已正式开课,都是上大课方式,一位教员讲,全体学员听,集中在一个大院落中进行。根据当时条件,没有什么本本,印出的讲稿也有限。根据记录,分小队讨论。在生活上领导、教员、工作人员、学员都能打成一片。太行山是历史上的贫困地区,土地少、产量低。正常年景群众生活是三成糠菜,七成粮;遇上天灾就是半年糠菜,半年粮。一年中逢几个节日能吃顿白面,平时一般人家吃不上白面。“华干”学员的生活,当然不可能加重当地群众的负担。我们学员一日三餐,完全是义仓陈谷碾成的小米,做成的饭呈白色疏散状。吃起来没有一点粘性,也没有什么异味。据说这些义仓陈谷已有几十年的历史,还是清朝储存下来的。菜也很简单,多半是汤菜,很少吃炒菜。大家都为打日本而来,俭朴的生活,反而锻炼了革命的意志。

  

我们学习的课程是中国革命问题、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游击战争和群众工作。我和其他学员一样,学习热情很高,收获很大。关于抗日战争的特点、前途、战法、策略等问题,我当时知之甚少,存在这样或那样的一些糊涂认识。通过学习,基本上得到提高和澄清。毛主席的名著《论持久战》,在我们学习时虽然尚未发表,但毛主席针对1931年9月18日的事变,早已发表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特别在“七七事变”前后发表了《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反对日本进攻的方针、办法和前途》、《为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而斗争》等等。“华干”教员根据这些名著的精神实质加以发挥阐述,使我们明确了以下几个基本观点:

  

──日本帝国主义要变中国为它的殖民地,日本侵略军要占领全中国。不但要把战争发展到黄河南,还要打过长江南。

  

──要打败日本侵略军,必须准备打持久战。这是日本帝国主义的力量和我国革命力量所规定的这个持久性。

  

──抗日战争必须全国人民总动员,全国军队总动员。把全国人民动员起来,武装起来,实行有力出力,有钱出钱,有枪出枪。只有全国全民族的抗战,才能把日本侵略军赶出中国去。

  

──要建立广泛的民族革命统一战线。反对关门主义,把一切可以团结的抗战力量都团结起来。马克思列宁主义反对革命队伍中的左派幼稚病,关门主义就是我们在抗战中反对的一种幼稚病。

  

──我们要坚持独立自主的游击战和运动战。在华北,开展游击战要放在主导地位。

  

──我们和群众是鱼水关系,要十分重视群众工作。否则将一事无成。

  

现在看来这几个问题并不深奥,但在抗日战争初期它是灯塔,指引人们前进的方向,也鼓舞了人们的斗志和必胜的信心。

  

经过三个多月的紧张学习,这期华北抗日军政干部训练班于1938年1月初结束了。关于学员的去向、分配原则就是:打回老家去,开展游击战争!晁哲甫带二十多名学员,回到冀鲁豫一带开辟工作。司宗文由于工作需要,领导决定分配他到八路军总兵站工作。眼看着毕业的学员纷纷整理行囊,奔赴前方。二哥既然留下不走了,我装扮成返乡难民,沿着卫河,带着发动群众、组织抗日游击队的光荣使命回到了故乡。

  

在我的档案里记载着参加革命工作的时间:1937年9月。这个时间就是我到华北抗日军政干部训练班的时间。这是我一生不会忘记的。屈指算来距今已经六十二个春秋了。

 

四、首次遇险

 

  

1937年11月12日日本侵略军攻占古城大名。国民党军队向南溃退了,八路军尚未到达这一带,广大农村处于无政府状态。我1938年1月回到家乡,面对着混乱动荡的形势,苦于无法开展工作,天天徒步在同学之间奔波串联,经常连饭也吃不上。有一天,到李茂堤村许彤云家,他是共产党的老党员,在国民党白色恐怖统治下,曾担任过中共大名县委书记。我问他当前如何开展工作?许说:“束馆镇来了一股武装,看来是抗日的。我和陈建勋已经到那里组建了政治部,希望你也参加政治部工作。这股武装虽然说是属于国民党系统,我们到那里可改造成抗日游击队”。

  

我听了许彤云同志这一番话,感到:(1)“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促成了国共两党的重新合作,从大局来说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已经形成。(2)当时任中共中央北方局军委书记的朱瑞同志,就在国民党第一战区长官司令部作统一战线工作。(3)我在“华干”学习时,就有统一战线的课程,到国民党这股武装后如何工作,心中是有数的。(4)许彤云同志曾担任中共大名县委书记,陈建勋也是第七师范的同学,他父亲陈履桥还是“七师”的体育教员。既然他们在这股武装内部组建政治部,我参加政治部后更便于工作。基于这些思考,我就到束馆镇参加了这股武装的政治部。

  

这股武装是从山东某地游动到大名县束馆镇来的。番号是国民党别动队第十支队,扬言抗日救国。司令何秀甫,据说是何思源的侄子。何思源“七七事变”前曾任国民党山东省教育厅长,后来任北平市长,参加北平和平解放谈判的就是他。还有个领导人薄冠俊,人们也称他薄司令。这股武装大约有一百多人,相当一个连的规模。并不是每个人都有枪支,持枪者约有三分之二,其余的人有的带几颗手榴弹,有的肩背大刀,还有少数人赤手空拳。但在持枪者中间确有一挺机关枪,还有一个小掷弹筒。这股武装的服装极其杂乱,没有穿军服的,都是各式各样的便服,薄冠俊还穿着长袍。依我看来显然不是国民党的正式部队,而是新组建不久的一股游杂武装。所谓“国民党别动队十支队”既没有印信,又没有其他证件,仅是何秀甫口头对外这样说而已。

  

当时广大农村处于无政府状态的一个特点:就是土匪、散兵、地痞、恶棍打着各种旗号揭竿而起。有的割据一方,有的到处游动。大股有几百人、上千人;小股有几十人、上百人。这些股匪的头头,均称“司令”。所以那时的“司令”多如牛毛。这些大小不同的股匪明要暗抢,群众称他们是“吃干队”。

 

何秀甫这股武装到达束馆镇后,根据我亲身体会还算有纪律,群众也说不乱骚扰人。也没有发生打人骂人的现象。除向群众要些生活上必需的粮食、烧柴、蔬菜外,并没有乱派款,更没有抢劫行为。何秀甫派出武装小组游动到李茂堤村九牌,活捉日本翻译官的抗日行动,群众也看在眼里。我认为何秀甫领导的这股武装不能和“吃干队”等同看待、混为一谈。

  

束馆镇地处大名边陲,与山东毗邻,这一带交通不便,文化落后,土地比较集中,封建迷信的会道门盛行。日本军侵占大名县城后,封建迷信的会道门与防匪的民团或自卫队结合起来。他们代表着地主、富农的利益,形成一种顽固的地方势力。何秀甫领导的这股武装到束馆后,虽然仅向当地要些必需的口粮、烧柴、蔬菜,这也触动了地方顽固势力的利益。打“吃干队”去!在铁卜营民团团长韩从孟、罗庄民团团长何九为的暗中号召串联下,于1938年2月某日白天,束馆镇周围的纪家庄、石槽、铁卜营、邱庄、前营、后营、胡气、寺头、唐村、朱村以及罗庄的东纪家、西河家、段家等村的群众手持长矛大刀,人山人海从四面八方拥向束馆镇,在这千钧一发之际,何秀甫决定:(1)只准向空鸣枪,不准伤害群众;(2)撤离束馆镇,向东南方向撤退。

  

“中国人不打中国人”!这股武装边喊口号、边向空鸣枪、边向东南方向撤退。事后查明:手持长矛大刀的群众无一伤亡,而手持机关枪、掷弹筒、步枪的武装却遗尸十三具:束馆东街王家拐死一人;束馆东关长坑西上岗死二人;唐村南门外死三人;朱村死七人。

  

在这次“束馆事件”中,大名县早期的共产党员、1932年至1934年曾担任大名县中心县委书记的许彤云同志不幸牺牲了。在民团进攻、武装仓促撤退极其混乱的情况下,许彤云同志等七人跑到朱村村边,正遇上村长范怀仁带领的乌合之众埋伏在路沟中,他们手持长矛将许彤云同志等七人一一捅死。状极凄惨,令人发指。为了消灭杀人的痕迹,范怀仁指定在一块三、四亩的学田地里挖了两个大坑:一个坑里埋了五具尸体;一个坑里埋了两具尸体。不仅不留坟头,而且埋后纵耙、横耙平整如昔。

  

在这次“束馆事件”中,陈建勋同学也不幸牺牲了。在民团进攻、部队撤退极端混乱的情况下,陈只身跑到束馆西街张泽润家,张泽润又将陈转送到唐村唐明三亲戚家。唐明三过去当过保长,曾有土地三百余亩,是这一带有名的劣绅。看来张泽润把陈建勋送给唐明三,犹如把陈送入虎口。当时唐明三又叫他儿子唐学孟以及唐墨林将陈建勋往朱村送,就在出村不远的路上,唐墨林先动手砍了陈一刀,尔后唐学孟掏出手枪打死了陈。陈建勋临死前还说:我是李茂堤村人,死后给我家送个信。

  

我参加这股武装政治部工作时间很短,而且在“束馆事件”发生的前一天去了东大江村,去找陈蕴贤同学,想劝陈也参加政治部工作。由于束馆镇距东大江村有二十五里之遥,陈留我住下未回,因而我成了“束馆事件”的幸存者,就这么巧!差一点没有死在束馆。可以说大难不死。

  

下太行山,回到大名开辟工作伊始,就将司宗孟改名司枕亚。

 

五、再次遇险

 

  

在国民党军队和地方官吏纷纷南逃之际,当时河北省濮阳(今属河南省)专区的专员兼保安司令丁树本却没有南逃,并声言抗日救国。当即受到中国共产党直南特委的支持和当地人民的拥护,从而很快在直南一带组建了两个旅,号称“冀鲁豫保安军”。丁树本为司令,陈明韶为副司令,所以又称“丁陈部队”。一旅旅长王之义,二旅旅长张秀昌。1938年春,副司令陈明韶带二旅一个连到了大名城南北张一带,一面筹建大名抗日县政府;一面动员参军,组建第三旅。陈明韶任大名县抗日政府县长并兼任三旅旅长。由于群众抗日热情高涨,不长时间三旅的建制已初具规模:七团团长丁培尧;八团团长魏汉池;九团团长杨朝卿。三个团的兵员已发展两千多人。共产党派李一帆、冯洋舟、陈镜三、孙汉章、白映秋等同志到三旅组建了政治部。党并派解蕴山同志到大名抗日县政府任民训科长。一伙知识青年刘亚南、刘今生、陈蕴贤、司枕亚、任乐亭、任琢之等团结在解蕴山同志周围,从事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工作。“束馆事件”后,我就走向这伙青年人中间了。

  

1939年初,大名抗日县政府又组建两个行署,解蕴山同志调任第一行署主任。管辖范围当时是大名县的一、二、三区,就是现在的魏县全境。第一行署机关设在北台头村。行署主任解蕴山同志因要务繁多,工作紧迫,经常到处奔波,行署日常工作由副主任杨友云同志主持。战时机关设施十分精简:

 

赵发堂同志负责机关事务;任乐亭同志负责武装工作;杨书亭同志负责司法工作;还有几个同志分工记不清了。行署有一个通讯员叫张增祥。我们跟随解蕴山同志来行署工作的一伙知识青年都分配下去抓武装。因为没有枪杆子,就谈不上打日本,那时人人都视枪如命。

  

第一行署的边境尤其是漳河南的回隆一带是有名的土匪窝,因而各地以防匪保家为目的,组建起来的民团或自卫队相当普遍。有的一村一团;有的数村一团。开始都是自发组建起来的,并没有系统的隶属关系。后来为了相互支援,达到联防的目的,就逐渐形成了统一的组织。各区都组建了自卫大队;各地多叫中队。一区大队长是任楚堂;二区大队长是刘玉庆;三区大队长是蒿文。自卫队的枪支来源:一是地主、富农从家拿出来的;一是国民党军队南逃时丢弃在民间的;但多数是按地亩派款购买的。这些自卫队的组成人员极其复杂:有些是老实农民;有些是游民;但多数是些旧军人、兵痞。特别那些头头差不多都是旧军人、旧军官。有的还与土匪有各种瓜葛,以利用这种关系而“防匪”。

  

解蕴山同志1927年春在第七师范加入共产党,1929年任中共大名县委书记。解蕴山同志克服种种困难与波折,于1938年5月将大名县四区抗日自卫大队组建起来了。第一行署成立后,解蕴山同志抓枪杆子的思想仍然十分坚定、明确。为了将以防匪保家为目的的自卫队武装,改造为党所掌握的抗日救国武装,先后向大队、中队派了政治工作干部:派刘今生同志到三大队任教导员;派尹丹桂同志到二大队任教导员;派陈蕴贤同志到二大队任特派员;派李亚夫同志到北台头中队任指导员;派袁良才同志到双井中队任指导员;派王风举同志到双庙中队任指导员;派司枕亚同志到车往中队任指导员;派刘亚南同志到尹野马中队任指导员;派任琢之同志到甘固中队任指导员……。这些政工干部经常向自卫队讲述抗日救国的大道理,并教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等革命歌曲。以及作一系列的政治工作,从而自卫队的政治觉悟有了明显的变化和提高。

  

1939年4月上旬的一天傍晚,小麦正在吐穗扬花季节,骇人听闻的反革命叛乱骤然发生了。二区大队长刘玉庆同北台头中队长张玉光,经过密谋策划,统一指挥,秘密行动,重兵包围了行署。刘玉庆手持短枪,张着机头,扣着机钮,率领其爪牙闯进了行署。

  

“老杨!今天对不起,跟我走!”刘玉庆首先碰见杨友云以短枪对准他的胸口恶狠狠地说。

  

“这是为什么?”杨理直气壮的责问。

  

“给我捆绑起来!”刘不理睬杨的责问又向其爪牙说。就这样边推边拉把杨押解走了。

  

“你是谁?干啥的?”刘玉庆又碰到一个人这样问。

  

“我是行署的张增祥。”

  

“行署的,抓起来,带走!”刘又令其爪牙说。

  

除个别本地干部尹丹桂、李亚夫闻讯而躲藏外,其余所有行署机关干部:任乐亭、杨书亭、赵发堂、石晓辉、申国宝以及派往车往、甘固中队的指导员司枕亚、任琢之等十余人都抓了起来,关押在本村一户地主外院的北屋里。村边早已挖妥十多个埋人坑,企图用最野蛮的活埋办法全部处死。关押人的这座北屋外围,人山人海、刀枪林立,包围得水泄不通。

  

北台头村反革命叛乱所以爆发,分析有以下原因:

(1)丁、陈由积极抗日变为积极反共。1938年底,丁树本夜过陇海路,回来后,宣布受河北省主席鹿钟麟领导。胡说:只有一个党、一个领袖、一个主义。大名县抗日政府的反动秘书杨钟祥对解蕴山同志恨之入骨,企图借刀杀人,谋害解蕴山。

(2)地方顽固势力派的支持。这次反革命叛乱就是对地方武装改造与反改造这一尖锐矛盾的爆发。

(3)自卫队成员复杂。刘玉庆本人就是国民党的兵痞,他是在江西剿共前线被俘而释放回来的。在形势出现逆转的情况下,必然倒向反动势力的一边。

(4)解蕴山同志有意撤换刘玉庆的消息泄露,促使刘玉庆铤而走险。

  

北台头村发生反革命叛乱,犹如晴天霹雳,迅速传遍各地,引起强烈的反响。叛乱发生的那天,解蕴山同志确实在行署研究并部署了工作,但当天傍晚由陈蕴贤同志陪同已去三区大队。刘玉庆并没有料到这一情况,便迫不及待地动了刀枪。由于这场叛乱没有抓到解蕴山同志,刘玉庆感到十分失望而又忐忑不安。如果他蛮干下去,把抓到行署的十多人,上自行署副主任,下有通讯员一一活埋处死,他料到解蕴山同志对他不会善罢甘休,因为解蕴山同志掌握着四区大队的强大武装,并不是好惹的。如果他到此住手,却又走了这可怕的一步。在刘玉庆骑虎难下的情况下,当地有威望的进步士绅李和轩先生挺身而出,他马不停蹄地先找到一区大队长任楚堂,让他迅速同刘玉庆调处,李和轩随后也到了北台头。

  

“咱们是不是朋友?”任到北台头见了刘玉庆头一句话问刘,这时任腰掖两把手枪并带两名护兵,可谓气势汹汹。

  

“你问这话是啥意思?”刘反问任。

  

“你有枪,我也有枪,是朋友咱们就桌上谈,不是朋友咱们拿枪干。”任又向刘说。

  

“咱们是朋友。”刘恐惧地答。

  

“既是朋友,我问你:为啥抓解蕴山的人,你摸摸你的脑袋,还要不要它?!”任这样一问,正触到刘的痛处。因为没有抓到解蕴山同志,刘最担心的就是这个问题。

  

“我已走了这一步,该如何是好呢?”刘说。

  

“只要你放人,那就好办,我保证你没事。”任楚堂一面这样对刘说,一面叫刘玉庆下令把关押行署人员那座屋门打开。

  

“大家受惊了,我来就是为这桩事。放人了结,不念旧恶,你们有啥意见?”任走进关押人的那座屋问我们。

  

“没有意见。”我们都望着杨友云,由杨这样回答任。

  

“刘玉庆!你想干什么?”紧接着李和轩先生又赶来到大队部愤怒地质问刘。

  

“这些青年都是共产党,想把自卫队拉走,改编为游击队,应杀勿赦。”刘答。

  

“混蛋!给我统统放了,你想到你的后路没有?!”李又高声地质问。

  

“放……放……放了!”刘支支吾吾犹豫地说。

  

“放了!我保证解蕴山同志不报复你,你还当你的大队长。”李肯定地说。

  

这样就把我们释放了,我又一次虎口脱险,大难不死。

 

六、在广平县

 

  

1938年1月15日陈再道同志率东进纵队出太行挺进冀南后不久,三月间,宋任穷同志又率一个骑兵团、一个独立支队和一个机枪连开赴冀南。八路军浩浩荡荡、声势很大,到处消灭、摧毁伪军、伪组织;消灭和收编游杂武装;宣传党的抗日主张和政策;协助地方党建立战委会和抗日政府,并委派抗日县长。这年五月徐向前、刘志坚同志又率领769团、689团和五支队来冀南,更加发展了平原抗战的大好形势,开辟了运河以西和漳河以北的广大地区。正是由于日本侵略军的大后方到处点燃起抗日烽火,所以在1938年10月,日本侵略军攻占武汉、广州后,一时结束了战略进攻,回师华北频繁地扫荡冀南抗日根据地。1939年1月,日军以第10师团主力和第110师团、第27师团、第114师团各一部及伪军共三万余人,分11路对我冀南地区进行大规模地扫荡。以后有多次进行分地区性地扫荡。

 

首任广平县三区区长

  

北台头村反革命叛乱和平解决后,党考虑到形势的发展和变化,约在1939年5月间,将我们一伙青年知识分子输送到三专区工作了。接收我们的是广平县西王封村的高步青。他很快通知刘亚南、刘今生、陈蕴贤、任乐亭等同志都到三专署行政干部学校工作。惟独把我分配到广平县三区任区长。那时都听从组织分配,分配干什么工作就干什么工作,谁也不讲条件。我就走马上任了。

  

广平县抗日政府的第一任县长是肖一舟同志,我到三区工作时县长已换成郭献瑞同志。广平县的三区就是平固店区,平固店因有一大塔而闻名。区政府就设在平固店,管辖平固店周围三十多个村。三区原有的区长是陈永熙,国民党员,东张孟村人。我接任陈永熙那天,平固店街上小商店还放了鞭炮,也有少数人向我道喜祝贺。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遇到的场面,但我却很注意同陈永熙的关系,仍然要团结他,不使他有失落感。我说:今后区里工作你要多出主意、多帮助,常来区里坐一坐、看一看。陈永熙已是花白胡须的老人,当时我才19岁。这是我在太行山学习统战理论的一次具体实践。

破路

  

冀南行署在1939年2月25日发出56号破路训令,训令要求将村与村相互联系的大车道挖深五、六尺,以掩护部队行动和群众转移,把挖出的土放在路上沿一尺以外筑成土埂,供我军民观察敌情和随时袭击敌人。路沟挖宽五、六尺,可供部队、群众通行大车和牲口,并在适当距离挖出错车道。训令还指出:从接到训令起,一律开始破路。各村群众凡15岁以上,50岁以下者均须参加。我刚到三区,就赶上这一突击性的重大任务。我马不停蹄的召开全区村干部紧急大会,在会上一再强调改造平原地形,是坚持平原游击战争的需要。破路的深度、宽度必须按照规定。并根据各村男性青壮年人数(那时妇女还没有下地劳动的习惯),合理的分配路段。在村与村、区与区、县与县之间的边界路段,双方必须密切联系划分,避免破路不衔接现象。会后迅速掀起破路高潮。我记得当时三区只有两个助理员:任琢之、陈建堂。另外有三个交通员:陈海清、苏风效、陈怀。我把三区又划成五个片,区里五个人,每人负责一个片。三区西邻肥乡县,东邻馆陶县,北邻曲周县,我就负责和邻县打交道。由于群众踊跃参加,经过不太长的时间,破的大路形成网络,四通八达。破路运动未开展之前,敌人外出扫荡多有汽车、装甲车、坦克配合。从破路之后,敌人机械化部队不能横冲直撞了,大大受到限制。而我军依靠路沟与扫荡之敌人进行周旋,机智灵活地打击敌人。群众抱着孩子,牵着牲口在路沟中安全转移。我多次混在群众中跑扫荡,我们在路沟中看敌人的行动一清二楚,而敌人却看不到我们。

 

打狗

  

在扫荡和反扫荡频繁进行地战斗环境中,为了有利于我军夜间秘密行动,在破路的同时,开展了一场深入而普遍地打狗运动。要求逢狗便打,一犬不留。由于狗对主人忠诚、驯顺,尤其在看家守夜时表现勇敢、机智。遇有陌生人却狂吠报警,看见主人就摇头摆尾。加以狗肉是美味,皮毛可御寒,因而家家户户都爱狗、养狗。当打狗运动布置下来,根据地的群众普遍存在着舍不得、难下手的思想。经过反复动员,一再说明:我军行动都在夜间,为了有利于消灭敌人,保存自己,部队行动必须严格保密。如果部队行军过村,群狗狂吠,在敌我力量犬牙交错的形势下,实际上起了给敌人通风报信的作用。因而打狗是打日本鬼子兵的需要,是保护人民利益的需要。在说服打通群众思想的基础上,广平三区的打狗运动便由点到面开展起来了。打狗以限期自打为主,皮毛归己。另外每村都由几名青壮年积极分子组成打狗小组,遇有在限期内没有打死的狗,由打狗小组负责检查打死。破路和打狗是我在三区所作的两项主要工作。六十年过去了,但至今记忆犹新。我所以在这里赘述一下工作过程,我认为对后代子孙是有教育意义的,起码使他们知道我们在艰险的战争年代是如何走过来的。

 

参加共产党

  

县长郭献瑞,南乐县人,是我在第七师范读书时的老同学。我到三区工作后,就听到群众反映他逢到一住地,给房东铡草、挑水、扫院落……当时我默默下定决心向他学习,作好群众工作。县战委会(战争动员委员会的简称)主任栗汇川,本县杜村人,也是我在第七师范读书时的老同学。他俩不仅了解我在三区积极工作的情况,而且了解我过去的一贯表现。在1939年7月间,当我正在广平县三区工作时,经栗汇川同志秘密介绍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因为当时共产党处于秘密状态,并不公开。实现了我一生的宿愿,走向了光明的前程。至今已整整60个春秋了。

  

我1940年初由广平县三区调县任民政科长。县长由郭献瑞而换成王玉修。王玉修同志平山县人,大学毕业生,写一手好水笔字。在我和他共处的岁月中,给我留下一生难以忘怀的美好印象。王玉修同志在工作中一丝不苟,任劳任怨;在生活上艰苦朴素,从不特殊;在待人接物上和蔼可亲,又不失原则。和这样的领导在一起工作不仅心情愉快,更能激发出浑身干劲。我又是入党不久的新党员,越想越喜,越喜越想大干。

 

母亲遭敌特杀害

  

1940年2月7日,是农历庚辰年的大年初一。在战争环境中过大年,虽然不像“七·七事变”前那样贴对联、挂灯笼、玩社火……,但毕竟还是有些节日气氛。在高度警惕敌人外出扫荡的备战中,县政府机关也吃了饺子,便分头给村干部、房东、近邻去拜年。为防止敌人突袭包围,政府机关在某村住一、两天,晚饭后就移动。有一天,大哥司宗儒好不容易找到我,沉痛地对我说:二月10日,即正月初三,母亲在城里家中遭特务杀害了。真是大喜遇大悲,使我撕心裂肺。情况是这样:

  

“拍拍……拍拍……”正月初三,黄昏掌灯时候,大门一阵敲门声。

  

“谁呀?”母亲住在上房的东屋,听到敲门声,就出屋走向大门问。

  

“给你老拜年来了,我是西大街的郭超凡。”两家虽是老亲,自郭超凡当了日本特务,再也没有来往,哪有黄昏时拜年?!母亲预感到会发生什么事,毕竟还是开了大门,把郭超凡等三人引进东屋。

  

“你儿子为啥不回来过年?”郭超凡问。

  

“我不知道他们在那里。”母亲支吾地回答。

  

“别装糊涂!把你儿子叫回来,他们在八路军那边当什么官,回来皇军也给什么官。”郭超凡威逼地说。

  

“我真不知道他们在哪里,也不知道他们干什么。”母亲再三这样说。

  

“拍!”母亲话音刚落,郭超凡举起手枪,一声枪响,将母亲打死坐在的炕上,扬长而去。

  

当时只有二嫂和五弟等少数亲人在家,分别住在邻屋,清楚地听到特务威胁母亲的话,也听到母亲的回答,没敢出屋。听到枪声,待三个特务出了大门,二嫂等急忙跑到东屋,看到母亲已经惨死。惊恐失措,泣不成声。

  

母亲遭谋害的消息,很快传开了。第二天,天阴沉沉的,刮着刺骨的寒风。一清早就来了些街坊,其中有的和母亲合伙纺纱织布,有些常在一起做针线。她们全闹不清什么人、为什么打死母亲,都暗暗落泪。在人群中间夹杂着几个陌生人,你一言我一语地说:

  

“司家是诗书门第,老人去世,可要把儿子叫回料理。”

  

“孩子们回来,料理老人后事是大礼,不能错主意,让人们耻笑。”

  

“就是在八路军那边做事也不要紧,写个悔过书就没事了。”

  

“他们在八路军那边当什么官,回城来太君也给什么官。”

 

二嫂、五弟听到这些话,感到敌人是以谋害母亲,引诱我们兄弟。当时亲友惟恐受到牵连,不敢来我家,却暗暗转告二嫂:他们兄弟坚决不能回来,防备敌人一计不成,另施他计。

  

正月初六那天殡埋母亲,清晨就开始降起雪来,到处呈现一片洁白。我们兄弟不能为母亲送行,老天象默默哭泣。我家坟茔地在城东12里的李茂堤村三牌,尽管雪下个不停,路远地滑,抬夫克服困难,终于把老人送到长眠之地。这时,发现几十个便衣武装,从四面八方向坟地集中。李茂堤村算不上根据地,游击队却经常出没。敌人揣想我们兄弟会到坟上,妄图来这里捉我们,敌人的阴险又未得逞。

  

母亲遭敌杀害时56岁。大哥向我述说先后情况后,我也向王玉修县长禀报了。他对大哥和我一再安慰。我决心抗战到底,坚决为母亲复仇,从此我改用母姓叫董光。

 

七、在肥乡县

 

  

1940年11月,我由广平县民政科调三专署民政科,科长是金力更,我和郑衡平是科员。1941年2月春节过后,我和刘今生等同志抽调到冀南干部学校学习去了。学习时间为半年,是干部轮训性质。这年七月学习结束,回到专署分配我到肥乡县抗日政府任秘书。当时各县只配备县长一人,秘书实际上相当管全面工作的副县长。

 

方嘉妥协变节

  

我到肥乡县工作时,县长是方嘉,南和县人。前任县长杨绍震在一次战斗中负重伤,组织上让他离职治疗修养,方嘉接任县长。在我和方嘉经过一段工作的接触中,感到他思想品德和工作作风都存有问题:说起话来夸夸其谈、不切实际;工作上好大喜功、自我吹嘘;作风上不艰苦、游游荡荡。特别当环境进一步恶化,敌伪扫荡更加频繁,增修炮楼、公路,把根据地分割蚕食的艰险情况下。方嘉带着警卫员经常单独活动,那里安全到那里去,把县政府整个工作丢给我,他很少过问。当时县政府机关天天黄昏时游动,各科随机关活动的人员虽不太多,但加上公安科特别是公安队带着在押的案犯行动起来也是浩浩荡荡。在这些在押的案犯中有些重差犯已经这样决定:如果遇到敌人扫荡或包围住村,难以看守管押时可就地处决。这个责任太大了,火候也难以掌握,使我感到很为难。约在1941年冬,在敌人猖獗、环境险恶面前,谁也没有料想到方嘉竟从北口村不辞出走,去向不明。方嘉原名魏芳林,说他投降敌人,缺乏证据。说他自绝于党,自绝于革命,自绝于人民而妥协变节是妥当的。抗日县长妥协变节可以说绝无仅有,产生恶劣的影响。在新县长尚未派来,我就上靠县委,下靠大家把政府工作全面担负起来。

 

反“汪派”运动

 

肥乡县1940年进行了反“汪派”运动(即汪精卫派)。我到肥乡县工作时,反“汪派”运动结束还不太久,后遗症还远未消除。民政科长李韶华在第七师范读书,他虽是高年级的学生,但仍算同学关系。他向我诉说起反“汪派”运动来,仍泪流满面,余悸未消。经过是这样:县大队查获一份肥乡国民党县党部在城内成立的文件,名单上除书记长杨碧相外又都不认识。由于党部是在日军占领的肥乡城内成立的,就主观臆断为“汪派”活动伸延到肥乡。同时前任县长杨绍震因负伤离职时,许多党员、干部、群众和各界名流,相互串联,写信签名,挽留杨县长的名单上,有国民党员的签名,也猜疑是“汪派”国民党策动的。因为这两个问题的发生,肥乡县在1940年2月至7月,就发动了反“汪派”运动。谁是“汪派”呢?在国民党县党部在城内成立的名单上,有个叫李少游的就误解是李韶华,把他抓了起来。后来感到李韶华不像李少游,又把主观认定的教员李紫甫抓了起来。在没有证据又没有口供的情况下,在路庄村召开大会按“汪派”将李紫甫枪决了。同时按“汪派”枪决的还有王兴让等共四人。李韶华在这次刑场上陪榜后才释放。随后又枪决了县教育科员王清河、东漳堡村卖馒头的吴三猛。按“汪派”稀里糊涂的杀了这一批人后,又抓了一批人。对抓起的人严刑逼供,苦打成招,尔后由县长方嘉带着到各地召开大小会议,作为坦白从宽的典型。在处决严刑的高压、坦白交待从宽处理的引导下,结果越来越多的人成了“汪派”。事态的发展,使反“汪派”运动无法再继续下去,被迫停了下来不了了之。冀南其他专区的情况我不了解,就三专区而论,我没听说其他县进行反“汪派”运动。教训太深刻了,错抓的可以放人;错杀的如何办?!吓跑到敌占区的如何办?!在人人自危的情况下,对统战工作甚至对抗日斗争都产生严重的影响。前任领导人做过的工作,我不应该说三道四,只有吸取教训,警惕“左”的倾向,作好今后工作。

 

怀念门九敬同志

  

肥乡县籍的门九敬,是我在第七师范读书时的同学,他在校表现一贯的思想进步,爱国反帝,追求真理,给同学留下深刻印象。我这次调肥乡工作后打听门九敬的下落时,才知道他在“七七事变”前,在第七师范读书时已经参加共产党。1937年5月任肥乡中心县委副书记,后改任县委宣传部长。就这样一个早期入党的好同志,1938年7月间在东漳堡村二区战委会养病时,突然被地委(开始成立叫特委)抓了起来。

  

“门九敬是”托派“头子,现在让大家来,就是研究召开公审大会,枪决门九敬”。地委书记张增敬主持召开肥乡县委扩大会议,地委组织部长陈荣在会上这样说。

  

“门九敬是个好同志,问题要彻底弄清,不能草率从事,不同意召开公审会,更不同意枪决门九敬”。肥乡县委书记张克诚和县委其他成员一致这样表态。

  

门九敬同志当时是肥乡县党内和群众一致公认的德才兼备非常能干的好干部。二区东漳堡一带的基层干部和党员群众,听说门九敬同志被捕,十分震惊。区委书记颜克武派宣传委员宋汝庆带领各村60多名代表拿着保状,到地委驻地肥乡县辛庙村,地委书记张增敬接见来保门的代表说:“门的问题还没有弄清,故不能放,你们这么多人联名来保,我们处理时一定慎重”。

  

在代表的要求下,张增敬令人将门九敬带到院里和大家见了一面。门说:“谢谢大家。”

  

1939年1月下旬,肥乡县委在东高村召开扩大会议,地委组织部长陈荣参加。县委书记张克诚再次要求弄清门九敬的“托派”问题。会上与陈发生争执后,陈反说张对党不信任,消极怠工,给地委领导划派等错误,发动到会人员斗争张。张据理反驳,会议无结果而散。

  

在门九敬同志的“托派”问题反来复去未弄清的情况下,把门放到八支队政治部作宣传工作。1939年8月,八支部攻打宁晋县四芝兰村的日伪军据点。这个据点寨墙坚固,设防严密。对敌发起攻击后,门带领连队冲锋在最前面,跃过寨沟,第一个登上云梯,上到寨墙与敌人肉搏中,连重三刀,壮烈牺牲。战斗结束,部队为他开了追悼会,埋葬在宁晋县耿家庄。1941年底,地委副书记王幼平在广平对王志坚说:肥乡县“托派”问题并不存在,被打成“托派”的同志都是冤枉的。我听了门九敬同志这桩真实的故事,一直在深思。

 

八、重回大名县

 

1942年4月29日拂晓,由日军华北派遣军总司令冈村宁次指挥,纠集了日军十二军和独立一、七、八、九等混成旅团各一部以及各地伪军约三万余人,在飞机、坦克、大炮、装甲车配合下,以突然袭击的形式,从四面八方合围我冀南党政军领导机关。在这危急关头,军区参谋长范朝利和政治部主任刘志坚指挥,果断决定向敌人薄弱的西南方向突围。经过反复冲杀,终于冲出重围。这次大扫荡后,敌人中小扫荡接连不断。并到处增修碉堡、公路、挖封锁沟,使抗日战争进入最艰苦、最困难的阶段。

  

面对严峻的形势,为了咬紧牙关,发挥顽强的对敌斗争精神,党采取了一系列新的对策。在军事上把大部队化为连、排、班分散活动,采取“敌进我进”的策略,挺进到接敌区和敌占区发动群众,打击敌人。党政民机关实行精简,反对头重脚轻,要紧缩上层,加强基层,增强县和区独立工作能力。强调干部本地化,把一些干部调回原籍去,发挥他们熟悉情况,利用社会关系坚持斗争。大约在1942年5月间,把我们原来调到三专区工作那伙青年人,除任乐亭同志牺牲在永年外,刘亚南、刘今生、陈蕴贤、司枕亚等同志从不同地方先后又调回大名县来了。

 

三次遇险

  

我调离肥乡县时,新任县长一直没有来。后来听说袁崇德接任了县长。我回大名后仍然分配任六区区长。那时区委只有一个祖好贤,经常住在家里。他是否区委书记?至今我也没闹清。区助理员有韩玉川、姜斌、曹玉昆。六区范围沿大邯公路,公路两旁均挖有深八尺,宽一丈二尺的大封锁沟。在六区范围内的敌伪据点有高寨、张庄、柏村、邵村、杨固、海子。可谓:夜宿据点下,眼观公路灯,行动必过路,天天闹敌情。有一天,我从西店出发,去桥上村工作,刚走到村边,就听道:

  

“站住!干什么的?”抬头细看,才意外的发现城内伪军出来,在桥上村一带抢粮的哨兵。

  

“我是西店村人,到陈庄王清山家串门去。”从西店去陈庄,中间正走桥上村,我这样回答伪军哨兵。

  

“带什么私货?”伪军哨兵一边这样问,一边搜我的衣兜,并搜去少许钱。

  

“站住!干什么的?”又向两个进村的陌生人高声问。

  

正当伪军哨兵转去搜查他俩,我乘机拔腿就跑。抱定主意:宁被伪军哨兵开枪打死,也不愿被俘。就这样一气跑到王村,鞋也丢了,满身泥垢。幸好伪军哨兵没有追赶我,也没有开枪。真惊险!这是我三次遇险了。

 

二哥为国捐躯

  

继冀南“4.29”反扫荡之后不久,穷凶极恶的日本侵略军又纠集三万多兵力,采用远距离奔袭的战术,分路合击驻太行山辽县麻田镇的八路军总司令部。敌人集结重兵,重重包围,并有敌机助战,企图达到一举消灭我军总部的狂妄目的。左权将军指挥警卫部队迎战,对敌反复冲杀,战斗异常激烈,给来犯之敌以重大杀伤,使我总部机关安全转向外线。这就是我军1942年5、6月间有名的十字岭反扫荡战。就在这次残酷的反扫荡战斗中,在总部工作的司宗文二哥不幸以身殉国。年仅三十岁。

  

司宗文又名司景周,1912年夏历正月初7日出生于大名城内马厂街。他在羊市街完全小学毕业后,于1926年夏以优异的成绩考入第七师范。司宗文在第七师范这一进步环境的教育和熏陶下,由民族民主的革命思想很快升华为共产主义而奋斗的思想。正因为他向往真理,追求光明,于1929年初被吸收参加了共产党。1930年7月调到共青团直南特委担任秘书长,当时共青团特委书记是成润同志。成润同志生前一再向邯郸市党史研究室证实这一情况。抗日战争初期,司宗文于1937年11月到了太行山的晋城党所举办的华北军政干部训练班。他一面协助领导工作,一方参加学习。1938年1月,司宗文又调到八路军总兵站工作,总兵站就是军委后勤部。军委后勤部的负责人先是杨立三同志,后又由叶季庄任后勤部长。杨立三同志任后勤部副部长兼前方后勤部长。战时机构非常精简,当时前方后勤部的组织机构仅有两个科:一科负责运输;二科负责财务。司宗文在辽县十字岭反扫荡战斗牺牲之前,他一直担任前方后勤部二科科长。

  

母亲遭敌杀害,对我造成的痛苦还远未消失,又传来二哥牺牲的噩耗,实在难以承受。没想到晋城一别竟成诀别。回忆二哥对我的关切和引导,怎不令人锥心泣血。1988年7月29日,我访问了太行山晋城举办华北抗日军政干部训班的旧址,就是现在晋城市第一中学。这个中学虽然盖起了新的教学大楼,但司宗文二哥协助晁哲甫日日夜夜工作过的那排平房却依然存在。二哥的音容笑貌又浮现在眼前。在十字岭反扫荡大战中,总参谋长左权将军不幸英勇牺牲,为永远纪念左权将军,将辽县改名为左权县。我重访“华干”旧址后,又到了左权县,意在寻找二哥的遗骨,结果落空了,失望而归。

  

经河北省人民政府民政厅批准,由中共邯郸地委、地区行署共同承办司宗文烈士遗像安放仪式,于1981年12月12日在晋冀鲁豫烈士陵园举行。地委、行署及大名各界领导出席,地委领导同志高度评价了司宗文烈士对党、对革命、对人民付出毕生精力,做出积极贡献的一生。

 

挖洞

  

我在六区工作不到半年,于1942年秋调一区任区委书记、区长,区游击队长实行一元化领导。一区的组织机构比六区健全多了:区委有个专职副书记王干训,干事韩从让;区政府助理员有杜学孟、史殿铎、王建勋、霍学民;区救国会主任李文明、副主任李树章;区游击队副队长霍崇廉、副指导员贾进勋。一区辖34个村,其中杨桥、李马寨、于旺庄、包头均建有敌碉堡,另外西边有金安村,东边有龙化敌碉堡,虽不在区属境内,但都在边境上。总的说来,环境险恶程度并不比六区好多少。因此,我到一区后为了作到区不离区就地坚持斗争,就开始注意了挖洞。在工作基础好的重点村都挖有地洞。有一次遇到敌人合围扫荡,由于四处受敌,难以冒险突围。我领着县委书记张力耕等同志,钻进东司庄党员韩玉洁家的地洞内。他老父亲为我们刚伪装好入洞口,敌人就进村了。敌人集中在东司庄骚扰了半天,又住下过夜了。当时我们最担心敌人在东司庄增修碉堡,不料次日拂晓集合回城了。老大爷把洞口揭开喊我们出洞后说:“有惊无险!”前两年我看到韩玉洁同志,他对我说:“这个地洞至今完好无损。”

  

敌人渐渐发现我们挖了不少地洞,外出扫荡时就到处找洞。偶尔发现了洞口,就往洞里灌水或施放毒气,甚至敌人也钻洞里搜索。我们开始挖的洞比较简单,只是求得有个隐蔽藏身之处。针对敌人的破坏,我们后来挖洞有很大改进。洞口各种各样的伪装更加巧妙了。洞内挖有休息室、会议室,备有饮水、干粮、枪支、铁锹等。通往休息室的地道挖有数处卡口和陷井。卡口内外比较宽敞,人稍弯腰即可通行,而卡口处仅供一人爬行而过。爬过卡口一般都挖有陷井,陷井上盖有木板,我们自己进入洞后即把木板拉走。遇有紧急情况,卡口可立即堵死,如遇有敌人进洞搜索就必然跌入陷井。为了解洞外动向,一般在通往墙壁处挖有了望气眼。

  

军用大型地道多有武装部门设计,组织民兵挖建。这种大型地道不仅有入口,而且有出口,甚至有多口。有的从村这头挖到村那头;有的从村里挖到村外;也有的从这村挖到附近村。不仅长度有利于部队周旋,而且地道的高度、宽度,一般说来两人并肩稍弯腰即可顺利前进。军用地道的洞口有的伪装掩盖,有的根本不加掩盖。1943年春有一天我夜宿东司庄、拂晓村南发现阵阵枪声,我本来应迎着敌人的枪声向南突围。而这一次却一直由敌人赶着向北跑,不久东西北方向都发现敌人。这次敌人从大名、馆陶、广平、曲周四县出动、分进合击的中心地区是西河寨,而我偏偏被合围到这里。在这千钧一发之际,我急忙躲进一农户家。家中人都跑了,只留一位老大娘。老大娘告诉我院南头有一洞口敞开着,我立即钻入军用洞内。当时我下定决心:宁肯牺牲在洞里,也决不当俘虏。敌人在村边鞭打群众的哭嚎声,我在洞内清晰可闻。由于敌人只注意抢劫财物、粮食,在西河寨呆了半天一夜,也未到洞口来。次日拂晓敌人集合向广平方向而去,我出洞回到东司庄。而后我带着礼品专程感谢了这位老大娘。这是我第四次遇险。

 

救灾

  

我到一区工作时,“人祸”、“天灾”十分严重,为历史所罕见。所谓“人祸”是指敌伪频繁地扫荡,到处增建据点、公路,蚕食根据地,所谓“天灾”是指大范围长期干旱无雨,农田失收。除旱灾外,还有水灾、雹灾、虫灾、瘟疫等。宋任穷同志说:“人祸加剧天灾,天灾又加深人祸。天灾和人祸交加肆虐,陷冀南人民于水深火热之中”(宋任穷回忆录202页)。

  

1942年春,天旱无雨,夏粮收成无几,旱灾持续发展,许多地方秋作物无法下种,致使秋收甚微。至1943年旱情更为严重,许多水井干枯,河水断流,人畜的饮水都发生困难。有些地区夏粮几乎颗粒无收,秋后仍是白地一望无际,成了无苗区。长期干旱之后接踵而来了水灾,入秋后又连遭暴雨,洪水泛滥,滏阳河、卫河两岸尽成泽国。有些地区伴随暴雨又遭受冰雹,大者如鸡蛋。还有些地区发生罕见的蝗虫,遮天蔽日,一落地,顷刻间就把几亩、几十亩农作物吃得一干二净。在旧社会有大灾必有大疫。痢疾、浮肿相当普遍,有的地区还流行霍乱。当时,冀南全区饿死、病死几十万人,许多地方几乎是“家家添新坟,户户有哭声”。

  

现在的大名(包括当时的大名、元城两县)是冀南的重灾县。由于旱灾的连续性和严重性,从1942年开始,除少数地主、富农外,广大群众普遍缺粮,掺糠拌菜,勉强维生。连草籽、棉籽、野菜、树皮、草根都成了争抢的食品。这时出现一个突出现象就是破产度荒。群众把家中能够变卖的衣服、桌椅、犁耙以及拆毁房屋上的砖瓦、木料等都弄到集市上出卖。一切售价极其低廉,惟有粮价高昂得惊人。贫下中农出卖耕地的相当普遍,完全丧失或部分丧失耕地的户约有50%;中农耕地下降也有30%。1943年以来,灾荒发展到顶峰。糠菜、树皮吃光了;野菜很难找到了;家中能变卖的卖得差不多了。这时群众断粮、断炊普遍发生。由于饥饿所迫,人人面黄肌瘦,骨瘦如柴,都挣扎在死亡线上。大名县委书记张力耕、县长史烈光到九仙庙集上去,看到有出卖亲生孩子的,还有大姑娘头上插着谷草表示出卖,如果管她吃饭便可以给你作老婆。史烈光县长收下四个孩子,放在附近村里,政府每月给每个孩子一、二十斤小米让群众养着。宋任穷同志当时是冀南的最高领导,他的三女儿宋适荒放在元城县一农户家,由于又饿又病接回家来没几天就死了。群众为了求生,不得不扶老携幼背井离乡逃荒外地。有的村成了无人村,杂草丛生,满目荒凉。饿死的饿死,外逃的外逃,村内、路旁到处都可看到尸体。《冀南革命斗争大事记》有这样记载:“1943年2月以来,大名、元城每日每村均有饿死与逃亡者,元城一区每日每村死亡者五至十人”(202页)。仅南李庄就饿死一千多人,孝廉、铁卜营、沙河路、小村、小湖等一些大村饿死都在数百人以上;一些小村也都在数十人、上百人。黄金堤一村就饿死、病死约180余人。我的叔叔就饿死在逃荒的路上。出现早死有人埋,晚死没人抬的现象。群众赶集,每逢散集都有一二十个小孩被抛弃在集上。大名县在这次大灾荒中饿死者不少于三万人;外出逃荒者也不少于总人口的三分之一,可能达到二分之一。

  

面对着严重的大灾荒,我到一区便把生产救灾列为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一方面筹粮急赈,一方面就地向地主、富农开展借粮斗争。各地借粮运动的开展都以村为单位,由支部领导,抗联出面,农会为主,政府调解的办法而进行的。一般是发动群众,对地主、富农这些有粮户进行摸底,通过群众一再讨论酝酿,实事求是的提出被借粮户名单及各借出粮若干,然后召开被借粮户会议,说服动员。面对行署正确的借粮政策和灾民四处乞讨、卖儿卖女甚至饥饿而死的惨状,通过一系列工作,有的地主、富农就主动借出粮食。但对多数地主、富农来说,总是一再讨价还价,对这些有粮户一般进行批评说理外,对其中个别顽固地主、雇工明明知道他家有大批余粮,而对灾民见死不救的行为进行了必要的斗争。黄金堤、南盘村都发生灾民成群结伙到这少数顽固地主家进行斗争的事件。不借出粮食灾民不散伙,到吃饭时让地主管饭。灾民去地主家时还带着铁锹、镢头,再不借出粮来就动手挖。这些办法真灵,这样一来,顽固地主不仅把粮食借出来,一般地主、富农也不再讨价还价了。实践证明:行署的借粮政策很得人心,但必须发动群众方能贯彻执行。借粮在救灾上起了很大作用,有效的解决了灾民一时的吃饭问题。我们始终把恢复农业放在首位的同时,狠抓了副业生产。副业生产能现赚现吃,可解决灾民燃眉之急。针对一区的客观情况,在开展副业生产方面,我们突出的抓了运粮,除参加政府有组织的运粮外,灾民自愿结伙、自筹本钱,到冀鲁豫收成好的地方买些粮食运回来。既供自己吃,也出卖一部分。当时沙疙瘩村、东司庄一带村村都有贩粮活动。为了减轻人民负担,党政军都一再精兵简政,减少单位,合并部门,严格控制脱离生产人数。我们区政府每顿饭都是“称米下锅,管了不管饱”。

  

1944年麦收后,严重的灾荒基本上过去了。小麦收获到家,由于灾民暴食,因而又胀死一些人。这样严重的灾荒形成的一些社会特殊问题,根据上级的指示,我们进行了妥善解决。凡灾荒以来,因生活所迫而出卖的土地均可照原价赎回;凡地主、富农在灾荒期间所借出的粮款可暂缓归还。灾荒期间人口的变动和买卖也相当普遍。因灾荒将自己子女卖出作养子女者,买卖关系无效,准许卖主领回,将买时所付的粮款改为借贷关系,由卖主原数归还。因灾荒出卖自己女儿作人婢妾者,买卖关系无效,准许卖主领回,由卖方付给适当赡养费;为童养媳者,准许卖主领回,如男女双方已到结婚年龄,甘愿结婚者,不加干涉。严重的灾荒形成的婚姻问题,一般是这样处理的:因灾荒丈夫出卖其妻或商得丈夫同意而自卖并与买主成为夫妻关系者,其去留由妇女自择;因灾荒未经妇女本人及其丈夫同意,而被婆家或娘家卖出者,买卖关系无效,经妇女或其丈夫要求可恢复夫妇关系;妇女以灾荒为借口擅自离家与他人结婚者,准许其夫起诉,以防碍婚姻论处;以买卖人口为业和将已出嫁之女又卖给伪军或伪组织人员作妻妾者,依法从重治罪。总之,通过一系列的善后工作,农民失去的土地又复得,失散的家庭又团聚,都感动得热泪盈眶,高呼共产党万岁!

 

积极开展对敌斗争

  

我们在与“天灾”斗争的同时,丝毫也没有放松对“人祸”的斗争,即对敌斗争。当时一区的中心地区有敌人三处碉堡:杨家桥、李马寨、于旺庄。除杨家桥碉堡住有日本兵外,其他两个碉堡只住有伪军。1943年农历2月初7这一天,杨家桥碉堡的日本兵出动东去到黄金堤一带抢粮。当时我们区游击队驻在房头村,北贾庄驻正规部队一个连。我得到这一情况后,一方面派人火速通知北贾庄驻军,希望他们急行军进驻杨家桥,封锁住日本兵退回碉堡的大路,而便于在旷野里消灭这少数日本兵。在通知北贾庄驻军的同时,我带领区游击队便赶至房头村西截击。战斗打响了,击毙日本兵白本一人,由于北贾庄驻军没有行动,其余敌人窜回碉堡。在这次战斗中,我们游击队的副队长霍崇廉同志英勇牺牲了,而且中弹就倒在我身旁。战斗结束后的次日,杨家桥村长王九泽被日本兵抓到碉堡用刺刀乱刺而死在血泊中。

  

李马寨碉堡驻有大名县伪警备队一个中队56人,队长王凯。这帮伪匪胡作非为,横征暴敛,经常向周围村强索粮食和款项。遇有少缴迟送,不仅扣押或吊打群众,而且还结伙到村抢劫。这帮伪匪时而派民夫,时而抓壮丁。遇到青年妇女,经常说些下流语言和以卑鄙的动作,进行猥褒。周围村的群众本来在严重的灾荒面前就啼饥号寒,这帮伪匪所作所为更使群众鸡犬不宁、雪上加霜。

  

我们一区的干部在区游击队的配合掩护下,经常在夜晚深入到李马寨碉堡附近,向这帮伪匪上“大课”,进行教育。再三强调地讲:我们都是中国人,吃中国饭,穿中国衣,给日本鬼子当汉奸,替日本鬼子侵略中国卖力,对得起我们的国家民族么?!对得起自己的祖先和同胞么?!你们为日本鬼子守碉堡,向善良的中国父老兄弟姊妹敲诈勒索对不对?!发了多少昧良心的财?把日本鬼子打走后,就要给你们算总账。你们暗中帮助、保护抗日军民,不敲诈、不打骂群众,不帮助日本鬼子奸淫烧杀,政府在账上给你们记着“红点”;你们做的一桩桩坏事,在账上给你们记着“黑点”。日本鬼子快完了,到那时政府,群众同你们对证,命债、钱债都得还……。

  

虽然一再对李马寨碉堡这帮伪匪进行耐心的挽救和争取,但他们却置若罔闻。李马寨碉堡上备有一套锣鼓,每逢向他们上“大课”,这帮伪匪就敲锣打鼓,进行喧扰。有时还放冷枪,以示抗拒。针对这帮伪匪的胡作非为,我八旅23团某连于1943年农历4月28日,乔扮伪东亚同盟自治军,高举日本“膏药”旗,沿大名至李马寨的敌占公路,大模大样地向李马寨碉堡前进。沿途故意大大咧咧,举止轻佻,对沿途群众也忍痛进行了骚扰,尤其走到桑圈村还找村长虚张声势地要烟酒、要猪羊。由于我军伪装巧妙,不仅服装、番号来自伪东亚同盟自治军,而且举止扮相也极神似。所以,当我军走到李马寨碉堡附近,敌人信以为真。我军排长庞国斗率领战士顺利进入碉堡,驻守在这座碉堡的大名伪警备队,除一人反抗被击毙外,其他伪队长以下55人全部被俘。缴获步枪58支,我军无一伤亡。创造了我军拔除碉堡的一次智取的模范战例。

  

我军智取李马寨的胜利消息,很快传遍四面八方,大大鼓舞了我抗日军民的斗志。李马寨周围村的群众自动拿着铁锹、镐头,很快将碉堡拆除,碉堡周围的沟壕也填平了。部队为了继续机动灵活地打击敌人,将王凯等55名俘虏移交我们区处理。区游击队将这批俘虏带到前沙疙瘩,对一般伪军士兵经过教育遣返回家了。王凯深知自己有罪,难逃人民惩罚,乘看守不严之机,于深夜畏罪潜逃了。

  

驻守于旺庄碉堡的伪警备队也有50人左右,队长董兆瑞是大名城内羊市街人。我家住在马厂街。我们两家不仅居处较近,而且我在第七师范读书时,董兆瑞是这个学校图书馆的工友,我哥哥司景周是图书馆的负责人。当时我对董兆瑞的印象还是不错的,认为他比较本分,对工作有责任心。第七师范图书馆那样浩瀚的图书、报刊,他协助司景周不仅在管理上井井有条,而且把阅览室环境打扫得一干二净,经常窗明地洁。董兆瑞当了伪军队长,从调到于旺庄碉堡后的所作所为来看,虽然不断向周围村派粮要款,但还算有节制。遇有过分的索取,我们通过联络员向他打招呼,他也能听从。对群众的态度也算过得去,没有以残忍手段对待群众。总之,如果将董兆瑞同王凯对比而论,董兆瑞虽未作到“身在曹营心在汉”,但毕竟良心未泯。而王凯就属认贼作父、助纣为虐了。

 

针对董兆瑞的特点和过去我同他那点关系,我们创造了另一种拔碉堡的模范战例。那是1944年农历5月的某一天,只有一个通讯员跟随我来到于旺庄接近碉堡的王家风家,我叫通讯员找来村长李九岭。

  

“天哪!这里距碉堡这么近,你白天来这里,太危险了,赶快离开吧!”李九岭见我恐惧地劝说。

  

“怕什么?!你到碉堡上把董兆瑞找来,你就说共产党、八路军的区长有话当面同他说”。我对李九岭这样说。

  

“这样做行么?!”李九岭既犹豫又忧虑地回问我。

  

“快去!不可多虑。你要秘密告诉董兆瑞,叫他一个人来见我,不许带人”。在残酷的战争环境下,人们一心扑在革命的利益上,把个人安危置之度外。我毫不犹豫这样吩咐李九岭。

  

“董兆瑞!你还认识我么?我家住在马厂街,在第七师范读书时叫司宗盂,司景周是我哥哥。现在我是这个区的区长,于旺庄就在我管辖范围”。李九岭到村西碉堡上把董兆瑞叫到王家风家的东屋,我一见他就这样说。

  

“认识,区长好!”董兆瑞老实巴交地回我话,不像一般伪军那样蛮横粗野。

  

“咱们离开‘七师’后,没有走一条路,我走了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路,你走了投靠日本帝国主义的路。我走这条路是光明的,你走那条路必遭到人民的唾骂”。我义正辞严对对董兆瑞进行教育,他低头不语。

  

“今晚要拔除于旺庄碉堡,你希望文拔还是武拔?”我进而逼问董兆瑞。

  

“文拔怎样拔?武拔怎样拔?”董兆瑞感到命运莫测,他怯声地反问我。

  

“今晚我军围攻碉堡,如果文拔,当八路军包围碉堡后,就向空中鸣枪,过一阵子,你要带领全部伪军走出碉堡。把枪支弹药留下,全部释放回家。这样假打真降,是为了欺骗日本鬼子,从而保护你们全家平安无事。如果武拔,就真枪实弹地干了,枪弹是没有眼睛的,打死谁,命该如此。捉住谁,一律按战俘处理。何去何从,望你三思。现在你到立功赎罪的时候了!”

  

“还是文拔吧!”董兆瑞听我进一步解释后,神态紧张不安,沉默许久后才慢腾腾地答复我。

  

“按计行事,双方有利。”我最后说一句,就扬长而去。

  

我从于旺庄王家风家出来,马不停蹄地找领导汇报同董兆瑞的谈判情况,与部队进行了联系,并一再分析董兆瑞会不会食言后,决定按计划行动。1944年农历5月的这一天,小麦即将开镰收割,正当人们担心敌人外出抢粮,布置保卫麦收,准备快收、快打、快藏之际,于旺庄碉堡就这样“文拔”了。周围群众欢欣鼓舞、喜笑颜开。新中国成立后,老村长李九岭尚健在,当我见到他共同回忆当时同董兆瑞谈判的情况时,他说 :“太惊险了!”

 

九、在大名市

 

  

跨入1945年,反法西斯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无论在西方战场或东方战场都处于最后胜利的前夜。中华民族神圣的抗日战争业已由相持阶段转入反攻阶段。这年伊始,冀南部队发起全面的春季攻势。三分区23团,与我有内线联系的伪“东亚同盟自治军突击团”为内应,于1月16日夜一举攻入大名古城,全歼日军一小队,击毙伪 “东亚同盟自治军”军长刘昆等,俘伪军400余人。突击团团长张履亭率全团官兵反正,随我攻城部队按计划顺利撤出县城到达根据地。这次战斗沉重地打击了日伪军在大名古城暗无天日的反动统治,使日伪军惶惶不可终日。在日伪军惊魂未定之际,冀鲁豫部队又发起南乐战役,歼灭日军37名,俘伪军旅参谋长、团长以下官兵3300余人。这次战役共攻克南乐县城及周围据点32处。由于大名县城距南乐县城仅有22公里,为配合南乐战役,冀南部队不仅包围了大名城东龙王庙之敌,而且横扫大名城西北杨桥、海子一带之敌,将盘踞在这一带郭德惠部的伪军一扫而光。正是在这样强大的军事攻势面前,1945年5月14日,大名古城之守敌弃城向安阳抱头鼠窜。被日本侵略军盘踞七年半之久的大名古城宣告解放,重见光明。人们奔走相告,喜笑颜开,欢庆新生。

  

在大名古城解放前夕,日伪军把五弟司宗贤抓捕起来。说他是抗日军人家属,暗通八路军,受到惨绝人寰的酷刑,尔后枪杀了。当时五弟的妻子刚生下儿子司培录才几天,哭的死去活来。这是我家在抗日战争中又一位亲人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大名古城地处冀鲁豫三省咽喉,是当时冀南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的中心。领导上考虑到大名所处的战略地位,为适应全面反攻的新形势,决定将大名列为解放较早的县城之一,建立县级市,以作为管理城市,恢复和发展经济,繁荣市场的试点单位。大名市与大名县同时并存,均直接由三地委、三专署领导。大名市委由张力耕、张越、司枕亚、冯洋舟、张亚平、陈国光等同志组成。市委第一任书记是张力耕,第一任市长是张越,我由一区调市政府任秘书。市辖四个区:南城区、北城区、东北郊区、西南郊区。

  

大名市建立后,我们首先进行了拆城备战。因为大名古城这一战略要地在解放之初,周围相邻的魏县、成安、广平、肥乡、馆陶、曲周、鸡泽、尤其是邯郸、安阳等城市仍为日伪军所盘踞,垂死挣扎之敌随时都有卷土重来之可能。从我们武装力量来看,正规部队都在集中优势兵力进行更大的军事行动,根本不可能兼顾大名城防,大名县游击大队不可能在市内长久驻扎,而大名市又没有组建市游击大队。当时市公安局有一支一百人左右的公安队,队长是胡文奎。但公安队的任务繁多,也难全力担起城防。根据当时四面受敌包围,而且近在咫尺,我们的武装力量又不能固守一城一地的形势,为防止日伪军卷土重来,拆除大名古城墙就成为当务之急。

  

大名古城始建于1401年,即明洪武34年,距今已有600年的历史。中间经过明、清、民国的多次重修、增建,城貌雄伟典雅、气势宏大、古朴深厚。城墙高三丈,加上垛口高三丈六尺;城墙顶宽二丈五尺。城外墙以条石为基,五尺以上用特制大砖砌成。外墙周长1269丈8尺,即8.5华里;内墙周长1246丈4尺9寸,即8.4华里。建有水溜48道,炮台36座。城垣四门遥遥相对:东门“礼仁”,西门“乐义”,南门“崇礼”,北门“端智”。崇礼门东学宫前开小南门,城墙上并建文峰塔。四门上均建有城楼,并在城门外各建一半圆形城墙与整个城垣连为一体,称曰“瓮城”。头道外城门均在瓮城开:南北两瓮城的头道外城门均为东向,意在“迎喜”;东西两瓮城的头道外城门均为南开,取意“朝阳”。因而大名古城俗有扭头门之说。四瓮城圈内均有相等的一千余平方米的空地,各建有中型庙宇一座:东瓮城圈内为“天齐庙”;西瓮城圈内为“药王庙”;南瓮城圈内为“关帝庙”;北瓮城圈内为“玄武庙”。四座庙宇大门均紧对二道内城门。庙宇内有专管佛事香火的僧道。城垣外围挖有护城河,河床深四丈五尺,宽九丈。瓮城头道门外、护城河上各筑有石桥。城垣布局如此严谨,不仅使惜日刀枪剑戟时代望而却步,即使“小米加步枪”的抗日战争时代也难攻取。

  

大名古城具有浓郁的民族风格,体现了我们祖先的辛勤和智慧。人民与这座古城代代相处,一提拆城都感到惋惜,难舍难离而下不得手。大名城厢有一民俗:每逢农历正月16日,无论男女老幼凡能上城者都上城走一周,俗曰:“沿城”。流传“沿城”可防灾避邪、吉祥如意。所以每年元宵节刚过后的次日上午,人们都穿着节日盛装,扶老携幼都“沿城”,大姑娘小媳妇也都走出家门“沿城”。这时古城象征着人民的欢乐和幸福。熙熙攘攘、人流如潮。日本侵略军占领期间虽然中断了“沿城”,但一直为人们梦魂萦绕所思念。这一民俗也增加了人们对古城的热爱和留恋。同时人们对拆城还存有畏难思想,认为工程浩大,坚固难拆。根据古城的长高宽匡算,城垣体积约为423267立方米。如果动员民工一万人参加拆城,每人每天拆除两立方米,尚须21天。城外墙上砖下石,拆起来的确费力。根据群众存在的思想,有针对性地进行了说服动员。约在1945年6月上旬,经过周密安排,拆城便开始了。市将拆城任务划分到区,区再划分各村庄和街道,民工自带工具,早来晚归,午餐自备。拆城当然要自上而下从顶端拆起,镐刨锹挖的活砖浮土随时清理城墙两侧。经过10天左右的突击,城墙已拆除约三分之一,未拆除部分都埋在土下,除残留的内城和少数城段外,已形成凹凸不平的土堤。首次拆城宣告结束。出人所料,战局进展异常迅速,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与大名古城相邻的各县城先后相继解放,日本侵略军对大名古城的周边威胁最终获得解除。首次拆城对防止日军卷土重来,只是起到有备无患的作用。

  

其次,镇压为人民所痛恨而不改悔的少数汉奸、敌特。大名古城在日本侵略军反动统治期间,极少数民族败类为虎作伥,残害人民,不镇压难以平民愤。经过司法机关审讯,群众检举控诉,将伪政府秘书、敌特务长、伪保安团长等七人枪决。人们看到日本侵略军的忠实走狗落了应有的下场,无不拍手称快。

  

第三,妥善安置烈军属和干部家属。大名城厢出了一些老红军、老党员、老干部,如柴鸿儒、成润、司景周、赵北源、白映秋、朱光、张力耕、李平之、安适、安挺元等。他们参加革命后,却把亲人留在日本侵略军的黑暗统治下,遭到这样或那样的残酷迫害。因此妥善安置他们就成了一项迫切而重要的任务。流离失所的安排住处;生活无着的予以救济;能工作的适当安置工作,使他们自食其力。本着这一精神,对烈士家属、军人家属和抗日干部家属都一一作了安置。

  

大名城解放不久,任乐亭同志的父亲一再找我,追问任乐亭同志的下落。我只能直言相告,任乐亭同我在小学是同学,考入第七师范仍是同年级,参加革命工作后又一直在一起。在“北台头事件”和平解决后,我们一起北调。他原分配在三专区干部学校担任大队长。于1939年9月间,调到永年县游击大队担任大队长。当时永年县的环境很艰苦,日伪军经常出来扫荡。约在1940年夏初,当游击大队同扫荡的日伪军的一次战斗中,任乐亭同志壮烈的牺牲了。他已不在人间了。我再三劝慰任乐亭同志的父亲说:我不能向你老人家瞒着这一不幸的消息,你老人家也不要过分悲伤,还要保重自己的身体。就拿我来说,在抗日战争中一家失去三位亲人:哥哥司景周在一次反扫荡战斗中牺牲在太行山的辽县,母亲和弟弟司宗贤又以抗日军家属的“罪名”先后遭敌人杀害。你老人家可以想象我有多么大的痛苦!我们不能仅仅想到你家、我家,要想到全国这个大家,在抗日战争中牺牲有多少烈士呀!任乐亭同志在永年牺牲后的埋葬我参与了,当然知道埋葬在什么地方。市政府帮助你家把他的尸骨起回故里重新埋葬。家属按政策享受革命烈士家属待遇。遇有实际困难,政府实事求是的帮助解决。就这样做了许多耐心的工作,这一问题才得到完满的解决。任乐亭同志牺牲后留下两个孩子一女一男,这两个孩子长大成人后,应他俩要求,我又写了《任乐亭烈士事略》一文和知情的刘亚南、刘今生、陈蕴贤同志联名发表在《冀南党史通讯》、《大名文史资料》等期刊上,这对烈士家属是极大的慰勉。这一事例充分说明妥善安置烈军属和干部家属,是一项迫切而重要的工作,不下大力也是难以作好的。

  

第四,恢复和发展工商业。大名原是个消费性的城市,没有什么像样的工业。然而手工业不仅种类多,而且相当普遍。如打铁、编织、纺纱织布等。商业是很繁荣的:大杂货店有鸿记、瑞司、兰花记、广益成、宝华公;大布庄有福茂长、福盛龙;大酱菜园有恒聚、锦云、庆远;饮食业大的有豫丰馆、双和轩。至于地方小吃更是遍地开花,其中二毛烧鸡、五百居香肠、郭八火烧尤享盛名。大名古城解放后,组织起工商联合会,并通过各种方式宣传党的工商政策,使从业者消除了这样或那样的疑虑,逐渐做到了放手经营,自由贸易,市面渐渐繁荣起来。

  

第五,恢复并发展中小学教育。国民党统治时的旧中国,象河北这样的大省仅有省立男子师范10处;女子师范10处;普通中学20处。而大名城厢就有省立男七师、女五师和十一中学三处。另外还有乡师一处,小学更是相当普遍。所以大名是冀南名副其实的文化中心。周围各县知识青年多到大名报考就读。日本侵略军侵占大名古城后,所有中小学校都遭到大破坏,特别第七师范全部房屋被拆毁,一片瓦砾,成了屠杀抗日军民的刑场。市政府成立后,第一任教育科长是田辛甫,在市委的关切下,在刚刚解放之初,硝烟未熄,战局不稳的情况下,就物色校址,抽调教师,成立台臣中学。这所中学为我党培养了大批干部,其中许多都随大军南下,散布各地,担任重要职务,而默默的为新中国奉献了青春。小学的恢复和发展更是普遍。

  

第六,贯彻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大名城内东街法国天主教宠爱之母大堂建筑宏大,富丽堂皇。顶端有大钟楼,东西北三面均有直径1.42米的大钟表,日夜报时,钟声远扬四方十余华里。北关美国教堂附设宣圣会医院,在当时缺医少药的情况下,吸引了不少患者。此外,还有老堤教堂、城东北郊教堂。大名古城解放后,我们强调了宗教信仰自由政策,无论是天主教、基督教、佛教,只要教徒遵守政府法令,就允许他们进行正常的宗教活动。然而这些外国人披着宗教的外衣,以传教为名,长期享有各种特权而欺压人民。当人民当家做主后,这些外国传教士就先后撤离回国了。

  

毛主席指出:“从我们接管城市的第一天起,我们的眼睛就要向着这个城市的生产事业的恢复和发展,务须避免盲目地乱抓乱碰,把中心任务忘记了,......必须去学习同生产有密切联系的商业工作,银行工作和其他工作。”(毛泽东选集1429页)大名市建立后,我们作了一些工作,但我个人感到就恢复和发展工商业这个中心而言,并没有做出理想的成效。这有主观方面的原因,也有客观方面的原因:

  

首先,进城干部思想武装不足。进城干部过去长期工作在农村,而且一直处于艰苦的战争环境里。当工作重心由乡村转移城市后,依靠什么人?团结什么人?反对什么人?工作中心是什么?特别是进城干部在思想应注意什么问题?事先都没有个谱,于是陷入盲目乱抓乱碰的局面,把恢复和发展工商业这个中心抓得不紧不狠。

  

其次,因战祸商店纷纷倒闭。原来大名县工商业的从业人员,有些是本地人,有些是外地人。“七七事变”后,日本侵略军沿平汉路节节向南进犯,在大名城未被侵占之先,外地的从业人员为躲避战祸就先后停业逃回原籍。如五美斋原是大名城内最大的文化用品商店,前设店后设厂,生意十分兴隆。这家商店的老板原是河南许昌人,逃回家一走就未再返回。外地的从业人员普遍的都未返回。恒聚酱菜园是城内大资本家王老铸(即王聚颜)创办,几家分公司因日伪敲诈勒索,纷纷倒闭。剩下恒聚(后改名新丰)酱菜园也处于日暮穷途、苟延残喘的境地。大名古城的工商业遭到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战争的大摧残、大破坏,恢复起来困难重重。

  

第三,因天灾使工商业萧条。漳河是有名的害河,自古就有“河伯娶妻”的寓言。漳河发源于太行山,经大名县境流入卫河。在战争年代河道年久失修,洪水经常泛滥成灾。1946年7月,漳河、卫河洪水漫堤决口,致使大名、魏县、馆陶、临清、武城等七县有三万多村庄受灾。洪水一来一片汪洋,交通断绝,这也是大名工商业萧条的一个重要原因。因此大名工商业者纷纷迁往外地。邯郸市现在有大名籍的从业人员很多,就是这样形成的。

  

最后,执行政策上有偏差。小城镇不同于大中城市的一个主要区别和特点,就是更加接近农村。有些居民户和农业户混居,甚至一户兼两者,一面经商,一面经营或自耕土地。商人特别是小商小贩兼营土地的情况是相当普遍的;职员和自由职业者兼营土地的情况也相当多。大名古城四周的广大农村多是抗日老根据地,业已或正在进行减租减息运动,这座古城解放之初,农民成群结伙纷纷进城向土地出租者提出减租;向高利贷者提出减息。1946年9月29日,由于天主教堂隐瞒土地,主教和神父还遭到各村农民的联合斗争。这一斗,把有些在农村有土地的富裕户都吓跑了。面对当时这一情势的出现,我们没有明确的态度,思想上犹犹豫豫,拿不定主意如何为妥。一方面感到不能给群众泼冷水,怕犯压制群众运动的错误;另一方面也感到这样斗下去也有问题。1946年,中共中央领发《五四指示》后,在大名城关还划分阶级,进行了土地改革,发展互助合作运动。住在城关的纯农业户本来就不多,土地也有限;那些一面经商,一面经营或自耕土地的户虽然较多,但土地也都不多。这样把有限的土地进行了平分,贫困户不论是农业户或者居民户人人一份,致使土地平分得非常零碎。形成农业户因地少吃不饱,居民户因缺少农具不愿也不会种地。马厂街高锡五原来是旧政府的一个小职员,祖祖辈辈没有种过地,分地后组织起互助组就让他喂牲口。居民户分地后出卖或撂荒的情况相当普遍。毛主席指出:“禁止农民团体进城捉拿和斗争地主。对于土地在乡村家在城里的地主,由民主市政府处理。”(毛泽东选集1324页)。还指出:“应当预先防止将农村斗争地主、富农,消灭封建势力的办法错误地应用于城市,将消灭地主、富农的封建剥削和保护地主、富农经营的工商业严格地加以区别……。(毛泽东选集1283页)我们执行政策的偏差和失误恰恰出在这里。毛主席的上述指示发表在1948年2月27日《关于工商业政策》和1948年4月8日《再克洛阳后给洛阳前线指挥部的电报》上。即是说大名古城解放时,我们还没有可能学习到毛主席的上述指示,但也不能因此就视为我们在进城后,执行政策中发生偏差和失误的惟一原因。我们的政策水准低,不适应客观形势发展的要求,应该说是主要的。

  

1945年8月15日,日本帝国主义接受波茨坦公告,正式宣告无条件投降。我军相继解放许多城市,作为县级的大名市已完成它的历史使命,1946年初,领导决定将大名市与大名县合并。大名市的名称仍暂保留,而降为副县级行政机构,即是说市大于区,小于县。市区仍辖北城区、南城区、西南郊区、东北郊区。而市政府职能部门各科却改为股。合并后的大名市由大名县领导,地委、专署不再直接领导。我担任了合并后的第一任市长。

 

十、在冀南建国学院

 

  

1945年8月9日,毛主席发表了《对日寇的最后一战》的声明,朱总司令发布了几道大反攻的命令。冀南部队兵分三路星夜出动、浩浩荡荡分别向敌占城市和交通要道挺进。沿途群众敲锣打鼓热烈欢送人民子弟兵出征。到9月2日冀南已解放县城30余座。为适应大反攻的新形势和经济建设的需要,培养大批干部充实到新解放区工作,1945年11月28日冀南行署决定成立冀南建国学院。建院伊始,行署主任孟夫唐兼任院长,不久艾大炎同志接任院长。1946年夏,我奉命调冀南建国学院工作。

  

当时三地委、三专署已进驻肥乡县城,建国学院在威县城北小信村。我将大名市的工作移交李瑞吾同志后,到肥乡办妥调动手续,就直奔威县。那时没有汽车可坐,我也没有自行车,就靠两只脚走路。昼行夜宿,经过两天多的行程方到目的地。想起1941年2月春节过后,我和刘今生等同志抽调到冀南干部学校学习的报到地点也在威县,那一次去威县中间经过日伪军几道封锁线,在敌人碉堡间穿行,真是艰险!这一次在解放后的平原大地上畅行无阻,感到特别兴奋,把疲劳也驱散了。

  

艾大炎同志学识渊博,经历丰富,育人有方,平易近人,而且精通日语。“日军反战同盟冀南支部”的负责人秋山良照或其他成员,每逢在根据地召开群众性的大会进行宣传讲话时,都由艾大炎同志作译员。建国学院在艾大炎同志领导下,组成以谢文景同志为骨干的教学班子,理论与业务并重,专职教员与外聘行署部门负责人讲授相结合,每期学习时间大约是三个月,学习计划都能较好的完成。日本帝国主义无条件投降的消息,迎来了全国各族人民的庆祝。极大地鼓舞了经过八年浴血抗战的冀南人民,因而冀南的青年尤其知识分子都愿来建国学院学习,各地报名的学员很多。根据志愿编组成队,学员队住在院部驻地小信村的周围附近各村,仍然以组分别住在农户家。学员都能以人民子弟兵为榜样,做到借物归还,损物赔偿,清扫院落……。

  

我调到建国学院工作后,先到财经队任队主任,后到院部任秘书主任。财经队有学员40人左右,队主任的任务主要是根据教员讲授内容,组织分组讨论,深刻领会。但学员在讨论过程中,都会提出这样或那样的一些问题。有些问题通过加深讨论,得到了统一认识;有些问题,始终认识分歧。遇到这样情况,学员往往要求队主任辅导,工作迫着我找资料、翻书本,从而养成我爱读书、愿学习的习惯。除学习外,队中的生活问题也必须处处关心。财经队中有个青年妇女,由于缠过足,走起路来扭扭捏捏。每逢早晨活动,我不愿叫她参加,但这个女同志很要强,坚持参加,不料在一次跑步中把脚碗子扭肿了,几天下不了床。我就在财经队当了一期队主任,这一期结束后,就调院部任秘书主任了。院部秘书主任主要承办行政事务、后勤工作和院长交办事项。上有院长、下有队主任,秘书主任这一工作较之队主任就轻松些了。由于这一工作更加接触院长,我在艾大炎同志身边学到不少新知识和好作风。

  

日本投降后,蒋介石大耍两面派,一面装出和平姿态,邀请毛主席赴重庆谈判;一面加紧调兵遣将向我解放区进攻,抢夺胜利果实。国民党的战略企图是:完全占领长江以南地区,着重夺取华北战略要地和交通,以分割和压缩解放区,并打开打入东北的通道,出兵占领整个东北。1946年4月间,国民党反动派借口修路调集五个军和四个整编师在新乡召开军事会议,策划借修平汉铁路向我磁县、邢台地区进攻。并以曹福林部进攻东明,孙殿英部进攻大名。11月4日,蒋机11架轰炸大名市,1947年1月1日,国民党军队32师侵占大名市。在蒋机轰炸大名市之后,国民党军队迫近大名市之际,我三哥司宗海领着他大儿子司培勋长途跋涉来威县小信村找到我。1945年9月1日,临清解放。在恢复和发展工商业中,成立了国营七一烟厂,就是现在的临清烟厂。当时烟厂的负责人是康殿珍,大名县人是我的老相识。我把三哥司宗海举荐到康殿珍处,当了烟厂的营业员。艾大炎同志把我侄儿司培勋介绍到冀南宣传队当了小宣传员,当时宣传队的负责人是申伸。

 

十一、在冀南一专署

 

  

1943年7月1日,由于日本侵略军推行囚笼政策,冀南的斗争环境异常艰苦,为了扩大冀南斗争的回旋余地和范围,经北方局和集总决定:将原冀鲁豫三分区所辖的堂邑、莘县、清平、冠县、朝北、卫东等六县划归冀南区。先为冀南七地委、七专署、七军分区;1945年8月20日,重新恢复冀南行政区建制时,对原来的行政区划同时作了调整,调整后的一专区辖临清、邱县、馆陶、堂邑、冠县、莘县、元城、清平和临清市。地委书记许梦侠、专员贝仲选、分区司令员白云。日本帝国主义无条件投降后,在美国的支持下,蒋介石撕毁停战协定,爆发了全面内战,建国学院也停止了招生,没有继续再办下去。1947年9月,我的工作由建国学院调到冀南一专署。我到一专署工作时地委书记已换为韩宁夫,专员为刘云生、分区司令员为杨新一。当时领导机关并没有进驻临清市,地委机关驻在柳林镇,专署机关驻在倪屯。

 

加强调查研究

  

我调一专署任调查研究室主任。原来专署并没有这个机构,是新设立的。地委组织部同志对我说:毛主席历来重视调查研究,并说过“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的名言,而且亲自作过无数次的社会调查。《长冈乡调查》、《才溪乡调查》就是全党闻名的典范。毛主席不仅指出调查研究的重要性,而且精辟的阐述了开调查会的方法。当前处于会大变动过程,党要求我们重新认识向社会调查这个极其重要的问题。这就是组织上增设调查研究室并分配你负责这一工作的原因。在硝烟弥漫的战争环境中,我虽然在冀南干部学校学习过半年,但对毛主席著作的学习并不多,听到组织部同志这段话感到头头是道,很受教育和启示。我二话没说就上岗了。但回想起来,我在这一岗位上并没有作多少工作。《土地改革后的新农村》,我和黄海等同志作过几处调查。黄海同志调北京园林局工作后,还保存着这多年纸已变色的油印资料。尤其同有关部门一起,经过比较长时间的调查,而草拟出《马夹河治理方案》。地委书记韩宁夫同志南下后,段毅同志接任书记。《马夹河治理方案》向段毅同志汇报后,并得到他的赞许。

 

怀念苏群同志

  

一专署秘书主任苏群,这个同志精明强干。为了适应解放战争形势迅速发展的需要,进一步打通太行山区与平原的交通,支援前线,晋冀鲁豫边区政府决定修建自邯郸至馆陶的铁路。铁路沿线经过邯郸县、永年县、肥乡县、广平县、馆陶县和邯郸市,全线长约80公里。与此同时,从卫河东岸经冠县、聊城到济南的铁路线也进行了初步勘测、打桩。在当时,修建邯馆铁路对沟通太行、冀南、鲁西解放区的交通,支援全国解放战争,有极其重要的战略意义。1947年10月1日,成立了“邯馆铁路修建办事处”,办事处驻肥乡县李庄。调一专署秘书主任苏群同志为办事处主任,亦称总指挥,调苏群同志爱人王润同志为办事处办公室负责人。苏群同志调离后,专署再也没有设秘书主任一职。专署成立了办公室,我在调查研究室屁股还未坐稳,调查研究室并未组成,我就调到专署办公室任主任,实际上就是接替了苏群同志负责的那些工作。苏群同志这次调离一专署,成了我们的诀别,我永远不会忘记苏群同志一家遇到的悲惨遭遇。

  

1948年4月15日(农历3月初7),暗藏的国民党特务、日伪时期的汉奸、兵痞流氓以及反动的地主分子,在国民党中央道教总会的操纵下,以魏桂林、宋吉如、杨德宗、魏东林、肖国栋为首的白阳古教,纠集肥乡、广平、成安、磁县等县的教徒,以赶“白杨大会”为名,在肥乡制造了一起大规模的反革命武装叛乱。魏桂林按照道教总会特令,他们多次密谋策划,商定初七夜起事天明初八,说什么“八字通天”。还商定各地起事后,都赶到肥乡县城东李庄,举行“白阳大会”,再一起到紫龙山。他们确定叛乱日期后,急忙分头串联,让所有教徒,变卖家中全部财产,停止生产,大吃大喝,买火柴、松香、白布、白带子,赶制白衣帽,打造两头芒标枪,磨枪擦矛,为叛乱急忙准备。在叛乱前三天,扬言“如不真心保主,就要脓血化身”、“如若不去,杀烧全家”。各县约二百多个村庄的暴徒按期举事后,杀人、放火无所不为。成磁县委的张亚田同志的长子在教,他因不参加叛乱,被暴徒将他和他的女儿杀死,还刺伤他的父亲和妻子。东流村白阳古教头子范姬铭放火烧了自己的房屋,并在火里放进二百发步枪子弹,不让别人救火,意是“背水一战,死不回头”。广平县油房村暴徒杀死村农会主任和一个民兵,刺伤了合作社长。各路暴徒按预谋计划分头扑向我政府机关。魏桂林、范姬铭带领广平、成安一带暴徒企图攻打成磁县政府、劫持监狱,但遭我公安队、民兵攻击后,暴徒又绕道到肥乡。暴徒头人屈泉、杨德宗、王金增、贺金子带领暴徒攻打广平县政府,不仅一度占领了县政府,而且劫狱成功,把犯人全部放跑。郝营、郝瑞、李根善带领暴徒攻打肥乡李庄邯馆铁路指挥部,将修建铁路的巨额钞票抢掠一空。就在这次叛乱中将苏群同志、将苏群同志的爱人王润同志用长矛活活刺死。他们一个三、四岁的孩子也未能幸免,被活活摔死。苏群和王润同志对日本侵略军英勇战斗,鲜血未洒在抗日的战场上,一家三口却惨死在白阳古教的叛乱中。

柳林整党

  

自1942年4月开始,中共中央在全党开展了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的整党运动。冀南区党委1943年2月25日发出了《关于继续深入开展整党学习的指示》,对全区各级党组织的整党作了部署。1943年下半年,北方局决定调集冀南干部到太行山进行集中整党学习。11月,冀南区除留下一部分干部坚持工作外,约集中700多名县、区干部和部队团、营级干部,分别编成六个大队,到太行山偏城县东安居和西安居一带,由北方局宣传部长李大章和冀南区党委书记李菁玉领导进行整党学习。冀南区干部偏城县整党运动直到1945年5月方宣告结束。

  

冀南区干部参加偏城县整党运动返回工作岗位后,成为各地开展整党运动的骨干。但由于当时战争形势的迅速变化,各地开展整党运动的时间有早有晚。我没有参加偏城县整党,而是在1948年夏秋之间参加了一地委的柳林整党运动。柳林这次整党运动规模很大,不仅地委、专署的直属机关全参加,而且所属各县区以上的干部大部分都集中来了。统一领导、统一部署、统一动员,仍以各单位编组。我们专署的科局长编为一个组,集中住在柳林一居民家,整党期间不准回家。我们这一组有十多个成员:财政科长杨子诤、教育科长张存珞、民政科长马润生、建设科长黄海、办公室主任司枕亚……。

  

整党运动开始第一次大会,是地委书记韩宁夫同志的动员启发报告。他在报告中一再阐明整党运动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他说从冀南党的现实状况来看,除少数领导干部尤其部队中团、旅以上的干部,是经过长期斗争锻炼的老红军外,大部分是在抗战后参加党的农民和小资产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这些新党员虽然有满腔的革命热情,但毕竟没有经历长期艰苦的革命锻炼和考验;没有经过严格的思想改造。因而把农民意识、小资产阶级思想和其他非无产阶级思想、作风或多或少带入党内。其中有些人,在组织上入了党,但在思想上并没有完全入党。在严重的自然灾害面前,在对敌斗争的艰险关头,有些干部失去信心,产生悲观思想,甚至背叛革命,投敌变节。这次整党运动,就是对党员干部进行一次深刻的马列主义教育,把我们的思想武装起来,迎接新的战斗。

  

柳林整党运动的第一阶段是学习文件,必学文件有《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反对自由主义》、《整顿三风的报告》和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等。这些文件不仅要粗读,而且要精读,从而领会文件的精神和实质。第二阶段是自我反省检查。在学习文件提高思想觉悟的基础上,对照自己的思想、检查自己的非无产阶级思想意识,检讨错误的思想和作风,并写出详细的书面检查。第三阶段是采取在小组范围开展先自我批评后相互批评的方法,评议并通过每个人的检查,这一阶段要求大家打破情面,认真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有的同志一次检查没通过,又来二次、三次。冀南干部集中在偏城县进行整党运动时,第三阶段曾开展过“坦白”运动和反特斗争,并且传达了康生《抢救失足者》的报告后,便以小组为单位开始揭发、检举“特务”,斗争逐渐升级,甚至发生严重的逼供信,致使许多干部遭受无情打击,被错误的定为叛徒、特务的冤、假、错案。柳林整党运动的开展并没有发生这样错误的做法,只是在整党运动结束后,在干部使用上规定了凡是地主、富农出身的干部,一般不得在本县工作,这项干部回避政策只牵连少数人。为了在新解放区认真执行《五四指示》,对这少数干部调出本县工作,也都能愉快的接受,并没有什么思想阻力。我不属于地主、富农出身的干部,也不在本县工作,所以工作没有变动。总之,柳林整党运动是健康的,是一次马克思主义的教育运动。使我们进一步提高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水平和思想认识,增强了党性。提高了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和批评与自我批评三大优良作风的自觉性。在党的建设上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武训其人

  

我调一专署工作后产生一个难忘的印象,就是这个地区有些干部对武训比较崇拜。在抗日战争期间把堂邑县改名为武训县;把柳林镇改名为武训镇;柳林镇上有一所中学、一所小学也改名为武训中学、武训小学。这一问题说明:不仅有些一般干部崇拜武训,有的领导干部也崇拜武训。不然谁有更改县名、镇名、学校名的权利?!我本来对武训此人一无所知,眼前发生的一切,使我必须明白:武训是个什么样的人物?有些什么事迹?有些人为什么崇拜他?人们向我的回答是这样:武训生于1838年,卒于1896年,原名武七。出身贫农,是个职业乞丐,以行乞所得兴办所谓“义学”。堂邑、柳林一带是武训“行乞兴学”经常活动的地方。……我听了这些似是而非的说法,我没有认真去分辨也没有这个水平去分辨这个问题,就把它搁置起来了。我是北调进京较早的一批干部,1950年,我在北京看过了电影《武训传》,从电影上看到了武训那些奴颜婢膝的丑恶行为,感到厌恶甚至不愿入目,但也看不出大是大非问题。后来认真学习了毛泽东主席为人民日报1951年5月20日所写的社论《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才从历史唯物主义的高度认识到武训其人以及《武训传》是毒草而不是香花。毛泽东主席一针见血地指出:“《武训传》所提出的问题带有根本的性质。象武训那样的人,处在清朝末年中国人民反对外国侵略者和反对国内反动的封建统治者的伟大斗争的时代,根本不去触动封建经济基础及其上层建筑的一根毫毛,反而狂热地宣传封建文化,并为取得自己所没有的宣传封建文化的地位,就对反动的封建统治者竭尽奴颜婢膝的能事,这样丑恶的行为,难道是我们所应当歌颂的么?向着人民群众歌颂这样丑恶的行为,甚至打出为人民服务的革命旗号来歌颂,甚至用革命的农民斗争的失败作为反衬来歌颂,这难道是我们所能够容忍的么?承认或者容忍这样歌颂,就是承认或者容忍污蔑农民革命斗争,污蔑中国历史,污蔑中国民族的反动宣传为正当的宣传。”当前处在新世纪新阶段,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都在与时俱进。当前,史学界如何评价“武训其人”?在我脑海里,仍是一个未知数。

迁驻临清市

  

1948年9月16日至24日,经八昼夜激战,华东野战军攻克济南这个重要战略城市后,正值柳林整党运动结束,冀南一地委、一专署、一军分区机关便自柳林、倪屯进驻临清市。从这时开始用上了摇把子电话,购置了公用自行车,直属单位由分散在农户家办公也集中在一个大院了。这种机关工作生活时间不长,组织上通知:我的工作要调到清平县去。当时清平县委书记是赵振清,县长是姬增,调我到清平县接替姬增的工作担任县长。清平县就是后来易名的永智县。为了纪念1943年开辟清平县而牺牲的分区政委肖永智,领导决定:将清平县易名为永智县。宋任穷回忆说:“肖永智同志牺牲时才27岁,风华正茂,很可惜。他15岁就参加了红军,担任过旅政治委员、分区政治委员,还兼任过地委书记。他政治、军事上都很能干,是一二九师很优秀的青年干部,人很聪明,打仗有勇有谋,很了不起,是栋梁之才。刘师长、邓政委都是器重的。他的牺牲实在令人惋惜(宋任穷《回忆录》199页)。

 

十二、在华北人民政府民政部

 

  

进入1948年,人民解放军已经转入全国规模的反攻,人民大革命的高潮已经到来。华北原来分割的晋察冀、冀中、冀南、冀鲁豫、太行、大岳等各个解放区已经或将要连成一片。不失时机地将华北统一起来,对支援全国的解放战争是极为有利的。经在西柏坡主持中央工委工作的刘少奇同志向中央提议,中央于5月9日正式发文同意将中共晋察冀中央局与晋冀鲁豫中央局合并,成立中共华北中央局。华北中央局由刘少奇同志兼任第一书记、薄一波同志任第二书记、聂荣臻同志任第三书记。同年8月7日,华北临时人民代表大会在石家庄市举行,会议经选举产生华北人民政府:主席董必武、副主席薄一波、蓝公武、杨秀峰,10月1日正式办公。1948年初,我正要动身去清平县接替姬增同志的工作之际,忽然接到冀南行政公署转来调我到华北人民政府民政部工作的调令。清平县长一职尚未到任,专署的马车便把我送到威县行署驻地。我到行署才知道,华北人民政府民政部指名调冀南两个干部,除我外另一个是隆尧县长路遥同志。这时路遥同志尚未到来,我不便久等,使我至今难忘的是:王任重同志在百忙中同我一起吃了一餐饭,因为调出冀南表示欢送。我在去民政部的路上一再想,民政部怎么知道我这个一般干部?我从威县辗转几天到平山县孟堡村民政部驻地报到后才知道,张越同志担任民政部秘书处长,是他提名经领导同意调我到秘书处担任秘书。我和张越同志在大名市工作期间建立起革命的友谊,仍然同他在一起工作当然感到欣喜。我到民政部时正处于组建时期,从太行区调来的有刘敬修、李正等同志;从太岳区调来的有王维岳等同志;从晋察冀区调来的有马志远、李生民、韩英、刘正、刘振宇、李法庄等同志;从冀南区调来的除我和路遥同志外,还有随张越一起来的杨清华同志;北平地下党输送来的进步青年有林准、魏敏、檀英、狄亚等同志。说话是不同的腔调,穿着是不同的服饰,却走到一起来了,真可谓五湖四海。

  

正当民政部边工作边组建之际,传来了北平和平解放的特大喜讯。1948年12月下旬,人民解放军连克新保安和张家口,歼灭傅作义的嫡系主力七万余人。1949年1月14日,又全歼天津守敌十三万人,活捉了国民党天津警备司令陈长捷,解放了天津。傅作义面对着如此严峻的军事形势,当解放军迅速完成对北平的包围部署后,加以我党对傅作义的耐心工作,他终于顺应民意,命令所部撤出城听候改编。1949年1月31日,人民解放军进入北平,北平宣告和平解放。中共华北中央局,华北人民政府及其直属机关相继迁到北平。约于1949年2月间,民政部全体人员乘敞篷汽车由平山县孟堡村移驻北平西郊民巷银行工会。当时北平的特务机关有国民党国防部保密局、国防部二厅、华北剿总二处,加上阎锡山的特务系统以及北方各地逃到北平的国民党特务组织计有八大系统、110个单位、8588人。他们看到大势已去,提出了“应变”策略,全部隐蔽,“整退零进”,部署了“多层多线的潜伏网”。为了防止国民党潜伏特务的破坏,领导上一再告诫我们要加强组织纪律,提高革命警惕,曾向我们约法三章:不要一人独自外出;因公外出要请假,结伴同行必须在八时前返回;会客要登记一律在会客室……。银行工会与天安门、中山公园、前门大街近在咫尺,对我们初进大城市的人来说,虽然吸引力很大,但都能按约法三章的要求身体力行。华北人民政府民政部长由副主席蓝公武兼任,日常工作全由副部长雷任民负责。业务部门主要有优抚处、社会处、民政处、人事处、秘书处。秘书处当时有三个秘书:白建华同志主管机关行政事务;我和李生民同志处理来往文件。李生民同志山西省五台县人,大学生,文化水平高,负责文字工作当然能胜任,我则属打鸭子上架,边干边学。民政部迁到北平后又先后两批接收新人员:根据对旧人员实行包下来的政策,“三个人的饭五个人匀着吃”,从北平市政府旧民政局接收过来的有郑国柱、叶仲民等同志;从北平应届大学毕业生接受过来一大批青年学生,我们一个处就有张春平、李景涵、李昭苏、崔华本、尚赞勋、崔德身等。1949年3月5日至13日,党中央在平山县西柏坡举行了七届二中全会,这次极其重要会议的精神,对我们刚进入北平的部分干部,及时的进行了传达。毛主席在报告中指出:“因为胜利,党内的骄傲情绪,以功臣自居的情绪,停顿起来不求进步的情绪,贪图享乐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的情绪,可能生长。……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他们是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他们在这些敌人面前不愧英雄称号;但是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他们在糖弹面前要打败战。”并让大家读《甲申三百祭》一文,再三告诫我们不能像李自成进北京,一进城就变。由于中央向全党敲起警钟,当时大家都实行供给制,除吃饭分大、中、小灶外,其他生活待遇并没有多大差别。虽然大家都过着清贫、俭朴的生活,但革命热情很高,对名位观念很淡薄。在同志之间、上下级之间,甚至干群之间的关系都较融洽、和谐。那时的风尚受人赞赏。

 

十三、在国家内务部

 

  

1949年春,我党粉碎国民党的“和平”攻势后,人民解放军从4月21日强渡长江至5月27日解放上海的渡江战役中,计解放了南京、上海、杭州、南昌、九江、武汉等120余座城市。彻底粉碎了中外反动派“划江而治”的阴谋后,解放军继续向西北、西南、东南、华南进军的同时,1949年3月25日,中共中央和人民解放军总部迁到北平,同纷纷到达北平的民主党派人士和其他民主人士,成立了政治协商筹备会。9月21日至30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会议在北平召开,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会议选举了毛泽东为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朱德、刘少奇、宋庆龄、李济深、张澜、高岗为副主席,并选出周恩来等56人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1949年10月1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举行第一次会议,正副主席及委员宣布就职。这一天,首都30万人齐集天安门隆重举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毛泽东主席亲手升起第一面五星红旗,并向全中国全世界庄严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正式成立,“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

 

谢老首任内务部长

  

中央人民政府各工作部门,是以华北人民政府的有关部门为基础组建起来的,不言而喻中华人民共和国内务部(后改为民政部)是以华北人民政府民政部为基础组建起来的。组建起来的内务部由西郊民巷银行工会迁至西皇城根一处王府内11月1日挂牌办公。受全党敬仰、著名的“延安五老”之一的谢觉哉同志原任华北人民政府司法部长,这位革命长者首任内务部部长。武新宇、陈其瑗为副部长,以后副部长增加袁任远、王子宜、王一夫。内务部组建初期只设处、科,时隔不久即改为司(局)、处。内务部办公厅先后担任主任、副主任的有雷任民、杨成森、甘重斗、李在藻等同志;在优抚局先后担任局长、副局长的有李方远、熊天荆、刘敬修、潘友歌、李法庄等同志;在社会司先后担任司长、副司长的有纪刚、熊天荆、杨成森、陈传纲、司枕亚、田祥亭、魏泽同等同志;在民政司担任司长、副司长的有欧阳景荣、吴思宏、田祥亭等同志。内务部组建初期我由秘书处的秘书调社会处任科长,从1953年开始任救济司副司长。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周恩来总理任命我为内务部救济司副司长的通知书,我一直保存至今。根据当时规定每年逢“五一”、“十一”的庆祝活动,我都到天安门观礼台参加观礼。这是我在内务部工作十年间的主要人事安排。

  

谢觉哉这位革命老前辈是封建旧中国的最末一科秀才,但他早年在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的影响下,于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马日事变”后的严重白色恐怖岁月里,他表现出共产党人的大无畏的革命斗争精神。1933年谢老由湘鄂苏区调到中央苏区,最初任毛泽东同志的秘书,后来担任中央工农民主政府的秘书长。在二万五千里长征途中,他虽年已半百,但不避艰险,一往无前。1935年,红军到达陕北后,谢老历任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内务部长、秘书长、司法部长、代理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审计委员会主席。“七七事变”后,谢老任党中央驻兰州八路军办事处代表,出色地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1939年后,曾任中央党校副校长、陕甘宁边区政府秘书长、陕甘宁参议会副议长。就这样一位老革命家在主持内务部工作的十年间,为新中国的政权建设、优待抚恤和社会福利等项工作制定了一系列的条例、办法和规定,打下了坚实的工作基础。我在谢老身边工作十年,是我各方面长足进步的十年,也是我毕生难忘的十年。

 

不许饿死一个人

  

开国第一年就遇到严重的大水灾。由于国民党反动统治,河道年久失修;他们在溃退时又疯狂地破坏;同时这年夏秋之间雨水过多,致使长江、淮河、汉水及河北省各河干支流多处都发生决口或漫溢。这一年全国受灾面积12787万亩,受灾人口4555万人,倒塌房屋234万间,减产粮食114亿斤。灾情分布在16个省(区),498个县(市)的部分地区,以河北、皖北、苏北、山东、河南、平原这六省、区受水灾严重外,辽西、江西、湖南、浙江、皖南、苏南等省区也都发生不同程度的水灾。谢老上任遇到第一件大事,就是如何战胜这次大水灾。当时,建国伊始,国家粮、钱都较紧张,谢老愁了好几天,专去找毛主席作了汇报。毛主席很重视,说救灾问题就交给内务部主管吧!你们好好抓一下,困难是有的,但我们也总会有办法。要发动群众,生产自救,节约度荒,调剂有无,互相帮助。财政要拿出点钱来,搞点以工代赈和必要的救济。当时,正当毛主席赴苏访问的前夕,谢老回来后,立即召开了部务会议、有关部门会议,随即成立了中央救灾委员会,董必武担任主任,谢老担任副主任。内务部代政务院起草于1949年12月19日正式发出《关于生产救灾的指示》中指出:“必须引起各级人民政府及人民团体的高度重视,认识到生产救灾是关系几百万人的生死问题,是新民主主义政权在灾区巩固存在的问题,是明年开展大生产运动、建设新中国的关键问题之一,决不可对这个问题采取漠不关心的官僚主义的态度。”并决定立即抽派干部去灾区查灾。同时打电报给河北、河南、山东、平原等重灾省的民政厅,要厅长马上来京汇报灾情。救灾粮、款也一笔一笔拨下去。面对如此严重的大水灾,谢老指出:“不许饿死一个人!”的动员号召。

  

当时我在社会处承担着救灾工作的具体工作,经常往谢老住房跑,谢老也三天两头的给我写便条,指示我如何如何,很可惜这些珍贵的墨迹我全失落了。我跑遍了重灾地区,深入了解受灾的广度和深度,一方面核实灾情,另方面根据受灾群众的实际困难,初步提出需要中央支持的粮款各若干?我每逢到灾区工作,都受到地方政府的重视和支持,在湖北省还把我视为中央人民政府派赴灾区视察组的代表,让我在全省灾区农民代表会议上讲话。当然我每次从灾区回部都写出书面报告上送领导和有关部门。我跟谢老几次参加周恩来总理主持的政务会议,向政务院汇报灾情并聆听周总理和委员们对救灾工作的指示。我主持编辑有《救灾工作通讯》,每期都印发到各省民政部门,从而交流救灾工作的经验,并推动了救灾工作。救灾工作涉及各方面的政策,比如受灾到什么程度算重灾?受灾到什么程度算轻灾?我们同财政部、农业部共同制定了《计灾规定》,同时也拟出了《受灾农户农业税减免办法》报送由政务院颁布施行。

  

灾荒不只是蒋介石反动统治直接造成的,而且是封建阶级长期统治的结果。因此,必须认识到和灾荒作斗争是长期的。天灾几乎是年年都有,只是遭灾的地区不同、程度有轻有重、受灾种类有别而已。从建国的1949年至1955年,全国成灾面积和成灾人口是这样:

  

1949年成灾面积12787万亩,成灾人口4555万人;

  

1950年成灾面积7063万亩,成灾人口3384万人;

  

1951年成灾面积5663万亩,成灾人口3034万人;

  

1952年成灾面积6649万亩,成灾人口2760万人;

  

1953年成灾面积9499万亩,成灾人口3435万人;

  

1954年成灾面积18151万亩,成灾人口6223万人;

  

1955年成灾面积11418万亩,成灾人口3622万人。

  

根据救灾工作的长期性和重要性,内务部增设救济司,并从1953年初调我任救济司副司长后,三天两头地往灾区跑。有时同有关部门共同去;有时内务部单独组成工作组去。1955年春荒严重时,我随谢老到山东查看灾情,听了赵健民省长关于全省遭灾情况的汇报后,便立即去惠民一带重灾地区察看灾情。我随谢老沿着黄河大堤,在烈日之下,行程360里,了解灾情,慰问灾民。天黑赶至专署后,我随谢老又访问了周围受灾群众。有一天,正乘群众吃午饭的时间,我和秘书跟谢老悄悄离开专署机关,走进一个受灾群众家里。这家大小七口人,正围在一起吃饭,见人来不是当地干部,急忙将正吃的饭藏了起来。谢老拉住主人的手风趣地说:“我们还没有吃饭哩,让我们在你家吃一顿饭吧!”主人有点难为情,推托说饭不多,怕不够吃,要另做点饭。谢老执意要同他们一起吃刚才做好的饭,主妇只好端上来。当谢老吃了几口后感到这饭不是粮食做的,细细看了看,又询问主人,才知道这饭是用棉花籽和红苔面拌在一起做的,实在难以下咽,老大娘见谢老真的吃不下去,情不自禁地哭了起来,两个几岁的小女孩也跟着哭了。谢老安慰他们说:困难是暂时的,党和人民政府一定要安排好群众的生活。临别时,谢老要了一点刚才吃的饭,让我包起来,带回机关让大家看。总而言之,我在内务部谢老身边工作几年,在生产救灾工作中不仅增强了群众观点,而且进一步体验到“上为中央分忧,下为群众解愁”的内涵。

  

在1956年,我曾写过三篇文章:《必须安排好鳏寡孤独户和残废军人的生产和生活》,这篇文章作为《光明日报》1956年4月12日的社论发出。《抓紧做好台风灾区善后工作》,这篇文章作为《光明日报》1956年8月14日的社论发出。《不能忽视农村副业生产》,1956年5月7日《人民日报》刊出。这都属于农村救济司的业务范围和应当做好的工作。

 

封闭妓院

  

在北平和平解放前夕,1948年12月13日,中共中央任命彭真为北平市委书记,叶剑英为市委第一副书记、北平军管会主任兼市长。并批准赵振声即李葆华(第二书记)、刘仁、徐水、赵毅敏、潭政文、萧明、王鹤峰、张秀岩、韩均等十一人组成市领导机构。1949年11月20日至22日,北京市第二届第一次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在中山公园中山堂召开,大会以投票选举的方式,选举聂荣臻为市长,张友渔、吴晗为副市长,选举罗瑞卿、薛子正、王文斌等10人为市府委员。就在这次人民代表会议上,一致通过了封闭全市妓院的决议。决议指出:“查妓院乃旧统治者和剥削者摧残妇女精神与肉体、侮辱人格的兽性的野蛮制度的残余,传染梅毒淋病,危害国民健康极大。而妓院老板、领家和高利贷者,乃极端野蛮狠毒之封建余孽,兹特根据全市人民的意志,决定立即封闭一切妓院。”执行这一决议,以公安部门为主,各个部门配合,共集中了2400多名干部和民警。解决这个社会问题,民政部门更应多担责任,积极参与。市民政局社会处的同志全力以赴外,为了吸取经验,在已经和将要解放的城市中推广,当时内务部社会处也抽派我和檀英等人参加了这一工作。首先以开会为名,将妓院的老板、领家集中拘押起来。然后将集中的2400多名干部和民警,组成27个行动小组,分乘37部汽车,分赴城区和郊区的妓院所在地,进入妓院后,将妓女、嫖客分别集中起来。令妓女收拾好自己的衣物,用汽车送往外二区韩家潭的妇女生产教养院;对嫖客逐一进行登记、审查、教育后释放;对妓院中的茶房、伙计、跟妈也一一登记、审查、教育后取保释放。这次人民代表会议22日结束的当天凌晨5时,全市224家妓院已全部封闭。

  

224家妓院共收容妓女1316人。封闭妓院是个突击行动,但妓女的教育和处理必须作细致的思想工作。脱离苦海的妓女们在妇女生产教养院设立的八个教养所里接收教育和治疗,同时安排她们学习文化和劳动技能。经过半年多的时间约于1950年6月末,开始分别不同的情况进行安置处理。在1316名妓女中有596人择偶成婚;有379人由亲属领回;62人参加了剧团和医务工作;8人被送往安老所;62人被查出是妓女兼领家分别进行处理;最后剩下209人无家可归者,把她们全部安置到新生织布厂当了工人。

  

对老板、领家,北京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军法处先后三次进行了处理:判处罪大恶极的老板、领家黄树卿、黄宛氏死刑;其余分别判处有期徒刑、缓刑、罚金以及教育释放。共没收房产89处。北京市政府在成立之初,就果断地封闭妓院,不仅得到全市人民的普遍欢迎,而且对全国新解放城市起了示范作用。

 

访问南方革命老根据地

  

1951年7月,中央人民政府决定:派遣中央访问团访问各个革命根据地。谢觉哉部长为总团长,下设9个分团,共有8400多人。内有63个文工团和剧团,44个电影队,5个幻灯队,2个摄影队,8个曲艺队,50个医疗队。内务部有不少人抽调参加了访问团的工作,我便是其中的一个。“中央人民政府南方老根据地访问团”的748号肩章,我至今保留完好。7月29日,谢老率领中央访问团到达汉口,在各分团即将分头出发之前,谢老召集各分团团长及负责人会议,细心的讲述了访问团的宗旨、任务和工作方法。随后,我跟谢老一起即同中央苏区分团团长陈正人等到中央苏区进行访问。先后访问了南昌、瑞金、长汀、宁都、兴国等老根据地外,由我带一访问小组还访问了赣南地区的信丰、定南、龙南。

  

访问团抵达南昌后,谢老特意代表中央政府访问方志敏烈士的母亲方老太太。这位老妈妈当时已75岁,从一头白发、全脸皱纹可以看出她遭受国民党反动派的种种磨难。她的家乡戈阳湖圹村全村70多户中,有50多户被杀绝,她的丈夫、媳妇也先后遭了反动派的毒手。反动派说她是“土匪婆”,把家中一切都抢光了,她只得带着小孩子逃到山上挖野菜度日。谢老亲手将毛主席纪念章佩带在这位革命老人的胸前,向她转告毛主席对她的问候。我和在场的不少同志都激动地流下眼泪。

  

访问团来到福建长汀时,谢老还找到了亲自掩埋瞿秋白烈士遗体的张永福老人。在张永福指点下,谢老到了掩埋瞿秋白尸体的坟场查看,埋葬的尸体和衣物早已在土中腐烂,但瞿秋白就义时穿的那件红军上衣的纽扣却完整的存在。而且还有一知情的罗仁发老人,也带领谢老来到瞿秋白当时就义的刑场查看,罗仁发老人对谢老说:瞿秋白是怎样走进刑场,怎样坐在一块石头上,对行刑的人说:你打吧!总之,谢老这次访问长汀这座山城,证实了瞿秋白就是牺牲在这里。谢老亲手把烈士的遗骨装在一个瓦罐里,带回北京,安葬在八宝山革命烈士公墓,并立了墓碑。

  

我这次参加中央访问团,跟随谢老访问革命老根据地,受到了极为生动而深刻的教育。中央苏区的红军在1934年10月第五次反“围剿”失利后,在当时中共中央领导人博古等人仓促决定红军突围转移,开始长征后,革命老根据地人民遭到反动派蒋介石以及恶霸、地主的种种灾难。宁都被杀绝的就有8334户;瑞金被杀12000多人;平江干部被杀14000多人,群众被杀12万人;有的全村不留一个人。新县至麻城、罗田间八十里间的村庄全被烧光,造成无人区达六年之久。就是说老根据的人民群众都对国民党反动派怀有深仇大恨,所以对共产党、毛主席都非常敬仰和爱戴。中央访问团每到一地都宣读《告老根据地人民书》,并赠送纪念章和毛主席题词“发扬革命传统,争取更大光荣”的锦旗。访问团的文工团、剧团、曲艺团为群众慰问演出,医疗队走门串户为群众看病。所以中央访问团走到那里都受到热烈欢迎,欢迎的群众中,不少人自带干粮从几十里以外赶来的。真是人群沸腾,都高呼:毛主席万岁!欢迎中央访问团的亲人到来!瑞金举行了空前规模的欢迎中央访问团的盛会,谢老在大会上宣读了《告老根据地人民书》、文工团、剧团演出了精彩的节目。当医疗队的红十字旗在树上挂起,群众就自发地围拢起来,医疗队的医生们便亲切细致地为群众治病。访问团在瑞金革命烈士纪念塔前,举行了隆重的献花仪式,缅怀烈士的功绩。

 

“打虎”

  

1951年12月31日,中央直属机关党委召开扩大会议,党、政、军、群处长以上的数百人参加了这次扩大会议。会上由薄一波、安子文同志宣布了中央限期发动“三反”(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斗争的决定。1952年1月9日,政务院召开了中央人民政府各部门、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以及华北、北京、天津高级干部会议,薄一波同志在会上作了深入开展“三反”斗争的动员报告。两个会后,中央各单位雷厉风行的普遍行动起来。在“三反”运动开展起来后,主要是抓反对贪污。当时人们把贪污犯称为“老虎”,因而“三反”运动有“打虎”之说。2月1日,北京市举行了公审大会,最高人民法院对7名贪污犯进行审判:中国畜产公司业务处副处长薛昆山非法所得旧币23亿元判处死刑;中央公安部行政处科长宋德贵贪污旧币6.4亿元判处死刑;其他有3人判处有期徒刑;另有两人因自动坦白而免予处分。由于中央机关带了头,“三反”运动在全国范围就势如破竹地开展起来了。

  

我自始至终的参加了“三反”这次极其重大的运动,受到深刻的教育。内务部是在部党组统一领导下,以各业务司(局)为单位进行的。从内务部各业务司(局)来说,既不管钱又不管物,主要根据中央既定的方针政策而制定业务工作的条例、办法、细则等。我们社会司用一张纸、一个信封都要到总务部门去领,花一元钱也要向总务部门报销。虽然党支部根据每个人的日常表现,再三摸底排队、重点审查,反复号召大家检举、个人坦白交代,也只是揭发出一些浪费现象。不仅没打出大“老虎”,连小“老虎”也没有抓住。部里的“三反”初步告一阶段后,便抽些干部组成几个工作组,分赶到各地系统的事业单位检查督导“打虎”运动去了。我带一个工作组去上海一所教养院工作近两个月。

  

在“三反”运动的高潮中,一度出现过斗争扩大化的苗头,但在运动后期的定案阶段,毛主席曾指出:是者定之,错者改之,应降者降之,应升者升之,嫌疑难定者暂不处理。所以最后定案还是作到了实事求是。全国县级以上党政机关犯有严重贪污行为,判处有期徒刑的有9942人,判处无期徒刑的67人,判处死刑的42人,判处死缓的9人。1952年2月10日,在保定市公审处决刘青山、张子善大会。刘青山、张子善是中共天津市委前后两任市委书记,而且都是抗日战争爆发以前入党的老党员,在土地革命、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曾经出生入死长期地奋斗过。然而在革命胜利后,进了大城市,他两在资产阶级思想和生活方式的腐蚀下,利用职权,盗用公款旧币171亿元;勾结奸商,以49亿元非法倒卖钢材、木材,使国家蒙受21亿元损失;成立非法的“建筑公司”,从事投机活动;盘剥兴建水利的民工,将国家拨给民工的好粮换成坏粮并抬高卖价,从中渔利22亿斤;腐化堕落,从盗窃国家资财中贪污、挥霍3.7亿元,而且逃避罪责,拒不悔改,一次就焚毁单据300多张。总之,刘青山、张子善是经不起糖衣炮弹的攻击,在糖弹面前打了败仗的典型,处决这两个人实为罪有应得。内务部上下人员都受到深刻的警示教育。

 

到中央党校学习

  

我1956年9月抽调到中共中央高级党校学习,是在职轮训性质。内务部与我同时抽调学习的还有优抚局长潘友哥。当时中央高级党校设有研究班和普通班:省部级干部入研究班;我编入普通班23支部。支部书记是烟台市委书记朱本正;和我住同屋的是浙江省团委书记宋宏;和我同一个小组的有诗人李季、国际联络部熊向晖等。使我一生难以忘怀的是,老战友、同乡、亲如手足的张力耕也从广东省监委抽调中央高级党校同期学习,虽然没有编入同一支部,但住处近在咫尺。每天晚饭后一起散步中谈天说地无所不及,尤其回忆起战争年代的往事,却历历在目。

  

我们这一期修业期限为一年,分两个学期:第一学期自1956年9月1日至1957年1月23日;第二学期自1957年2月7日至同年7月15日。学习课程有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和党的学说。学习方法以学习原著为主,自学为主。刻苦钻研、独立思考、敞开思想、开展讨论。在学习过程中,根据实际情况,进行必要的辅导。必读书目:在哲学方面有马克思著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政治经济学批判 序言》;恩格斯著的《反杜林论》、《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列宁著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毛主席著的《实践论》、《矛盾论》等。在政治经济学方面有马克思著的《政治经济学批判 导言》、《资本论》一卷和三卷的部分章节以及《哥达纲领批判》;列宁著的《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国家与革命》;毛主席著的《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在科学社会主义方面有马克思、恩格斯合著的《共产党宣言》;恩格斯著的《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列宁著的《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国家与革命》;毛主席著的《新民主主义论》、《论人民民主专政》等。在党的学说方面主要学习中共党史。中央高级党校在杨献珍校长领导下有一个较强的教学班子。杨献珍、艾思奇都是党内著名的理论家,他们亲自给我们讲解哲学。杨献珍的哲学讲课初稿《什么是唯物主义》、艾思奇的《辨证唯物主义讲课提纲》都已经由高级党校出版社出版发行。在听取他们上述讲课的过程中,根据教学计划和要求,同时精读指定的经典原著。没有名家的讲解辅导,读经典原著确有不少困难。但通过名家的讲解辅导,读经典原著是能够读进去的,也是学到了“老根”。郭大力是《资本论》的翻译人,他给我们讲解《资本论》。而且从第一卷的几篇序文和跋文讲起,然后按原书顺序把难读的章节都进行了详尽的辅导。郭大力给我们讲解的速记稿《关于马克思的“资本论”》,高级党校出版社也早已出版发行。三大卷《资本论》我认真的通读过,书中留有圈圈点点的标记,但我对《资本论》这部伟大著作的理解至今仍很肤浅。

  

1957年5月1日,经过一段时间的酝酿和准备,《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整党运动的指示》在《人民日报》上公开发表了。指示指出:“现在我们的国家已经从革命的时期进入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时期”,“但是,党内有许多同志,并不了解或者不很了解这种新情况和党的新任务。同时,又因为党已经在全国范围内处在执政的地位,得到了广大群众的拥护,有许多同志就容易采取单纯行政命令的办法去处理问题,而有一部分立场不坚定的分子,就容易沾染旧社会国民党作风的残余,形成一种特权思想,甚至用打击、压迫的方法对待群众。几年以来,在我们党内,脱离群众和脱离实际的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有了新的滋长。因此,中央认为有必要按照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和自我批评,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的方针,在全党重新进行一次普遍的、深入的反官僚主义、反宗派主义、反主观主义的整党运动,提高全党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水平,改造作风,以适应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4月30日,即这一指示发表前一天,毛主席和中央主要负责同志邀请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和无党派民主人士谈话,向他们讲了我党的整党问题,表示热诚欢迎他们帮助共产党整党。毛主席说:“整党总的题目是要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反对三个主义。”“揭露出来的矛盾在报上发表,可以引起大家的注意,不然官僚主义永远得不到解决。”“非党员自愿参加,自由退出。”按照这样得部署,整党运动便自上而下地在全国各级党政机关、人民团体中开展起来。中央党校学员的理论学习也毫无例外停了下来,转入整党运动。

  

1957年6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这是为什么?》的社论,其实早在5月中旬毛主席就写出《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最初中央发动全党整党的目的和动机是很明确的,就是为了改进我们党执政后部分党员干部思想作风中出现的新问题,这是抓住了在大变动年代加强党的建设的根本。在整党运动开展起来之后,党内外的广大干部和群众积极响应党的号召,对党和政府的工作以及党政干部的思想作风提出了大量的批评和建议,不管如何尖锐,基本上是诚恳的、正确的,这类的批评占90%以上。但是,在整党过程中,出现了复杂的情况。有极少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向新生的社会制度乘机发动进攻。他们把共产党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领导地位攻击为“党天下”,公然提出共产党退出机关、学校,要求“轮流坐庄”。他们根本否定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抹杀社会主义改选和建设的成绩。把人民民主专政制度说成是产生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的根源等等。这一情况的发生就加剧了全国性的政治紧张空气和不稳定状态。《这是为什么?》社论的发表,就是由党内整党转向反击右派的变化。既在党内,又在党外,在全国范围一场急风暴雨群众性的反右派运动猛烈地开展起来。中央高级党校的学员来自五湖四海,过去都不在一起工作,互不相识。整党运动开展后对党各方面的工作提出了不少批评意见。这些批评意见肯定有正确的,也难免有片面性,即便是尖锐逆耳甚至错误的批评意见,但也不能视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论。因为学员们都是党的高级干部,受过党长期的培养教育,一般都经过战火的锻炼和考验。但由于当时对阶级斗争和右派进攻的形势作了过分严重的估计,在我们这期学员中也划了一些右派,几乎各支部都有。老战友、同乡、亲如手足的张力耕同志据说也说过“错话”。中央党校校部的反右派斗争更是如火如荼,哲学教员孙定国在运动中自杀而亡。

  

总之,我这次在中央高级党校学习不到一年的时间:前一阶段学习理论;后一阶段参加整党和反右派。学习结束时给我颁发了《中共中央高级党校毕业证书》,证书是01887号,证书上写:“司枕亚同志,自1956年9月至1957年7月在本校普通班学习期满,准予毕业。”毕业回到内务部后我写了两篇心得:一篇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是克服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和宗派主义的理论基础》,这篇文稿刊载1957年《内务部通讯》第3期。另一篇是《学习列宁的教导,加强救灾工作》,这篇文稿刊载1958年上海出版的《法学》第6期。

 

赴朝慰问志愿军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美军和苏军以北纬三十八度线为界分别接受日军投降,从而形成朝鲜南北两个政治不同的国家。1950年6月25日,朝鲜内战爆发,朝鲜人民军迅速打过三八线,三天后便解放了汉城。6月27日,杜鲁门宣布武装援助李承晚,不仅派第七舰队开入台湾海峡,而且美军直接参加了地面作战。9月15日拂晓5时,麦克阿瑟亲自指挥美海陆空7万余兵力,在200多只舰艇和500多架飞机的掩护下,开始在仁川登陆,朝鲜人民军被迫向北撤退。9月26日,美军攻占汉城后,悍然越过三八线,大举进攻朝鲜北方,战火向我国东北边境蔓延。我党毅然做出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战略决策,1950年10月19日黄昏,中国人民志愿军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并肩作战,英勇杀敌,两年多的时间中,共歼敌95万人,把战线稳定在“三八线”附近,迫使美国不得不于1953年7月27日在停战协议上签字。这场战争终于以中朝军队和人民的胜利而结束,打破了美帝国主义不可战胜的神话。

  

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作战,得到国内人民的热烈拥护和各方面的大力支援,并曾几次组成中国人民赴朝慰问团,慰问中国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1958年初,国务院决定:组织最后一届中国人民赴朝慰问团。总团长由内务部副部长王一夫担任,总副团长有荣毅仁(全国工商联副主委、上海副市长)、吴涛(总参谋部政治部主任)、彭思明(北京市工会副主席)、佟英(中央团校副校长)、张里夫(女,全国妇联书记处办公室副主任)共五人担任。总团秘书长由吴涛兼,我担任总团副秘书长。为了入朝后划分地区活动,在总团统一领导下又划分五个分团。我负责副秘书长工作外还兼任第五分团团长。从党内来说我是总团党组成员还兼任第五分团支部书记。这次中国人民赴朝慰问团由政府、工人、农民、青年、妇女、文联、工商联、解放军及烈军属等各届代表约70人组成。随慰问团赴朝参加慰问演出的文艺团体有:总政话剧团53人;总政技艺队42人;海军文工团101人;空军文工团101人;北京青年京剧团56人;天津京剧团73人;石家庄市丝弦剧团39人;北京市评剧团38人。中国人民赴朝慰问团于1958年2月5日组成,11日离京赴朝,13日抵达朝鲜境内后,走访朝方的道、市、郡近40个单位,与朝鲜政府和各界人民进行了广泛的接触。在朝举行慰问大会107次,慰问演出540场,观众达93740多人。其中为朝方演出264场,观众661000多人;为志愿军演出276场,观众275000多人。慰问团为朝方的共和国英雄、各种模范及各界代表人物举行座谈66次;为志愿军介绍祖国大好形势的报告会127次。还祭扫朝方烈士墓22座;志愿军烈士墓40座。

  

毛岸英与刘松林刚结婚不久,就到朝鲜担任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的机要秘书兼俄语翻译仅仅34天,于1950年11月25日就遇敌机轰炸而牺牲了,在他28岁短暂的生命画上了句号。大家在为毛岸英墓祭扫时心情尤为沉痛。朴在根烈士的妻子李玉善、志愿军妈妈咸在福等著名人物,我们都一一进行慰问。慰问团还深入上甘岭、丁字山、1211高地、马良山、鹰峰、高城等阵地以及海岛、工地、伙房、病房进行了小型的慰问活动。还为战士缝补、拆洗衣服,并参加植树、修水利等等活动。

  

中国人民赴朝慰问团于1958年4月5日返回北京,在朝慰问活动长达50余天。这是我惟一的一次出国活动。出国前的组团、入朝后的慰问,返京后的总结,我作为副秘书长来说,不仅都得过问,而且多要动手。因为总团长是内务部王一夫副部长担任,秘书长是军队一位负责同志兼任,当然我要多做具体工作。通过这次慰问活动,由于方方面面接触广泛,我得到进一步锻炼,也更加增长了见识。

 

十四、在贵州省民政厅

 

  

1958年秋某一天,内务部常务副部长、部党组副书记王子宜找我谈话说:“要加强贵州、福建两省民政厅的工作,决定从内务部抽调你去担任副厅长,你愿去那个省都可以。”我有什么话可说呢?!当然我不愿离开北京,也不愿离开现在的岗位。但领导上已经决定了,我能不服从么?!在思想没想通的情况下,就乘火车去了贵州。

  

贵州的山山水水是美丽的,有三千多万勤劳的人民,是我国多民族的省份之一,这里的苗、布依、侗、瑶等少数民族都创造了灿烂的文化。但是由于旧社会的反动长期统治,工业基础很差,农业生产落后,交通也相当闭塞。1949年冬,贵州全省解放后,各级的领导班子,多是跟随向大西南进军的冀鲁豫地方干部为骨干组建起来的。经过近10年的工作,基础建设和工农生产有了很大的发展,但同其他兄弟省相比仍然落后。

 

民政厅的厅长是李侠公,省民革的负责人之一。他几乎不来办公室上班,根本不过问业务。厅党组书记是省军区副参谋长王根培兼任,他很少来厅上班,也不熟悉业务工作。我到民政厅后担任党组副书记、副厅长,感到工作难作,因为从组织观念来说上面有两个头头,他们过问不过问业务工作是另个问题,但我也不该越俎代庖包揽太多。除我外原来还有两个副厅长:张子清和明子善。我采取的态度是这样:遇有方针、政策性的大问题就到军区王根培同志处共同商讨,凡日常业务性的工作,我们在机关的副厅长、处长就商量着办,决不拖延时间而影响工作运转。我特别愿到下边跑跑、看看,尽可能多了解一些民政工作的情况和问题。全省有3个自治州、4个地区所辖的70多个县中,我到过一半还多。尤其对敬老院、儿童福利院、麻风病院等,我每到一地必去调研。我在下边了解的情况和问题,几次拟就厅发文件寄回机关处置。

  

1958年是三年“大跃进”的头一年,而这年的“大跃进”又是先从农业开始发动起来的。这一时期我每逢下县工作到处看到大兴水利、深耕换土、合理密植、农具改革的热潮。工业“大跃进”的发动,在“以钢为钢”带动一切的指导方针下,为完成钢产量的高指标,在全党全民大办钢铁,大搞群众运动的号召下,我们民政厅同其他机关、团体一样,也抽出一部分干部在贵阳市郊,建立起以手工操作、土法生产的小高炉。这时我只能两边跑,有时在厅机关抓抓业务;有时去到小高炉炼钢铁。当然这类小高炉生产的铁合格率很低,含硫量过高,甚至成了铁疙瘩即“烧结铁”。总的说来,人力、物力投入很大,效益很低,得不偿失。

  

1958年8月29日,北戴河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这个决议在9月10日公开发表的同时,《人民日报》发表了《先把人民公社的架子搭起来》的社论。这时,一个大办人民公社的全民运动,迅速在全国农村广泛开展起来。到9月29日止,全国农村已基本实现了公社化。原来70多万个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就由2万多个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所代替。人民公社建立初期,采用河北省徐水县的经验:实行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一哄而起地举办公共食堂、幼儿园、托儿所、幸福院等集体福利事业。 至1959年4月,贵州全省已经建立了公共食堂十一万多个,99%以上的农民参加了公共食堂;建立了托儿所、幼儿园九万多个,入所入园的儿童一百八十多万;建立了敬老院三千多所,入院的老人达八万多。与此同时,许多公社还建立了保健站、妇产院、缝衣组、洗澡塘、理发室等。面对着当时这一形势,贵州省委决定:在省委直接领导下,成立生活福利委员会,主管农村生活福利事业,并委任省委农村工作部副部长张军直、省妇联主任王鸿志、民政厅副厅长司枕亚分别担任主任和副主任。我们三人虽然都是兼职,但生活福利委员会的工作指定我主要负责。生活福利委员会的办公地址设在省妇联,由省委组织部抽调10多名干部组成了一个办事机构。从此我的主要精力就放在农村生活福利这方面来了。当时我的工作积极性很高,认为家务劳动社会化,在农村大办公共食堂、幼儿园、托儿所、敬老院,是一条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的具体途径,感到共产主义的实现已不是什么遥远的将来了。但每次到下面调研,都发现问题成堆。举办集体福利事业,就不能不平调社员的房屋、粮食、蔬菜以及炊具、家具、用具,这种“共产风”,引起社员的不满和不安。在公共食堂吃饭不要钱,干不干都吃饭,严重挫伤群众的生产积极性。我在独山县一个公社还了解到为了实行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这个公社采用团、营、连、排、班的建制,把男性、女性分别集中住,实行星期六制度。

 

十五、在遵义县

 

1958年以大炼钢铁和大办人民公社为标志的“大跃进”高潮中,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普遍而严重地泛滥起来,造成从1959年到1961年三年最困难时期,导致人民吃穿用状况恶化。由于粮食减产,食物缺乏,营养不良,人民群众相当普遍地发生浮肿病,因饥馑死亡也到处发生。贵州省饿死约一百多万人。1960年11月15日至23日,国家计委在北京召开全国计划会议,初步总结“大跃进”的经验教训,传达中央关于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为了认真贯彻“八字方针” 的决定,中央组织部根据毛主席的指示,于12月3日发出《关于从中央一级机关抽调干部下放农村基层的通知》,决定抽调一万名干部到社队工作,为期两年,争取丰收。贵州省委遵照这一精神也从省级机关抽调许多干部下放到基层工作。遵义县是世界名城,红军在长征途中于1935年1月7日攻克了遵义县城,并于1月15日至17日在城内召开了政治扩大会议,确定了以毛主席为核心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但在三年困难时期,遵义是贵州省的重灾地区,遵义地区因饥馑而死亡的约三十多万人,其中遵义县因饥馑而死亡的即达十万多人。当时人人骨瘦如柴,一派凄凉景象。省委抽调省文化局副局长张世珠同志到遵义县担任县委书记,抽调省人民银行副行长明跃中同志担任副书记。当时遵义县长是当地苗族熊天贵同志,约于1962年底,我也由民政厅下放到遵义县担任副县长。我本来是作救灾工作的,在内务部救济司工作时,人们带开玩笑地说我是“救灾专家”。其实我到遵义县工作的当年农业是个好收成,人民饥馑状况已大有好转。应该说张世珠、明跃中同志在扭转困难局面中起了大作用,我到遵义县迟一步,并没起到多少作用。

  

党的八届十中全会后,毛主席为了“反修防修”、防止“和平演变”,决定在全国城乡发动一次普遍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最初决定在农村以清理账目、清理仓库、清理财物、清理工分为主要内容,简称“四清”。在城市以反对贪污盗窃、反对投机倒把、反对铺张浪费、反对分散主义、反对官僚主义为主要内容,简称“五反”。后来决定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一律为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通称“四清”。1963年5月20日,中共中央正式发出《关于目前农村工作若干问题的决定》,把它称为《前十条》,同年11月14日又发出《中共中央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一些具体政策的规定》,后来称为《后十条》。中央各机关抽调上万干部,组成工作队分别到各省,加上各省、地、县抽调的干部,全国共有一百五六十万干部,实行大兵团作战的办法,到县去搞“四清”。钱瑛同志是带队到贵州省“四清”工作团的总负责人,到遵义县“四清”分团是劳动部的干部为主组成的,负责人是劳动部的章萍局长。当时,贵州省委认为全省有一半以上地区民主革命不彻底,需要重新划分阶级,并且审查社员成分,清洗一切混入的敌人,甚至提出重新成立人民公社。对于清查出来的地主、富农,其房屋、家具依法没收,债务一律废除,有破坏活动的应老账、新账一齐算。

  

我调离内务部不久,谢觉哉部长就调任最高人民法院的院长,钱瑛同志接任内务部长。我没有离开民政厅时,几乎每年到京参加内务部召开的民政会议,所以同钱瑛部长早有接触。特别1959年冬整党反右时,部党组召开扩大会议揭发批判王子宜、李在藻等人时,通知我回部参加了这个会,而且钱瑛部长在家便宴招待了我。当我听到中央“四清”工作团在钱瑛率领下到达贵阳后,我专程看望了这位老大姐。来遵义县的“四清”分团一听到我从内务部调贵州工作不久,而且同钱瑛部长相识,就一再到宿舍找我了解情况,听取意见。当谈到对县委领导的看法时,我表示:以张世珠同志为核心的一班人是团结的,有能力也有战斗力,在克服三年大跃进造成三年大困难的过程中,认真贯彻“八字方针”,取得很大成绩。农业连续两年获得好收成,人民的苦难生活业已基本结束。张世珠同志已完成省委下放到遵义县的任务和要求,已调回省委任宣传部副部长并兼任省文化局长。明跃中同志也将回省人民银行担任原工作。如果把遵义县看成一个根子不正(依靠贫农、下中农、团结中农)、两个不彻底(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三关没有把好(肃反、审干、清理中内层)就必然会形成“洪洞县内无好人”,难以做到团结干部的绝大多数。

  

在“四清”运动中,阶级斗争这根弦崩得很紧,我这些直言工作团不可能听进去。仍然把已经调回省的张世珠同志叫回来,他在大揭县委右倾盖子的三级干部大会上“认罪”检查说:农村单干风严重,副业大部分是单干;山林被个人侵占、砍伐严重;在分配政策上没有处理好三者之间的关系;对初级市场没有管好,让它自由泛滥;组织不纯,在干部使用上有不问政治的倾向;对敌人破坏打击不力。总之,县委本身存在严重右倾思想。张世珠同志虽然引火烧身,作了比较深刻、诚恳的检查,但仍然大会揭、小会批,在“四清”工作团的压力下,上纲上线,提高调子,火上加油。对县委常委采取人人过关的办法,都批判了一遍。明跃中同志待人既热情又耿直,对工作团给他的“四清”结论不大同意,他叫章萍给说清楚,说不清楚不能撤离。工作团对我没有抓住不放,一来我不是县委主要负责人,二来我来县时间不长。

  

我在遵义县工作时间虽然仅仅一年多,但受到革命的传统教育却极为深刻。1935年初,中国工农红军一方面军四渡赤水河,三进三出遵义县。在县境活动44天,全县18个区都留下了红军的足迹。红军在二万五千里长征途中,在遵义县逗留的时间最长,活动的范围最广,到处播下革命的火种。不仅领导贫困农民打土豪分田地,而且建立基层政权、各种群众组织和武装游击队50多处。遗留民间的珍贵文物也很多:三合区刀靶乡青杠垭村一农民至今精心保存着几张苏维埃纸币,建国后,中国人民银行负责收兑,而这一农民愿作纪念,没有兑换。中央红军强度乌江后,三军团迅速进驻懒板凳至鸭溪一线。有一红军青年医生借宿在八里乡街上中医师李焕亭开设的中药铺内,当红军医生奉命离开八里乡前夕,把长征出发时一直带在身边的一本《内科学》赠送李医师。这是红军卫生学校在中共苏区时编印的教学用书。李医师已将《内科学》这本书捐献国家纪念馆。红军战士还留给泗渡乡黄坤山一个白色搪瓷桶;留给莲花池乡苟家一个铜盆;留给泗渡乡凉风村农民周兴安一个马灯……。遵义会议纪念馆更是成了一所中外闻名的教育基地。为纪念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遵义会议,讴歌娄山关战斗的胜利,颂扬工农红军的英雄业绩,贵州省委在关口竖碑刻石,将毛主席手书《忆秦娥·娄山关》词章长留关上,供千秋瞻仰。总之,遵义县是以史育人进行革命传统教育的大学校,我在这里工作一段获益匪浅。

 

十六、在绥中县

 

  

贵州省因地面崎岖、阴雨天多,故有“地无三里平、天无三日晴”之说。我这个北方人到贵州后一直不习惯这里的生活。尤其家属又先调回北京走了,把我一人留下,使我更不安心在这里过着孤独的生活。所以当三年困难时期已经度过,眼看着张世珠同志已调回省,明跃中同志也将调回省,我就一心想调回北京。当时要实现这一愿望,真是千难万难。最后组织上答应我,由遵义县调到辽宁省距北京最近的绥中县仍然担任副县长。虽然没有恢复我原职工作,也算回到了北方,离北京这个家也近在咫尺。只好先走这一步了。所以于1965年春,我的工作就调绥中县任副县长。

  

绥中县位于山海关外辽西走廊上,是自古以来兵家必争之地,至今多处留存古烟火台。县城西北丘陵山区盛产苹果、白梨;城西南有百余里的沿海岸线,渔业发达。中部平原粮食作物为高粱、玉米、大豆、薯类、土豆;经济作物花生、棉花也不少。按自然条件说绥中县粮食、海产、水果、花生样样都多,是个物产丰富的好县,但水利条件较差,旱情经常发生。

 

我到绥中县时间不长,还没有做多少工作,可以说屁股还没有坐稳,以锦州市副市长杨辉带队的“四清”工作团又来了。这个杨辉据说是省里那个单位的一个处长,刚提拔为锦州副市长,既无水平,又缺乏实际工作经验。来绥中县后根本不深入了解下面的复杂情况和人际关系,就匆忙召开常委会,解决县领导核心的“四不清”问题。县委常委包括县委书记栗宝善,副书记杨秀田、何风池、王瑞令,组织部长王志新,宣传部长姚玉林,县长杨枫,副县长张文方、王国治,农机局长胡金奎。我这个副县长并没有经过县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是否算县委常委?也没有经过县党员代表大会选举。但这个常委会一直让我参加。县委常委上述成员,除栗宝善同志是由山西太行山抽调支援来东北的干部外,我当然也是个新来的外地干部,而且在遵义县已经过“四清”。常委其他成员多是本地人,他们之间存在千丝万缕的关系。召开这样的常委会,让大家相互揭发“四不清”问题,口头上说是群众路线,大放大鸣。实际上揭发的矛头是指向外来干部,因为本地干部之间谁也不愿结下仇恨。我来绥中县工作不久,现在的常委并不了解我这个人,但常委相互之间揭发问题,却偏重我和栗宝善。面对这一情况,真使人不可思议。我一方面感到常委在干部问题上不是搞的五湖四海,而是本地干部搞山头、搞小圈子。另方面我坚信我自己,没有做过对不起党、对不起人民的事,并不怕他们揭发我。

  

1965年11月10日,上海《文汇报》发表了姚文元《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成为“文化大革命”发动的导火线。1966年5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陈伯达主持起草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即《五·一六通知》。这一天已被人们公认为“文化大革命”正式开始。这时各地的“四清”运动已无法进行下去,实际上“四清”运动从1965年下半年开始也就不了了之。当时辽宁省有40%的县开展了“四清”运动,但多是半途而止。绥中县只召开了常委会也没有普及到面上。

  

《五·一六通知》提出彻底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夺取在这些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同时批判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清洗这些人,有些则要调动他们的职务。这些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1966年6月1日,《人民日报》发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论。8月18日,首都举行大规模的“庆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群众大会”,毛主席从这一天至11月底连续八次接见红卫兵1100万人。在“造反有理”、“踢开党委闹革命”、“大破四旧”、“大乱大治”等等呼声中,年轻幼稚的红卫兵在中央文革的直接怂恿煽动下,走向社会进行“革命大串连”冲击各个方面,闹得天翻地覆。1967年1月1日,人民日报《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社论,号召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社会上的“牛鬼蛇神”展开总攻击。从中央到地方各部门的领导干部遭到大抄家、大揪斗的局面又进一步升级,到了失控的程度。致使大批领导干部被迫害倒台,身陷囹圄,甚至遭毒打致死。造反派组织之间的派性、武斗、争权、夺位也愈演愈烈。上海的“一月风暴”以后,全国上下掀起了夺权运动的高潮。6月6日,长沙发生了震惊湖南的武斗流血事件。随后武汉爆发了“百万雄师”和“工人总部”激烈斗争的“七二0事件”,竟然要“揪斗军内的一小撮”。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中,绥中县的造反组织也分为两大派:“绥联”主要是由机关干部组成的;“831”是由极少数干部和工人组成的。县内由于没有大专院校,而没有“红卫兵”组织,学生也基本没有介入运动。军队是支持“绥联”的,“831”内混入一些打砸抢分子。《五·一六通知》发出后,特别在《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论发出后,“绥联”根据前期县常委会在“四清”运动中揭发的基础上,侧重深入揭发栗宝善和我的问题,还以“走资本主义当权派”召开大会批斗我,让我低头弯腰,认罪交代。周围群众不明真象,只是乱吼乱叫。我这个副县长从此就倒台了,整天在一间居室的家里写认罪书。1967年初某一天的上午,“831”派的五、六人,突然把我从家揪走了。把我带到火车站对面的一座破庙里,这里就是“831”造反派的司令部。当晚他们一伙人“审问”了我,一个人坐在屋当中,面前放了一张桌子,两侧站立着几个人。这个不是法庭的“法庭”还真有点吓人,因为这伙人什么名堂都可能做出来。

  

“你在历史上是否有对毛主席不忠之处?现在给你一个坦白的机会”。坐在屋当中那个人逼问我。

  

“说!快如实回答”。两侧站立的人吼叫着说。

  

“没有,有档案可查”。我说这句话后,感到后悔,不该叫这伙人去翻档案。当然管档案的干部也不一定允许他们去看。

  

“你认识李慧之么?”坐在屋当中的那个人进一步追问。

  

“认识,这是个坏人,在抗日战争期间曾当过日本特务”我答。

  

“你同他有什么关系?有没有来往?”他又逼问。

  

“李慧之同我二哥司景周是在第七师范读书时的同学,在大名城内两家住的也很近。我知道这个人,但我同他没有什么关系,更谈不上什么来往”。我如实的这样答。

  

“拍拍……拍拍……”我说这话刚落音,“831”派的坏头头李春明走进屋来连打我几个耳光,他是县水利局的一般干部,曾带人向部队哨兵夺过枪,凶得很,这个家伙一向不干好事。他打我耳光而打在左耳上,当时我头晕目眩,天地旋转,爬在地上,问我什么都没法回答了,这次“审问”不得不结束。

  

从此以后,“831”造反派就以叛徒、特务的罪名到处游斗我。给我带上大牌子,水笔大楷写着:叛徒特务司枕亚,在姓名上还打上红色大×。在绥中县城坐在牛车上游斗过丁字街;在小庄子公社小学里斗过一次;在荒地公社一个集日上游斗过……。在游斗过程中抄了我家,拿走了过去的十多张照片和几个笔记本。从揪我到司令部后,一直不允许回家。吃饭家人送,晚上和李春明等同睡一个大炕上。这个坏头头亲自看管我,白天还好些,夜间真令人胆惊害怕。在当时草菅人命的混乱年代,害死一个人可算不了什么。每天晚上我盖着一个破皮大衣和衣而眠,加上左耳听力下降,经常耳鸣,又不应允我外出治疗,可以说没有睡过一夜好觉。

  

在某一天上午,只有李春明一个人看守我,我向他说:“我有些话,很想对你说说。”

  

“有什么话,你说吧”。李春明回答我。

  

“我1937年9月参加革命以来,从未间断过一天,尤其在抗日战争的八年中,我没有被捕过,没有被俘过,没有妥协回过家,我可没有条件当叛徒呀!1940年2月10日是大年初三,我母亲遭日本特务杀害;1942年5、6月间,我二哥司宗文在太行山十字岭反扫荡战斗中殉国;1945年5月14日,盘踞大名古城的日本军向安阳逃窜,就在大名古城解放的前夕,我弟弟司宗贤又遭敌伪杀害。我若是给日本军队充当特务,能遭这些横祸么?!”

  

“拍拍……拍拍……”我说这些话,看来李春明早不耐烦了,不等我再说,便拿起一根小铁棍又打起我来。

  

“我最清楚我自己,这些真情实话,望你们认真调查”。他边打,我边说。因为什么叛徒、特务,这些信口雌黄、子虚乌有的说法太令人跷蹊。

  

“831”派多次游斗我,多次毒打我,我始终以不卑不亢的态度对待,在相持一段时间后让我回家了。谎言说多次就会有人信以为真。这时“绥联”派对我是否存在叛徒、特务的问题,也采取半信半疑的态度。他们成立了司枕亚专案组,配备专人,到各地找我过去的战友,到故乡找我的亲朋去调查。调查的范围相当广泛,耗时几年,旅费多万。在这期间我的生活也相对稳定多了。

  

绥中县“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以来,揪出来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牛鬼蛇神”约30人左右。对他们在审查期间,尚未解放,也没有落实是什么性质的问题之先,领导上都作了临时性的安排。我先到小庄子公社打雀大队当了毛主席思想宣传员,蹲点半年有余。后来又到前所公社大柳大队宣传毛泽东思想,并带领群众治理穷山恶水,把大队几个村庄的丘陵地区种上了不少苹果树。待第一年结果丰收后,群众还给我送来大苹果。后来把分散安排和在家没有安排的人们都集中到县农场去劳动,对农作物的播种、管理、收割各个环节上,在农场工人师傅的指点带动下,我学到不少知识和技能。农场的耕地就在军用飞机场附近,在飞机跑道两侧生长着茂密的野草,农场领导也分配我在这里先放牛、后又放羊。每逢放牛我都带上粪箕子和粪叉,把牛排放的粪便都背回来倒在粪坑里。农场还有个养猪场,还分配我喂过猪。农场在马夹河村有个大苹果园,由于果园工人师傅只有十多人,工作量很大,就把我们20多人又集中转移到苹果园劳动了。在这期间我学会了如何给果树施肥,但始终没有学会剪枝。我们到苹果园后主要劳动是看果、摘果、选果、包装。我是个“三门”干部:出了“家门”,进了“校门”;出了“校门”,进了“革命门”。这几年虽然处于极端痛苦的逆境中,却给我补上一次不可缺少的劳动课。

  

1976年10月6日,一举粉碎“四人帮”的特大喜讯传开后,真是大得党心和民心。10月21日,北京市150万人民群众举行了声势浩大、兴奋欢腾的盛大游行。粉碎“四人帮”标志着持续十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终告结束。12月10日,胡耀邦同志正式担任中央组织部长,他一上任就迅速展开了揭批“四人帮”的清查运动,因为只有把“四人帮”帮派的所有爪牙彻底清除,彻底砸烂,才能从根本上粉碎他们的社会基础。与此同时,胡耀邦同志狠抓了解放干部,落实党的干部政策,平反并纠正1966年以来由于“四人帮”造成的冤假错案。正是在这一形势下,1977年春,专案组的郭××找到我,对我正式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831”李春明一伙人,到处挖掘你的材料和问题,曾找到当过日本特务的李慧之。在他们刑讯逼迫下,李慧之说你1941年春,进了日本侵占的大名城里找到他,由他介绍你当了日本特务,随即又派你返回根据地。这就是“831”派说你是叛徒、特务的由来。对这个大是大非问题,我们“绥联”进行长时认真的调查,李慧之说你1941年春叛变进了大名城,这个时间你同刘今生等同志正在冀南干校学习。干校在威县一带游动,距大名城足有二、三百里之遥,中间有二、三道敌占公路和封锁沟,你没有也根本不可能回大名。我们也找到了李慧之,说他在受刑中被逼胡说的,实在对不起司枕亚。现在可以肯定地说:你这个叛徒、特务问题并不存在,从现在起你就算解放了。

  

人,一生有几个十年!“文化大革命”这十年,正是我身体健壮、精力充沛的十年,可是我就是在批斗、挨打、劳动中度过的,失去了为党工作,为人民服务的大好时光。回眸往事,哪能不萦绕于怀!尤其打得我左耳失听,影响右耳听力也严重下降,几次拒绝我到北京就医,由于失去有效期的治疗,而形成终生残疾,更加重了我刻骨铭心的记忆。但是我没有什么抱怨,因为党和国家那么多领导人,都遭到残酷的人身摧残,身陷囹圄,甚至由于迫害而含冤离开了人世。在我的老战友中,可以说没有不受冲击的,境遇比我更糟、更惨的也不是少数。以县委书记栗宝善而论,他是太行山老区黎城县人,农民出身。对党忠诚,工作积极,待人诚恳。就这样一个好同志在多次批斗中屡受折磨而死去。我每逢想起这些,心绪就平静下来,而无怨无恨了。十年“文革”这场浩劫结束后得知“831”派的坏头头李明春是个日本人,他对中国人不可能不抱有民族仇恨。他怎样混进县水利局?详情我不去过问,只凭他在“文革”中表现,我认为应该算是“四人帮”的小爪牙。

 

十七、在辽宁省

 

  

粉碎“四人帮”后,在落实老干部政策过程中,任仲夷同志任辽宁省委书记;陈璞如同志任省委副书记、省长;张新村同志任省委副书记……。任仲夷同志是我1941年在冀南干部学校学习时的校长;陈璞如同志1958年在贵州省任省委常委、副省长时,我任民政厅副厅长;张新村同志1948年在临清专区元朝县任县委书记时,我任专署办公室主任。过去我同他们都有些接触和来往。关于我的工作安排很想找他们面谈之先,我专程去了一趟贵州。找到当时的省委组织部长张化友同志,当向他谈及我的工作安排时,他肯定地说:“我们马上给辽宁省委组织部去函,说明你应按省厅级干部安排,不应再在县安排。”还说:“此函你不便携带,由我们及早直接邮出”。得到这个圆满的答复,达到了我来贵州的目的和要求。

 

给我落实了政策

  

武汉有我过去不少的老战友在这里工作,很想乘机见上一面,所以在北返途中的武汉下了火车。先找到省民政厅办公室主任狄亚同志,让我在他家住下,在凭票供应情况下,买来猪肉热情招待。在狄亚同志陪伴下,又见到曾在贵州民政厅任副厅长的明子善同志。分别多年,彼此间特别在“文革”中的遭遇,说起来没完没了。由于我关切着自己工作的安排和落实,在武汉工作的同乡、战友田英、李文明、李方炎、宋林波等同志,我来不及一一面叙了,就乘上直达沈阳的北上火车。

  

“还记得我么?陈省长!”我到沈阳后先找到陈璞如省长这样问。

  

“你怎么在这里!?久不见面了。”陈璞如同志山东博兴县人,是1932年4月参加共产党的老党员。一见我便热情这样问。我怎样从贵州省民政厅调到遵义县,怎样从贵州省遵义县调到辽宁省绥中县,“文革”中在绥中县的遭遇,以及到贵州见到张化友部长的情况,一一向陈说了一遍。

  

“你还愿意在锦州市工作么?我刚从锦州市工作回来,如果你仍愿意在那里工作,可从县调到市委,市委尚缺一政法书记。这是我个人的想法,有待常委讨论才能定下来。”陈一向坦率诚恳,又这样直截了当的问我。

  

“再不想在锦州市工作了,还是在省机关安排吧!”我考虑片刻后这样答。

  

“我们再研究一下,你暂回绥中县等待吧。”陈说这话时,适逢王光中副省长又进来,留我同他俩同吃午饭后。在返绥中县途中,欣喜之情,难以言表。

  

1977年春,接到调我到辽宁省人民政府(当时叫省革命委员会)办公厅任第一副主任的调令。这一消息在绥中县传开后,由于人们多不了解我的历史情况,认为我在绥中县受了大罪,而离开绥中县却升了“大官”。县委书记栗宝善含冤去世后,王瑞令钻营当上了县委书记。这个人党性不纯、品质欠佳,原安排他是副书记,一直装病不工作。一旦爬上书记,不执行党的政策,一意孤行。结合到县人民政府(县革命委员会)当上副县长的造反派头头赵廷海,是王瑞令的幕僚和膀臂,他们对我的态度不仅一直压制着很少过问,反而肉中找刺、百般挑剔。当我向他们告别起程时,他们含羞带笑的容颜,真令人难说出什么。

  

我到沈阳后先去省委组织部报到,一位接待我的领导同志说:我们收到贵州省委组织部的来函,根据陈璞如省长的意见,把你留在省办公厅任第一副主任,他想让你就近帮他做些工作。我愉快的服从组织分配,就上班了。毛远新以毛主席的“联络员”自居,这位神气十足的“太子”,在沈阳有一豪华的住宅,这里就成了办公厅的所在地。办公厅主任由省人民政府秘书长史长安同志兼任,办公厅副主任是司枕亚、王曰圣、果敢、丁守玉、姜鲁军。史长安同志河北省大名县旧治村人,抗日战争初期,他走出故里,就奔赴延安。走后从未再回来,没有在本县工作过。所以大名县出来的干部很少知道他的情况。我这次在沈阳和史长安同志相识,并在他领导下一起工作,感到十分愉快。通过一段时间相处,我认为史长安同志的思想高尚、作风近人,看到他办公桌上经常堆满了的来往文件,天天忙个不停。他几次对我说:办公厅的工作,你大胆负起责任,放手去工作。有这样一个知心领导的支持,当然大大增强了我工作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在省委、省革委一些会议上,我有时出席,有时列席,在会议上经常能见到任仲夷和张新村同志。他们都知道我调办公厅工作了。任仲夷同志是冀南抗日根据地的理论工作者,回忆起他在冀南干部学校任校长时,在日本侵略军频繁扫荡的险恶环境中,给我们讲解创建抗日根据地的重要性;讲解抗日战争必胜的前途;讲解共产主义社会的美好远景……。他率领学员朝夕游动于敌人炮楼、公路之间。那时学员的生活都是军事化,校长和学员关系密切,思想融洽,都能打成一片。我在冀南干部学校学习结束回到三专区后,再没有机会见到任仲夷同志了。知道他调东北后先在大连工作。在近40年后又在他身边工作,看到他除容颜有点苍老外,在言谈举止上仍然如昔。我同张新村同志在临清地区分别后,也30年未见了。在临清地区工作时,我俩还算平起平坐,现在他已当上省级领导。当时临清地区的几个县委书记都很能干,以后多得到重用:冠县县委书记苏刚同志后来担任贵州省长;莘县县委书记杨立功同志后来担任国家农业部长;清平县委书记赵振清同志后来担任中央组织部副部长;临清市的丹彤、黑白里同志后来都担任省部级的领导人。张新村同志是从山东省调辽宁省担任副书记的。我这次和他相处在一起,感到他工作上稳重多了,办事、说话、举动都很有分寸。据说他在山东省菏泽地委担任书记时曾受过挫折。

 

向张志新同志学习

  

辽宁在文化大革命中是遭受破坏的重灾省。省委宣传部文艺处的张志新同志如何惨死在林彪、“四人帮”及他们在辽宁死党的屠刀下,我在绥中县时就早有所闻。但听到的情况仅是一鳞半爪,既不具体又不全面。1977年春,我到办公厅上班后,机关的干部仍议论纷纷,无不为她的惨遭杀害而痛心疾首。省委宣传部也给我送来《学习张志新同志为真理而斗争的革命精神》和有关资料,我流着眼泪一 一都看了。深深感到张志新同志是对党、对人民赤胆忠心的好女儿。正当年华方富之际而壮烈牺牲,真是人间的大悲剧、大冤案。

  

张志新同志1930年生于天津市一个知识分子的家庭。1951年参加共青团,1955年参加共产党。大学毕业后,前后在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外国语学院工作。1957年冬,随爱人调到沈阳市委党校工作。1960年初调省宣传部工作。张志新同志虚心好学,勤于思考,对党对国家的大事特别关心。在文化大革命开始阶段,她还是积极参加的,但不久就渐渐产生了疑惑:为什么把老干部打倒那么多?踢开党委闹革命由谁领导?工厂、企业都停工、停产将造成什么恶果?为什么在人民群众中制造分裂、武斗和流血?还说:文化大革命保卫毛主席革命路线,中央还有谁?聂元梓的第一张大字报是怎么一回事?对江青、叶群这些人我根本不了解。……。这些话很快就在“四人帮”,在辽宁的死党那里挂上了号。

  

1968年11月,省委工作机关被砸烂了,机关干部被“四人帮”的死党赶到盘锦“五七”干校。宣传部编为12大队12连。这年12月,刮起“12级台风”,把张志新同志揪出来,关进“学习班”,被勒令交代问题。她虽然经过了大挫折,但不改初衷地在交代材料写到:文化大革命以来,越想越觉得有问题,觉得面是不是搞大了?老干部工作那么多年,是不是要通过这个办法解决?对江青提意见有什么不可以?为什么要压制?这时就想到中央文革到底是集体领导,还是江青自己在那说了算?江青历史上到底是干什么的?她的历史审查过没有?还有叶群,对这两个人不了解,过去不是领导人,这次成为中央领导人,但产生过程,不合乎选举原则,因此,对中央文革就失去了信赖。打倒这么多人,是否都是路线斗争?是否打击面过宽?我就是为被打倒的走资派喊冤叫屈。斗走资派,要当敌人打,我思想就不通。老干部总是给党做些好事,做些工作。今天揪一个,明天揪一个,还有多少没打倒?我一方面担忧,一方面怀疑,打倒这些人,不一定都是反对毛主席的。主席叫大家关心文化大革命,但一看到分派、武斗、联合不起来,是不是有人在那搞什么名堂。……。张志新同志还在批斗她的几次会上说:没有正确的政治观点,就等于没有灵魂,我不作一个没有灵魂的人。我认为我没有错。过去我看过一个剧,哥白尼发现地球是圆的,但他被定了罪,后来证明他是对的。

  

一个共产党员,通过正常途径,对党内重大问题发表自己的见解,这本来是党员的权利。但在林彪、“四人帮”横行的岁月里,只有“理解的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所以张志新同志正义的言行在他们眼里当然是大逆不道、十恶不赦。当时省革会一个领导人和死党毛远新恶狠狠地说:这样的人得整起来。1969年9月24日上午10时,张志新同志在召开批斗她的大会上,以现行反革命罪宣布逮捕了,给她带上手铐、绑上绳索,投入了监狱。并在1970年8月20日向她宣判执行无期徒刑。这时年仅39岁的女共产党员,从此开始近六年的狱中生活。在这二千一百个日日夜夜里,张志新同志不怕坐牢,不怕杀头,不怕离婚。在多次审讯中,把法庭当战场,一次又一次的向审判人员质问、控诉。她说:一个共产党员向党讲心里话,按照党的纪律原则提出,怎么说是攻击党,是属于敌我矛盾呢!?她斩钉截铁地说:我没有罪!……。这时“四人帮”的死党毛远新说:“判无期徒刑以后,一直是相当反动,看来是死心塌地,在服刑期间这么嚣张,继续进行反革命活动,多活一天多搞一天反革命,杀了算了!”

  

1975年4月4日,一伙法西斯暴徒惟恐张志新同志在执行死刑前呼喊,强行将她的气管割断了。张志新同志奋力反抗、呼喊,但是已经喊不出声音了。这天上午十时十二分,张志新同志昂首挺胸,面不改色,双目怒视,没有眼泪,没有悲伤,在枪声中倒下了。她为了党,为了人民,为了壮丽的社会主义事业,为了捍卫她所追求的真理,把自己的满腔热血洒在她所爱的土地上了。

  

1979年3月31日,省委召开了为张志新烈士平反昭雪大会,为她恢复党籍,恢复名誉,追认她为革命烈士。省委领导同志参加了大会。张志新烈士的爱人和子女参加了大会。张志新烈士的哥哥和妹妹也从北京赶来参加了大会。会上宣读了《关于张志新案件复查情况和平反意见的报告》,宣读了《中共辽宁省委关于为张志新同志平反昭雪、追认她为革命烈士的决定》,号召全体党员和干部向张志新烈士学习。省委书记徐少甫在大会上讲了话。烈士的女儿曾林林在会上一字一泪地控诉了“四人帮”杀害她妈妈和迫害她们全家的滔天罪行。

  

我因公外出,不在机关,失去了参加这次有重要意义的会议而深感遗憾。

 

到大连市检查春耕生产

  

1978年春,省委组织春耕生产检查团分赴各地工作,大连分团由我带队。1978年3月26日(星期日)《旅大日报》有这样一篇报道:“为了搞好今年的春耕生产,省委组织的春耕生产检查团旅大分团一行38人,由省直机关领导干部司枕亚、王曰圣同志带队,于3月23抵连。检查团在听取了市委领导同志关于当前我市农村‘双打’运动和春耕生产情况汇报后,于3月25日分赴我市北部四个县检查指导工作。省春耕检查团将向广大干部、群众深入宣传贯彻五届人大精神,指导和帮助我市农村各级党组织带领群众,以揭批‘四人帮’为纲,以生产为中心,掀起春耕生产热潮。”

  

大连市位于辽东半岛南端,与山东半岛隔海相望,东西两面临海,海滨风光明媚。不仅造船、机械、制造、化工、纺织工业发达,而且大连港水深港阔,冬季不冻,是我国重要对外贸易港口和渔业生产基地。大连市辖金县、新金、庄河、长海四县,农产品相当丰富。省春耕生产检查分团到大连后,我与王曰圣同志就分开活动。我带一组人到金县和新金县,他去了庄河县。后来王曰圣同志因工作先回去了,我又去了庄河县。这次我走遍了大连市的山山水水。当然,到那里都同当地干部结合起来工作,有一次在庄河县农村遇到市委第一书记李荒同志,从而跟着他活动了几天。这次在大连市工作,长达两个多月,中间给省委反映几次情况,最后仍由我执笔写出总结报告,可惜我没有留下这些资料。

 

接待方青同志

  

4月初的某一天,大连宾馆服务员领来一个同志找我,我一眼就认出他是过去在内务部一起工作的方青同志。方青向我述说:他原是北平的地下党员,“文革”中打成反革命,一直放在大连一工厂劳动,这些年受的苦,真是一言难尽。从《旅大日报》上看到你带领春耕生产检查团来到大连,好不容易在这里找到你。30多岁了,还未结婚,谁要我这个反革命呀!你可要为我解决问题呀。我完全理解方青同志的心情和要求。从省随我来这里有一个办公厅信访处的同志,我即把他找来,让他把方青同志问题的前因后果了解清楚,督促原单位迅速解决,并将办理情况报省。从上面这么一促,时隔不久方青同志的问题就完满解决了。事后他的工作又调到北京,同北京儿科研究所一个大夫结婚,建立了美满的家庭。

 

再次到中央党校学习

  

1977年10月5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办好各级党校的决定》,决定指出:“办好各级党校,有计划地分期分批抽调干部进行较系统的学习,也是一种不可缺少的重要方法。由于林彪和‘四人帮’反党集团的干扰破坏,各级党校,有的取消了,有的停办了,这是我们党的一个损失。‘四人帮'被粉碎后,各级党校,有的地方已经恢复,有的地方正在恢复。中央认为,各省、市、自治区一级的党校,都应迅速恢复,切实加强领导,纠正目前有些地方党的委员会不管党校的现象。”中共中央党校是1977年10月初恢复并开始招收第一期学员。省春耕生产检查分团在大连工作两个多月,1978年5月下旬我回到省,正遇上第一期学员学习结束,开始抽调第二期学员。这时我提出再去中央党校学习,我所以提出这一要求:一来因为林彪、陈伯达、“四人帮”这一伙反马克思主义的政治骗子,搞乱了很多基本理论问题,急需通过系统学习正本清源;二来办公厅几个副主任,必须抽一个去学习;同时从我思想深处来说家在北京,也愿去。在其他副主任没有积极提出要求的情况下,组织上便同意了我去的要求。

  

中央党校第二期共招收高、中级班学员1219人。所谓高级班(又称一部)是指省、部级干部学习班;中级班(又称二部)是指厅、司级干部学习班。高、中级班在住宿、餐厅条件有所不同外,在教学计划安排上都是一致的。王一夫、甘重斗、丹彤、郭献瑞、刘亚南都在这期高级班学习。在学员组成上这次与上次大有区别:我上次学习时学员基本都是老干部;这次学习的学员就是老中青干部都有了。张平化同志的小秘书王维四还当了我们的组长。我担心有借造反上来的造反派。学习期限为六个月。学习课程仍然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和党的学说。阅读书目和时间和我上次学习时的安排大同小异,但教学班底变化很大,名人少了,后起之秀多了。这是后浪推前浪客观事物发展的必然规律。

  

1978年6月30日下午,召开了第二期高、中级班开学典礼。在马文瑞同志主持下,胡耀邦同志的讲话给我留下深刻印象。他说:林彪、“四人帮”是一伙反革命政治骗子,他们为了把党搞乱,把国家搞乱,以便乱中夺权,首先就把人们的思想搞乱,他们歪曲、篡改、伪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所以我们要下苦功多学点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才能明辨是非,从根本上拨乱反正。马克思和毛主席的著作非常丰富,估计有五千万字,很难全部读完读懂。我们从中选编了一百来万字的教材,供大家阅读。从第一期学习效果看,把这些基本原理真正融会贯通了,大体是够用了。怎样学习?还是四条:自学为主;联系实际;敞开思想;改进作风。所谓自学为主,是指每天至少有半天自己读书。也搞一点必要的辅导,但不要希望太高。自己看书,自己思考,自己融会贯通,这才是真功夫。理论联系实际是毛主席一贯倡导的学风。所谓敞开思想,就是提出问题、民主探讨。坚持实行不抓辫子,不扣帽子,不打棍子,不装袋子的做法。所谓改进作风,即是说我们党之所以能够取得胜利,除了有从马克思主义理论和革命具体实践相统一的原则制定出的正确路线以外,还因为有一套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作风和工作作风来保证正确路线的贯彻执行。这些年,这一套作风被林彪、“四人帮”破坏了。中央关于办好各级党校的决定中说:“要做到每期学员结业重新走上工作岗位时,在党性方面、作风方面都要有明显的提高。”胡耀邦同志在世时20多年前的讲话仍有现实意义。

  

我们二期中级班学员中有个王立本同志,他参观北京红星机械化养猪试验场时,在该场会议室内,看到当时华国锋主席曾在场内用过的热水瓶、茶杯、椅子等,陈列在特意制作的玻璃橱柜中。1978年12月29日,王立本同志写给华国锋主席一信,大意是这样:机械化养猪试验场将你在那里用过的物品,陈列在特意制作的玻璃橱柜中。这种爱戴之情,是无可非议的。但对于这种形式,有没有必要?今后,你还要到千千万万的基层单位视察工作,假如也都模仿起来,在人们的精神上会产生什么影响?我认为不利于恢复、继承和发扬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这种形式,要是真的成风,就可能发展到从人变成“神”,把人民领袖和人民之间的同志关系变成封建关系,借此来破坏民主生活,镇压革命者,进行他的卑鄙勾当。再者,凡是你到过的基层单位,假若都把你用过的物品陈列起来,数量也是可观的,实在是一种浪费。让它在人民群众中继续使用,会使人们感到平等,精神解放,而且又发挥了物的应有作用。1979年1月18日,胡耀邦同志在一、二部学员结业大会上的讲话中,大大表扬了王立本同志,我至今记忆犹新。

  

就在我们二期学员将要结业的前几天,中组部主管干部调配工作的赵振清副部长,天天来党校找学员谈话。1979年1月16日晚,他带着中组部的薛德堂、王秉铎同志也找到我。

  

“我们在临清地区就认识了,对组织有什么要求么?”赵开门见山地问我。

  

“赵副部长还记得我,我正想找你。”我这样答。

  

“有话说吧!”赵又说。

  

“我是最早进京的一批干部,北平刚和平解放,新中国尚未成立,我就随华北人民政府民政部机关从平山迁进来了。新中国成立后,一直在内务部工作。1958年为了加强贵州省民政厅,把我调到贵州,后又辗转调到辽宁省办公厅。离开北京整整二十年了。我在哪里工作应该听从组织上安排,但我北京这个家搬不出去。我已是60岁的人了,在外地一直单独生活,困难太多太大。要求组织把我再调回北京。”我恳切的向赵提出这一要求。

  

“你想调回到那个单位?”干部调出容易调进难,从赵这么问的口气听来,对我的工作调回来是表同情的。

  

“分配那个单位,我没有要求,我完全服从组织上安排。”怀着喜悦的心情,我这样答。

  

“你调回北京工作的要求,我们可以考虑。那个单位愿意接收你,你自己也要联系,联系结果可告薛德堂同志,他的电话是668931转371。”我没有想到这样顺利,解决了这个难题。或许由于过去在临清地区有点老关系的缘故。

 

组建省驻京、津、沪、穗四地办事处

  

1979年1月26日,我在中央党校学习结束,回到省机关后,即让我负责组建辽宁省革委会驻北京、天津、上海、广州四地的办事处。省委组织部于1979年1月24日,发出20号文件:省委决定:司枕亚同志兼任省革委会驻北京办事处主任。如此说来办公厅的工作,我就没多少精力顾及了,把大部分力量投入组建四地的办事处。当时设想四地的办事处,是隶属办公厅的处级机构,而且“文革”前就有这四个组织。但是“文革”中遭到彻底破坏。人员流失了,房产均被侵占,办事处原有人员可以找到,缺什么人员也容易补充,因为一听说到这四个大城市工作,都争着要去。只是要想找到理想的办公地址太难了。我在沈阳就近找到原在北京办事处工作的董滋礼同志,向他了解到原来办事处的一些情况,而且他表示仍愿回来帮我作恢复工作。我在中央党校学习结束回到沈阳,并未久停,就同董滋礼同志一起又回北京了。

  

我回北京后,以辽宁省革命委员会办公厅第一副主任兼驻北京办事处主任的身份,多次找当时担任副市长的郭献瑞同志,由于这位老同学、老同乡、老战友的帮助,才能在大珊栏一旅社内划出几个房间,作为驻京办事处的临时办公地址,也算有了立足之处。我又几次去天津、上海。王一夫同志是我在内务部工作时,直接分管我们救济司的副部长,他在二期一部同我同时结业后,分配到天津市委任副书记。在贵州省工作时的老战友张世珠同志,当时调到上海市人民政府任副秘书长。我到天津、上海找到王一夫、张世珠同志,在他们帮助下,办事处的办公地址也有了进展。当然,在我奔波组建四地办事处的过程中,我并没有放松自己的工作调动。我拿着艾大炎同志的推荐信,在林业部人事局长郑衡平同志引进下,见到罗玉川部长。也见过当时粮食部专管人事的安法乾副部长。他们都肯定表示同意我调部工作。我把这一情况及时转告了薛德堂同志。

 

十八、在国家粮食部

 

  

中央组织部于1979年7月13日,发出766号调令,调我到国家粮食部工作。王淑秀同志是大名县籍的老乡,她爱人杨发涛是中组部办公厅一位负责人,这个消息是杨发涛同志告诉我的。组建办事处的工作交代给董滋礼同志负责,我就返回沈阳了。省委组织部曹明远副部长,7月20日上午,正式告诉我上调国家粮食部工作。这天当晚到陈璞如省长家向他告别,苏健同志还让我设法买一上海产的电熨斗。7月21日晚省委在友谊宾馆招待话别,黄欧东、陈璞如等领导同志参加,同时上调北京的除我外,还有武少文、高鲁、金直夫、石磊、兰培伟等同志都参加了话别。我7月22日去抚顺市向谭锡三老战友告别;7月23日又去鞍山游览了一天;7月24日参加办公厅的欢送会后,7月25日就返回北京了。7月30日到粮食部报到,8月10日正式上班。

  

毛主席说:“手中有粮、心里不慌。”粮食是人类最基本的生活资料,关系到经济发展,社会安定,市场稳定。因而党中央一向重视粮食工作。1979年4月27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决定成立粮食部。任命:陈国栋为部长,杨少桥、赵发生、安法乾、姜习、李衍授、邓飞、周康民为副部长。6月12日,第五届全国人大第八次常委会议通过《关于设立粮食部的决定》,任命陈国栋为粮食部部长。早在1970年7月1日,商业部、粮食部、全国供销合作总社、中央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合并组成商业部。即是说我到粮食部上班之际,正是粮食工作从商业部分出来,又恢复了独立的粮食部。粮食部设有计划局、购销局、市供局、储运局、工业局、基建局、油脂局、饲料局、财会局、人事局。我分配到购销局任副局长,乍到经济部门工作,处处感到陌生,就在工作中边干边学。我刚上班不久,就看到国务院1979年10月8日发出的《关于抓紧粮食征购工作的通知》,提出要坚持征购基数一定几年不变,超购任务一年一定的政策。10月16日至11月9日,国务院召开全国粮食会议,强调解决粮食问题,必须“立足国内,自力更生,发展生产,厉行节约”的根本方针,要坚持粮食统购统销政策,严格控制非农业人口增长。1980年2月25日,粮食部和有关部联合发出《关于棉、糖奖粮试行办法》,国务院决定自1981年起,在棉、糖产区全面试行。10月10日至29日,粮食部召开全国粮食会议。会议协商1980年度粮、油的购、销、调拨计划,讨论有关调减粮食征购基数,粮油管理体制,财务管理体制等问题。1981年5月20日,粮食部、物价总局、财政部联合发出《关于提高大豆收购价格、取消大豆超购加价》的通知。8月10日,粮食部发出《供应半议价油的暂行办法》。当然会议、文件还很多,我逢会就好好听,看到文件就仔细研究。日久天长,对粮食工作已初步入门了。我多次到灾区了解受灾农民的口粮供应,征购任务以及农业税的减免等问题,了解的情况都及时向领导汇报。

  

1981年粮食部机关干部评定技术职称,我自行放弃了。我当时这样想:不评我经济师或高级经济师吧,我是个领导干部,大家不便开口。评我是什么师吧,我又是作经济工作的一个新兵。所以我自动放弃,没有参加评定。

 

十九、离休之后

 

  

1982年2月22日至3月8日,第五届全国人大第22次常委会议通过《关于国务院机构改革问题的决议》,将商业部、全国供销合作总社、粮食部再次合并,设立商业部。任命刘毅为商业部部长,同日,国务院任命姜习、潘遥、宋克仁、季铭为副部长。在新商业部合并组建过程中杨少桥、姜习两位副部长找我谈话说:1982年2月20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建立老干部退休制度的决定》,决定指出:“老干部离休退休和退居二线的制度,是保障党和国家政治生活正常进行和健全发展的一项极其重要的制度,必须立即着手有系统地建立和健全起来,使之经常化,并且严格地加以实行。”还指出:“担任司局长一级的干部,一般不超过60岁。”两位副部长向我传达中央决定的主要精神后还说:新组建的商业部,无论哪级干部在安排上都严格执行这一决定。根据你的年龄,不再安排工作。我立即表示:服从组织安排。重组的商业部1982年3月15日正式开始办公,从这一天起,我就算离休了。

  

在国家机关机构改革,新商业部合并组建过程中,一批年老的部、局级干部主动离开现职。经上级批准,商业部党组为了进一步发挥这批老同志的作用,本着力所能及、发挥余热的精神,于1982年4月10日,成立了商业部商业政策研究会,作为部党组的咨询机构。当时自愿参加商业政策研究会的有七位副部长和二十多位司、局长。会员选举产生了会长、副会长,设立秘书处。规定逢星期三举行例会,不定期编印《商业政策研究资料》。我不仅参加了商业政策研究会,而且每年到外省进行调查研究。最初几年每逢春暖花开时出去一次,金秋气爽时出去一次。我除西藏自治区外,几乎跑遍全国各省。写出了几十份调查报告,都编印为《商业政策研究资料》分送部领导和有关司、局参阅。我1985年2月间去河南省进行调查研究,回部后写出《河南省灾区群众生活安排中的几个问题》,刘毅部长看到后,将原文压缩作为《商业部简报》印发中共中央、人大常委会、国务院、中央军委等领导单位。在商业政策研究会成立两周年之际,秘书处将会员写出的一些文章和资料,筛选出40篇,编印成《商业政策的调查研究》一书。这本书编入我三篇文稿:《广东省实行粮食奖售政策的情况和问题》、《江、浙两省粮食多渠道经营的情况和问题》、《江苏省昆山县张浦粮管所试行费用承包责任制的调查》。1988年刘毅部长调走,胡平接任商业部长后,商业政策研究会的领导,曾派我先后两次向胡平部长口头汇报粮食工作的情况。第一次是在1988年6月30日汇报的,内容包括:对粮食工作的认识和领导问题;粮食收购政策问题;农村销售政策问题;城市供应政策问题。可以说方方面面都涉及到了。由于掌握不少生动又实际的资料,汇报收到较好的效果。第二次是在1989年8月18日,向胡平部长口头汇报的内容是:赵紫阳同志在粮食工作中指导思想的失误。总之,十几年来,我离开工作岗位,转到比较超脱的地位,仍然作了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

  

与此同时,把我几十年来工作中,印象比较深刻的大事,都写出了回忆录,为地方党史留下一些资料。我写出的专题回忆录有:

  

(1)《回忆1942年冀南大灾荒》,这篇回忆在河北省政协文史委员会主办的1993年第4期《文史精华》、商业部商业政策研究会主编的《建国前后商业工作实录》、1987年第3期《冀南党史通讯》、1994年第4辑《大名文史资料》、以及大名县委党史研究室主编的《大名抗日烽火》都刊载了。

  

(2)《冀南抗日根据地粮食工作的片断回忆》,这篇回忆首先在1986年第6期《冀南党史通讯》发表后,商业部商业政策研究会主编的《建国前后商业工作实录》一书,以及大名县委党史研究室主编的《大名抗日烽火》都转载了。

  

(3)《晁哲甫虎口脱险记》,这篇回忆在河南省委老干部局编辑的1994年第11期《老人春秋》、河北省政协文史委员会主办的1995年增刊2期《文史精华》、1994年第4辑《大名文史资料》,以及大名县委党史研究室主编的《大名抗日烽火》都刊载了。

  

(4)《大名县“东馆事件”的回忆》,这篇回忆在1989年第1期《冀南党史通讯》、1990年第2辑《大名文史资料》,以及《大名抗日烽火》一书都刊载了。

  

(5)《魏县北台头反革命叛乱始末》,这篇回忆在1988年第6期《冀南党史通讯》、1990年第2辑《大名文史资料》,以及《大名抗日烽火》、《魏县烽火》两书中都刊载了。

  

(6)《智取李马寨 逼降于旺庄》,这篇回忆在1992年第3辑《大名文史资料》刊载后,1995年纪念抗日战争胜利50周年时,《邯郸日报》举办抗战回眸征稿,经大名县政协文史办公室将这篇回忆送《邯郸日报》刊载并获奖。

  

(7)《破路·打狗·挖洞·改造村形》这篇回忆曾在1994年第4辑《大名文史资料》和《大名抗日烽火》一书刊载。

  

(8)《大名市建立前后的片断回忆》,这篇回忆曾在1990年第4期《冀南党史通讯》和1992年第3辑《大名文史资料》中刊载。

  

(9)《大名折城记》,这篇回忆刊载于《大名抗日烽火》一书中。

  

(10)《解蕴山同志光辉的一生》,这篇回忆曾在1990年第3期《冀南党史通讯》、1990年第2辑《大名文史资料》、《魏县烽火》一书中刊载。

  

(11)《解蕴山同志三五事》,曾刊载于1989年第4期《冀南党史通讯》。

  

(12)《解蕴山与“丁陈顽军”的斗争》,这篇回忆曾在1994年第1期《冀南党史通讯》和《大名抗日烽火》一书中刊载。

  

(13)《司景周烈士传略》,这篇回忆曾在1989年第2期《冀南党史通讯》、1992年第3辑《大名文史资料》、《大名师范人物》等书中刊载。

  

(14)《怀念母亲》,这篇回忆曾在1994年第4辑《大名文史资料》刊载。

  

(15)《任乐亭烈士传略》一文,曾在1988年第1期《冀南党史通讯》、1990年第2辑《大名文史资料》,以及《大名抗日烽火》、《大名师范人物》等书中刊载。

  

总而言之,我离休之后作了两方面的工作:一是参加了商业部商业政策研究会,跑了不少地方,写了不少调查报告;二是把过去几十年革命工作中所遇到的大事,写了多篇专题回忆。有同志建议把这些汗水凝聚的资料,编印成书,名曰《离休之后》。我再三考虑:在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今天,那个出版社也不会出版这本无销路的书。若我自己花钱,按十几万字匡算,印上二、三百本,需支出几万元左右,我无力也不愿负担。这一想法和意见就此搁浅。

  

我离休以后,按正局级待遇。

  

2001年7月1日,在纪念中国共产党建党80周年那一天,国家计委直属机关党委给我颁发了一枚足银纪念牌。银牌正面上方刻有毛泽东主席的手迹“为人民服务”;下方刻有我的姓名、出生年月和入党年月。银牌背面上方刻有镰刀斧头的党旗和纪念中国共产党建党80周年(1921-2001);下方刻有入党誓词。凡属国家计委系统党龄在60年以上的老党员,均发这一珍贵的银质纪念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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