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张锡珩同志
王维纲 李福祥 李雁心 张壁珩
张锡珩同志由于受林彪、“四人帮”及其在河南的追随者的残酷迫害，于1969年12月6日含冤去世，至今已经十六周年了。锡珩同志逝世时年仅59岁，正是经验丰富，为党为人民大力做贡献的时候。我们这些曾经和他在一起战斗、工作过，并经十年浩劫幸存的人，对他过早的去世感到痛心；对他从事革命斗争以来的建树深切怀念。
张锡珩同志1910年4月出生于彭城镇，他自幼接受革命教育，始终以革命事业为已任。他父亲张兆丰烈士1924年加入共产党，我党北方负责人李大钊等同志决定派他到当时倾向于革命的冯玉祥部队工作，曾任团长、旅长、师长等职，在北伐战争中屡建战功。1928年当选为我党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在莫斯科出席六大，回国后任北方局军委书记，1930年在白军内组织暴动时因叛徒告密而被捕，英勇就义。由于父亲平时的教诲，使年仅十几岁的锡珩同志懂得不少革命道理，心灵中播下了革命的种子。老一辈的革命实践，使他坚定了革命到底的决心，因此，他在1927年刚刚16岁时，就迎着大革命惨遭失败后的全国白色恐怖，毅然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并担任了共产主义青年团磁县县委代理书记。1929年转为共产党员。当时我国革命正处在低潮，党的一些组织遭到破坏，一些同志壮烈牺牲，一些同志和组织失掉联系，锡珩同志以坚韧不拔的意志和积累的斗争经验，依据他家所经营的泰兴缸窑为掩护建立了来往的联系点，同时也是冀南特委的一个秘密据点。他在特委的领导下，把革命的同志又聚焦在党的周围，并为党吸收了一批新的同志。1928年，锡珩同志因开封党组织被破坏而被捕。他在狱中与敌人展开顽强的斗争，始终坚持说自己是被诬告，敌人未查出证据，而无可奈何，后经张兆丰同志通过国民党军队中的一些老关系活动营救而释放。在狱中他保持了坚贞的气节。其后，党派他到山东白军刘部的烟台军官学校任秘密党支部书记，和张霖之等同志一起积极进行革命活动，壮大党的组织。由于被国民党特务分子发觉，他遵照党组织的指示，即刻离开学校，在军委领导下，转到京、津、唐一带，在白军中做党的秘密工作。他冒着随时可能被捕、牺牲的危险，很快发展了一批党员，建立了三个党的支部，受到了当时河北省委书记的表扬。但是，由于左倾的失败，有些领导同志被捕或牺牲，许多党组织被破坏，许多同志（包括锡珩同志）均当时失掉联系，其中又正值他的父亲张兆丰同志被害牺牲，在这种极端困难的情况下，锡珩同志不失望、不气馁，而是忍着极大的悲痛，怀着对革命必胜的信心，到处奔走，终于找到党的组织。这时他又以彭城缸窑为联络点，继续为党工作，特别是西安事变后，我党统一战线政策取得成功，他的革命热情更加高涨，并重新参与了革命的领导工作。
抗日战争爆发后，当时河北的情况是：国民党军队不战而退，日本侵略军侵占华北，匪霸武装乘机蜂起割据。我八路军的主力尚未进入河北广大地区。在这种情况下，中共中央北方局指派中共冀豫特委书记张玺同志和李菁玉同志给张锡珩同志分配任务，令他遵照党中央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政策，在磁县地区建立革命武装，发动群众性的抗日游击战争，建立抗日根据地，在此前后，锡珩同志为了掌握武装力量，有所准备，就以彭城镇地方保卫团团总的名义搞起了抗日武装。由于其父张兆丰在国民党军高级将领中有一定的声望和影响，党就指示他与国民党河北民军张荫梧部和我党秘密党员温建公同志接上关系，从该军取得河北民军第十三支队的番号和支队长头衔。党随之派来老红军干部于益元、罗英、吴作启等同志，分别任副支队长、政治部主任。
经过共同工作，就在磁县组织起千余人的抗日队伍，不久，八路军一二九师挺进华北，派张贤约、张南生同志率领先遣支队到此地区活动，十三支队就由先遣队领导，但名义上仍维持河北民军十三支队的统一称号。后来，刘伯承同志在回忆文革中指出，“在我主力部队八路军一二九师来之前，河北省就已经有了一支我党领导的张锡珩同志掌握的人民抗日武装力量十三支队”。这说明张锡珩同志确实为我党初建太行根据地贡献了力量。
当时十三支队的处境十分困难，新兵战斗力弱，缺乏供给，装备太差。在这种情况下，锡珩同志和其他领导同志一起，做好战士的军事、政治工作，很快提高了支队的素质。于是，他们袭击敌伪据点，收缴伪团队武装，铲除汉奸，广泛宣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动员各阶层人民为抗日出力出钱。从而壮大了力量，鼓舞了士气，赢得了群众拥护，纷纷参军，热情给部队送粮、送衣，在群众中深深地扎了根。
另外，国民党的地方顽固派，也在磁县地区组织了两支土匪流氓武装，他们伪装抗日，实际上与十三支队对抗、磨擦，并大肆搜刮民财。在这种腹背受敌的复杂情况下，锡珩同志运用了灵活的斗争策略，依靠广大群众，一次又一次地粉碎了他们的阴谋。
由于锡珩同志及其领导的这支队伍，正确地执行了党的路线和政策，取得了节节胜利，在群众中声望很高，而且保卫了我党最早建立的磁县抗日民主政府，使日伪和地方顽固派，心惊忧虑。因此，当时在这个地区流传着一句名谣：“要抗日，找老张”。在这种大好形势下，战士们要求去掉统一战线的民军称号改为八路军，锡珩同志遵循邓小平政委的指示。以“抽梁换柱”的办法，把千余人主力全部交给了先遣支队，十三支队只留一个人数极少的直属队，以后又曾扩大数百人，编入“先支”二大队。到了1939年4月，又组成平汉总队千余人。直至1940年国民党发动第一次反共高潮时，才与张荫梧脱离关系。后来，锡珩同志又联合民军朱程部队，合编成华北革命军，奉命调到冀鲁豫军区，并参加了百团大战。1941年锡珩同志被调到冀鲁豫军区任武装部长。这一时期，说明了在抗日战争的艰苦岁月中，张锡珩同志对党的事业是非常忠诚的，他为建立磁县地区抗日根据地作出了很大成绩。不仅组织了数千人的军队，还为党培养了大批军队干部和地方干部。
1942年，锡珩同志被调到延安中央党校学习。这是他参加革命以来第一次享受学习的机会。在此期间，他参加者了我党有历史意义的整风运动。随之继续学习了党的七大文件和《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他在这次学习中，如饥似渴的刻苦钻研，大大提高了政治觉悟，正如他当时所说：“……我虽然参加革命已将近20年了，可是对革命理论懂得太少，这次算是补上了这一课。”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以后，解放战争的初期，锡珩同志任太行五分区副司令员。在平汉（邯郸）战役中，他负责战地后勤工作，亲自组织数千民工在炮火纷飞中运送弹药，抢救伤员。他常靠近前沿阵地进行指挥，对扑扑弹雨全不在意。这种不怕牺牲的精神，鼓舞了战士和民工们的勇气。1946年，锡珩同志任独立一旅副旅长。1947年，我军转入反攻，独一旅先后参加解放汲县、豫北、博爱一带县城的战斗。8月，独一旅编入大行第九纵队二十五旅，在陈赓将军和纵队首长指挥下，打过黄河与兄弟部队配合，横扫陇海路，解放豫西，二十五旅在嵩县、伊川、汝阳等县继续攻克城镇，号称现代化装备的国民党青年军，依仗优势兵力，在二郎山布阵，妄想围歼我军时，锡珩同志与旅长蔡艾卿同志在上级统一指挥下，与敌反复争夺阵地，身边的警卫员也负伤了，他们仍然一直亲自观察敌阵，终于发现对方破绽从侧翼将敌部署打乱，敌军狼狈溃退。
入冬，锡珩同志奉命开辟伏牛山新解放区，本着“我军是战斗队，又是工作队”的原则，指挥部队投入了豫西剿匪反霸的艰巨斗争。他凭着过去游击战争的经验，紧密依靠群众和团结地方工作干部，作出了显著的成绩。如：锡珩同志不避艰险，访贫问苦，有时只身与土匪交臂而过。匪畏我军神威，不敢动手。经过3个多月侦察，终于摸清匪众活动规律，于1948年初，组织分区全部武装，用拉大网逐步合围战术，将各大小股匪驱入车村的预定合击点，一鼓作气，毙俘首匪众2000余人，民心大快。
全国解放以后，锡珩同志历任河南省郑州军分区司令员、党委书记，中共郑州地委书记，河南省军区副参谋长，河南省军区兵役局第一副局长，河南省经委副主任，国防工业领导小组副组长等职，锡珩同志继承和发扬了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党把他调到哪里，就在哪里脚踏实地埋头苦干，勤奋学习。如在抗美援朝战争中，到南京军事学院学习中，在搞国防工业时，均获得显著成绩。他曾亲自建起了河南的第一个兵工厂，受到总参谋长罗瑞卿同志的表扬。就在国防工业初建时期，他积劳成疾，患上了严重的心脏病，从生命垂危中得到抢救而渐康复。
锡珩同志一心为革命，一生献给了党，在革命战争中，他动员了年仅十几岁的弟弟和许多亲朋邻里参加革命。他们中的不少人为革命事业流尽了最后一滴血。
锡珩同志具有一个共产党员的优良品质。他作风民主，平易近人，光明磊落，对同志宽大为怀，从不争荣誉功劳，且勇于承担责任，他作战勇敢，临危镇定。遭受挫折不消极，取得胜利不骄傲，同志们称他是革命乐观主义者。
锡珩同志热爱党、热爱人民，而对万恶的林彪“四人帮”憎恨万分。正因为如此，在十年动乱中遭到林彪“四人帮”的追随者的残酷迫害。本来锡珩同志已患有严重的心脏病，又受到他们无休止地折磨和摧残，终于含恨去世。
在“四人帮”及其追随者受到了党和人民审判和处罚以后的今天，锡珩同志终于得到了昭雪。他所向往并为之奋斗一生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指导下，正日新月异，兴旺发达。锡珩同志倘若有知，一定会含笑于九泉。（王维纲 李福祥 李雁心 张壁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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