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南革命斗争先驱——王维纲
姚长林 索学强
王维纲同志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共产主义的忠诚战士，久经考验的无产阶级革命者，是我军杰出的思想工作者和指挥员，是我国司法战线的著名领导人。早在三、四十年代，他就在直南地区(河北省南)领导和开展革命斗争，曾有过传奇式的经历。
一、从小为人民
王维纲，名立法，1903年出生于河北磁县王庄的一个农民家庭。其父王巨河(外号老贵头)是个老实巴交的农民。王维纲兄弟三个，大哥王立严，二哥王立身，他排行老三。
早在1927年，王维纲家里共20多口人。有祖父、伯父、父亲，维纲兄弟仨和两个堂兄，人多劳力多。自家有20多亩地，代种地主30多亩地。生活逐步富裕后，又买了40多亩地，共耕种土地百余亩。家里有两头牲畜，农闲时开磨坊，给马头镇一家馍铺磨白面。祖父、伯父、父亲都不识字，吃够了没文化的苦头。王维纲自幼聪慧，记忆力强。开始在本村念私塾，《百家姓》背诵得滚瓜烂熟，还能倒着背诵。在村联民学(有钱农民联合请老师教授子弟的学校)读书时，每天的《四书》、《五经》课，他总是第一个背会，对答如流。伯父、父亲都很宠爱他，千方百计供他上学读书，把希望寄托在王维纲身上。
王维纲个儿不高却胆大、勇敢。九岁那年、有一次他和本家哥哥王占艮在十几里地以外的东沙丘拾柴，中午两个人的肚里饿得咕噜直叫。王维纲在沙丘上找到一棵枣树。占艮不敢上树，勇敢的王维纲登着占艮肩头爬上枣树，自己一边吃着甜蜜的红枣，一边用树枝往下打。占艮在树下高兴得只拍手。十岁那年春天，王维纲和几个穷孩子一块儿去挖野菜，当走进一家地主的田里时，被地主的儿子拦住，破口大骂踩了他的庄稼。地主儿子双手叉腰、两腿支开，凶神恶煞般地要穷孩子们一个一个从他的裆下爬过去。王维纲义愤填膺地对穷孩子们说：“别怕，只要咱们齐心，还怕他!王维纲带头给地主儿子讲理。他说：“不让挖野菜，我们走，为啥这样欺侮人!来，我先爬!”他猛地抱住地主儿子的腿，掀倒了这个又粗又胖的家伙。几个穷孩子一齐动手，把地主儿子揍了一顿，连蹦带跳地跑回了家。
少年时期的王维纲还经常在生活上关心穷孩子。在一个严寒的冬天，北风飕飕，雪花扑面，王维纲在去学校的路上，碰见了常和自己一块挖野菜的穷孩子王庆和。他身穿单衣，推着小车去捡煤渣，冻得只哆嗦。王维纲脱下自己身上的棉大衣给庆和穿。庆和说什么也不要。王维纲说：“我在屋里读书，总比你在外边捡煤渣暖和得多呀！快穿上吧!”到学校后，老师问王维纲：“天这么冷，为啥没穿棉衣?”他如实告诉了老师，老师夸王维纲“从小为穷人，长大为人民。”
王维纲从小就不信邪。那时，离王庄村2华里的马头镇西北有一座“钢头寺”，传说寺里的神仙最灵。一次村里两个神婆提着烧饼、果品去上供。王维纲知道后带着几个儿童首先跑到寺内藏在神象后面。当两个神婆把烧饼、果品摆在供桌上低头祈祷时，王维纲轻手轻脚从供桌上拿去烧饼和果品。两个神婆发观供桌上烧饼、果品没有了，以为神仙吃掉了。回村后，在街上说神仙显灵了，还说："神仙吃了供．保我没有病。"王维纲举着烧饼说：“哈!我就是活神仙!’’两个神婆目瞪口呆，无话可说。儿童们笑着拍手叫好!
二、勇走革命路
1919年，王维纲考入永年十三中学学习。他学习刻苦,每次考试都名列前茅，并开始接受“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思想。1923年毕业后考入河北省立(大名)第七师范学校。七师是冀南革命的摇篮，王维纲有机会接触到了共产党人及当时的进步书刊。他如饥似渴地阅读马列主义的书籍和李大钊、陈独秀的文章及《新青年》、《向导周报》等许多进步书籍。他开始接受马列主义思想和共产主义信念。并把火一样的激情付诸于行动。他和同学们一起，撰写材料、搞演说，播种革命真理，投入了轰轰烈烈的闹学潮和抵制日货的学生运动中。
1925年，王维纲从七师毕业后，在磁县县立高等小学任教。1929年7月以后，他在教学期间，经常和县城内地下共产党员李巨川接触，李巨川当时任旧教育局科长．不断指导他工作。1929年10月，王维纲担任了磁县第三高级小学校(在马头镇)校长。他大胆任用思想进步的青年教师。提倡教、学进步书籍，传播马列主义。李敬晓(李善舜)、武孟溪、巩受益、董兆林等同志都是拥护他的进步教师。王维纲反对军阀混战。拥护北伐军。经常组织师生秘密散传单、贴标语、搞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宣传。当时的马头三高学校成了传播马列主义、培育进步青年的园地。
1930年，磁县地下共产党组织的“五一”暴动失败了，国民党政府到处搜捕共产党员，白色恐怖笼罩着直南。在革命处于最困难的时候，一些意志不坚定的人开始动摇。但是王维纲看到了革命火焰已经在磁县大地燃起，坚信北方人民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也会象南方红军一样取得胜利。他坚持在三高为党从事秘密工作，经受了革命斗争的考验．毅然于1930年5月经李巨川、张喻屏(当时直南特委秘书)同志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中共邢台中心县委遭破坏后，省委决定在磁县建立直南特委，张喻屏来磁县搞组建工作，王维纲同志按照上级指示．在马头三高学校为喻屏安排住宿、接通组织关系。一个月后直南特委机关在马头附近建立。党的秘密联络人员和直南党的巡视人员，经常与他取得联系，有时就住在三高学校。磁县县委、直南特委的重要会议有时就在三高秘密召开。
王维纲在学校还积极培育和发展知识分子加入中国共产党。1930年9月，他先后介绍进步青年教师巩受益、董兆林、李东雅、李善舜、傅元吉、王绍堂、王希宾、徐昆山、马伦升和校工李文堂、武保善、艾小四等同志入党。并成立了马头三高党支部，下设几个党小组，王维纲担任了党支部书记。除在青年教师中发展党员外，还发展进步青年学生严梦笔、张玉书、申保荣、胡成艮、张金文、董国良等三十余名为共青团员，并建立了团支部。还相继在马头三高周围的村庄发展农民党员，先后建立起农村党组织、农民协会，并领导农民进行抗租、抗税斗争，很快发展壮大了革命力量。一九三0年底王维纲担任了马头区委书记。一九三一年，王维纲同志按照县委指示，除做好学校的教育工作外，还积极做天门会的工作。天门会在马头有个拳术师叫胡希钟，副手胡春林，有徒弟七八十人。王维纲打入内部，做拳师的争取工作，并和他们拜朋友，称兄道弟，建立交情。每个星期日都请他们到学校教拳术，王维纲也学会一套武术。过年、过节娱乐时，学校师生为拳术队敲鼓、拍手助威，关系搞得非常密切。拳师说：“你们只要有什么事，我们一定帮忙!”这支拳术队伍曾多次掩护我党的领导同志开展革命活动，成为地下党的外围组织。
“九一八”事变后,马头三高师生在王维纲的领导下，组织三百多名学生游行示威，组织检查日货团，登记日货。并在驻马头民团团部门口召开了市民大会，反对日军侵占东北，反对蒋介石不抵抗和对日妥协政策，掀起了反日爱国高潮。
一九三一年磁县县委与安阳县委合并，在磁县成立磁彰中心县委。李健身担任书记，王维纲担任组织部长，刘大风担任宣传部长，直接受直南特委书记王子青领导，马头一带成为直南革命活动中心。
三、领导小车工人大罢工
一九三二年春天，彭城、林坛、光录一带约有七、八十个村子，大部分贫雇农以推小车运输瓷器为主要生活来源。彭城瓷窑资本家以“双扣底”和“荮货钱”，等名目克扣小车工人，使工人难以维生。四月，资本家又实施了“不按市价折合”，发给工人工资的政策，激起了全体工人的愤怒，自发地举行了罢工。但资本家气焰更加嚣张，声言“不推货，就饿死你们!’’小车工人比较集中的李兵庄村小学教员韩玉如(地下党员)，拿着小车工人事先写好的罢工传单请王维纲修改，并要借学校的油印机印发。王维纲把这件事报告给王子青同志，王子青果断地说：“我们共产党要支持工人，领导工人的罢工斗争。”并决定派王维纲同志深入工人之中，领导工人的罢工斗争。
五月的一天，王维纲到了李兵庄小学，工人们正聚在一起开会，学校教师韩玉如把维纲作了介绍。穷苦的工人都很尊敬王维纲，称他“王先生”、“王校长”。会上，他演讲了党的主张，鼓励大家团结一致，拧成一股绳，坚持斗争，就一定能取得胜利。会后，王维纲深入工人之中，访贫问苦，进行阶级教育，发展党员，同穷苦工人打成一片。
一九三二年夏，有一天，王维纲正在李兵庄村东破庙里组织小车社社员开会，讲怎样巩固罢工斗争的事。突然，国民党地方民团一百余人包围了村庄。原来是该村一个地主得到王维纲在村里秘密开会的消息后，报告了民团。民团大喊大叫要抓王维纲同志。王维纲来不急转移，只得进村躲避。民团窜进村内挨家挨户翻箱倒柜进行搜查。在这危急时刻，小车工人李兴把王维纲领进家里。门外的狗叫声和民团搜查的砸门声越来越近，李兴急得转来转去，汗流满面，把王维纲藏到什么地方才安全呢?这时躺在炕上刚生了孩子的儿媳急中生智，她说：“快让王先生躺在我这里吧!李兴把王维纲推到炕上，李氏把婴儿搁在一边，用身上的被子把王维纲连头带脚盖住。一伙民团闯进李兴家里，要去里屋搜查。李兴抹一下脸上的汗，对民团说：“我儿媳刚生下婴儿，那!血胎衣还在地上。民团看看地上的血胎衣，又听见婴儿在啼哭，就滚出去了。民团没搜到王维纲，把密报王维纲的地主痛骂了一顿，垂头丧气地走了。王维纲在李兴和他儿媳的掩护下，脱离了险境。
民团走后，王维纲继续在李兵庄一带村庄活动。几天后，他领导小车工人首先成立了小车工会，制定了《罢工宣言》，明确地提出了行动纲领和斗争目标。在社员积极分子中发展党员，建立党支部，并联合瓷窑上的工人和煤矿工人一起斗争；对没有粮吃的社员进行互济，并向地主、富农借粮、借钱。在中共直南特委的指导下，王维纲深入工人顽强地工作，半月时间就把一千余名小车工人全部组织起来了，并把小车社一带村庄的贫雇农也组织起来了，发展了一批新党员。当时，有少数地主的大车受资本家的收买，去彭城拉瓷货，被小车工人卡住没收了货物和牲畜，显示了小车工会的威力。
由于罢工斗争，堆积如山的瓷货不能运到六十里外的滏阳河串码头。瓷货运不出去，资本家一年的生意就落空了。资本家恐慌不安，便派代表苏老焕、李宗周、王子祥找小车社工人调解，答应可以取消“荮货钱”，银元可以按市价折合，“双扣底”可以取消一个(即取消扣五个铜板)。为了扩大政治影响和取得罢工彻底胜利，王维纲同志和磁县县委的领导同志一起组织全体小车社工人于6月5日在彭城附近的竹林寺召开罢工誓师大会。千名小车社工人按时汇合到竹林寺。王维纲在大会上发表了激动人心，鼓舞斗志的讲话，大家一齐跪在地上宣誓：“斗争不获全胜，决不罢休!”然后，结成浩浩荡荡的群众游行队伍，高举红旗勇敢地冲破敌人数道防线，直逼彭城镇城下。资本家、镇官和民团团长吓得赶紧派代表来调停，表示全部答应工人提出的条件，要求派代表谈判。当时，预料到他们是在耍阴谋，是缓兵之计，但也估计到强行进城可能发生流血事件，王维纲和县委的领导研究决定，先说服工人回去，并说明．如果资本家失信，我们决不复工。
果然不出所料，资本家一面和工人代表谈判，一面贿赂国民党军队高桂滋部驻马头镇的高建白团的一个梁营长，等王维纲回马头三高后，领兵包围学校逮捕了王维纲。王维纲当夜乘敌不备，以去厕所之机，跳越墙头逃出虎口，又回到小车社工人罢工中心李兵庄村，继续领导罢工斗争。这时工人斗争情绪更加高涨，罢工继续深入扩大，内部更加团结，罢工斗争又坚持了两个多月。瓷业资本家得知王维纲又回到工人之中，感到十分恐慌，不得不再次派人出面谈判，并答复了工人提出的全部要求，取消了剥削工人的一些苛刻的规定，赔偿了工人罢工期间的损失，双方订立了合同，王维纲领导的这次罢工斗争取得了胜利。
四、组织武装暴动
小车社工人斗争的胜利，推动了矿山工人，农村农协会斗争的发展，六河沟、西佐、峰峰的煤矿工人，彭城瓷业工人都有大小不同的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农村抗租抗债、抗税斗争，罢工罢市和秋收斗争风起云涌。直南地区革命力量的蓬勃发展，引起了上级党的重视。八月间，中共顺直省委派陈源道、杨新之同志到磁县组织工农暴动。九月初，陈源道和王维纲、杨新之、唐寿山、马载等党的主要领导同志在一起开会，研究全县工农武装暴动计划，决定：主要以小车社工人为基础联合农协会，收缴民团枪支，武装工农，组织起义，成立中国工农红军直南游击支队。任命王维纲同志担任支队长，暴动后上太行山开展游击战争，建立革命根据地，然后建立赤色政权。
王维纲同志按照党的决定，秘密组织小车社工人准备了一个多月，在有小车社组织的村庄，秘密组织了纠察队，在没有小车社组织的村庄组织武装队作为暴动骨干，每十人为一个小队，三个小队为一个中队，三个中队为一个大队。决定于1932年10月4日晚统一行动，袭击民团局子，夺取枪支，以李兵庄为总集中点，然后暴动。
暴动开始后，王维纲带领队伍，首先解决了几处小股驻防的民团，缴获了50多支长枪和部分弹药。汇合后，在攻打彭城民团时，由于敌我力量悬殊，再加上国民党军的增援，攻城失败了。王维纲带领队伍向西部山区转移，当到都党白龙庙山上时，又遭到十数倍敌军的重重包围。王维纲率领暴动队伍与敌激战，终因寡不敌众，暴动队伍伤亡严重，王维纲、唐寿山、马载等18位同志在战场上被捕。
五、狱中坚持斗争
敌人把王维纲押送到彭城镇，国民党民团总团长陈锡畴、公安局长李名驹对他和其他被捕的同志，严刑逼供，捆绑吊打，杠子压，火柱烫。三次提审，王维纲都是坚贞不屈，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的英雄气概。敌人无奈，又把王维纲押送到磁县看守所。国民党磁县政府认为王维纲是磁县最大的共产党，又是暴动总指挥，妄想掏出他的口供，一举破获直南特委党的秘密组织。于是对王维纲施行了更加残苦的刑法，曾几次用杠子将他压得昏死过去，但王维纲还是守口如瓶。后来敌人对他采取了诱降的办法，说要释放他，问他出狱后想干什么，是否还信仰马列?王维纲坚定地说，我过去信仰马克思主义，出去后仍然是马克思主义的信徒。国民党认为，王维纲是不可救药人物。遂于一九三三年秋，将他和其他十多位同志一同押送到北平军分会。
在北平军分会受审后，王维纲被转送到河北省高等法院，投进监狱，并把他当做重犯戴上手铐、脚镣。不久，他接到了死刑判决书。为了寻找时机，争取越狱时间，王维纲当即写了诉状，提书上诉。
在此期间，王维纲没有消极等待，他利用谈天，拉家长的机会，向狱友们宣讲革命道理，帮助他们提高觉悟，并且每天坚持体育锻炼，戴着沉重的脚镣在牢房练习跳高跳远。当有的狱友不解地问他为什么判了死刑，还那么乐观时，王维纲答道：“作为一个真正的革命者，只要一天不倒下去，就不能向敌人妥协。”他用自己的行为赢得了犯人们的尊重和信赖。
1934年，王维纲被第二次判处死刑，他同样提出上诉。
当时，监狱对犯人非常苛刻，克扣犯人的粮食菜金，有病不给医治，并且时常毒打犯人。为了改善狱友们的待遇，王维纲经过慎重周密的考虑，并做了大量工作后，决定领导犯人进行绝食斗争。他利用放风的机会，传递纸条，使几个楼里的政治犯同时开始绝食，同时向狱方提出条件；
一、反对克扣囚粮和菜金。
二、反对虐待和打骂犯人。 、
三、读书自由。 ．
定的纪律是。在绝食期间不接见、不吃饭、不喝水、不求茅，违者和他断绝关系，不获胜利决不罢休。
绝食斗争开始后，犯人们一个个躺在床上睡觉。开始，敌人不以为然，以为饿他们几天后，即可吃饭，可绝食的时间一长，敌人就不敢轻视了，看守把窝头投到囚笼里，王维纲就带领犯人扔出去。后来敌人改变了方法，劝说，你们这样搞下去有什么代价呢?把身体都搞坏了，出狱后还要工作，没有好的身体怎么行呢?
欺骗劝说也没人听，在这种情况下，敌人就把王维纲等人抬出去，几个看守按倒一人后，便强行往口里灌牛奶、鸡蛋。同志们都紧咬牙关，极力反抗，搞得全身是奶。敌人的这一招也失败了。
政治犯的绝食斗争影响了普通犯人，并得到了他们的支持。连当时北平著名的大盗燕子李三也加入了绝食行列。
王维纲领导的绝食斗争，得到了北平地下党的支持，他们设法通过关系给报社写稿子，在报刊上发表，揭露敌人虐待犯人，克扣囚粮暴行，造成强大的社会舆论，从各方面给敌人施加压力。
绝食进行了八天，终于迫使敌人让步，答应了犯人们的要求，绝食斗争取得了胜利。
为在斗争中充分发挥党组织的作用，王维纲在狱中秘密组织并成立了中共北平看守所总支委员会，他担任支部书记，并在党组织外围创办了“读书会”。利用互相串牢和读书的机会，领导狱友们学习进步书刊，宣讲革命理论，帮助大家提高认识，并介绍其中经过考验，条件成熟的同志入党，壮大党的力量。
六、北平越狱成功
几个月后，经当时最高法院裁定，维持原判，王维纲第三次被判以死刑。敌人怕王维纲闹事，扣下判决书，不给他看。王维纲据理力争要看判决书，他又一次写了诉状，提出抗诉。有的同志担心地问他：都判了三次死刑了，再上诉会改变吗?王维纲笑笑说，共产党人不怕死，也不会去等死，但决不能把希望寄托在敌人的发善心上。
敌人的确不会发善心，王维纲领导的绝食斗争使他们恼羞成怒，总在寻找机会报复。一天，看守们故意不给一位生病的犯人医治，傍晚，犯人们都聚在院子里不回牢房，纷纷遣责敌人的暴行，向敌人提出抗议。这时，大批早有准备的看守荷枪实弹地涌进院子，以镇压犯人暴乱为借口，强行将犯人赶回牢房。然后换牢将王维纲等几位绝食斗争的领导人及“燕子李三”都“四脚朝天”捆绑起来，严刑毒打后，又扔在楼道里，整整折瞎了他们一夜。王维纲等人遍体鳞伤，“燕子李三”竞被捆打致死。经过斗争赢来了的种种权利又统统被敌人剥夺了。
面对敌人的暴行，王维纲及他领导的党组织没有向敌人屈服。敌人的暴行也更激起了‘‘犯人’’的公愤，都在等待时机给敌人以回敬。10月，斗争的时机到来了，这次是利用合法的形式。
当时，南京政府的司法部长要来北平视察监狱。王维纲得知这一消息后，马上组织起草了控告书，控告监狱克扣囚粮，中饱私囊，无端毒打犯人，将犯人活活打死等罪行，并准备好人证、物证。当部长一行前来牢房查看时，王维纲等当面向他提出控诉，请他查验因受毒打而受伤的犯人的伤情，并递交了控诉书和血衣等物证。
这次斗争由于准备充分，有人证、物证及燕子李三的死等等，又是利用了合法形式，所以斗争很成功，为狱友们夺回了曾经失去的种种权利。看守所长也受到记过处分。
1936年，因监狱整修，敌人把王维纲从前楼移到后偻二层最后一个牢房内关押，紧靠窗户，上去就是三楼平台。此时，王维纲在提出上诉拖延时间的同时，也在积极准备越狱。他和同志们一起多次查看了地形，如果能从窗户钻出去上到三楼平台，就有希望跳到隔壁洋行里去。同时，狱中党组织就王维纲准备越狱一事，向地下党北平市委请示，很快，北平市委给予了答复：“斗志可嘉，要依靠自己的力量。”狱中难友毛岱委托亲友探监，将一把钢锉和十元法币夹在鞋底里送给王维纲。难友王必大通过其夫人探监，给王维纲带进了越狱后化装用的衣帽鞋袜。在同志们的掩护下，王维纲用钢锉将脚镣上的铆钉锉断，这样，那副脚镣随时便可摘下。1936年7月27日，这一天有些异常．看守长及几名看守多次来到王维纲的牢房查看。不时上下打量王维纲。从这一异常的现象中，王维纲和同志们分析出，对他的死刑判决很快就会执行(事实上，敌人已决定第二天直接将王维纲拉出去绞死)。
大家通过商议，同意王维纲当天越狱，并且选择看守最困倦，也最大意的正午进行。
中午12点，王维纲摘掉脚镣，换下了囚服。与此同时，毛岱故意同看守聊天，转移敌人的注意力。张子明、高增崇嚷着要到医务室看病，支开了一名看守。黄泛和黄秋萍说是要捉臭虫，把铺搬到走廊上，靠在窗子边挡住看守的视线。趁此时机，王维纲从铺板上钻出窗子，攀上三楼平台，纵身一跃，跳到紧邻的洋行的汽车库里，逃出了虎口。
王维纲越狱成功后，对敌人是一个重大的打击，国民党的报纸用特大标题报道了这个罕见的事件。国民党当局向全国下达了通缉令，悬赏捉拿王维纲。王维纲机智巧妙地摆脱了敌人的追捕，又踏上了新的征程。
七、千里跋涉找组织
王维纲越狱到香山后，一直向西顺着羊肠小道奔走，翻过两座山头，越过三道山沟，住山洞，睡坟头，吃野菜。他心里只有一个念头，尽快脱离险境，找到党的组织。经过五天的的跋涉到了妙峰山。在大峰口遇到一个看庙的老农名叫李通。王维纲自称是卖布商人，外出讨账，遇雨求宿。接触中，王维纲感到李通是个正直、本分的人。并得知李通的儿子在北平德胜门外一家水果店做买卖，遂与李通结交为友。李通留王维纲在山上多休息几天，王维纲想着党组织，决定要走，但又考虑到自己暂不能回直南。后来他以北京水果店李通的姓名给李巨川写了一封密信。李巨川一眼就认出是王维纲的笔迹，立即寄来五十元，作为王维纲绕道“回乡”找党的路费。李通给王维纲找了一个挑担子的伙计，王维纲化装成掌柜跟在后面。他们从大峰口一路南行，收购猪鬃、马尾。到了河北徐水县，才改乘火车，在挡涂车站下车后，住在车站扳道工王帮彦家里。帮彦告诉王维纲，直南小车社工人暴动后，党的组织遭到严重破坏，县委的同志都转移到了别处。王维纲在帮彦家住了一段时间，仍然找不到党组织，只好又乘火车到徐水，然后返到河南安阳，在一处学校找到了原直南特委组织部长刘大风。刘大风同志详细给他介绍了磁县党组织的情况。王维纲又辗转数月，于1937年5月才找到冀豫特委书记张玺同志，与党组织接上了关系。“七七”事变后，王维纲受特委委派赴延安中央党校学习。王维纲克服了种种险阻，奔赴到革命圣地延安，见到了毛主席、周副主席和朱德、刘伯承、邓小平等首长，陈赓同志夸赞王维纲是“越狱大王”。王维纲在中央党校学习了六个月，更加百炼成钢。
八、从军事将领到人民法官
一九三八年春，王维纲被派赴抗日前线，先后担任冀豫特委组织部长，八路军独立大队长，八赂军先遣支队第三大队政治委员，太行区中共第五地委书记。他不畏艰险，积极工作，并为这一地区的建党、建军和创建革命根据地，为培养革命干部，为争取抗日战争的胜利，付出艰辛的努力，有着独特的建树和卓越的贡献。
1943年，王维纲同志被选为中共“七大”代表。“七大”后，他历任中共太行区党委副书记，太行军区副政委。1947年，他任晋冀鲁豫野战军第二纵队政治委员，率军渡过黄河，参加鲁西南战役，进军大别山，并参加淮海战役。以后，他任第二野战军第十军政治委员，率军参加渡江作战，进军大西南。后任川南军区政委。
建国后，王维纲同志先后担任中共四川省自贡市委书记兼市长．中共直辖重庆市第三书记兼重庆市工委主席，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委，全国政协委员、常委。司法部副部长。1956年当选为中共八大代表。1959年起，担任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党组副书记。为人民司法工作的建设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十年动乱期间，王维纲同志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进行了坚决的斗争，长期遭受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残酷迫害。粉碎“四人帮”以后，他恢复了工作，坚决拥护和贯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为拨乱反正，加强我国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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