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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南革命斗争先驱——王维纲

时间:2023-07-20 10:35:21  来源:邯郸文化网  作者:姚长林 索学强  浏览: 分享:

 

直南革命斗争先驱——王维纲

 

姚长林  索学强

 

王维纲同志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共产主义的忠诚战士,久经考验的无产阶级革命者,是我军杰出的思想工作者和指挥员,是我国司法战线的著名领导人。早在三、四十年代,他就在直南地区(河北省南)领导和开展革命斗争,曾有过传奇式的经历。

 

一、从小为人民

 

王维纲,名立法,1903年出生于河北磁县王庄的一个农民家庭。其父王巨河(外号老贵头)是个老实巴交的农民。王维纲兄弟三个,大哥王立严,二哥王立身,他排行老三。

 

早在1927年,王维纲家里共20多口人。有祖父、伯父、父亲,维纲兄弟仨和两个堂兄,人多劳力多。自家有20多亩地,代种地主30多亩地。生活逐步富裕后,又买了40多亩地,共耕种土地百余亩。家里有两头牲畜,农闲时开磨坊,给马头镇一家馍铺磨白面。祖父、伯父、父亲都不识字,吃够了没文化的苦头。王维纲自幼聪慧,记忆力强。开始在本村念私塾,《百家姓》背诵得滚瓜烂熟,还能倒着背诵。在村联民学(有钱农民联合请老师教授子弟的学校)读书时,每天的《四书》、《五经》课,他总是第一个背会,对答如流。伯父、父亲都很宠爱他,千方百计供他上学读书,把希望寄托在王维纲身上。  

 

王维纲个儿不高却胆大、勇敢。九岁那年、有一次他和本家哥哥王占艮在十几里地以外的东沙丘拾柴,中午两个人的肚里饿得咕噜直叫。王维纲在沙丘上找到一棵枣树。占艮不敢上树,勇敢的王维纲登着占艮肩头爬上枣树,自己一边吃着甜蜜的红枣,一边用树枝往下打。占艮在树下高兴得只拍手。十岁那年春天,王维纲和几个穷孩子一块儿去挖野菜,当走进一家地主的田里时,被地主的儿子拦住,破口大骂踩了他的庄稼。地主儿子双手叉腰、两腿支开,凶神恶煞般地要穷孩子们一个一个从他的裆下爬过去。王维纲义愤填膺地对穷孩子们说:“别怕,只要咱们齐心,还怕他!王维纲带头给地主儿子讲理。他说:“不让挖野菜,我们走,为啥这样欺侮人!来,我先爬!”他猛地抱住地主儿子的腿,掀倒了这个又粗又胖的家伙。几个穷孩子一齐动手,把地主儿子揍了一顿,连蹦带跳地跑回了家。

 

少年时期的王维纲还经常在生活上关心穷孩子。在一个严寒的冬天,北风飕飕,雪花扑面,王维纲在去学校的路上,碰见了常和自己一块挖野菜的穷孩子王庆和。他身穿单衣,推着小车去捡煤渣,冻得只哆嗦。王维纲脱下自己身上的棉大衣给庆和穿。庆和说什么也不要。王维纲说:“我在屋里读书,总比你在外边捡煤渣暖和得多呀!快穿上吧!”到学校后,老师问王维纲:“天这么冷,为啥没穿棉衣?”他如实告诉了老师,老师夸王维纲“从小为穷人,长大为人民。”

 

王维纲从小就不信邪。那时,离王庄村2华里的马头镇西北有一座“钢头寺”,传说寺里的神仙最灵。一次村里两个神婆提着烧饼、果品去上供。王维纲知道后带着几个儿童首先跑到寺内藏在神象后面。当两个神婆把烧饼、果品摆在供桌上低头祈祷时,王维纲轻手轻脚从供桌上拿去烧饼和果品。两个神婆发观供桌上烧饼、果品没有了,以为神仙吃掉了。回村后,在街上说神仙显灵了,还说:"神仙吃了供.保我没有病。"王维纲举着烧饼说:“哈!我就是活神仙!’’两个神婆目瞪口呆,无话可说。儿童们笑着拍手叫好!

 

二、勇走革命路

 

1919年,王维纲考入永年十三中学学习。他学习刻苦,每次考试都名列前茅,并开始接受“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思想。1923年毕业后考入河北省立(大名)第七师范学校。七师是冀南革命的摇篮,王维纲有机会接触到了共产党人及当时的进步书刊。他如饥似渴地阅读马列主义的书籍和李大钊、陈独秀的文章及《新青年》、《向导周报》等许多进步书籍。他开始接受马列主义思想和共产主义信念。并把火一样的激情付诸于行动。他和同学们一起,撰写材料、搞演说,播种革命真理,投入了轰轰烈烈的闹学潮和抵制日货的学生运动中。

 

1925年,王维纲从七师毕业后,在磁县县立高等小学任教。1929年7月以后,他在教学期间,经常和县城内地下共产党员李巨川接触,李巨川当时任旧教育局科长.不断指导他工作。1929年10月,王维纲担任了磁县第三高级小学校(在马头镇)校长。他大胆任用思想进步的青年教师。提倡教、学进步书籍,传播马列主义。李敬晓(李善舜)、武孟溪、巩受益、董兆林等同志都是拥护他的进步教师。王维纲反对军阀混战。拥护北伐军。经常组织师生秘密散传单、贴标语、搞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宣传。当时的马头三高学校成了传播马列主义、培育进步青年的园地。

 

1930年,磁县地下共产党组织的“五一”暴动失败了,国民党政府到处搜捕共产党员,白色恐怖笼罩着直南。在革命处于最困难的时候,一些意志不坚定的人开始动摇。但是王维纲看到了革命火焰已经在磁县大地燃起,坚信北方人民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也会象南方红军一样取得胜利。他坚持在三高为党从事秘密工作,经受了革命斗争的考验.毅然于1930年5月经李巨川、张喻屏(当时直南特委秘书)同志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中共邢台中心县委遭破坏后,省委决定在磁县建立直南特委,张喻屏来磁县搞组建工作,王维纲同志按照上级指示.在马头三高学校为喻屏安排住宿、接通组织关系。一个月后直南特委机关在马头附近建立。党的秘密联络人员和直南党的巡视人员,经常与他取得联系,有时就住在三高学校。磁县县委、直南特委的重要会议有时就在三高秘密召开。

 

王维纲在学校还积极培育和发展知识分子加入中国共产党。1930年9月,他先后介绍进步青年教师巩受益、董兆林、李东雅、李善舜、傅元吉、王绍堂、王希宾、徐昆山、马伦升和校工李文堂、武保善、艾小四等同志入党。并成立了马头三高党支部,下设几个党小组,王维纲担任了党支部书记。除在青年教师中发展党员外,还发展进步青年学生严梦笔、张玉书、申保荣、胡成艮、张金文、董国良等三十余名为共青团员,并建立了团支部。还相继在马头三高周围的村庄发展农民党员,先后建立起农村党组织、农民协会,并领导农民进行抗租、抗税斗争,很快发展壮大了革命力量。一九三0年底王维纲担任了马头区委书记。一九三一年,王维纲同志按照县委指示,除做好学校的教育工作外,还积极做天门会的工作。天门会在马头有个拳术师叫胡希钟,副手胡春林,有徒弟七八十人。王维纲打入内部,做拳师的争取工作,并和他们拜朋友,称兄道弟,建立交情。每个星期日都请他们到学校教拳术,王维纲也学会一套武术。过年、过节娱乐时,学校师生为拳术队敲鼓、拍手助威,关系搞得非常密切。拳师说:“你们只要有什么事,我们一定帮忙!”这支拳术队伍曾多次掩护我党的领导同志开展革命活动,成为地下党的外围组织。

 

“九一八”事变后,马头三高师生在王维纲的领导下,组织三百多名学生游行示威,组织检查日货团,登记日货。并在驻马头民团团部门口召开了市民大会,反对日军侵占东北,反对蒋介石不抵抗和对日妥协政策,掀起了反日爱国高潮。

 

一九三一年磁县县委与安阳县委合并,在磁县成立磁彰中心县委。李健身担任书记,王维纲担任组织部长,刘大风担任宣传部长,直接受直南特委书记王子青领导,马头一带成为直南革命活动中心。

 

三、领导小车工人大罢工

 

一九三二年春天,彭城、林坛、光录一带约有七、八十个村子,大部分贫雇农以推小车运输瓷器为主要生活来源。彭城瓷窑资本家以“双扣底”和“荮货钱”,等名目克扣小车工人,使工人难以维生。四月,资本家又实施了“不按市价折合”,发给工人工资的政策,激起了全体工人的愤怒,自发地举行了罢工。但资本家气焰更加嚣张,声言“不推货,就饿死你们!’’小车工人比较集中的李兵庄村小学教员韩玉如(地下党员),拿着小车工人事先写好的罢工传单请王维纲修改,并要借学校的油印机印发。王维纲把这件事报告给王子青同志,王子青果断地说:“我们共产党要支持工人,领导工人的罢工斗争。”并决定派王维纲同志深入工人之中,领导工人的罢工斗争。

 

五月的一天,王维纲到了李兵庄小学,工人们正聚在一起开会,学校教师韩玉如把维纲作了介绍。穷苦的工人都很尊敬王维纲,称他“王先生”、“王校长”。会上,他演讲了党的主张,鼓励大家团结一致,拧成一股绳,坚持斗争,就一定能取得胜利。会后,王维纲深入工人之中,访贫问苦,进行阶级教育,发展党员,同穷苦工人打成一片。

 

一九三二年夏,有一天,王维纲正在李兵庄村东破庙里组织小车社社员开会,讲怎样巩固罢工斗争的事。突然,国民党地方民团一百余人包围了村庄。原来是该村一个地主得到王维纲在村里秘密开会的消息后,报告了民团。民团大喊大叫要抓王维纲同志。王维纲来不急转移,只得进村躲避。民团窜进村内挨家挨户翻箱倒柜进行搜查。在这危急时刻,小车工人李兴把王维纲领进家里。门外的狗叫声和民团搜查的砸门声越来越近,李兴急得转来转去,汗流满面,把王维纲藏到什么地方才安全呢?这时躺在炕上刚生了孩子的儿媳急中生智,她说:“快让王先生躺在我这里吧!李兴把王维纲推到炕上,李氏把婴儿搁在一边,用身上的被子把王维纲连头带脚盖住。一伙民团闯进李兴家里,要去里屋搜查。李兴抹一下脸上的汗,对民团说:“我儿媳刚生下婴儿,那!血胎衣还在地上。民团看看地上的血胎衣,又听见婴儿在啼哭,就滚出去了。民团没搜到王维纲,把密报王维纲的地主痛骂了一顿,垂头丧气地走了。王维纲在李兴和他儿媳的掩护下,脱离了险境。

 

民团走后,王维纲继续在李兵庄一带村庄活动。几天后,他领导小车工人首先成立了小车工会,制定了《罢工宣言》,明确地提出了行动纲领和斗争目标。在社员积极分子中发展党员,建立党支部,并联合瓷窑上的工人和煤矿工人一起斗争;对没有粮吃的社员进行互济,并向地主、富农借粮、借钱。在中共直南特委的指导下,王维纲深入工人顽强地工作,半月时间就把一千余名小车工人全部组织起来了,并把小车社一带村庄的贫雇农也组织起来了,发展了一批新党员。当时,有少数地主的大车受资本家的收买,去彭城拉瓷货,被小车工人卡住没收了货物和牲畜,显示了小车工会的威力。

 

由于罢工斗争,堆积如山的瓷货不能运到六十里外的滏阳河串码头。瓷货运不出去,资本家一年的生意就落空了。资本家恐慌不安,便派代表苏老焕、李宗周、王子祥找小车社工人调解,答应可以取消“荮货钱”,银元可以按市价折合,“双扣底”可以取消一个(即取消扣五个铜板)。为了扩大政治影响和取得罢工彻底胜利,王维纲同志和磁县县委的领导同志一起组织全体小车社工人于6月5日在彭城附近的竹林寺召开罢工誓师大会。千名小车社工人按时汇合到竹林寺。王维纲在大会上发表了激动人心,鼓舞斗志的讲话,大家一齐跪在地上宣誓:“斗争不获全胜,决不罢休!”然后,结成浩浩荡荡的群众游行队伍,高举红旗勇敢地冲破敌人数道防线,直逼彭城镇城下。资本家、镇官和民团团长吓得赶紧派代表来调停,表示全部答应工人提出的条件,要求派代表谈判。当时,预料到他们是在耍阴谋,是缓兵之计,但也估计到强行进城可能发生流血事件,王维纲和县委的领导研究决定,先说服工人回去,并说明.如果资本家失信,我们决不复工。

 

果然不出所料,资本家一面和工人代表谈判,一面贿赂国民党军队高桂滋部驻马头镇的高建白团的一个梁营长,等王维纲回马头三高后,领兵包围学校逮捕了王维纲。王维纲当夜乘敌不备,以去厕所之机,跳越墙头逃出虎口,又回到小车社工人罢工中心李兵庄村,继续领导罢工斗争。这时工人斗争情绪更加高涨,罢工继续深入扩大,内部更加团结,罢工斗争又坚持了两个多月。瓷业资本家得知王维纲又回到工人之中,感到十分恐慌,不得不再次派人出面谈判,并答复了工人提出的全部要求,取消了剥削工人的一些苛刻的规定,赔偿了工人罢工期间的损失,双方订立了合同,王维纲领导的这次罢工斗争取得了胜利。

 

四、组织武装暴动

 

小车社工人斗争的胜利,推动了矿山工人,农村农协会斗争的发展,六河沟、西佐、峰峰的煤矿工人,彭城瓷业工人都有大小不同的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农村抗租抗债、抗税斗争,罢工罢市和秋收斗争风起云涌。直南地区革命力量的蓬勃发展,引起了上级党的重视。八月间,中共顺直省委派陈源道、杨新之同志到磁县组织工农暴动。九月初,陈源道和王维纲、杨新之、唐寿山、马载等党的主要领导同志在一起开会,研究全县工农武装暴动计划,决定:主要以小车社工人为基础联合农协会,收缴民团枪支,武装工农,组织起义,成立中国工农红军直南游击支队。任命王维纲同志担任支队长,暴动后上太行山开展游击战争,建立革命根据地,然后建立赤色政权。

 

王维纲同志按照党的决定,秘密组织小车社工人准备了一个多月,在有小车社组织的村庄,秘密组织了纠察队,在没有小车社组织的村庄组织武装队作为暴动骨干,每十人为一个小队,三个小队为一个中队,三个中队为一个大队。决定于1932年10月4日晚统一行动,袭击民团局子,夺取枪支,以李兵庄为总集中点,然后暴动。  

 

暴动开始后,王维纲带领队伍,首先解决了几处小股驻防的民团,缴获了50多支长枪和部分弹药。汇合后,在攻打彭城民团时,由于敌我力量悬殊,再加上国民党军的增援,攻城失败了。王维纲带领队伍向西部山区转移,当到都党白龙庙山上时,又遭到十数倍敌军的重重包围。王维纲率领暴动队伍与敌激战,终因寡不敌众,暴动队伍伤亡严重,王维纲、唐寿山、马载等18位同志在战场上被捕。

 

五、狱中坚持斗争

 

敌人把王维纲押送到彭城镇,国民党民团总团长陈锡畴、公安局长李名驹对他和其他被捕的同志,严刑逼供,捆绑吊打,杠子压,火柱烫。三次提审,王维纲都是坚贞不屈,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的英雄气概。敌人无奈,又把王维纲押送到磁县看守所。国民党磁县政府认为王维纲是磁县最大的共产党,又是暴动总指挥,妄想掏出他的口供,一举破获直南特委党的秘密组织。于是对王维纲施行了更加残苦的刑法,曾几次用杠子将他压得昏死过去,但王维纲还是守口如瓶。后来敌人对他采取了诱降的办法,说要释放他,问他出狱后想干什么,是否还信仰马列?王维纲坚定地说,我过去信仰马克思主义,出去后仍然是马克思主义的信徒。国民党认为,王维纲是不可救药人物。遂于一九三三年秋,将他和其他十多位同志一同押送到北平军分会。  

 

在北平军分会受审后,王维纲被转送到河北省高等法院,投进监狱,并把他当做重犯戴上手铐、脚镣。不久,他接到了死刑判决书。为了寻找时机,争取越狱时间,王维纲当即写了诉状,提书上诉。

 

在此期间,王维纲没有消极等待,他利用谈天,拉家长的机会,向狱友们宣讲革命道理,帮助他们提高觉悟,并且每天坚持体育锻炼,戴着沉重的脚镣在牢房练习跳高跳远。当有的狱友不解地问他为什么判了死刑,还那么乐观时,王维纲答道:“作为一个真正的革命者,只要一天不倒下去,就不能向敌人妥协。”他用自己的行为赢得了犯人们的尊重和信赖。

 

1934年,王维纲被第二次判处死刑,他同样提出上诉。

 

当时,监狱对犯人非常苛刻,克扣犯人的粮食菜金,有病不给医治,并且时常毒打犯人。为了改善狱友们的待遇,王维纲经过慎重周密的考虑,并做了大量工作后,决定领导犯人进行绝食斗争。他利用放风的机会,传递纸条,使几个楼里的政治犯同时开始绝食,同时向狱方提出条件;

一、反对克扣囚粮和菜金。

二、反对虐待和打骂犯人。  、

三、读书自由。  .

 

定的纪律是。在绝食期间不接见、不吃饭、不喝水、不求茅,违者和他断绝关系,不获胜利决不罢休。

 

绝食斗争开始后,犯人们一个个躺在床上睡觉。开始,敌人不以为然,以为饿他们几天后,即可吃饭,可绝食的时间一长,敌人就不敢轻视了,看守把窝头投到囚笼里,王维纲就带领犯人扔出去。后来敌人改变了方法,劝说,你们这样搞下去有什么代价呢?把身体都搞坏了,出狱后还要工作,没有好的身体怎么行呢?

 

欺骗劝说也没人听,在这种情况下,敌人就把王维纲等人抬出去,几个看守按倒一人后,便强行往口里灌牛奶、鸡蛋。同志们都紧咬牙关,极力反抗,搞得全身是奶。敌人的这一招也失败了。

 

政治犯的绝食斗争影响了普通犯人,并得到了他们的支持。连当时北平著名的大盗燕子李三也加入了绝食行列。

 

王维纲领导的绝食斗争,得到了北平地下党的支持,他们设法通过关系给报社写稿子,在报刊上发表,揭露敌人虐待犯人,克扣囚粮暴行,造成强大的社会舆论,从各方面给敌人施加压力。

 

绝食进行了八天,终于迫使敌人让步,答应了犯人们的要求,绝食斗争取得了胜利。

 

为在斗争中充分发挥党组织的作用,王维纲在狱中秘密组织并成立了中共北平看守所总支委员会,他担任支部书记,并在党组织外围创办了“读书会”。利用互相串牢和读书的机会,领导狱友们学习进步书刊,宣讲革命理论,帮助大家提高认识,并介绍其中经过考验,条件成熟的同志入党,壮大党的力量。

 

六、北平越狱成功

 

几个月后,经当时最高法院裁定,维持原判,王维纲第三次被判以死刑。敌人怕王维纲闹事,扣下判决书,不给他看。王维纲据理力争要看判决书,他又一次写了诉状,提出抗诉。有的同志担心地问他:都判了三次死刑了,再上诉会改变吗?王维纲笑笑说,共产党人不怕死,也不会去等死,但决不能把希望寄托在敌人的发善心上。

 

敌人的确不会发善心,王维纲领导的绝食斗争使他们恼羞成怒,总在寻找机会报复。一天,看守们故意不给一位生病的犯人医治,傍晚,犯人们都聚在院子里不回牢房,纷纷遣责敌人的暴行,向敌人提出抗议。这时,大批早有准备的看守荷枪实弹地涌进院子,以镇压犯人暴乱为借口,强行将犯人赶回牢房。然后换牢将王维纲等几位绝食斗争的领导人及“燕子李三”都“四脚朝天”捆绑起来,严刑毒打后,又扔在楼道里,整整折瞎了他们一夜。王维纲等人遍体鳞伤,“燕子李三”竞被捆打致死。经过斗争赢来了的种种权利又统统被敌人剥夺了。

 

面对敌人的暴行,王维纲及他领导的党组织没有向敌人屈服。敌人的暴行也更激起了‘‘犯人’’的公愤,都在等待时机给敌人以回敬。10月,斗争的时机到来了,这次是利用合法的形式。

 

当时,南京政府的司法部长要来北平视察监狱。王维纲得知这一消息后,马上组织起草了控告书,控告监狱克扣囚粮,中饱私囊,无端毒打犯人,将犯人活活打死等罪行,并准备好人证、物证。当部长一行前来牢房查看时,王维纲等当面向他提出控诉,请他查验因受毒打而受伤的犯人的伤情,并递交了控诉书和血衣等物证。

 

这次斗争由于准备充分,有人证、物证及燕子李三的死等等,又是利用了合法形式,所以斗争很成功,为狱友们夺回了曾经失去的种种权利。看守所长也受到记过处分。

 

1936年,因监狱整修,敌人把王维纲从前楼移到后偻二层最后一个牢房内关押,紧靠窗户,上去就是三楼平台。此时,王维纲在提出上诉拖延时间的同时,也在积极准备越狱。他和同志们一起多次查看了地形,如果能从窗户钻出去上到三楼平台,就有希望跳到隔壁洋行里去。同时,狱中党组织就王维纲准备越狱一事,向地下党北平市委请示,很快,北平市委给予了答复:“斗志可嘉,要依靠自己的力量。”狱中难友毛岱委托亲友探监,将一把钢锉和十元法币夹在鞋底里送给王维纲。难友王必大通过其夫人探监,给王维纲带进了越狱后化装用的衣帽鞋袜。在同志们的掩护下,王维纲用钢锉将脚镣上的铆钉锉断,这样,那副脚镣随时便可摘下。1936年7月27日,这一天有些异常.看守长及几名看守多次来到王维纲的牢房查看。不时上下打量王维纲。从这一异常的现象中,王维纲和同志们分析出,对他的死刑判决很快就会执行(事实上,敌人已决定第二天直接将王维纲拉出去绞死)。

 

大家通过商议,同意王维纲当天越狱,并且选择看守最困倦,也最大意的正午进行。

 

中午12点,王维纲摘掉脚镣,换下了囚服。与此同时,毛岱故意同看守聊天,转移敌人的注意力。张子明、高增崇嚷着要到医务室看病,支开了一名看守。黄泛和黄秋萍说是要捉臭虫,把铺搬到走廊上,靠在窗子边挡住看守的视线。趁此时机,王维纲从铺板上钻出窗子,攀上三楼平台,纵身一跃,跳到紧邻的洋行的汽车库里,逃出了虎口。

 

王维纲越狱成功后,对敌人是一个重大的打击,国民党的报纸用特大标题报道了这个罕见的事件。国民党当局向全国下达了通缉令,悬赏捉拿王维纲。王维纲机智巧妙地摆脱了敌人的追捕,又踏上了新的征程。

 

七、千里跋涉找组织

 

王维纲越狱到香山后,一直向西顺着羊肠小道奔走,翻过两座山头,越过三道山沟,住山洞,睡坟头,吃野菜。他心里只有一个念头,尽快脱离险境,找到党的组织。经过五天的的跋涉到了妙峰山。在大峰口遇到一个看庙的老农名叫李通。王维纲自称是卖布商人,外出讨账,遇雨求宿。接触中,王维纲感到李通是个正直、本分的人。并得知李通的儿子在北平德胜门外一家水果店做买卖,遂与李通结交为友。李通留王维纲在山上多休息几天,王维纲想着党组织,决定要走,但又考虑到自己暂不能回直南。后来他以北京水果店李通的姓名给李巨川写了一封密信。李巨川一眼就认出是王维纲的笔迹,立即寄来五十元,作为王维纲绕道“回乡”找党的路费。李通给王维纲找了一个挑担子的伙计,王维纲化装成掌柜跟在后面。他们从大峰口一路南行,收购猪鬃、马尾。到了河北徐水县,才改乘火车,在挡涂车站下车后,住在车站扳道工王帮彦家里。帮彦告诉王维纲,直南小车社工人暴动后,党的组织遭到严重破坏,县委的同志都转移到了别处。王维纲在帮彦家住了一段时间,仍然找不到党组织,只好又乘火车到徐水,然后返到河南安阳,在一处学校找到了原直南特委组织部长刘大风。刘大风同志详细给他介绍了磁县党组织的情况。王维纲又辗转数月,于1937年5月才找到冀豫特委书记张玺同志,与党组织接上了关系。“七七”事变后,王维纲受特委委派赴延安中央党校学习。王维纲克服了种种险阻,奔赴到革命圣地延安,见到了毛主席、周副主席和朱德、刘伯承、邓小平等首长,陈赓同志夸赞王维纲是“越狱大王”。王维纲在中央党校学习了六个月,更加百炼成钢。

 

八、从军事将领到人民法官

 

一九三八年春,王维纲被派赴抗日前线,先后担任冀豫特委组织部长,八路军独立大队长,八赂军先遣支队第三大队政治委员,太行区中共第五地委书记。他不畏艰险,积极工作,并为这一地区的建党、建军和创建革命根据地,为培养革命干部,为争取抗日战争的胜利,付出艰辛的努力,有着独特的建树和卓越的贡献。

 

1943年,王维纲同志被选为中共“七大”代表。“七大”后,他历任中共太行区党委副书记,太行军区副政委。1947年,他任晋冀鲁豫野战军第二纵队政治委员,率军渡过黄河,参加鲁西南战役,进军大别山,并参加淮海战役。以后,他任第二野战军第十军政治委员,率军参加渡江作战,进军大西南。后任川南军区政委。

  

建国后,王维纲同志先后担任中共四川省自贡市委书记兼市长.中共直辖重庆市第三书记兼重庆市工委主席,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委,全国政协委员、常委。司法部副部长。1956年当选为中共八大代表。1959年起,担任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党组副书记。为人民司法工作的建设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十年动乱期间,王维纲同志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进行了坚决的斗争,长期遭受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残酷迫害。粉碎“四人帮”以后,他恢复了工作,坚决拥护和贯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为拨乱反正,加强我国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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