磁县抗战时期的
统战工作、武装斗争和群众运动
梁秀兰
磁县是太行东南部一块重要的抗日根据地，是遵照八路军一二九师首长的指示，在冀豫特委的直接领导下，经磁县党政军民的一致努力，于1937年11月开始创建的。到1940年3月反顽战役胜利后，磁县革命根据地得以巩固。为了适应对敌斗争的需要，根据地内先后建立了磁县、磁武县、磁东县等抗日政权。所属辖区人口约30余万。根据地西部山高崖险，易守难攻。东部丘陵平原，中间有石鸡岭、莲花山为天然屏障。有绵延南北80余里的煤矿区，陶瓷业发达，粮食、果木产量丰富，为根据地的巩固与发展，开展抗日游击战争提供了有利的地理条件和物质基础。
磁县的党和人民有着光荣的革命传统和辉煌的斗争历史。抗战后，上级党委把磁县作为对敌斗争的“实验县”，是太行区开辟抗日工作最早的县份之一。八年抗战中，磁县党组织发动各界社会力量，组成了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开展了多种形式的武装斗争和群众运动，全县党政军民进行了英勇卓绝的抗战斗争，在太行区的抗战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一）
抗战时期，在磁县境内敌、我、友三方交错，政治军事形势十分复杂。如何团结社会各阶层一致抗日，党的统一战线工作显得尤为重要。1937年10月，省委领导聂真、李菁玉同志先后到磁县召开党的会议，传达党关于统一战线工作的指示。磁县县委为组织各界人士抗日救国，促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实现做了大量的宣传、教育、争取工作，采取了多方面的措施。
利用上层关系，争取地方武装实力派。1937年10月，为了使我党领导的抗日工作在混乱局面下取得合法活动条件，在国民党河北民训处长张荫梧退到磁县期间，磁县党组织通过统战工作与张建立关系，让其委任了五个县(磁县、涉县、武安、成安、临漳)民训指导员的名义，分别由张玺、田裕民、纪德贵、王子青、张锡珩等党的领导同志担任，公开到各地宣传《抗日救国十大纲领》，组织与训练壮丁队。特委书记张玺同志还利用张荫梧以民训处长名义乱发委任状，企图掌握河北地方武装的机会，派田裕民、李巨川等共产党员出面与国民党保安大队长薛梦麟拉关系，改编了其保安大队，收集了地方上一些民团、警察、壮丁队、地方武装千余人，于1937年10月18日以统战形式在彭城建立了河北民军十四支队。之后，八路军派军事代表俞益元、李振山对其进行整编，充实了我方力量。同时又通过在民训处工作的共产党员闻允之的关系，活动张荫梧委任张锡珩为河北民军十三支队司令。张锡珩接委任后，利用自己是彭城镇保卫团教练的身份，迅速将彭城附近的60来个民团武装掌握起来，借取地主枪支，数日之内组建起这支实际是由我党领导的人民抗日武装。这两支抗日武装的建立是我党与国民党之间建立的一种特殊统战关系。1938年6月，在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感召下，一些地主民团武装愿意联合起来参加抗战，磁县抗日民主政府县长田裕民利用这些武装，组建起磁县人民抗日游击支队，这支队伍的枪支弹药、粮食等军需物资全部由地主、富农自供自给。东城营村一地主带50余人40支枪参加了抗日。在艰苦的斗争中，有的地富吃不了苦，后来有的妥协回家了，但大部分始终没有投敌。
建立抗日民主政权，争取团结各界爱国人士。1937年7月，冀豫特委书记张玺同志在彭城召开了党的工作会议，会议决定成立磁县抗日民主政府。经与国民党县党部成员协商同意后，召集各界人士征求意见，在党的积极倡议下，促使河北民军十四支队队长薛梦麟通过，于1937年11月1日在北贾璧村阴沟寺召开了全县村长大会，推选田裕民为县长，磁县抗日民主政府宣告成立。这是华北抗日前线最早成立的一个抗日民主县政府。1938年8月，根据地成立了区政权，但大部分村政权仍由地主绅士所掌握。我党即对他们采取了团结争取工作，有的表示愿意与我们联合抗日，但有的仍持有两面态度，依靠自己的武装。我党又采取了上拉下打的方针，发动群众开展反贪污、争夺村长的斗争。1941年10月根据地由基点村推广全县，普遍进行了民主村选，建立了“三三制”村政权，保证了我党在农村的领导地位，保证了贫苦农民的绝对优势，也团结了开明绅士，村政权得以巩固和健全，这使推行政府法令、筹粮、筹款，开展对敌斗争有了可靠保障。
组织群众抗日团体，团结争取会道门。抗战初期，共产党员田裕民、李巨川、张锡珩、李荒等为了发动群众参加抗日，先后在各地成立了“抗敌后援会”，参加的有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市民等社会各界人士，开展抗日救国宣传和募捐活动，并以“抗敌后援会”的名义，进入国民党在各地举办的壮丁训练班，对壮丁进行抗日教育。1939年以后，敌人大搞清乡扫荡，在群众中造成了恐日情绪，敌人乘机大量发展会道门，企图以此麻痹群众的民族意识，同抗日政府对抗。这些会道门有红枪会、孙真人会、仙天道、青红帮、铁龙军等。其中尤其是铁龙军受日本人的支持。对于这种情况，我党既不能强制群众不参加，又不能放任不管，一旦被敌人利用，会给抗日工作造成不良后果。对此，县委决定：派党员通过上层关系打入其内部开展工作。党组织曾派吝堂同志同铁龙军的司令张昆山拜朋友，又进入青帮白字班中当老大。由于我们的统战工作，天仙道中80％的骨干与我方建有特殊关系，这些会道门基本上被我们掌握，而没有被敌人利用，也没有对抗日工作造成危害。
建立敌伪会，争取瓦解伪军。1938年6月，在八路军一二九师敌工部直接领导下，磁县党政军瓦解敌伪军工作委员会成立，先后在全县建立了50余个对敌工作点，形成了对敌工作网。其工作任务是派遣骨干打入伪组织中，搜集情报，和伪军订立抗日条件，发动伪军起义反正；配合统战工作争取开明绅士抗日；与商界、知识界进步人士及地方上头面人物交朋友，拉关系，争取他们从经济上、物资上支援抗日。抗战中，敌伪会的工作卓有成效。如：派遣吕国宝同志打入警备队当营长秘书，派王润生打入磁县日本宪兵队当勤务兵。在争取伪军工作中，一些成了我们的正式关系，如伪青年队长郝长春、磁县宪兵队中的杨发祥、县警备大队副队长辛裕民都为抗日做了不少工作。伪县长黄希文的秘书贾云骥和电话总机洪秀珍曾多次给我们送过重要情报。通过瓦解争取伪军工作，沿封锁线路口碉堡上的伪军都与我们订有暗号，保证了大批粮食、棉花、食盐、煤油、火柴、纸张等物资顺利的运往根据地，以供军需民用。磁县城内华文斋书局经理许怀芝、知识界知名人士王汝森曾多次筹款募捐、购置文具药品送往根据地。
（二）
磁县党组织有领导工农进行武装斗争的经验。抗战时期，从1937年10月到1941年夏，全县共组建起13支抗日武装，在斗争中取得了辉煌战绩。
磁县主要抗日武装简况：
河北民军第十三支队。创建于1937年10月。刘伯承司令员在回忆文章中曾提到：“在我主力部队八路军一二九师到来之前，河北省就已经有了一支我党领导的张锡珩同志掌握的人民抗日武装力量十三支队。”该队成员多数是瓷业工人和青年学生、民团武装。共产党员张俊卿、王忠位负责部队的政治工作，一二九师派吴作启、陈具山等作为军事指挥骨干，建队初期出色的完成了筹粮、筹款、筹集枪支、扩军任务，使政治、军事、供给制度都有了一定的基础。在党的领导下，迅速发展壮大成为具有四个区队(营)，1600余人的游击兵团，为创建抗日根据地和保卫抗日政权屡建战功：1938年5月31日，安阳观台200余名日军奔袭彭城，十三支队配合陈赓率领的386旅一一七团，在黄土岗与敌展开激烈战斗，我军英勇奋战，敌军伤亡百余人，其余被击溃，我军获得大批战利品，取得了彭城黄土岗大捷；7月张锡珩率部夜袭双庙火车站；8月挺进平汉线以东，转战临漳、成安横扫土匪武装，配合主力开辟冀南根据地；9月，破袭漳河铁桥、平汉铁路；10月袭击磁县火车站，烧毁敌人棉花仓库，10万斤棉花付之一炬。同年，敌人300余人扫荡根据地索井村，十三支队主动退却，利用有利地形居高临下反击敌人。1939年2月，一二九师决定十三支队到沙河与八路军先遣支队二大队合编，在沙河一带活动。1938年6月编入386旅。
磁县抗战保卫总团。1937年磁县抗日民主政府成立后，为了推行政令，成立了这支武装，总团长由县长田裕民兼任。下设三个团。一个警备司令队，计1000余人。善打游击战、村落战。
先遣支队第三大队(后改建为八路军第三大队、八路军独立三大队)。于1938年2月由八路军先遣团留磁县的12连和十三支队一中队为骨干组建的，大队长王维纲。偏城会议后，以县政府警卫队为基础改建为八路军独立三大队，连同徐济普、杨三朝、马养斋、胡成银领导的滏南、滏北、正义游击支队总计1500余人。这支队伍协同抗日县政府活动于邯长路以南，1939年与八路军谢家庆部队合编。
河北民军磁县青年抗敌团(亦称磁县青年抗敌团)。1938年2月，在磁县岳城一带爱国青年蔺瑞丰、蔺兰英、王仁德带领下，自筹枪支组建起来的。下属2个中队，100余人。于1938年7月编入河北民军十三支队。
磁县人民抗日游击总队(简称人总)。1938年6月成立于磁县根据地东西王看、义井一带，由县长田裕民兼任司令，部队成员大部分是地富武装。这支队伍的成立是我党与国民党部队针锋相对争夺地方武装斗争的一大胜利。下设12个大队、一个特务大队，约5000余人。该队伍抗日热情较高，但地方观念较重。1938年8月军分区首长张南生检阅了“人总”后，整编为三个区队，并充实了部队的政治力量，此后队伍的政治素质、军纪、战斗力得以提高，善于打游击战。1939年与沙河县武装合并，正式改为八路军先遣一大队，下设三个营。清洗了一部分抗日不坚定分子，于1940年夏编为八路军第十一旅三十二团。
冀豫抗日义勇军(亦称华北抗日义勇军)。这支队伍是适应敌我斗争的需要，即把敌人占领区变为隐蔽的抗日根据地，奉一二九师首长之命，于1941年5月在山区白土镇建立的。司令田裕民，副司令闫绍轲。下设青年大队、磁安大队、安阳大队、武安大队、磁邯大队。后整编为三个大队，1000余人。该部队深入敌战区，善打游击战、运动战、攻坚战，经常派出精干小分队深入敌后“格子网”内打击敌人，争取瓦解敌伪军，确保交通要道的畅通和安全，选择敌人薄弱据点，以武力夺取或摧毁之。1941——1942年，这支队伍在敌占区的武装斗争和游击活动十分活跃，配合主力取得了反扫荡斗争胜利。在林南战役中，义勇军完成了阻击和警戒水冶、观台之敌，攻歼林县东赵村之敌，袭击安阳县东艾口据点的任务，智取磁县莲花山三座碉堡，创造了游击斗争的典范。1945年在参加洪山战役后即投入安阳第一次战役，横扫观台、水冶间敌据点和封锁沟，配合野战主力参加了解放武安、邢台、永年、邯郸、磁县诸城的战斗。这支部队在战斗中锻炼成长，由游击队壮大成为正规兵团，战绩卓著，为磁县人民赢得了荣誉。抗战胜利后奉命升编为晋冀鲁豫野战军第六纵队第十八旅第五十四团。
磁武独立营。原为磁县独立营，建于1940年5月，营长胡鸣德。1941年春改称磁武独立营，县长江东平兼任营长，属太行五军分区领导。由一二九师命名为“模范独立营”，1944年为磁武独立团，下辖三个营，约1000人，大反攻时编为八路军四十七团。
磁县工人地下军。是以煤矿、瓷窑工会为核心的工人游击队，领导人石峰，400余人。主要活动在峰峰矿区一带，利用简陋的武器或公开或隐蔽的开展对敌斗争，配合部队作战71次，捕捉汉奸61名，杀死汉奸8名，争取伪军23人，烧炮楼18座。在解放峰峰的战斗中，保护了矿区仓库和资财。
此外，还有孙仁领导的冀南游击队，阎吉伦领导的漳滨游击队，杨文田领导的漳南游击队，均于1938年编入638团，补充了正规军。
磁县抗日武装力量的构成是多方面的。包括以上正规建制的武装队伍和县武委会领导下的大、小区干队、民兵、青年抗日先锋队、游击小组等，军分区首长带领的部队给予了支援或亲临组织指挥。战术上可集中组织较大的军事行动，开展“一元化的对敌斗争”，即党政军民密切配合的总体战，也可分散攻打一个据点、一个炮楼等多种形式的游击活动。八年抗战中，磁县抗日武装配合主力部队或独立作战550余次。仅1938——1939两年间，在击退敌人进攻彭城、贾璧、岔口、水峪的战斗中，就击毙日伪军1300余名。1938年3月反顽战役中，配合主力在磁县桃花山歼灭了朱怀冰九十七军及游杂武装。在1940年的百团大战中，仅磁县青年抗日先锋队226人就打了35次游击，深入敌人心脏，破坏交通，消耗敌人炮弹26发，机枪弹6000发，步枪弹无计其数，活捉伪分队长、汉奸各一名，解救被敌人强迫修路的民夫4000人。1942年8—10月，全县党政军民联合发动了三次强大的对敌政治攻势，在“格子网”内开展游击战斗，破铁路，毁道轨，炸桥梁，收割电话线，拆毁封锁沟墙，开展破击战、冷枪战、爆破战、地雷战、地道战……粉碎了敌人的“铁壁合围”、“牛刀子战术”、“掘剔扫荡”和“梳篦扫荡”。1945年6月，全县部队和民兵配合主力夏季攻势，组成了游击集团，全面出动，围困敌据点，破坏敌交通，开展广泛的爆炸运动，破击西马铁路和邯武铁路、牛叫河十二孔大桥一座、漳河大桥7孔，拆毁莲花山等处14座碉堡，收割电线数千斤，肃清了平汉路西广大地区的敌寇。7月4日，发动万人破击了40里长的观(台)丰(乐)铁路。9月解放峰峰、观台六河沟煤矿，攻克马头火车站。10月解放邯郸、磁县县城。
八年抗战中，全县军民浴血奋战，摧毁敌据点23个，炮楼64座，拆毁封锁沟墙8条，总长520华里，收割电话线95000余斤，打破了敌人把磁县作为“兴亚灭共”示范县的梦想。在艰苦卓绝的斗争岁月里，磁县人民经历了锻炼和考验，工人地下军中有60％的同志遭受过逮捕，30％的同志牺牲了。涌现出暴文生、刘玉珍、娄天朝等数千余名杀敌英雄；妇救会主任赵青(女)、区长孙仁、区干队长杨三朝等690余名烈士(不包括峰峰矿区和武南地区的烈士人数)在对敌斗争中献出了宝贵生命……，他们的英名将永载史册。
（三）
减租减息、大生产、剿灭蝗虫是我党在根据地领导的三大群众运动。这对克服经济困难，战胜自然灾害，提高党和政府在群众中的威信，密切军民、民政、党群关系，调动广大群众的抗日积极性，团结各阶层人士一致抗战，巩固和建设根据地起了巨大作用。
减租减息是中国共产党在根据地实行的一项重要政策。1942年，全党总动员，在全县普遍开展了减租减息运动，这对解决农民土地问题，调整农村阶级关系意义重大。据资料记载：战前，土地、债务大部分集中在地富手中，占户数6.5％的地富占有34％的土地，无地少地农民甚多。租佃关系有三种形式：包锄地、大种地、死租，后两种租率为50％以上，是最落后的租佃形式，出租地大部分是坡地、坏地。此外债务问题比较普遍，索井一带有80%农民负债。大债主统治一方，扶植中小地主代办(二债主)，形成高利贷剥削网，并以此兼并土地。索井村周依元140亩中58亩是放债收的押地。农民因天灾人祸债务一累即无法翻身，老百姓说：“有钱就有势，放债如辖官，打骂要利钱”，可见贫雇农所受剥削之深重。
1938年，根据地初创时期，党就领导群众进行了反贪污、争取村长与五一减租、分半减息的斗争。1942年的大规模减租减息运动是以减租保田、清债退押为中心。党的政策规定：不论租种、代种一律按“四一”减租；不论新债旧债年利一律不得超过一分五厘；出门利、本庄利、坐利一律禁止；工人工资按各种实增加20一50％，这一政策得到了广大群众的拥护。
减租减息包括三项内容：一是减租。凡发现有租佃关系的村都进行减租。据索井、贾璧、岗西等10个村统计：地主197户，佃户398户，退谷578石，麦子43．1石，伪钞48元，平均每户得1．7石粮食，重新订了文约，改定了租额；包锄地改换3：7或4：6分；大种地3．75或6．25分。二是减息清债。据白土、北岔口两村统计：债务51户，债权人9户，收回押地62亩，房子55间，坡地2块，钱5510元，粮食1．1石。池上村抽水押水押地84．5亩，钱4000元。索井村60家押地全部抽回。这使农民得到很大好处，解除了农民的“万年疔”，农民重新种上了自己的土地。三是增加工资救济失业。经过斗争普遍执行了劳工政策，增加了工资。
1942年5月至年底，减租减息运动迅速掀起高潮。县委召开区、村干部会议进行了传达布置，以农会为核心成立了减租减息委员会，向群众宣传减租的合理性和合法性，解释“佃”本质，组织大会由佃户直接与地主算帐，主佃双方订立文约，保证佃权。有的因地主顽固对抗，曾出现明减暗不减，白天减夜里退的现象，各级领导进行了深入发动群众，对有抵触破坏行为的地富分子采取强硬措施。如北王庄就把地主王尚直关押在区政府，派得力干部到村发动群众。前天壕村地主范才兴，本村农民怕他“变天”，区政府发动10余村积极分子到该村帮助减租减息。西峧、水峪村等10个村的群众联合到索井村进行清债。据六、七区58个自然村统计：斗争82次，斗争对象101人。到1943年这项运动取得了决定性胜利。
经过减租减息运动，农村阶级关系发生了很大变化，七区有5户地主破产，池上赵尚科300亩土地只剩下13亩。该村反贪污、负担罚款22620元、小米16300斤，有70户农民得到土地，农民得到很大利益，在政治上削弱了地富势力，不敢再抵制政府法令，表示支持抗日。得到实惠的农民抗战积极性更加高涨，工会、农会、民兵、青年、妇女等组织迅速发展，仅白土、池上、申家沟、岔口四个村发展农会会员908名。农村“三三制”村政权得到了巩固。
大生产运动。1942——1943年，全县遭受连续大旱，敌人对根据地实行了封锁，抗战军民生活极度困难，山区白土一带群众竟以“观音土”充饥。面对这样严峻的局面，党向全县人民发出紧急号召：‘‘发展生产，渡过灾荒”、“咬紧牙关，战胜困难”，采取了精兵简政，大搞生产，合作互助等一系列有效措施。
精兵简政。这对减轻人民负担，密切党群关系，加强军民团结，坚持生产渡荒有着重要意义。磁县抗日县政府由原来的六个科减为四个科，军队中的老弱病残动员退伍转业。部队、机关、学校等所有人员亲自动手开荒，努力做到自给自足，节衣缩食，救济灾民。在党的号召下，我县所有抗日军政人员都积极开荒生产，种粮种菜，除自己食用外，还能供给群众，仅义勇军就开荒5984亩，增产粮食4188石，解决了3个月的供给。所有机关军队的同志每人每天供给的小米由一斤降为11两(一斤为16两)。无论机关干部和军队官兵带着粮食和群众合锅吃饭，同甘苦、同劳动，远道扛粮、挑煤，采集野菜树叶，在生产中起模范带头作用，深得群众拥护，军民犹如一家。
大搞生产是创造物资条件的一项重要措施。党和政府根据农村人力物力分散，自然资源丰富的情况，确定了“统一领导，分散经营”的方针。1941年、1942年大旱无雨，播种极度困难，党号召男女老少齐动员，肩挑手提，广泛利用水源，抗旱播种，终于使大部分土地种上了庄稼。此外，还组织群众大搞副业生产，有煤的村庄组织群众挖煤，青壮年搞运输，政府沿途设招待站、医疗站照顾民工生活。号召妇女纺花织布、编筐，政府负责收购，当时是：“家家都有纺车响，户户都闻织布声”，每纺一斤棉花或交一丈布，政府既给工费又给小米，群众赞颂道：“纺花车嗡嗡，咱们亲人毛泽东，要不是共产党领导咱，咱孩子大人过不了冬。”秋后发动群众采集代食品，凡是能吃的野菜、树叶都采集起来，以备食用，当时群众采集的有130余种，党还采取互助合作的办法，使农副业生产出现了很多拨工、换工等合作互助形式，据70个村统计，组织互助组织2719个14万余人，仅南贾璧村就组织了29个互助组，这对发展生产起了很大作用。发展公营经济，建立货栈和合作社，这是根据地军队、机关、学校自己动手建立并以自给自足为目标的一种经济形式。仅北岔口村就有10多家，有边区政府的“仁昌货栈”、太行军区的“裕民货栈”、“太行运销合作社”、“太昌货栈”等，收购花椒、核桃仁、大麻等山货向敌占区出口，从敌占区进口棉花、药品、文具等。还建立了隔日大集，繁荣了经济，根据地岔口素有“小天津”之称。通过群众性的生产渡荒，稳定了根据地的社会秩序，团结了广大人民，既战胜了灾荒，又推进了根据地的经济建设。
剿蝗运动。1943年、1944年两年间，根据地内连续发生了四次严重蝗灾。据1943年6月统计：仅一、三、六、七区就发生蝗蝻面积1535.5平方里。夏秋季蝗蝻变成飞蝗，损坏小麦6574亩，秋苗11881亩，计粮727385石。1945年5月，飞蝗由安阳水冶经我县武吉、七垣、庆和峪向西北飞去，蝗面长10里，宽5里，厚2尺余。蝗虫飞过，遮天蔽日，落地时田野变色，禾苗、树叶、杂草一扫而光，鸡蛋粗的树枝被压断，给人民造成严重灾难。为战胜蝗灾，党号召全县军民齐上阵，破除迷信，展开剿蝗大战。县政府成立了剿蝗总指挥部，各区、村均建立相应的组织。指挥部设有情报组、侦察组、联络组。党政军民统一按班、排、连、营组成战斗组织，利用鞋底、簸箕、布袋、锣鼓、鞭炮、土炮、三眼枪，采取坑杀法、火攻法、围攻法、扑打法，进行了声势浩大、规模壮阔的剿蝗大战。仅1943年一次就发动军民53万余人次。经过全民昼夜奋战，取得了剿蝗运动的胜利，奠定了群众“人定胜天”的信心。
1944年10月，县委召开了英模大会，党和政府表彰了在对敌斗争、减租减息、大生产运动中涌现出的英雄模范42名。11月，杀敌英雄娄天朝、翻身英雄白贵、女劳模郭凡子等8名代表出席了太行区第一届群英会。
实践证明：在党的领导下，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参加抗战；建立强大的人民武装，开展群众性的游击战争；依靠群众，巩固建设革命根据地，是取得抗日战争胜利的可靠保障。
(作者：梁秀兰，女，1945年3月生，任磁县党史研究室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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