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为忽必烈即汗位接中原传统文化改元建号。蒙古民族作为草原沙漠地域的游牧民族，逐水草而迁徙，民无定居之所，家园观念很淡，所以在上层建筑上既无国号，也无年号。国号因族而名，纪年就用动物来命名，比如“兔儿年”、“鼠儿年”、“龙儿年＂之类。忽必烈即汗位后，刘秉忠上书“改元建号”，自庚申（公元1260年）五月十九日，建元为中统元年。这就可以和中国历史上的汉武帝建元元年，唐太宗贞观元年，宋太祖建隆元年相类了。忽必烈建立的国家也进人了中原帝王建国年号的序列。这是按照中原封建王朝的模式改造蒙古国所跨出的重要一步。到公元1271年，全国统一已成定局，刘秉忠又“奏建国号曰大元”。为什么叫“元”？是取《易经》“大哉乾元”之义。这样，又用中原传统文化规范制定了
蒙古族的国号。如果从少数民族在统一的中国掌权的历史来看，这的确还是初始的第一次，称元也是名副其实的。
第二，为元朝设置中央和地方行政机构。元朝疆域辽，民族众多，作为人主中原的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机构，既要能实行有效的统治，又要有民族融合的机制。刘秉忠根据当时的实际情况，吸取古代特别是金代行政机构设置的合理部分，调整发展了蒙古国旧有的政治军事制度，提出了建中书省制度的方案。中央一级的行政机构主要由中书省、枢密院、御史台组成。中书省是中央的最高行政机构。忽必烈按照刘秉忠等人的建议，于中统元年立中书省，设右丞相、左丞相各1人，平章政事4人，左右丞各1人，参知政事4入。皇太子担任中书省的最高长官中书令，自中书令以下至参知政事都称为丞相。担任丞相职务的官员来自各族的上层分子。以中统元年统计，蒙古族1人，畏兀儿族1人，汉族4人。可见刘秉忠设计的中央行政机构中是考虑到联合各族这个重要因素的。中书省以下设吏、户、札、兵、刑、工六部。这是汉唐以来就有的行政机构的继承和发展。中书省的设立对于加强中央集权发挥了很大作用。枢密院是掌握兵权的，设有院使（由太子兼任），副使、佥书枢密院事等职，后来又在副使之上设知院、同知，金枢之下设同金枢、院判，名额不定。四宿卫各出代表一名，中书省派平章政事二人参与枢密院议事。御史台是最高司法机构，最高长官为御史大夫，其下有殿中司和察院。此外，中央一级机构还有大司农（掌农桑水利）翰林兼国史院（掌制诰文字、纂修国史）、集贤院（掌
提调学校、征集人オ）、宣政院（掌宗教及吐蕃事务）、宣徽院（掌诸王等供应）、太史院（掌天文、历法）操作院（掌工艺）通政院（掌驿站）等，这些都是中央的专门机构，有些机构如大司农、太史院等机构都起了重要作用，作出了重大贡献。在紫金山隐居过的刘秉忠曾任最高行政官员参领中书省事。①张文谦曾任最高行政官员的副职中书省左丞、最高军事官员的副职枢密副使、最高农业水利官员大司农、最高司法官员御史中丞、最高天文历法官员领太史院。张易曾任最高行政官员的副职平章政事最高军事官员副职枢密副使、最高天文历法官员领太史院。王恂曾为太子伴读，任教育文（の注：《元史・刘秉忠传）记载为“参预中书省事”，据《元朝名臣事略・太保刘文正公）“预”改“领”。据商挺编《藏春集）卷六载张文谦的刘秉忠（行状》及徒单公履的刘秉忠（《墓志》“预”也作“领”。）化最高官员领国子祭酒、最高历法官员太史令。郭守敬曾任最高历法官员太史令、重要水利官员都水少监。这批从紫金山走出的智商超群、才华出众的知识分子，在元朝最高政治、行政、军事、教育、农业水利、天文历法等部门担任要职，充分发挥他们的聪明才智，作出了重大的历史性的贡献。刘秉忠设计的地方最高行政机构是行中书省，简称“行省”。公元1260年，刘秉忠总设十路宜抚司，统归中书省所辖。宣抚司根据中书省颁发的政令，行使审理狱诏，整顿赋役，省并州县等职能。到至元二十七年（公元1391年），在全国设行中书省，作为地方一些行政机构。当时，除中书省直接管辖山东、山西、河北等地，称为“腹里”，宜政院管辖吐蕃以及诸王封地外，全国共设十个行省，即岭北、辽阳、河南、陕西、四川、甘肃云南、江浙、江西、湖广。行省最高长官设平章政司，另有左右丞，参知政事军事。行省之下设路、府、州、县。吐蕃地方置万户府，路有总管，府有知府或府尹，州有州尹，县有县尹，各路、府、州、县都设有蒙古人或色目人担任的达鲁花赤。枢密院和御史台也各有自己的相应地方机构。元代中央和地方行政机构的设置，特别是行省制度的建立，不仅奠定了有元一代的行政制度，而且使秦汉以来的中央集权达到了新的规模，做到了“都省（中书省）握天下之机，十省（行省）分天下之治”，中央和地方的行政机构有机地结合在起。元朝的疆域十分辽阔，所谓“北逾阴山，西极流沙，东尽辽左，南越海表”。因此10个行省中就有4个行省涉及边远地区。例如岭北行省治所设在和林，称和宁路，管辖范围除了蒙古高原外，北边一直到北冰洋；东北地区由辽阳行省管辖，设开元路（今吉林省农安县），管辖黑龙江中游；设水达达路，管辖黑龙江下游和乌苏里江流域；又在黑龙江口奴尔干地方设征东元帅府，管理包括库页岛在内的广大地区。元朝又在澎湖设巡检司，管辖澎湖和台湾，巡检司是划归江浙行省泉州路同安县的。西藏地区没有设立行省，而是由中央的宜政院直接管辖，其下设立乌斯藏、纳里、速古鲁孙三路宣抚使司都元帅府，其下设若千万户府，管理方式与行省制度相仿。行省制度的设立使这些边远地区和中原地区的联系大大地加强了，它有利于巩固我国多民族国家的统一，对明、清两代政治制度也产生了很大影响。元朝以后，“行省”这个名称一直沿用了下来直到现在，明代虽一度改为布政使司，但口语仍相沿不改。元代行省的划分，也初步莫定了今天中国的行省规模。
第三，为元朝的百官颁俸禄，定官制，拟章服，制朝仪。成吉思汗崛起漠北，作为游收民族，逐水草放牧，居无定所，没有城郭家园，也没有繁杂的庶事，军政机构的设置非常简单，只设万户统率军队，设断事官管理政刑，任用主事的人员也不过一二名亲贵重臣。收降人员，原来是什么官还叫什么官。蒙古军队征战，主要是为了掠夺，成吉思汗曾对他的四个儿子说过，世界广大，江河众多，使你们攻占外国，去各自分配，扩大自己的牧地。成吉思汗和他的继承者连年累月地对外发动战争，就是出于这种动因。至于建立行政机构，设置百官以及各种制度，那是没有考虑的。等到忽必烈即位，最后灭宋已成定局，这时蒙古统辖的地域十分辽阔，形势发展要求建立有效的行政机构和职官设置。于是忽必烈让刘秉忠牵头，许衡为副手，开始参酌古今之宜，定内外之官。公元1254年，忽必烈就采纳刘秉忠的建议，“颁禄于陕之东西”。（《牧庵集・刘秉忠赠赵国文正公制》）元朝建立后，便将刘秉忠的建议推广全国，收到了很好的效果。公元1260年，忽必烈采纳了刘秉忠等人根据汉族封建王朝以及当时实际情况所提出的机构设置方案，确定了有元一代的官制。明朝宋濂等人编撰的《元史.百官志》说：“于是一代之制始备，百年之间，子孙有所凭借矣。”晚清柯劭忞编撰《新元史·百官志》说：“以中书省管政事，枢密院管兵，御史台司纠劾，又设行省行台，内外均其轻重，以相维系，立法之善，殆为唐宋所不及。”这个评价是相当高的，由此可以看到刘秉忠在设计元朝官制时的确是付出了相当有价值的劳动。官署机构定了，官员奉禄有了，作为一代王朝，还应有一定的礼法。蒙古族作为游牧民族，除了勇于打仗，是不讲什么封建王朝的礼法的。每次朝会宴飨，安排吃喝，还是按蒙古的本俗。（元史・礼乐志一）说，凡是遇上称贺宴会了，臣庶无论贵贱，都涌聚到帐殿前，执法官嫌人太多，就用棍子赶打。可是赶打跑一批，一会又聚集上来，这也实在太不象话了。公元1269年正月，由刘秉忠牵头，孛罗为副手，根据忽必烈的指令，改制朝仪。参与这件事的赵秉温、史杠访察前代知礼仪的人，演习朝仪。又搜访了旧教坊的乐工，在万寿山的便殿进行演练，忽必烈听后大加赞赏。在刘秉忠以及他的助手们的努力下，元代的朝仪才得以完备。刘秉忠改革蒙古旧俗，适应中原汉地的封建文明，使元朝成为名副其实的封建王朝。刘秉忠的这个历史贡献是很大的。同时代人对刘秉忠的这一贡献曾给了很高的评价。《藏春集》卷六王磐撰刘秉忠《神道碑铭说：“辅佐天子，开文明之治，立太平之基，光守成之业者，实惟太傅刘公为称首。＂在元代开国杰出人物中，刘秉忠做出的贡献是非常突出的。（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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