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238年的秋天，紫金山发生了严重的蝗灾，这一带的人们十之八九缺少粮食。刘秉忠所居的佛寺，也在生活上发生了因难。这时，虚照禅师的妹夫在云中（今山西省大同市），听说紫金山遭了蝗灾，就邀请虚照禅师到云中去。这一年云中丰收，吃饭没有问题。于是虚照禅师对紫金山天宁寺的事务作了安排，只带着刘秉忠去了云中。他们在云中住在南堂寺。第二年的秋天，虚照禅师因为还要主持天宁寺的佛务，就又回到了邢州天宁寺。刘秉忠的学识在云中再次引起震动，被挽留在南堂寺，讲习天文、阴阳、式诸书。过了一段时间，燕都（今北京市）的海云禅师应忽必烈之约前往漠北和林（今蒙古哈尔和林）藩王府觐见，路过云中。海云禅师听到人们都在传说刘秉忠博学多才艺，就请求与刘秉忠相见。两人会面一谈，海云禅师十分惊服刘乗忠的才华，就约刘秉忠一块去漠北忽必烈那里。刘秉忠颇有点诸葛亮式的清高，象他自己在《读诸葛亮传》诗中所说的“长オ自献成何用”，有出众オ华的人自己去推荐自己那还成何体统，所以坚持不去。但海云执意相约，又加紧做思想工作，刘秉忠这才答应和海云禅师一块赴漠北。一到和林，海云禅师立即将刘秉忠推荐给忽必烈。忽必烈在蒙古窝阔台汗死后，皇后马乃真氏称制时，意欲“大有为于天下”，积极结交中原有影响的知识分子，罗致儒、佛、道的社会名流，海云禅师就是应忽必烈之召前赴漠北的。刘乗忠初见忽必烈，回答忽必烈提出的问题时“应对称旨”，忽必烈十分满意。后来忽必烈又屡次召见咨问，刘秉忠从容议论当今时事，了如指掌，分析透彻，见解深刻，同时又很实际，便利操作，深受忽必烈的赏识。刘秉忠知识渊博，于书无所不读，尤邃于《易》及邵雍的《皇极经世书》，至于天文、地理、律历及ト筮知识，无不精通。刘秉忠的这些知识，有哲理思维，有文化资料，有历史经验，还有神秘色彩。对忽必烈来说，这些知识既博大精深，又神秘莫测。在忽必烈这个有作为的蒙古族皇帝未征服中原之前，他已被具有深厚中原文化素养的青年人征服了。刘秉忠几次向忽必烈上书，达几千言，书中用中原有作为的帝王为榜样，建议忽必烈取信于民。他用西汉陆贾告诫刘邦“以马上取天下，不可以马上治之”的警言，为忽必烈注重文治出谋划策。这些
治理天下的历史经验，对于忽必烈来说极为珍贵。公元1251年，忽必烈的胞兄蒙哥立为大汗，蒙哥授忽必烈总治漠南军国庶事的重权，开府于金莲川（今河北省沽源县境内滦河源头一带）。刘秉忠是最早投奔忽必烈的汉族知识分子之一，深得忽必烈的信任。所以，忽必烈被委以重任以后，刘秉忠就成为金莲川智慧团的首脑核心人物。他在这时举荐了一批汉族知识分子，捡选为金莲川幕府的骨干成员。金莲川智囊团的主要成员后来都成为忽必烈的重要官员。以刘秉忠为首核心的智囊团经过深人研究，精心谋划，决定首先搞治理邢州的试点。邢州是蒙古控制漠南的一处战略要地，也是蒙宋对峙蒙古南进的军事要冲。早在窝阔台汗（公元1229－1241年在位）时期，曾将15000户赐于两个蒙古贵族。由于辖治无方，征求百出，使得民不堪命，大量民户逃亡。贵由可汗二年（公元1247年），忽必烈受封于邢州，又派近侍代理，也因骄恣无法，不会管理，再使民户锐减，仅剩下五六百家。针对这种情况，熟悉那州情况的刘秉忠建议：“邢州旧有万户，兵兴以来不满数百，百姓凋弊日甚一日。若择良吏治理，此地犹可完复。”他推荐了儒士张耕、刘肃担当州官。刘秉忠谋划的这一试点方案，具有重要意义，是用“汉法”治理汉地的样板尝试。忽必烈积极采纳刘秉忠的建议，任命张耕为邢州安抚使，刘肃为副使。二人在邢州同心协力、革除弊政，斥禁贪暴，招抚流亡，使全州户数很快增加了10倍。邢州试点是对刘秉忠设计的新的政治蓝图的一个小范围的实践验。（元朝名臣事略.尚书刘文献公》记载，张耕、刘肃等人被派到邢州时，“公私缺乏，日不能给”。于是“兴冶铁，以足公用，造楮币，以通民货。车编甲乙，受顾而传。马给圉户，恒率驷，宾馆所得，川梁仓使，薄书期会，群吏莅守惟谨，四方传其新政焉”。由于经济发展、人口增加、邢州一下子升为顺德府。邢州试点的成功证明了刘秉忠告诫忽必烈可以马上打天下，得天下，而不能马上治天下的正确性，治理天下要按行政管理固有的规律来办事。所以邢州试点给蒙古统治者的施政方针带来了重大的转变，因而具有
方向性的意义，为北方少数民族立国中原树立了一个成功的样板。忽必烈从这个样板中感悟领略到了高度发展的汉文化的价值和作用，从此，忽必烈更加重用汉儒，紫金山以东百余里的肥乡县大儒窦默就在此后受到忽必烈的信任和重用。蒙、汉统治者合作，共尊儒学，修政教，重农桑，使漠南经济迅速得到发展。刘秉忠为治理漠南设计了一幅政治蓝图。这幅政治蓝图包括了选官定禄，减轻差徭赋役，明定法令，开设学校，兴礼乐，颁历法，修史书，广开言路等内容。忽必烈嘉纳了刘秉忠等人的建议，逐渐在漠南全面推行汉法，使忽必烈大“得中士之心”，为其争得汗位并统一全国，打下了政治、经济基础。刘秉忠在金莲川设计的政治蓝图，后来成为元朝的重要国策。蒙古民族作为我国北方马背上兴起的游牧民族，在征服其他民族时，表现了攻掠杀戮的野蜜残忍性。给人民群众的生命和财产带来了沉重的灾难。这种暴行无论如何也不会得人民的衷心拥护和文持，只会激起仇根和反抗。因比蒙古军队在其强悍的军事力量背后，却蕴藏着极为危险的弱点。刘秉忠作为有远见的政治家，准确地看到了这一点。他在忽必烈左右参赞军政大事，经常告诫忽必烈禁止“嗜杀”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收到了很好的效果。公元1252年忽必烈奉蒙哥之命远征大理（今云南省大理市），刘秉忠随行谋画军机。公1253年冬，蒙古军队围攻大理城，大理国王拒命不降，并杀蒙古信使。忽必烈大怒，欲屠城。按照蒙古国旧制，“凡城邑以兵得者，悉坑之”。（《牧庵集・序江汉（赵复）先生事实》）。刘秉忠得知，立即与张文谦、姚枢，向忽必烈进谏说：“杀使命者，其国主耳，非其民之罪。特免杀掠。＂（《元文类.中书左丞张公神道碑》）忽必烈接受了刘秉忠等人的建议，派姚枢“尽裂橐帛为帜，书止杀之命，分号街陌，由是其民父子完保，军无一人敢取一钱直者”。（《牧庵集・中书左丞姚公神碑》）大理城的民众没有遭到屠城的厄运，云南大理的人民应该感谢刘秉忠。公元1258年，忽必烈率军攻鄂（今湖北省武昌市的武昌）。刘秉忠与张文谦、姚枢再次劝诫忽必烈“当一视同仁，不可嗜杀”。忽必烈表示“保为卿等守此言”，并言出令随，“既入宋境，诸将分道兼进，各遣儒士相其役。禁戢军士，毋肆杀掠，勿焚烧庐舍，所获生口，悉纵之”。（《元文类・神道碑》）现在武昌以及南宋境内的人民也是应该感谢刘秉忠的。刘秉忠劝阻忽必烈屠城，把征大理、伐宋的战争所给社会生产力带来的破坏，降到最低限度，客观上为统一全国创造了条件。
正当忽必烈攻鄂的时候，公元1259年秋，蒙哥汗战死于四川的钓鱼山，忽必烈听从幕僚的劝谏，班师北还。公元1260年春，在开平（今内蒙古正蓝旗东闪电河北岸）即汗位，改国号为大元，完成了大蒙古国向元朝的嬗变。忽必烈于公1264年任命刘秉忠为光禄在夫，位太保，参领中书省事。在建立元朝的过程中，刘秉忠按照中原传统王朝的模式，帮助忽必烈制定了一代成宪，成为元朝的开国元助。
如果说蒙古是征服南宋的胜利者，那么，从紫金山走出的青年书生刘秉忠却用中原的传统先进文化征服同化了蒙古的胜利者，从而把中国历史的发展推进到一个民族融合的新时期。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说过这样一段著名的话：“每一次由比较野蛮的民族所进行的征服，不言而喻地都阻碍了经济的发展，推毁了大批生产力。但是在长期的征服中，比较野的征服者，在绝大多数情况下，都不得不适应征服后存在的比较高的‘经济情况＇；他们被征服者所同化，而大部分甚至还不得不采用被征服者的语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第222页）恩格斯所指出的是一种带普遍规律的历史现象，因此，不管刘秉忠是否意识到他的所作所为的历史价值，他对征服者的“同化”，他的带创意的杰作，都已被历史实践证明是杰出的重大的贡献。刘秉忠的重大杰出的历史贡献，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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