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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邯郸史话》(连载32)近代邯郸的再度崛起——国民政府时期的邯郸

时间:2019-07-25 10:42:57  来源:新邯郸  作者:  浏览: 分享:

 国民政府时期的邯郸

 

1.政区的调整

 

19289月,国民革命军进入北京,奉系军阀控制下的北京政权垮台。10月,直隶省改称河北省,地方政区实行省县二级制,邯郸县由此隶属河北省。19373月全省划分为17个行政督察区,邯郸属驻治邢台的第十五行政督察区专员公署。国民政府时期的邯郸县行政机构及名称均有变化,县署称县政府,县知事改称县长,财政所改称财政局,劝学所为教育局,警察所改称公安局,另增设了保卫团等机构。

 

国民政府时期,县以下设区,区以下设乡。邯郸县下设5区,5区的区公所,中区驻城内,东区驻代召镇,南区驻张庄桥,西区驻户村堡,北区驻尚壁村。每100户村庄为一乡,小村35个为一乡(村有村长)。乡设乡长和乡副,并有乡役一人。全县计288个自然村,人口为78600人。

 

2.工商经济的发展

 

在国民政府时期,邯郸的城市经济较清末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一是随着国民政府货币体制改革的实施,金城银行等近代金融组织相继在邯开展业务,通过存放款逐步控制了民间银号,进而取代了旧式的钱铺业,金融资本逐步控制了邯郸经济命脉。二是植棉业得到了迅速的发展。从30年代起,在当时政府的提倡下,邯郸及周围各县棉花播种面积大幅度增加,1931年各县棉田总亩数达到120.229万亩,棉花总产量达6298.74万斤。由此促进了邯郸棉花的贩运和纺织业的迅速发展,“近时制棉悉用洋札花车,城西关安家庄等村,业之者最多,每于秋后,终日隆隆,聒燥耳鼓,几至不隔一户,情缘近数年来,外商来邯运贩棉花着络绎于途……,每年运出之花约有数十万斤……统计每年产布一万二千余匹”。[民国本《邯郸县志·实业志》。]植棉业发展对邯郸城市经济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一方面瓦解了农村的自然经济,另一方面奠定了邯郸作为棉业基地和运销中心的地位。三是相继开办了采用机器生产的近代企业。如面粉、纺织、食品加工、油脂加工和铁工业等工厂;同时,棉花加工、酿造、印染、陶器、编织等手工业也获得了长足发展。虽然这时邯郸工业企业为数还不多,但企业采用了若干近代企业的组织形式和管理方法,部分手工业已经纳入了近代经济的范畴。四是作为商业城市集散物资、疏通商品的功能进一步增强。当时经邯郸集散的煤炭、陶瓷、棉花、土布、杂货、铁货、山货、粮食等大宗商品,由滏阳河和公路运销沿河下游10余县及东南数县;棉花经铁路由邯郸运销外地每年有130140个车皮,南运卫辉府,北运天津,东运济南等地;土布由东部各县汇集邯郸后再转运山西长治等地区,年约2500万匹;杂货由天津、汉口运入,除在邯郸及周围各县直接销售外,也有一部分转销山西等地;白麻、核桃、黄花、杏仁、花椒、柿饼、白瓜子等西部的山货,每年过境转运的有数十车皮和数千包不等;铁货由山西运来再转运天津一带每年约100车皮;本地所产面粉,花生、白酒、黑枣等土产品经铁路运销石门(石家庄)以北地区年3000吨以上;经邯郸转销山西一带的粮食每年就达600700车皮。[ 《邯郸市文史资料》第三辑第43页。]

 

由此可见,民国时期的邯郸工商业较之清末北洋时期有了相当成度的发展,仅商户就由100多家发展到320多家,计有33个行业。尽管此时的邯郸还没有达到足以取代大名而成为冀南地区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程度,但邯郸的发展的速度已经超过周围各县,经济地位大幅度上升,基本奠定了邯郸作为冀南地区中心城市的地位。

 

3.文化教育的发展

 

随着民国初年全国新文化运动的深入发展,邯郸的新式教育有了较快的发展。到国民党统一河北之前,全县已建立初级小学125所,在校学生总数达7000余人。虽然说这个时期的邯郸教育仍很落后,但新式教育的创办,毕竟是邯郸教育发展史上的一个革故鼎新的重要时期,开起了邯郸近代教育之先河。

 

1928年春,在河北省政府成立之后,颁布了一系列发展教育的规定,兴办新式教育又掀起了一个高潮,鼓励人们接受新式教育思想和新的文化观念。这期间邯郸城乡也出现了毁庙建校,兴办国民教育的热潮,先后又创办了几所高等小学和初等小学及各种形式的社会教育,还相继建立了第3、第4、第5高等小学和女子高等小学、第一怀幼学校等,先后恢复和续建乡村初等小学25所,使全县初等小学达到150余所,在校生增至8000余人。其中创办的乡村师范学校,是邯郸第一所培养师资的学校。

 

这一时期,邯郸还逐步兴建了一些文化基础设施。1924年,由知县何毓琦捐款在丛台下旧县议会内创建了邯郸图书馆。到1929年邯郸有两家旧小书店,主要销售高、初小学的作业本和课本,也有一些文学作品等书刊。到抗日战争前,邯郸又设立了宣传讲习所、群益书局、民众教育馆等文化机构,成为传播近代文明的一个重要场所。在诗文字画方面,曾有以清末进士王琴堂为代表的画派。王琴堂画梅为一绝,“又攻书法,兼善绘事,写梅特殊臻绝诣,得者无不计袭珍藏之”;[ 《邯郸市文史资料》第三辑第43页。]李世昌画兰为一绝;杨洞庭画葡萄松鼠为一绝,被称为邯郸的“三绝”。还有以王洪钧为代表的《南宫碑》字体书法,远近闻名,在河北一带颇有影响。这些都说明,在民国年间邯郸的城市文化建设较前已经有了明显的进步。

 

在清末民国年间,王琴堂、王羹梅等有识之士,为邯郸的文化教育作出了贡献。王琴堂(18591932),字韵泉,号啸山,是清末甲辰(1904年)准进士。他出身于一个中医家庭,自幼聪颖好学,19岁时中秀才,27岁选为拔贡,31岁中举人。后被选派赴日本早稻田大学留学,回国后任徐州师范学堂监督、苏州法政学堂提调。辛亥革命后被选为省会议员,旋任安肃县知事(今徐水县)。任满后谢绝仕进,回乡倡导实业,创办邯郸近代工业企业,创办新式教育,开展慈善事业,两次总纂《邯郸县志》,曾任邯郸县商会会长。著有《唾余轩吟草》三卷……《唾余轩文渠》二卷,《啸山散体尺牍》一卷,《读鉴地理汇钞》六卷,《说文分韵附注》五卷。王羹梅,字末斋,丁酉年(1897)拔贡,庚子年(1900)举人,曾留学日本。回国后任邯郸县劝学所长、教育科长等职,大力倡导近代教育,为发展邯郸的近代教育事业作出过突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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