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家琪丨中晚明知识人的“惭愧”书写及其文学史意义

时间：2024-03-22 14:08:31 来源：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作者：安家琪浏览：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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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安家琪，生于1990年。兰州大学文学学士、硕士，上海交通大学文学博士，曾赴台湾东华大学交流。现为黑龙江大学文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明清诗文与唐代文学。在《文艺理论研究》《唐史论丛》《中国社会科学报》等期刊发表论文20余篇，并有论文被《人大复印资料》转载；出版专著《政治与文学视域下的王锡爵研究》《故事里的文学经典：明文》。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省社科基金项目、中国博士后面上资助等各级科研项目，曾获黑龙江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三等奖、黑龙江省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二等奖。

中期以降，知识人诗文中时见“惭愧”与“自省”的姿态。此类书写并非始于明代，对于士林风气、个体才行及制度缺陷的批评与反思，亦屡见于不同时代之文献载体，实可视为前现代社会共有的、难以依赖个体自觉与制度设计有效解决的阶层升降与身份认同的难题。但不同时代的制度环境、思想风习与经济形态诸因素，却依然具有催生不同因应方式、并展现为不同社会文化现象的可能。中晚明是社会结构与秩序不断调整的时代，知识人对周遭世界的感知与应对亦因之而生变。目前学界对于中晚明知识人惭愧与自省的考察，或从社会思想史的角度探讨功过格、省过会及善书运动等现象及其意义，或聚焦于易代之际士人之处境、心态与文学观念、创作间的互动。但对于此一时期知识人的惭愧与自省在何种境遇中发生、又在何种脉络中予以适恰的理解、并展现其文学史意义等问题，则尚存待发之覆。由于个体的行为选择无法脱离其所在的制度世界，因而，本文从中晚明知识人所处之特定境遇出发，尝试考察：知识人的惭愧书写根植于何种制度环境；此类书写展现出何种特质；身处变动中的知识人，又如何理解其周遭的变化，进而选择因应之道。

包筠雅《功过格：明清时期的社会变迁与道德秩序》

制度视角下中晚明知识人的生存境遇与性格形成
制度表现为特定时空下具体的规章律令与惯习故事，是较为稳定和可重复的思考与行动模式。个体的存在无法跳脱其所处的制度空间，因相似的利益诉求聚合而成的特定群体，其品性形成与行为选择，也随之带有历史语境下的制度性特征。中晚明时期，制度对知识人生存境遇与性格形成的影响，突出表现为科举及考课制度导致的知识人生产过剩，德性缺失，职分意识淡薄。“明代学校之盛，唐、宋以来所不及”，明中期以还，生员身份限制弱化、人数激增，基数庞大的生员、举人长期壅滞底层。竞争的加剧，催生了算计与机巧，知识人求速成而取捷径，立身行事缺乏相应的道德制约，遂逐渐形成了工于谋身的性格，“以撮弄字句为巧，娇吟蹇吃，耻笑俱忘”。而知识人所致力者，又多限于制义。虚言蹈空的风气，不断销蚀着知识人对务本敦实的践履与追求。科举制在演化过程中所造成的乡论之制度性功能的弱化，亦深刻塑造了中晚明知识人的普遍性格。隋始置进士科，以文辞取士。及李唐科举选官成为定制，乡论在个体入仕过程中的影响逐渐式微，士人萃聚京师，不断“去乡里化”。隋唐时期的“个体化官僚制”，也形塑了此后传统社会中的官僚秩序。独重科举、不论乡议的制度设计，日久则导致士人寡廉鲜耻，厚貌饰词，而漠视德性及实行。嘉靖朝礼部尚书霍韬在《论内外官铨转资格疏》中，对于“重科举而轻乡论—士人无行—名实错位—官员缺乏任事能力—国是日非”的科举之弊有着清晰认知；晚明温璜谓“我朝科贡而下，原有孝弟才识、贤良方正诸科以相佐。今止制义一途，不借足于他径，而文始逾涯，无有束其势者矣”，则与霍韬之论后先同符。科举选士独大所引发的系列问题，已是显见的社会症结。

仇英《观榜图》

自制度层面而言，中晚明知识人“无行”的另一原因，在于选调积滞，官员被迫面临更为严苛的考核与频繁迁转。人事考核一改旧制，对于成绩“平常”及以下者更为苛刻，往往以案牍为准，不加核查，速予黜退，以致考核沦为不同政治势力借助舆论而相互倾轧的工具。在任官员或为自保而奔走经营，或得过且过，以“无事”为上策，难言尽责。内廷官非居要职者，迁转不常，难以在短期任内积累政绩、人脉及声望，故为官者多不愿尽心理事。外廷官一则非“华要”之职，士人多不喜为之；再则此类官职晋升的机会与空间本即有限，而又多为声望不扬者为之，故少有能振拔其间者。此亦摧折了士人外任地方的热情。长此以往，也致使其难以应对社会治理的挑战。士不成士，官员无意于履职，官、民矛盾日趋尖锐。至明末，报复官宦、乡绅的民变、奴变时有发生。官民关系的紧张、庶民对乡绅的极端报复，制度效应之下士风的持续恶化难辞其咎。竞争加剧，士风失坠，中晚明社会充满未知与变数。对此，知识人自难置身事外而无感。重新反思士之职分，遂成为知识人认知自我与理解周遭世界变化的起点。“惭愧”则是其自我反思中首要而直接的感受。

面向生民：知识人诗文中的“惭愧”与“自省”
惭愧是个体因违背道德或感到无能为力，基于是非观、善恶感而产生的一种指向自我的情绪体验，其与自我意识的发展密切相关。孟子以“羞恶之心”为“四端”之一，以之为区隔人、兽之准则。故“惭愧”可不习而得，是为人先天固有的能力。但“惭愧”的具体呈现，又与后天环境密切相关。惭愧总关乎特定情境及对象，在具体境遇中，展开于“人—事”“自我—他者”的关系结构中。故惭愧具有经验的内涵，并关联于其如何发生的特定脉络。在“有序社会下的四民分工—士人劳心—士风失坠—无所用心—社会失序—愧哉”（陈龙正《士反自贱于民》）的理路之下，以面向生民为基点的“惭愧”与“自省”，成为中晚明知识人诗文中一类突出的自我表达。惭愧与自省多本于“牧民者”的立场，其所关涉的对象，则指向生民——士人以一己无益于生民为愧。“惭愧”所指向的民不聊生的表象背后，折射出知识人耻感的普遍淡漠。明中期以降，儒士身份门槛的降低、数量的激增及虚谈横议之风的影响，令“士”群体良莠不齐，知识人应有的经世品格渐趋沦丧，“在缙绅，只讲得明哲保身一句，在布衣，只讲得传食诸侯一句”。“士人无耻”的话题，在中晚明更一度为知识人所乐道。在面向生民的自省中，中晚明知识人抱愧的对象，又集中指向务农者。士人并非躬耕的直接践行者，然却有赖农者供给衣食，“士”身份的存在倚重于“农”。因此，在面对农者之艰辛而无力改变时，知识人深感惭愧之余，也自然会做出改变的尝试。表现之一，即转向对制度层面的思考。复井田旧制，则是其中的一种可能性的探求。顾炎武推重井田制“代耕”之意，认为井田制下，君与臣皆为民而立，士大夫食取俸禄乃在于其以治国理政之责，代行庶民躬耕之义，而非凌驾于庶民之上。故士人不得厚取于民而谋私。类似顾氏热衷于（部分）复井田旧制及君臣“主于利民”的论调，在中晚明乃至清初的思想界并不罕见。此类制度性构想的提出，也当与知识人面向生民的自省不无关联。

唐寅《江南农事图》

自技法而言，知识人欲有效表达面向生民的惭愧与自省，则需在文本中呈现“事之真”与“情之切”。“事之真”常需借助录实的笔法——即时性展现与溯回式再现，则是呈现“录实”的惯用方式。观者在场与细节写“真”，是二者在表达上的共性；由此传递自我对他者的同情之了解，实现“情之切”与情之普遍化。境遇是引发知识人惭愧书写的外在因由，其内在动因，则是士之为士的道德意识与责任担当。在此意义上，中晚明知识人诗中的惭愧书写，既是对诗之兴、观、群、怨“四义”的自觉践行，也是对“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之文学理念的阐扬，并具有了以诗存史的价值。惭愧发生于“人—事”“人—人”的相互关系中，并预设了潜在的“他者”作为参照。因此，在两相对照所形成的张力中进行自我表达，也是强化惭愧与自省之真诚的有效方式。张弼《照镜》诗曰：“览镜今朝忽见吾，欣然对语共卢胡。鬅鬙鬓发乃如此，磊落肝肠还在无。敝郡穷民真愧赧，清心直道太迂疏。秋风有便不归去，空负松江巨口鲈。”“鬅鬙鬓发”与“磊落肝肠”既是外在参差散乱之貌与内在坦荡坚定之心的对照，也是柔与刚、变与常的交映。在年华易逝与信念恒常的张力中，“磊落肝肠”的始终如一方显可贵。中晚明知识人面向生民的惭愧与自省，自然具有针砭救时之意，但此类诗文毕竟不同于纯粹为黎庶代言之作。其所预期的阅读群体并非庶民，而是士人及为政者；观看视角与形诸文字的表达，则本于士人立场；书写的首要目的，亦非单纯记录与再现。故而，在诗体形式及语词选用上，并不着意以通俗明了的表达提升流传度，而是延续了典范文人诗的一贯特质，并突出表现为以偶对的工切与典故的运用，强化诗歌表意的隐含度。而伴随士人之风雅韵致出场的典型文人化表达，也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知识人自省与针砭现实的力度。

诗文经世与文章主理：因应之道的探求
中晚明知识人的惭愧书写，折射出民生艰难之世情与士人无耻之时风。个体的修身进德及参与社会治理之才具的养成，遂成为回应此一时局的适恰之策。而知识人的德行与才具，既生成于具体的所行之事，亦终需事件检验而证成，以故，对士人职分意识与理政能力的反复述说，即成为因应之道中一类重要的话语表达，并突出表现为对儒者身份的重新思考与定位。在漫长的士大夫政治演生史中，王充“儒生治本，文吏理末”的描述已难再适应近世对儒家知识人职分的要求。唐代的文儒与吏能之别，至两宋渐趋模糊，对于儒者任道兼任事、一身而二责的呼声渐高。南宋理学家善言“儒者之效”，其内涵在传统的通晓经义而外，亦包括对于地方社会的有效治理。这一对于儒者当内圣外王、明体达用的解读，在中晚明乃至清初的思想界得到了更为广泛的认同。身份定位上对经义兼治事的自我期待，见诸文学领域，即表现为诗文经世的努力。“惭愧自省—身份定位—职分重申—诗文经世”的理路，内化于明清思想与文学的转向之中。诗文经世，既可以是观念态度的表达，也可能是具体对策的提出。前者常见诸诗歌等韵文文体，后者则需借助议论、铺陈、说理等方式自由表达，故多见于奏议等散体文。士风与文风密切相关，在明中期以降的文字中，常可见将文风与士风视作一内部彼此影响之有机体的表达。知识人的惭愧与自省，也自然会引发对文风变革的思考。明末清初，众多儒家知识人不约而同地热衷于在文质论的框架之下，表达尚质抑文之意。在文变染乎世情、文风士风相互影响的理路之下，士风之诞谩无耻蔓延至文章领域，即以虚言巧饰曲尽文意，工于经营而忽视“理”与“实”。扭转文风，尚质理，黜华辞，也是促使士风重归于正的契机。明末张履祥对“天下文敝极矣，唯敦本尚实可以救之”的呼吁，可谓集中概括了明末清初知识人以惭愧与自省为起点，在文学领域提出的因应之道。“言理”是实现文章“敷陈理要、功利生民”的基本途径。这也意味着，伴随作为救时之策的“诗文经世”而出现在明末清初知识人文论话语中的，是对“文主于理”的热切呼唤。钱澄之、黄宗羲、彭任、魏禧、屈大均等知识人，均曾热衷于倡言“文以理为主”，此“理”在中晚明“言未尽事理，而以浮文从事”的政治实践以及明清易代的历史语境中，既包括义理的探讨，更指向对人情事理的洞察，以及务实经世的态度与能力。张宗祥论清代文学之肇始与“开国之元勋”，认为“与其归功于侯、魏诸人纯粹文学之士，不如归功于顾、王诸先生硕学之士”。因“倘仅就文求文，此正贼假衣服稗贩如来耳，遑有昇天成佛之望耶？”冷僧先生“假衣服稗贩如来”之喻虽不免苛责，然易代之间，亭林、船山其人其学的首要意义，正在于接续中晚明知识人“惭愧自省”的思考脉络，在重提“耻感”以挽颓风的语境中，救时以经世务实之学之文。此亦当为二子之于清初文学精神影响之最著者。以指事说理详当精切之法撰明道经世之文的理念，形诸文字，即对平正、贞刚乃至雄放文风的推重与践行。由是，侯方域、魏禧、邵长蘅等文士之于清初文风的转变，亦可在中晚明知识人“有愧斯民”的自省脉络中，寻得合理的解释与定位。

黄宗羲像

余论
诗文经世、文章主理与制度设计而外，明末清初日谱、自省录、省过会乃至善书运动与功过格的兴起，以及日常生活中对“礼”的重申，也折射出知识人在惭愧与自省中，或主动或被动寻求应对之法的若干尝试。中晚明知识人本于“牧民者”的立场所展开的“惭愧”书写，也折射出此一时期知识人面向地方的新动向。在中央权威失坠、原有格局不断受到冲击而终至瓦解的过程中，地方的重要性日益凸显。地方秩序的构建，一则仰赖乡绅自治，再则仰仗在地长官的有效管理。范景文论及晚明社会之变，云：“今宇内脊脊，盖多故矣。羽书旁午，征调繁兴，户鲜宁居，家无安堵。所赖郡县得人，弹压抚摩，得以维持，合之成一太平也。”地方“牧民者”的惭愧与自省，为此“一太平”的维系创造了潜在的可能。清初知识人延续了中晚明士人面向地方的思考，以“三代之治”为参照，提倡乡里宗族的基层治理与恢复古礼。而置身变局之中，清初知识人的惭愧，更夹杂了对文化的深刻感受。中晚明知识人的“惭愧”书写，源于这一群体对所处境遇的真切感受，诗文经世、文章主理观念的强化及明末清初文风之转向，则是知识人在自省中的尝试性回应。面向生民的“惭愧”不是目的与归宿，而是思“变”的起点。这也正是中晚明知识人惭愧书写的意义与价值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