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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中国寻根谈——从草鞋山人谈起

时间:2023-10-25 09:53:49  来源:经济观察报观察家  作者:刘刚  浏览: 分享:

 

文化中国寻根谈——从草鞋山人谈起

图为草鞋山考古遗址公园 

 

 

草鞋山文化遗存,最可贵的就在于,它保存了马家浜文化、崧泽文化、良渚文化以及后续文化的连续性,几乎跨越了从新石器时代,到青铜时代的江南史前文化样式的全部编年。

 

文化中国寻根谈——从草鞋山人谈起

文 / 刘  刚

 

文化中国原样式

 

文明起步一万年,从哪儿谈起?

 

若从陶器谈起,那我们可以谈到中国的仙人洞遗址,这里出土了约两万年前的陶器,迄今为止,它是人类最古老的陶器,若以之为文明的起点,放眼世界,中国迈开了文明的第一步。

 

仙人洞遗址的“仙人”,是最早进入“文明一万年”的一群人,一万年前,他们就会无中生有,最先烧制出具有人类仪式感的陶罐,创造出自然界不曾有过的伟大形式,当“仙人”已用陶罐煮肉时,全世界包括西亚两河流域,尚未点燃陶罐煮肉这把火。

 

仙人洞的“仙人”,以创造性劳动创造人自己,完成了“创造性进化”。人类进入“文明一万年”,熟食并不惊人,作为人类大脑进化的第一梯次,早在几万年甚至几十万年前就已经开始了,而用陶罐蒸煮熟食,则是以人的方式有尊严地处理食物的开始。

 

这一步,从中国走向世界,走了一万来年,走出了一个人类性的彩陶时代,这个时代在中国的代表,是仰韶文化。

 

从彩陶时代走出来,人类的文明开始了分化。

 

在西亚的两河流域,纷飞的战火,点燃了青铜文化;在东亚的两河流域,对细石器的审美导向,打磨出了玉文化。这两种文化,各以其物质属性——青铜和玉石,形成了不同的国家。青铜的暴力性和功利性,形成了与之相应的国家,同样,玉石的审美性和通灵性,也被纳入到国家的本质里,反映在国家的制度安排上。

 

青铜文化的出现,可以说是失乐园的开始,中国有幸,能独享玉文化,比西方国家多享有了一两千年的“岁月静好”。迄今为止,我们所见最早的玉文化,萌芽于中国东北地区,苏秉琦先生向我们介绍了从兴隆洼、渣海遗址出土的十几件红山文化玉器,以此为据,他道出了“上万年的文明启步”。

 

东北红山文化,以玉器为文化中国奠基,那时,距今已有8000余年,红山文化对玉材的认识、对玉的专业加工和专业化用途,已具有很高的专业水准和很高级的精神品位,给了苏秉琦以灵启,通过玉器考察文明起源,使他抓住中国文明起源的脉息。

 

玉的主人,那位牛河梁人,躺在坟墓里被出土了,他头枕玉管,胸前摆放着玉面兽,手握玉龟,脚踏玉物件。这样一番玉安排,表明他的安葬不光要安顿身体,还要安顿灵魂。瞧,他那一副骨架子多么舒展!可以想见,他生前该是如何矫健。这是一个从身体到灵魂都已安顿好了的人,也证明了人是万物之灵,是人的灵性给予死亡以尊严因而神圣。

 

死亡是人类最好的老师,面对死亡人或一问:我从哪里来,往何处去?人生的意义在此确立,时间的意识因之觉醒。

 

人会死,所以才需要不死的灵魂,所以才有对时间的安排——过去、现在、未来,以此,人类启蒙了历史的观念。历史,是时间的“过去时”,它记录了逝去的价值,又自证了死亡的意义,在形成传统密码时,沉淀为文化基因,构成了“进行时”的记忆底色,同时,也打下了“未来时”的胎记。

 

不要以为这是现代人才会有的意识,对于刚从自然界分离出来的远古初民来说,这些发生在眼前的实景变换,皆已沉潜于记忆,并发生联想,如初离母体,他们更熟悉落花、枯叶的死亡气息。对于他们来说,死亡的格局也许就是追随太阳庄严地落山。

 

在死亡的催促下,不确定成为人生的主流,因而生成人类独有的命运感,以此成就时间的行为艺术——创造自我。

 

有句话,叫做“劳动创造人”,这话没错,但不确切。因为,不是所有的劳动都创造人,动物性的劳动不会创造人,单凭自然进化和自然选择,也不足以成为人,惟有“创造性”的劳动以及与之相应的“创造性”进化,还有人类的自我选择,才创造人。而创造从审美开始,可以说,人类的审美活动是一切创造的源泉。以此,我们也可以确认,正是审美创造了人。

 

我们还可以确认,人类最高级的审美文化,是玉文化。正是在玉文化的基础上,中国成为了一个审美的国度,形成了基于审美共识达成文化认同的国家,我们把它称之为“文化中国”。

 

不但从“牛河梁人”身上,我们看到了由审美驱动的创造性进化的文明特征,更从良渚文化上,看到了文化中国体制的形成,期间,显示了红山文化经由海岱、江淮在江南的发展。

 

文明的行程,行至六千年前,终于起飞了。

 

从六千年到五千年,人类开启精神王国的速度加快了,催化出神性的审美热诚,促使初民的创造性进化大爆发,造成两条文明开化之路:先是彩陶之路,接着又开辟了玉石之路。彩陶之路,是一条向着人类性开放的文化道路,在东西方,在整个欧亚大陆上,彩陶文化以其人类性的立场,表现出世界化的模样。而玉器文化,则来到了文明转型的入口处,等待着国家起源的地理机会。

 

玉石之路的进展,先是从东北往东南,从红山文化出发,经由海岱地区大汶口文化、江淮之间凌家滩文化,来到江南,与崧泽文化合流,形成了良渚文化,玉润之光映照东南半壁。

 

玉从哪里来?从红山文化来,玉往何处去?往良渚文化去。良渚文化集中国玉文化之大成,集成为一种制度文明——礼制文明的元样式,集成为一个国家形态——文化中国原生态。

 

或许是来自天文星系的灵感,苏秉琦先生看到了“全新世大暖期”的中华大地上的“文化部落”,如“满天星斗”,一位有思想的考古者,一起笔就奠定了中国史前考古的基本格局。

 

他打开考古的“天窗”,举目天外,将史前文化遗址的满目“星罗”,划分为“中国早期六大文化区系”:以燕山南北长城地带为中心的北方,为红山文化板块;以山东为中心的东方,为大汶口龙山文化板块;以关中、晋南、豫西为中心的中原,为仰韶文化板块;以环太湖为中心的东南沿海,为良渚文化板块;以环洞庭湖与四川盆地为中心的西南部,为三星堆、石家河文化板块;以鄱阳湖-珠江三角洲为中心的南方,为仙人洞、石峡、吴城文化板块。

 

可见,良渚文化并非横空出世、一地突起,它在发展上,与六大文化区系的各个板块互动,其中或有其先驱者,或有与之并驾齐驱者,但它却以玉文化贯穿六大区系,开辟了一条从东南往西北的新的玉石之路,形成了一个以玉文化串联的良渚化世界。

 

良渚人往何处去?往昆仑山去,昆冈出玉。玉,关乎良渚人的财富与信仰,是良渚人的诗意和远方,从昆山到昆仑山,良渚人一路行去,担着玉文化的行囊。

 

他们先过长江,于海岱地区,与大汶口文化相遇,融合之,生成龙山文化;再渡黄河,进入中原,龙山文化与仰韶文化融合,产生了有“尧都”之称的陶寺文化;行至陕北,在农牧分界线上,同石峁文化结合;再经由河西走廊,到达甘肃齐家文化。就这样,他们在天南地北的山川大地上,踩踏出一幅文化中国模样。

 

可我们还是得再问一问其由来,最远的由来,我们已知其来自环渤海的红山文化,然而,最近的由来呢?没人这样问过,我们之所以要如此一问,是因为我们发现“上有天堂,下有苏杭”这句话,不但适用于有史以来的吴越春秋、汉唐风月和宋明往事,还适用于五、六千年以前的那个玉流的江南——史前文化中国。

 

草鞋山人的礼品

 

五千年前,我们已知良渚在“杭”,那么与之相应的“苏”呢?究竟有什么文化,居何遗址,在那个最讲究审美的时代,能与良渚文化交辉相映、竞相媲美的有吗?有的,我们发现,那是在崧泽文化群落里的一支,栖息于江南太湖一隅,起居于阳澄湖畔。

 

他们在湖畔栖居,留下一个六千年前的遗址,被人称作“江南文化标尺”。那是一个由人工堆砌起来的大土台子,临水而筑,为文明奠基,称之为“墩”,其形似鞋,或曰神仙放足于此,落鞋一只,故以“草鞋山”名之。想想六千年前,那些如庄子所言的“天放之民”,把他们放到民间传说中去,一说就说成了成神仙。

 

为什么这样说?因为他们还活着,非以身体的形态苟全,而以灵魂的风姿遗传,他们的风姿,活跃在口口相传的传说里,他们就活成了神仙,活在考古发掘的物质文明的遗产里,他们活成了遗址、遗迹、遗物,活成了我们的文明先祖——“草鞋山人”。

 

文明的历程,一万年前就开始起步,从“仙人洞人”到“草鞋山人”,一走就走了四千多年,一代接一代,一批又一批,唱着“大江东去”,从鄱阳湖顺流而下太湖。

 

也许那时就已经有了“一条大河波浪宽,风吹稻花香两岸”的稻作文明景象,在长江流域兴起六千年前的灌溉农业。

 

第一批“草鞋山人”,来自马家浜文化,他们是中国稻作文明的代表;第二批,来自崧泽文化,他们是江南玉作文明的先驱;第三批,来自良渚文化,他们用文化中国统一了史前吴越文化;第四批,来自马桥文化,他们是“文明的刺客”,当良渚文化的主流从玉石之路远游以后,他们逆袭了良渚文化,开始了文明转型。

 

这四批“草鞋山人”,从六千年前到四千年前,在草鞋山一带生息了2000多年,留下一个位于苏州东北角唯亭镇(今苏州工业园区)阳澄湖大道的遗址,遗址范围40.2万平方米,今已发掘的面积约为5000多平米,遗址土层11米,有10个文化叠层,五种文化类型,从最下面往上数,第十、九、八层,属于马家浜文化;第七、六、五层,属于崧泽文化;第四、三、二层,属于良诸文化和马桥文化,最上面的第一层,属于春秋时期的吴越文化。各层之间,层层相关,有着鲜明的文化连续性,为同一时期其他文化遗址所罕见。

 

这五种类型的文化人,其实,都是“草鞋山人”,他们共处于一方水土中,即使以马家浜、崧泽、良渚、马桥等文化层来命名,他们也还是“草鞋山人”,可以视为“草鞋山文化”的五个发展阶段,即便说他们来自马家浜、崧泽、良渚,但他们还是不属于外来人,他们同居于太湖流域和杭州湾地区,放大了来看,可以说他们是六千年前的“江南”人,五千年前的“苏杭”人,三千年前的“吴越”人,由此可见点缀文化的考古学命名,在文化上有局限性。

 

草鞋山文化遗存,最可贵的就在于此,在于它保存了马家浜文化、崧泽文化、良渚文化以及后续文化的连续性,几乎跨越了从新石器时代,到青铜时代的江南史前文化样式的全部编年。在太湖地区新石器时代遗址中,草鞋山遗址地层堆积最为丰富、时间跨度最为完整,并通过发掘,首次建立了马家浜文化→崧泽文化→良渚文化的史前体系,所以才有资格被誉为“江南史前文化的标尺”。

 

还有一种说法,或曰马家浜、崧泽、良渚文化乃一脉相承,实为祖孙三代,这样说来,难以确认,可谁让那三种文化在一个地方呆了两千年呢?呆着呆着,不知不觉,就呆出一个文明起源的家国样式,呆着呆着,那地方,便成了文明的乐园。

 

全新世大暖期,人类真有过那么一个黄金时代处于文明“脉动”的起点,还没有那么多的文化“颤动”互相干扰,六千年前的草鞋山文化,便是这样一个透着文明运势的“脉动”点。

 

草鞋山人的幸运,是由全新世大暖期带来的。

 

正是大暖期的到来,使亚热带变成了热带,温带变成亚热带,连寒带都变成了温带,这不光改变了温度和湿度分布的纬度,还使冰川化作大地上的河流湖泊,沙漠变成了草原和绿洲。

 

那时,长江三角洲的太湖流域平原,更是个富于文明“高蛋白”的鱼米泽国,它更像一块创造性进化的文明飞地。

 

那些鸢飞鱼跃、草木森蔚、江河湖泊纵横,其中蕴藏的食物之丰富,大自然提供的食物链之顺畅,皆不必说,就说说马家浜文化开发的水利工程和农业生产方式,如何超越自然,使人类摆脱了自然食物链束缚,凭着生产方式,实现经济增长。

 

农业生产方式的出现,表明人不仅从采集渔猎的自然食物链上解放出来,而且还开始从顺应自然走向征服自然,从万物之灵走向人的理性为自然立法。同时,农业文明的积累,为国家起源准备了经济基础。在采摘和狩猎的自然经济里,不会有私有财产出现,只有在农业生产方式的人的行为的经济里,才能以剩余价值的积累,形成私有财产,也正是由于水利工程所需要的社会化协作和农业生产方式带来的第一次经济增长,推动文明的进程,来到了国家起源的起点上,有了剩余价值,人类就从经济基础上开始了上层建筑。

 

而上层建筑需要一个有形的平台——“墩”。

 

太湖平原,地势低平,水网密布,人如何安居?位于杭州湾的河姆渡人发明了干栏式屋居,把房子建在树上,以避动物入侵或水患或潮湿。与河姆渡人不同,草鞋山人更上一层楼,他们开始在低洼地上夯土筑基,堆筑大型土墩,再在土墩上建宅造屋。

 

人工堆筑,平地而起,后来,良渚人沿用此法,筑就祭坛、王城,完成了上层建筑。遍布的土墩,亦如满天星斗,至今犹存,诸如虎丘千墩坟、昆山千墩镇、武进寺墩等。又因长江三角洲为冲积平原,地势低,原本就少见大山,故当地人习惯于把几千年前的人工堆筑的土墩称之为“山”,如赵陵山、张陵山、夷陵山等。

 

一座座土墩冒出水洼,若以水洼之地为经济基础,那么土墩之上的建筑便成为上层建筑,一些公共性建筑,如庙宇、祭坛等依次出现,开始缔造江南文化,成为江南文化标志。

 

马家浜文化遗存里,除了墩,还有“水田”,其稻作方式,有了灌溉系统,还有了“田”的划分和规模化的农业。“田”是一种生产方式,反映了对土地规划的要求,而“水田”则与灌溉密不可分,这有可能产生了治水的公共意识和公共的治水机构,也有可能,这里是中国治水的源头,最早的“大禹治水”或出于此。

 

稻作也是衡量草鞋山人幸福指数的一个指标。据说河姆渡人稻作农艺的收获,仅供喝粥,草鞋山人在马家浜文化时期是否可能吃上香喷喷的米饭呢?从出土的形制各异的陶釜这类食器上,似乎可以给出一个肯定的判断,这里的先民已经开始吃米饭了。

 

也就是说,河姆渡人还没有从大自然提供的食物链里走出来,大自然给他们提供的食品太丰富了,天上飞的,地下跑的,水里游的,他们通吃,从山吃到海,吃出一个山海经世界。他们偶尔也吃自己的稻作食品,但那是作为农艺品,而非农产品,农艺品的供应少之又少,河姆渡人只能喝粥。而农产品的产量大大增加,草鞋山人能吃米饭了,可以说是以大米为主食的第一人。

 

“第一个吃螃蟹的人”,这话是称赞那些喜欢向史无前例下手的人。可草鞋山文化里,没有留下他们六千年前“吃螃蟹”的遗存,却留下了他们“吃米饭”的遗存,要知道,六千年前“第一个吃米饭的人”比后来“第一个吃螃蟹的人”不知道要勇敢多少倍。什么叫“文明的试错”?这就是!“第一个吃米饭的人”,就是文明的试错者。

 

知道河姆渡人是如何消失的吗?很有可能,就是在农艺向农业转化的“文明的试错”中,被农业生产的病菌反噬了,在史前那一场吴越春秋的文明竞赛中,草鞋山人获得了成功。就这样,草鞋山人莅临国家起源的入口处,不但以稻作文化,为国体确立准备了经济基础,还以玉作文化,为国家建制提供了制度文明的样式。

 

耳饰玉玦在马家浜文化层出土了,玉作文化之于文明的历程,其文明样式经历了从人体向国体的进展,从人体饰物到国之礼器,在草鞋山人那里,这一进展从崧泽文化就开始了。

 

崧泽文化,上承马家浜文化,下启良渚文化,中间又吸收了凌家滩玉文化,从草鞋山遗址里发掘出相当规模的墓葬群,观其墓葬,从形制大小到随葬品多寡,可见其已然等级化。

 

马家浜遗存,随葬品以陶器为主。而崧泽遗存,墓主已富有到将玉钺和石钺、石斧随身携带,陪伴自己长眠地下。其中,最大一件石钺,韧部厚度,仅零点零二厘米,有如金属刀片,极其锋利,开显了初级王权,玉钺一件,磨制精细,也象征着王权。

 

良渚文化为江南史前文化高级阶段,距今约5300-4300年,其遗址遍布江浙,其文化影响则遍及中国的大江南北。

 

草鞋山人的良渚文化遗存,属于良渚文化早期,从大墓里出土大量玉器,既有与人体相关的饰物,如镯、珠、管、锥等,也有与国体相关的礼器钺、琮、璧,墓主显然是一位贵族。其中,玉琮、玉璧出土,解决了琮、璧出现的年代问题,此前,传世玉琮,可以追溯到西周,可草鞋山良渚文化遗存里,竟有9件玉琮,10件玉璧,不但将其问世上推到5000多年前,且因其功能,可知其文明形态,可以实物存在见证中国的国家起源。

 

以此可见,那件被人称之为“中华第一玉琮”的早期良渚文化遗存,是五千年前草鞋山人奉献给中国的最高礼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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