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里头文化为什么姓“夏”不姓“夷”?
文/刘 刚、李冬君
中国考古学一直在寻找能够代表夏朝的夏墟,就像殷墟能够代表商朝那样,找来找去,还是找到二里头文化来了。
因为受了王朝史观的影响,以为夏就是一个像商和周那样的王朝,其实,夏还在通往王朝之路上,要到了二里岗文化时期,由于汤革命,王朝才被一锤定音。
总之,夏还不属于一代王朝,还是个王朝进行时,而非王朝完成时,那进行时所呈现的,便是个“夷夏东西”的样子,而其所趋的路径及目标,则改“夷”为“华”,因此,我们认为的“夏”,原来就是个从“夷夏”到“华夏”所开的“花”——华,尚未结成王朝中国的果。
黑陶鼎,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出土,具有良渚文化风格
我们认为,其实二里头文化就是“夏”,但二里头文化不光有“夏”,还有“夷”,是个东西方文明对冲的大格局,不是用区区一个“夏墟”就能概括得了的。也就是说,二里头文化,可以说是“夏墟”,也可以说是“夷墟”,只是因为考古人也受了史官文化的影响,文化以“夏”不以“夷”,二里头文化就跟着王朝姓“夏”。
王朝修史,尚有南北朝的体例,而“夷夏东西”却有“夏”无“夷”。王朝姓“夏”不姓“夷”,可在文化中国里,“夷”出自本土,当为主体,龙山文化就来自“夷”。“戎禹”和“夷益”,“夏启”和“夷羿”,前赴后继,开辟了“夷夏东西”大格局。
国家是文明的最高形式,那些拥有国家观念的人,都爱这么说。相比之下,夏人比夷人,更重视国家,他们从西边来,不光带来了青铜文化,还带来了“国家”。
他们从山到海,以山为经,以河为纬,河流连山通海,流域形成“国家”。《山海经》里的“国家”,尚处于前“国家”的自发形态,考究起来,大抵有两类,一类为古国,相当于以血缘为纽带的氏族组织,还有一类是方国,是以地缘为聚落的氏族共同体,而正在形成的“华夏国家”,则从“合众国为一国”的文化中国,走向了王朝中国。
尧时,那位夷羿,曾经弯弓射日。本来,天上有十个太阳,应该轮流出场,就像合众国里的王,应该轮流执政一样。当十个太阳一起上,天地就成了烤箱,万物就要遭殃,当十个王都来争夺主权,就会天下大乱。在神话与历史交错的文化里,羿射九日的神话故事,有深刻的历史意义,实已预告了“天无二日,民无二主”的王朝中国来临。
可夷人未有王权“国家”的自觉,他们自居于夷,未居为夏,观念还在天下。所以,当王权“国家”来临时,他们退和让,他们的统一性还停留在文化中国上。夏,就是“国家”,夏人是有“国家”观念的“国人”,是“国家”制度里有身份的“国民”。而夷人却落伍了!从“国家”观念隐退,在“国家”制度里让位。
最早的网格纹铜鼎,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出土
后来,后羿代夏,也没有掌握“国家”,反而与“国家”疏离,不仅对王朝中国无所适从,连文化中国也失落了。夷为持弓之人,理应善射,而羿就是他们的代表。羿能射日,可见其矢,或为神矢。《说文》曰“羿”为鸟,特指鸟之两翼,扶摇直上,势若垂天之云,有如《庄子·逍遥游》所谓“鹏”也。也有人说,羿就是太阳神,他那神矢,就是太阳放射的光芒。总之,太阳之中,本有神鸟,《山海经》里,称“三足乌”,河姆渡遗址中,可见二鸟衔日图式,或曰为双凤朝阳。在良渚和龙山文化中,鸟天听天视,传达天命,也是代表天的天使,它们可以说是羿的原型。“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当然也根源于此。
夷夏相争中,羿的悲剧,宣告了“有祀无戎”的“玉帛古国”时代结束,使得自陶寺文化以来打着尧、舜旗号的文明共同体亦即文化中国的原型——“文邑”解体。一个追求王权的世袭制的王朝中国从二里头文化中冒头了,益、启之争,后羿代夏,少康复兴……直至汤伐桀,才以革命了结。
革命,使夷夏转变为华夏,夷转为华,戎转为夏,华代表文化,表现为文化中国,夏代表国家,王朝中国的正统地位终于被文化保守主义的夷人认同,从此得以确立。但是,即便如此,国家也不是最高存在,没有被绝对化,它还要受制于代表天命的“华”,而“华”,也就是那个以“汤武革命”为标志的天下。夷夏变华夏,夷人的文化理想,转化为天下观,夷人的文明样式,转化为礼乐制度,夏则拥有了王权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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