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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记》、《汉书》悲剧人物形象的写作比较

时间:2024-01-02 09:15:48  来源:  作者:徐金凤  浏览: 分享:

 《史记》、《汉书》中有许是关于多篇章是关于悲剧性人物传记的,比较研究这些悲剧人物传记,将有助于探讨撰写人物传记的经验和促进传记文学的发展。

这里所说的悲剧人物,是指上述两书中对社会发展和历史进步有过杰出贡献,却被迫自杀或惨遭杀害,或经历磨难而死的人物。司马迁、班固在。真实的展现了他们过早毁灭的过程中,着意展示了他们的内心世界,同时客观而有力的揭示了产生悲剧的原因或是由于反动腐朽的势力摧残造成的。或是由于封建统治集团内部互相残杀造成的,或是由于自身严重错误弱点造成的,而且这些原因往往是相互渗透的。马班二人写悲剧人物传记。都忠于历史真实,遵循实录原则。但《史记》在前,《汉书》在后。班固的《汉书》保留了《史记》的绝大部分原传,只是作了若干调整、删改和增补而已。尽管如此,两书仍有差异。现就悲剧人物的评价标淮、表现手法、语音艺术,究其异同。
一、从对悲剧人物的总体评价看,司马迁要比班固的评价高些,这突出体现在陈涉、项羽、韩信、李广这些人物身上。关键是取决于其进步的思想概念和历史见解。然而斑固却比司马汪更为重视贾谊和晁错的政论著作。
(1)从作者的著述主张中看其评价标准之界同。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阐明了撰著《史记》的意图,即“网罗天下放失旧闻,略考其行事,综其终始,稽其成败兴坏之纪,上计轩辕,下至于兹”,“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班固在《司马迁传》的“论赞”说:“刘向、杨雄博其群书,皆称迁有良史之才,服其善序事理,辨其不华,治其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 这也正是他们写作悲剧人物传记所遊循的原则。“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 和文直事核,“不虚美,不隐恶”的精神,始终贯串于悲剧人物传记之中,形成了这些人物传记的悲壮风格。通过比较,可以这么说,司马迁既忠于记载历史事迹,又重视人物传记的文学价值,而班固则更注面记述历史人物的事迹及其历史价值。
(2)从人物立传的体例,类型中看其评价标准之异同。《史记 •屈原贾生列传》与《汉书•贾谊传》,《史记•袁益晁错列传》与《汉书•袁盎晁错传》的体例、类型是相同的。因为《史记》是通史,所以就将怀才不週,自投泪罗的屈原和贾谊合传,而《汉书》是断代史,所以就给贾谊单独立传。不同之处有以下四点:1、司马迁将项羽列入“本纪”,并摆在《高祖本纪》之前。为什么要列入本纪呢?作者说:“项羽率领诸侯军消灭秦朝,而又封王侯,发布政令,近古以来从未有过。”又说“秦失其道,豪杰并扰,项梁业之,子羽接之,杀庆救赵,诸侯立之,诛婴背怀,天下非之”,(《太史公自序》),肯定了项羽在推翻秦王朝斗争中的功绩,他自称“西楚霸王”,有一段时间由他发号施令,所以列入“本纪”。司马迁将陈涉列入“世家”,他说“陈胜虽已死,其所置遣侯王将相竟亡秦,由涉首事也。”肯定了陈涉在反秦王朝斗争中的首功。而班固却将陈胜和项羽都降为“列传”,合并为《陈胜,项籍传》,虽说汉书没有“世家的体例”,“世家”可与“列传”合并。但从作者的论述中可以看出,司马迁的历史观比班固更为进步。2、司马迁单独为李广立传,名为《李将军列传》,而班固却把李广和苏建合在一起,名为《李广、苏建传》。司马迁只把苏建附在《卫将军骤骑列传》之内,由此可以吞出司马迁比班固更为重视李广。3、司马迁给韩信单独立传,名为《淮阴侯列传》,而班固却把韩信列入《韩彭英卢昊传》,变单传为多人合传,也不如司马迁高明。4、班固将《太史公自序》和《报任安书》合在一起,名为《司马迁传》,变自传体传记为人物单传,这是很有见地的。
(3)从他们的“论赞”中看其评价标准之异同。司马迁和班固都肯定了陈涉封立任命的王侯将相最后灭亡秦朝的功绩,但是,班固却删去“由涉首事也”一句。司马迁在《大史公自序》里再次说明为陈涉立传的意图:“桀、纣失其道而汤、武作,周失其道而《春秋》作。秦失其政,而陈涉发迹,诸侯作难,风起云蒸,卒亡杂族。天下之端,自涉发难。”从此中可看出,删去“由涉首事”一句不妥,因为在推翻秦王朝的过程中,陈涉起义确有“发难”之功。司马迁重视这一点,而且把它和汤、武革命相提并论,指出陈涉起义具有开辟新时代的意义。这正是班固所不及的。司马迁在《项羽本纪》中和班固在《陈胜项籍传》中的“论赞”是一致的,也就是说,班固是同意司马迁的论述的。只是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里对其撰写的意图作了再次表述,肯定了项羽“杀庆救赵,诸侯立之”的功绩,尖锐批评其过失。对手韩信,司马迁的篇末评论是这样的:“假令韩信学道谦让,不伐己功,不矜其能,则庶几哉,於汉家勋可以比周、召、太公之徒,後世血食矣。不务出此,而天下已集,乃谋畔逆,夷灭宗族,不亦宜乎!”在《太史公自序》里叉说:“楚人迫我京、索,而信拔魏、赵,定燕,齐,使汉三分天下有其二,以灭项籍。”而班固的“论赞”则是这样的:韩信等“皆徼一时之权变,以诈力成功,威得裂士,南面称孤。见疑强大,怀不自安,事分势迫,卒谋版近,终于灭亡。”这里司马迁和班固都肯定韩信是建立西汉的功臣。只是司马迁的评价更高,指出韩信在刘邦平定天下的过程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班固说韩信是由于能随机应变,“以诈力成功”而被封为诸侯王的。他们都认为韩信是因力量强大而遭猜疑的,终于被杀。司马迁表面上似乎是批评韩信不该谋反,而实际上是怀疑“天下已集,乃谋畔逆”的事实,表现了他的惋惜之情。对于贾谊,司马迁说:“及见贾生吊之,又怪屈原以彼其才,游诸侯,何国不容?而自令者是。读《鵩鸟赋》,同死生,轻去就,又爽然自失矣。”表现了作者对屈原的敬佩与同情。屈原和贾谊同传,因为才能和遭遇有相似之处,所以论屈原也就是论贾谊了。班固在传记的末尾是这样评论的:“刘向称“贾谊言三代与秦治乱之意,其论甚美,通达国体,虽古之伊、管未能远过也。使时见用,功化必盛。为庸臣所害,甚可悼痛。”追观孝文玄默躬行以移风俗,谊之所陈略施行矣。及欲改定制度,以汉为土德,色上黄,数用五,及欲试属国,施五饵三表以系单于,其术固以疏矣。谊亦天年早终,虽不至公卿,未为不遇也。凡所著述五十八篇,掇其切于世事者著于传云。”班固对贾谊的评价更为具体、全面,对其政论著述更为重视。司马迁在《太史公自传》中给晁错以崇高的赞誉,他敢于直言冒犯天子颜色,使皇上行事符合道义,从不顾及自身,为国家制定长远计划。而班固的论赞是这样的:“晁错锐于为国远虑,而不见身害。其父睹之,经于沟渎,亡益救败,不如赵母指括,以全其宗。悲夫!错虽不终,世哀其忠。故论其施行之语著于篇。”班固除了肯定晁错忠于西汉,为国远虑之外,还相当重视其政论著作。司马迁在李将军列传中说李广的忠“实心诚信于士大夫”,他是深受全军和老百姓爱戴的将军,即死之日,大家都为之哀悼。在《太史公自传》又说,李广勇于挡敌,仁爱士卒,号令不凡,师徒乡之。作者高度赞扬李将军勇敢作战、带兵仁爱、号令一行、军队服从等品质和作风。班固的论战增加了几句:“然三代之将,道家所忌,自广至陵,遂亡其宗,哀哉!”对李广、李敢和李陵祖孙三代的不幸遭遇深表同情。班固在《司马迁传》中的论赞,肯定了其著史记的成就,说“司马迁据《左氏》、《国语》,采《世本》、《战国策》,述《楚汉春秋》,接其后事,讫于天汉。其言秦、汉,详矣。至于采经摭传,分散数家之事,甚多疏略,或有抵梧。亦其涉猎者广博,贯穿经传,驰骋古今,上下数千载间,斯以勤矣”赞扬司马迁勤奋著述的精神,称赞史记是一部“录实”的著作,这些评价都是正确的,只是以下这些批评值得辨析。班固说:“又其是非颇缪于圣人,论大道而先黄、老而后六经,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述货殖则崇势利而羞贱贫,此其所蔽也”班固在传统的儒家思想的支配下,从三个方面指责司马迁及其《史记》“是非颇缪于圣人”。其实,司马迁对于黄老之学和儒家学说,是采取同样重视的态度的,所谓 “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那是将其父司马谈的看法硬安在司马迁的头上而加以批评。所谓“序游侠则退处主而进奸雄”和“述货殖则崇势利而羞贱贫”那是因为班固没有用心体察司马迁写作某些历史人物传记的意图而安下评语。
二,在处理史事和表现手法上,司马迁、班固都注重描写悲剧人物的主要事迹,差别在于前者以饱含同情的笔触描述人物事迹,重视其真实性、故事性、戏剧性和文学性,并十分注意刻画富有特征性的细节和悲剧性格,而后者则只侧重于事迹的真实性以及具有文史价值的资料,失却了不少传记文学的色彩。
(1)司马迁注重描与人物的主要历史事件和富有特征性的细节,而班固则侧重记述人物的主要事迹。写悲剧人物传记和写其他人物传记一样,都必领写好人物的主要历史事件和富有特征性的细节。从艺术致果来讲,悲剧人物对这一主要装现手法的要求更高。司马迁和班固都量视运用这一表现手法,而司马迁则更能自觉地注底发挥这一表现手法的文学性。项羽在短暂的一生中经历过三个最主要的历史事件,鉅鹿之战、鸿门宴、垓下突围。因此司马迁用了较大篇幅来写好这些事件,特别是鉅鹿之战。写了以上三个最主要事件,加上会稽起兵,分封诸候等,也就写出了项羽的一生。韩信是一位善于带兵的大将,在楚汉相中的几次重大战役中战功显著,因此作者十分注重描写他的将才。败魏取代,破燕收赵,击齐灭楚,以一个足智多谋的军事战略家形象出现。以上所写是他一生的主要事迹,开头部分写他早期贫穷不得志时的几个故事作为铺垫。最后写他屡遭猜疑的苦闷和惨遭冤杀的结局。写李广传记,司马迁则是采用主线和横断面结合的方法,以李广“善射”、英勇作战与“不遇时”为主线选取“上郡智诱胡兵撤离”,“雁门负伤施计脱脸”,“右北平治军有方” 等几个拨断面,着力描写了这位著名边将一生“于匈奴大小七十余战”的戎马生涯。敢后因被迫而引刀自杀。在记述人物的主要事件上,除了前面论及的共同性以外,司马迁和班固的最大差异在于,司马迁既重视记述人物主要事迹,也重视人物传记的文学性。而班固更多的是侧重于历史人物主要事迹的真实性。这一点以描述“鸿门宴”事件最为突出,班固只用156字来记载这个重大事件,其他人物有关文字记载散见于《高帝纪》.《张陈王周传》和《樊郦滕灌傅靳周传》。而司马迁却用了比班固多出十倍以上的文字来精心描写 “鸿门宴”,项伯告密,刘邦赶会、范增用计、张良解围、项庄舞剑.樊哙闯宴,责问项王等情节写得有声有色,脍炙人口。司马迁将“鸿门宴” 的主要部分放在《项羽本纪》里加以描写,这是合适的,同时买用“互见法”,把刘邦,张良,樊陰的有关文字又分别写人《高祖本纪》、《留侯世家》和《樊郦滕灌列传列传》。相比之下,司马迁所写的“鸿门宴”是不可多得的精彩章节,作为传记文学作品看待,班固实在不当如比删削。班固缺少司马迁那样的才气,他笔下的“鸿门宴”失去了传记文学的文彩。班固只注重“实录”史事的笔法在其他人物的事迹中随处可见,这里不多列举。
写悲剧人物传记,除了首先要写好人物的主要事迹之外,写好富有特征性的细节也是必不可少的。因为选择最有特征意义的具体感性的细节加以刻画,可以帮助塑造人物形象,使人物更具有形象性,使人物活动情节更具有故事性和戏剧性。它在人物的的整体活动中往往起到画龙点晴的作用。《陈涉世家》与陈涉少时受雇于人,在田陇上叹息“燕雀安知鸿鵠之志哉”,表现了陈涉是一个胸怀大志的人,预示着他和吴广敢于在大泽乡发动衣民起义,推翻秦王朝的统治。《项羽本纪》写项羽年青时和叔父项梁迁往吴地,看到秦始皇出游会稽的仪仗队,就说。“彼可取而代也。”这只有项羽才能说得出的话。这个细节不仅表现了项羽的直率性格和远大志向,而且还与后来在推翻秦王朝斗争中所建立的历史功绩和 自称“西楚霸王”相呼应。《淮阴侯列传》写韩信出任大将之前的一些小故事,如南昌亭长妻、漂母之怒、胯下之辱等,目的在于表现韩信是一位“能小忍而有大谋”的军事家。传记中富有特征性的细书,在人物活动的关键时刻,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比如吴广用“激将法”来使营尉当众每辱自己,以便顺势夺过剑来杀死营尉,表现了吴广的机智和勇敢。韩信平定齐国后,为了移定局势,向刘邦请求暂代齐王之位。刘邦因不理解而怒骂,后经张良“蹶足”提醒,便改口说信该封真王,表现了张良在关键时刻为刘邦出谋划策,和刘邦随机应变的才能。作者在亏人物的悲剧时,也往往注意细节的刻画。《项羽本纪》中的 “垓下之围” 是通过别姬、赠马,自刎等细节来刻画项羽的悲剧性格的。司马迁写晁错被杀之前,有这样一段文字,错父曰:“刘氏安矣,而晁氏危矣,吾去公归矣!”遂饮药死,曰:“吾不忍见祸及吾身。”当时的形势是严竣的。作者用错父的话,再次认证实晁错是忠于国家的,并预见到祸必危及晁错。在悲剧人物传记中,凡是司马迁所写的细节特征,绝大部分被班固保留了下米,然而也有被删节或修改得不好的,譬如在鸿门宴会上,当项庄拔剑起舞要杀害刘邦时,张良立即赶到军门叫来樊哙进来护卫,司马迁是这样描绘的:“哙即带剑拥盾入军门。交戟之卫士欲止不内,樊哙侧其盾以撞,卫士仆地,哙遂入,披帷西乡立,瞋目视项王,头发上指,目眦尽裂。”而班固在《陈胜项籍传》中却删节了这一部分文宇,即便在《樊郦滕灌傅靳周传》中也删去了“头发上指,目眦尽裂”的细节,这样删节就失去了樊哙此时此刻形象特征。又譬如司马迁描绘李广射猎,始则“中石没簇”,再则不能入石。而班固所写的是他日再射。这个细节修改的并不好,因为李广起先误视石头为虎,所以用尽力气才把整个箭头都射了进去。后来他知道那是石头了,就心理作用而言,已经不像起初那样拼尽全力。再说,再射的力气自然不像当初那么大了,这是合乎情理的。
(2)司马迁注重把人物放在矛盾沖突中,采用对比手法描绘富有故事性、戏剧性的精彩场面,而班固则侧重记载人物那些具有文史价值的资料。在司马迁的笔下,每个有戏剧性的故事和场面,都注重描叙矛盾冲突的发生,发展和解决的过程。如陈涉传记中的“大泽乡起义”,项羽传记中的“破釜沉舟”,“鸿鸡门宴”、“霸王别姬”,韩信传记中的 “萧何追韩信”、“背水阵” 和李广传记中的“下马解鞍”,“误杀霸陵尉”等等。从“错杀霸陵尉”的放事可见其艺术匠心之一斑。司马迁写道:有一天晚上,李广带了一个随从出游在外,画家时路过锅陵亭,“霸陵尉醉,呵止广。广骑日:“故李将军。”尉日:“今将军尚不得夜行,何乃放也!’止广宿亭下。”过了不久,皇帝任李广为右北平太守。他随即详求武帝滙许霸陵尉一起前往,一到军营,便把霸陵尉杀了。故事有头有尾,耐人寻味。司马迁是非常赞赏李将军的,然而这里如实写出事件的经过,宇里行间不无合有批评的意味。这世反唊了李广的胸怀有时还不够宽广。但是司马迁写矛盾冲突不是单纯地叙写过程始末,而是巧妙地采用对比的艺术表现手法。项羽形象描写得有血有肉,栩栩如生,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能把他和刘邦对照起来叙写。项羽是失收者的形象,刘邦是成功者的形象,项羽不善手用人,有的却是重武力轻智谋的策略,刘邦善于用人,有的是既斗力又斗智的策略,项羽有着妄自尊大、沽名轻敌的性格,刘邦却有着小心谨慎、机谋权变的性格等。对照的表现手法,世始终贯串于《李将军列传》之中,如李广和程不识的对比,李广和李蔡的对比,李广和卫青的对比,也亏子汉文帝称赞李广“惜乎!子不遇时!如今子当高帝时,万户侯岂足道哉”和汉武帝贬斥李广“数奇,毋令当单于,恐不得所欲”的对比,等等。司马迁甚至把《李将军列传》和《卫将军骠骑列传》也是对照起来叙写的。而止述有些悲剧人物故事,却被班固移入其他人物传记里,从传记文学角度看并不成功。《项羽本纪》写汉王用陈平之计离间项王与范增的关系,项王轻信,范增大怒乞归。班固将此故事移入《张陈王周传》。其实,还是司马迁的写法更高明些。因为“项羽中计”对于项羽来说是重大的失误,范增的离开和死亡,使项羽的处境十分不利。另外,司马迁这样写,还有一个对比的作用,即刘邦善用张良,陈平等,而项羽却不善用范增。但是这些都被班固忽略了,他在项羽传记里写范增之死只用数语一带而过。《淮阴侯列传》里载述了齐国辩士蒯通的言行,司马迁并未为他另行立传。这是因为蒯通的言行和韩信的几个主要事件都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班固将有关蒯通的言行另立《蒯通传》并不见佳,正如赵翼所说: “不知蒯通本非必应立传之人,载其语于《淮明传》,则淮阴之心迹见,而通之为辦土亦附见,史迁所以不更立《蒯通传》,正以明淮阴之心,兼省加无限笔器。班撰则转因此语而特为通作传,反略其语于韩信传中,是舍所重而重所轻,且开后世史家一事一传之例,宜乎后世之史月益繁也。”至于班固着重叙述历典人物事迹的问题,这从他的记载历史事件中,从他给人物立传的体例、类型中,从他对人物素材的删节或增补中,都可看出,这里不再赘述。
(3)司马迁用他饱含同情的笔调描写悲剧人物传记,并融入自己的所见所闻,而班固则是以儒家正统观点来裁述悲剧人物传记。本文所论的悲剧人物都是秦汉时期的人物,他们的悲剧遭遇引起司马迁的无限同情和极大关注。这是因为他自己也有过极为不率的遭遇。这种同情和关注贯穿于《项羽本纪》、《淮阴侯列传》、《屈原贾生列传》和《李将军列传》之中。正因如此,他详细描写了项羽兵败垓下,自刎乌江的过程;他在《淮阴侯列传》中通过精心结构和剪裁题材,写韩信蒙受谋反罪,三族惨遭杀害的事实;他把贾谊渡湘江时凭吊屈原的《吊屈原赋》收入其传记之中;他写李广在年过花甲之时,终因不甘受辱而自杀的悲壮场面;他写汉景帝因错杀晁错而追恨莫及。这些人物都是历史上有所建树,有所成就的。但是他们都因遭遇不幸而过早的死去了,这是多么的不公正而可惜。遥想司马迁的身世,他何尝不是如此,所以每当转载这些悲剧人物传记的时候。他就感慨万千,不由自主的流露出同情的笔调,因而这些悲剧人物传记也就写的格外感人。司马迁作为当代悲剧人物立传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将自己的所见所闻融入传记之中,这不仅可以增强人物传记的真实性和可靠性,而且也可以增强人物传记的形象性和感染力,如《项羽本纪》的 “吾闻之周生曰”,《淮阳侯列传》的 “余视其母冢”,《李将军列传》“余睹李将军悛鄙人”等。而这种写法正是班固所缺乏的。
三、在遣词造句和语言艺术上,司马迁笔下的语言生动、流畅,辞汇丰富,且善用民间谣谚,富于形象性和创造性,而班固笔下的语言质朴、简练、喜用古字,结构此较严谨,且注重运用历史文献资料。
(1)《汉书》注重史实和语言的谁确性。这突出表现于《贾谊传》和《晁错传》之中。和《史记》相比,《汉书•贾谊传》增添了数处政论著作的引文,《汉书•晁错传》也增添了致论著作的内容。班固更重视贾谊和晁错的政论著作是对的,因为贾谊和晁错的主要贡献和对后代的主要影响也在手此。《史记》说:《晁错为家令时,数言事,不用”。《汉书•晁错传》说。“孝文虽不尽听。然奇其材”。前者不确,后者淮确。因为晁错的有些话文帝还是听的,所以他才会被提拔到太子家令的重要职位上。《史记•李将军列传》说:“居无何,匈奴入杀辽西太守,败韩将军,后韩将军徙右北平。于是天子乃召拜广为右北平太守。”《汉书》说:“居无何,匈奴入还西,茶太守,败韩将军。韩将军后從居右北平,死。于是上乃召拜广为右北平太守。”这里班固作了个别改动,补充,特别在 “韩将军后 徙居右北平”后加一“死”宇,是正确的,这样上下文便顺理了。
(2)班固有些地方增补得好。《司马迁传》里斑固把《太史公自序》和《报任安书》合在一起,是有眼光的。这表明班固认为上述两篇都是自传体的文章,足以构成司马迁传。增补的主要部分是,在收录了《太史公自序》之后说:“迁之自叙云尔。而十篇缺,有录无书。”又说:“迁既被刑之后,为中书令,尊宠任职。故人益州刺史任安予迁书,责以古贤臣之义。迁报之曰”,以下便是《报任安书》的原文。“论赞”之前增添了以下几句话:“迁既死后,其书稍出。宣帝时,迁外孙平通侯杨惲祖述其书,遂宣布焉。王莽时,求封迁后,为史通子。”“论赞”则全是班間的创作。《史记•项羽本纪》里载述项羽在推翻秦王朝以后,心怀东归,“烹说者”。《汉书》改“说者”为“韩生”更为具体。《史记•淮阴侯列传》里叙述龙且评韩信的话。《汉书》這染了龙且的盲目自大,语言艺术效果更好。
(3)班固有的地方删节得好,有的删节得不好。《司马迁传》里班固在收录《太史公自序》时删节了自“昔西伯拘”到“思来者”一段,避免了和后文所引《报任安书》有关内容重复。《史记•李将军列传》里叙述李广任上谷太守,每天都要与匈奴交战,典属国公孙昆邪称赞“李广才气,天下无双”之后写道:“于是乃徙为上郡太守。后广转为边郡太守,徙上郡,尝为陇西、北地、雁门、代都、云中太守,皆以力战为名。”《汉书》删去“后广转为边郡太守”,等31字,不妥。因沙 “尝为” 以后的陇西、北地、雁门、代都、云中等郡显然应在任上郡太守之前,并非多余。《史记•李将军列传》在叙述李广引刀自刎之后说:“广军士大夫一军皆哭。百姓闻之,知与不知,无老壮皆为垂涕。”《汉书》删去“广军士大夫一军皆哭”一句,不妥。因为李广自杀而死,首先是全军将士皆哭,而后才是老百姓为他流泪。
(4)《史记》比《汉书》更注重语言的生动性和文学性。《汉书•李广传》在“广集请灞陵谓语句治军而斩”之后,增加了“尚书自臣谢罪”到“以陵右北平盛秋”一段文字。这里班固主要是引用汉武帝报李广书的内容,但与司马迁生动、流畅的语言并不协调。司马迁在《屈原贾生列传》中收入贾谊的《吊屈原赋》和《鵩鸟赋》并不收录其奏文,而班固在《贾谊传》中却既收入赋作又收入奏文,比较重视其文史资料价值。《史记》看重词赋,《汉书》则看重政论。
(5)班固有些地方并未改好。《史记。项羽本纪》是这样描画刘邦脱逃时的狼狈情状的:“汉王道逢得孝惠,鲁元,乃载行。楚骑追汉王,汉王急,推堕孝惠, 魯元车不,膝公常下收载之。如是者三。日‘虽急不可以驱,奈何弃之?,于是遂得脱。” 班固将这个细节移入《高帝本纪》,文字也有了改动的“汉王道逢孝惠、鲁元,载行。楚骑追汉王,汉王急,推堕三子。滕公下收载,遂得脱。”这里斑固删去 “常”字和“如是者三”几句,司马迁刻画刘邦为了争夺帝位而不顾骨肉亲情的无赖性格被削弱了。《太史公自序》述孔子作《春秋》是为了 “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以求实现儒家的理想政治。《汉书》删去了“天子”和“退”三字,改为“贬诸侯,讨大夫”,显然是为了维护封建正统思想和秩序而修改的,局限性更大。
以上我们从《史记》和《汉书》中悲剧人物形象的评价标准、表现手法和语言艺术等方面作了比较研究。从中我们可以得到这样的启示:要写好悲剧入物传记取决于 作家的才,学,识,而识是最为重要的。说代浏照載说:“文以识为主。认题立意,非识之高卓精审,无以中要。才,学,识三长,识为尤重。”正因为司马迁具有较进步的历史观和世界观,有高超的史识见解,广阔的知识学问和卓异的文学才能,所以,才有可能比班固更为恰当而正确地评价悲剧人物,才有可能比班固写作出更好的悲剧人物传记。尽管班固所处的时代在后,但他还是不能超越司马迁。虽然《汉书》在史学和传记文学上世占有一定的地位,然而它未能缘司马迁的传记文学成就那么辉煌,对后世传记文学发展的影响也未能象《史记》那么深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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