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权主义？女性主义？
身边越来越多人会问起：你是女权主义者还是女性主义者。事实上，我对这两个概念一直没有搞清楚过，遇到被逼问立场的时候，我会仅仅从字面意思上做回答：嗯……我应该是女性主义者吧。（毕竟这听起来温和很多）。
20世纪初中国知识分子引进feminism时，“女权主义”一词是标志着中国步入现代文明的褒义词。它怎样在20世纪中国的政治话语中演变成贬义词的？我们今天对于那一段被抹去的历史有什么样的责任？
“女性意识”、“性别意识”、“女性味”、“男子气”，这些词语在今日中国社会意味着什么?什么是“社会性别”?它同中国’‘现代性”和“全球化”有什么关系?它对理解当代社会中的男男女女有何意义?
旅美学者王政以跨文化女权主义视野和后结构主义方法，剖析这类常见词语所蕴含的复杂社会文化意义，揭示社会性别话语的变迁与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变革的密切关系。
另外国内的女权主义团体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他们做了什么，在文末有一个小归纳。欢迎补充、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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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nder的来源和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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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nder既是当代女权主义理论的核心概念，又是女权主义学术的中心内容。而在二十多年前，gender一词只能用于语法中，仅指词的阴阳性。因为汉语语法不区分阴阳性(这本身是个很有意思的文化现象)，所以没有对应词。
英汉词典里把语法中的gender译成性。gender这个冷僻的语法用词怎么会成为女权主义的关键词语的？
这同西方女权主义者，尤其是首先使用这词的美国女权主义者所处的社会文化背景密切相关。20世纪中叶，美国占统治地位的社会性别话语是“女性的奥秘”(弗里旦语)。意识形态和社会体制组织携手作出对女性的严密规范，即贤妻良母是正常女性的惟一生存方式。这套社会规范的科学理论基础是生物决定论，即贤妻良母的角色是由女人的生理差别所决定的，归根结底，性的差别(sexual difference)决定了女人的从属地位。
在这个背景下，60年代末出现的美国当代女权主义者冲击的重要目标是“生物决定论”。初期的一个重要步骤是区分生理性别(sex)和社会性别(gender)。
生理性别指婴儿出生后从解剖学的角度来证实的男性或女性；社会性别则是在社会文化中形成的男女有别的期望特点以及行为方式的综合体现。这个区分的目的是指出：妇女扮演的性别角色，并非如以前的社会学家和心理学家所说，是由女性的生理所决定的，而是由社会文化规范的；人的性别意识不是与生俱来的，而是在对家庭环境和父母与子女关系的反应中形成的；性别意识和性别行为都是在社会文化制约中形成的；生理状况不是妇女命运的主宰，男女性别角色是可以在社会文化的变化中改变的。
初期的女权主义者没有立即用gender来表述这种区分，而是用，sex role(性别角色)来指称社会对女性的规范。但因为sex role仍与sex(性别，性)有明显联系，社会学家最早开始使用这个词是为了强调性别角色是由生理性别规定的，而美国女权主义者要反抗的正是突出女性特征、把女性当性工具、把对女性的束缚建筑在女性生理上的文化统治，她们需要一个没有传统文化包袱的词来表达她们的新认识，所以在70年代上半叶，她们开始用gender来指称有关女人的社会文化含义。
这种把sex和gender区分的认识后来受到女权主义的质疑。新的认识不是回到生物决定论，而是指出在生理性别(sex)和社会性别(gender)之间划一条界线，会导致将生理性别看做是不受社会文化影响的、非历史性的、固定不变的特质。
同西方学术界解构西方二元对立的认识论相关，90年代的女权主义反对将自然与文化对立，反对将人的生物性和社会性对立；强调人作为一种生物，处处都印上了社会文化的痕迹，包括性。这类对sex和gender不断深入的讨论使社会性别理论日趋丰富和复杂。
二十多年来，gender社会性别已经发展成西方学术中的一个重要分析范畴，国际妇女运动中的一个重要概念。但是，在世妇会以前，我国学术界，甚至妇女研究界，对它的了解都是有限的。这一状况可能同社会性别理论的性质有关。同马克思主义创立的阶级概念相似，女权主义创立的社会性别概念也致力于探究一个被压迫群体——妇女——的历史与现状。但是，与阶级概念的诞生不同，社会性别概念不是产生于一个或几个人的著述，而是女权主义的集体创作。并且，这个创作没有事先规定的提纲和要求，而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Ulrike Rosenba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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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的缺陷和理解的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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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述对gender内涵简要的部分的介绍，我们可以看出目前我们使用的译词的不当。用“女性意识”来指称gender consciousness表达的是我们自己形成的观念，而没能转达gender在当代女权主义中的含义。
中文的“性别”二字同样包含了我们自己的文化意义，用“性别”来指称gender不仅对我们的理解造成限制也会产生概念的混淆。
在这儿，我想举一个例子来说明问题。
在国内妇女研究理论中有一个“有性的人”的提法。从作者对这个“有性的人”的阐述来看，许多用语同西方女权主义的语言很相似，如：“作为生物个体而相对独立的人，总是以其特定的性别身份存在于人类社会中。”“人总是以具体的‘性身份’见诸自然并参与社会，正是在人的具体的‘性身份’中，浓缩着‘自然’与‘社会’两大范畴。”
在这儿的“性别身份”如果是gender identity的译词，那么，这些话表达的是女权主义的gender观点，“有性的人”也应理解为gendered person。女权主义的gendered person的视角，确实是一种全新的对人的认识，“造成了哲学上的一种革命”。
但是，作者显然对“性别”二字作了出于自身文化背景的理解，即用“性别”在中文里常规的定义理解“性别身份”和“有性的人”，用英文来表述的话，就是sexual indentity和sexed person。
从而作者对性别身份的形成作了与女权主义社会性别观截然不同的阐述：“人是有性征的，抽象的人从来就不存在。有史以来，人，要么是男人，要么是女人，从降生的那一刻起，便先天地预示了他(她)的不同的生活道路，并因此造成了各不相同的行为方式和心态结构。”这个观点与“生物决定论”毫无不同。
对人是有性和性欲的认识也许是人类最古老的认识：食色性也。80年代以后中国知识分子对性知识的传播不外乎两种途径：发掘古人的和介绍西方的著述。中国人可以谈论性体现了政治上的宽松，并非哲学上的一种革命。
至于女人是有性欲和性的权利的观点，中国“五四”时期就有不少知识分子在大声疾呼。在经历了“文革”的性禁忌后，知识妇女对女性性权利的呼吁对打破传统文化中贞操观对女性的束缚有积极意义，但是，一方面，我们主张女人应有性的权利，另一方面，我们得警惕对女人与性的关系的界定。
强调女人性的属性，非但不是哲学上的革命，还可能重蹈覆辙，因为在中国漫长的历史中，绝大部分时期中的绝大多数女人的人生是由性来界定的。她们是为男人的家族传宗接代的生育机器，她们是男人的性工具。即使是在不准谈论性的那十年，这种根深蒂固的传统文化观念也从来没有铲除过。
80年代以后性行业的迅猛发展就是一个证明。在性的问题上，如果不是用社会性别制度和社会性别关系来分析现存的文化观念，而是用现存的语言，现存的观念来表述，那我们不仅不能打破无所不在的传统文化的网，还可能巩固它。
需要强调的是，正是基于这一认识，西方女权主义二十多年来发展了一套自己的批判语言，gender就是其中一个重要的词。
也正因为此，我们在翻译这个词和其他女权主义概念时应格外谨慎，要避免用饱含陈旧观念的语言来包装新的概念。我们面临的困难是：若是用现存的语言，比如“性别”来作为gender的对应词，必然夹杂了这个词在中文里的文化意义。
如上述的一系列例子所说明的，使用者一见“性别”二字，便会望文生义，产生出与gender在女权主义概念中不同的理解。若是生造一个词，好处是没有文化包袱，但是会让使用者有隔膜感，不易采纳，会影响这个概念的传播。
认识到这一困境，我主张用“社会性别”。这个词的好处是，两个词组是中文里常用的，不至于给人太大的距离感；两个词的组合却是以前从未出现过的，使人不能想当然地以自己的理解去套，而会产生一个问号：什么是社会性别？这种不带假设地提问是了解一个新概念的有利前提。
但这个词的缺陷是，依然用了载着文化包袱的“性别”二字，未能表达出gender所标志的西方女权主义的新突破。此外，四个字的词组显得累赘，不上口，不利于流通。
我希望今天的发言能引起妇女研究同行对这个词翻译问题的关注。我们需要群策群力，集思广益，为gender找更贴切的中文译词。同时，我们需要剖析各个词语的内涵，考察它们历史的演变，从中追踪中国社会性别观和社会性别关系的变化，并在对我们的历史和现状具体的分析中确定我们对变化纷繁的事物的立场和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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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eminism，女性主义、女权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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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个典型例子是feminism，该词在汉语中一般译为“女性主义”或“女权主义”，本集译者们在选择feminism的译词问题上争论激烈。我们在此简要地介绍一下译者的各种意见，以利于读者了解翻译概念词汇之复杂性。
首先，所有的译者都认为“女性主义”和“女权主义”两个词都不是对feminism的恰当翻译。feminism有别于各种“主义”，它不是由几条定义和一系列连贯的概念组成的一种固定不变的学说，更不是排斥异己、追求占据思想领域中霸权地位的“真理”，而是一个开放的、动态的、涵盖面极广的、各种思想交锋、交融的场所。
它历来同时包括理论与实践。“主义”二字已是不准确，而“女性”、“女权”则更是未能表达feminism的丰富内涵和社会文化改造的宏大目标。
有鉴于此，有的译者建议将feminism译成“妇女解放思想”，来表达集体形成的各种各样对妇女解放的理想、建议、设想和理论，表现广泛的民主参与和参与者创造新思想的能动性以及突出feminism转变人的思想意识提高觉悟的作用和目标。
如果仅仅是孤立地比较，“妇女解放思想”一词确实比“女性主义”或“女权主义”都要准确得多，但是在中国特定的背景中，它不是一个新词。
中国共产党在建党后不久就开始使用“妇女解放思想”一词来标明自己同feminism(女权主义)的区别，“无产阶级妇女解放思想”、“马克思主义妇女解放思想”、“毛泽东妇女解放思想”早已是中国政治话语中具有特定意义的熟悉词汇。
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若用“妇女解放思想”来指称feminism，不一定能达到传
达feminism宽泛含义的目的，相反，可能会造成误解。
在没有更好的译词的情况下，绝大多数译者在“女性主义”或“女权主义”两者之间作了选择，个别译者用“女权/女性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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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张用“女性主义”的译者认为：
一、“女权主义”的“权”字作“权利”、“权力”解，但是feminism并非是简单的女性向男性争取权利或权力，而是改造男子中心的等级制文化和社会体制，消除对妇女及其他受压迫社会群体的经济、社会及政治上的歧视的深刻广泛的斗争。
20世纪初中国刚引进feminism时，鉴于当时欧美妇女的争取选举权运动和早期的妇女权利运动，我们用“女权主义”一词是可以理解的；但在今天feminism的理论和实践都已有了很大发展之时，仍用“女权主义”便显得狭隘过时。
“女性主义”则因其强调女性的视角而比较宽泛灵活。
二、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内一些妇女研究者选择了“女性主义”一词为feminism的译词，同时又出现了“女权主义”来指称西方的feminism、用“女性主义”来指中国妇女的理论与实践活动的现象。
这一现象隐含着一种将中国妇女的实践同国际妇女运动的实践作非历史性的、本质化的区别的倾向。译者们担心这种将中外妇女差异本质化的倾向会在国内妇女研究者与国际同行的交流中造成思想障碍。
为了避免加强这种无益的二分法，我们应将国外的妇女理论实践也译作“女性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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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用“女权主义”的译者对上述意见既有赞同之处又有不同看法：
一、她们同样不希望加强上述的二分法，但是认为可以用对国内的feminism也称“女权主义”的办法来解决。
二、她们强调应关注词语变化背后的历史、政治、社会意义。词语含义的变化不是自动发生的，而是在各种政治力量和社会群体的斗争较量中出现的。
20世纪初中国知识分子引进feminism时，“女权主义”一词是标志着中国步入现代文明的褒义词。它怎样在20世纪中国政治话语中演变成贬义词的？我们今天对于那一段被抹去的历史有什么样的责任？
出于对这些问题的思考，她们主张用“女权主义”一词来表示对feminism在中国的历史的肯定和继承。
三、当代国际妇女运动丰富发展了妇女权利概念，强调妇女权利也是人权。在这个新的概念和斗争实践中，争取妇女权利已远远不仅是争同男子一样的政治权经济权，而包括反对一切由男子中心等级文化对妇女的暴力、残害和剥夺。同时国际妇女运动还广泛传播了“妇女赋权妇女”(Women empowerWomen)的概念(参阅《英汉妇女与法律词汇释义》，谭兢嫦、信春鹰主编，1995)。
在这个历史背景中，我们也可以对“女权”二字作新的阐释，即可作“妇女的人权”和“使处于底层的广大妇女具有权力和力量”(empowerment)解。
“女性”二字则不能表达如此鲜明的政治态度。“女性主义”在中文里具有文化和学术的意味，但是feminism是起源于社会政治斗争的，理论和学术是这个斗争的一部分。我们的译词应表现其作为改造社会的一种政治力量的含义。
四、剖析“女性主义”一词80年代在中国出现的历史背景，她们注意到该词的使用同国内流行的本质先于存在的妇女观的密切关系。
此外，“女性主义”一词本身就有本质先于存在之嫌，它意味着生理上的女性天然具有独特一致的立场角度。尽管在西方的feminism中也有持本质主义观点的，但那不是主要的倾向，相反是近年来feminism理论所竭力反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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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女权/女性主义”的译者则认为：
该词可以表现feminism的不同意义及对它的不同理解，能反映feminism的历史构成状况；既然在后现代后殖民主义的今日世界中，混合杂交身份已日益成为一种常态，我们也不必追求划一单纯的译词来表现复杂的事物；相反，应看到翻译本身是文化与语言差异通过译者进行磋商较量的过程，是一种改变现状的过程，这个过程不应让“简洁”的译法给掩盖了。
译者们的各种观点反映了各人对女权主义理解的侧重点的不同以及策略考虑的不同。我们在本译文集中采纳了表达这些不同的多种翻译法，以表现我们这个女权主义群体的多样性。
只是要请读者注意，“女权主义”、“女性主义”和“女权/女性主义”的英文词是一个：feminism。
它于19世纪末出现于法国(作féminisme)，被用作“妇女解放”的同义词。然后传人英国及其他欧洲国家和部分拉美国家，1910年以后在美国流传开，非英语国家包括中国也在20世纪初期开始流传feminism一词。
这是一个具有一个多世纪历史的老词，有它自己的历史延续性，只是这一个多世纪以来、尤其是近三十年以来全世界女权主义者的不懈努力和无畏开拓，使这个词的内涵急剧扩大，才造成了我们翻译的困难。谨希望本译文能丰富中国读者对这一历史悠久、影响深远的外来词的认识，并欢迎读者参加我们对译词的讨论。
王政简介
1952年生于上海，1968年下乡到上海郊区长征农场。1982年初毕业于上海师范大学。留校任外语系教师。1985年9月赴美留学，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获美国史硕士学位和中国近代史博士学位。曾在斯坦福大学从事研究工作，目前在美国密歇根大学妇女学中心任教，是海外中华妇女学学会的初创成员之一。研究领域为美国妇女史，中国近现代妇女与社会性别史以及全球女权主义活动。专著有《女性的崛起：当代美国的女权运动》，当代中国出版社，1995 ；Womenin the Chinese Enlightenment： Oral and Textua Histories(《中国启蒙时期的女性：口述与文本的历史》)，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1999。致力于介绍女权主义学术，编有《社会性别研究选译》(王政、杜芳琴主编，三联出版社，1998），《社会性别》，杜芳琴、王政主编，天津人民出版社，2004)任“发展中国的妇女与社会性别学”课题组项目问和国际联络人：香港中文大学、中华女子学院和密歇根大学联合主办的中国首届妇女学研究生班负责人。
上文摘选自《越界：跨文化女权实践》（王政 著，天津人民出版社，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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